吴谢宇上诉已被受理，律师称二审将申请精神鉴定，庭审结果改变的可能性大吗？
吴谢宇案的上诉情况以及二审可能出现的变数，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牵动人心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详细分析：
1. 案件的基本情况回顾：
一审判决： 吴谢宇因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法院认为其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
一审的几个关键焦点：
杀人动机： 一审法院认为，吴谢宇杀害其母亲的动机是“为挣脱母亲的控制，寻求个人自由”，但同时指出其动机并非完全为了获得巨额赔偿金（诈骗所得）。
犯罪手段： 采取了包裹尸体、伪造亲友信息等一系列行为，显示出其预谋和冷静。
后续行为： 包括诈骗以及买卖身份证件等，都加剧了其社会危害性。
精神状态： 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提及了对吴谢宇精神状态的鉴定，但最终并未采纳其辩护人关于精神无责的主张，认为其作案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2. 上诉的法律程序和可能性：
上诉的权利： 根据我国法律，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有权依法提起上诉。吴谢宇及其辩护人提起上诉，是其合法权利。
上诉被受理： “上诉已被受理”意味着二审法院已经启动了审理程序，这属于正常的法律程序，不代表二审结果必然会改变。
二审的审理范围： 二审法院会对一审的判决进行全面审查，包括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量刑是否恰当等。但一般来说，二审在事实认定的基础上，更侧重于法律适用和量刑的审查。
3. 律师申请精神鉴定的意图和影响：
申请精神鉴定的目的： 律师申请精神鉴定，通常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挑战刑事责任能力： 希望通过精神鉴定证明吴谢宇在作案时可能存在精神障碍，导致其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受损，从而可能影响其刑事责任的认定，例如主张精神病的“无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或者“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影响量刑情节： 即使鉴定结果表明其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但某些精神因素或心理状态的描述，也可能被辩护人作为酌定从轻情节来争取更轻的量刑。
争取从轻判罚： 尽管一审已判死刑，但在二审中，辩护人仍会尽一切可能为被告人争取权益。
精神鉴定的重要性：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犯罪，但其在发作期不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即使是精神病人，如果在非发作期，或者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仍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证据作用： 精神鉴定意见书是一种重要的证据，其结论会直接影响到法官对被告人刑事责任能力和量刑的判断。
关键在于“新证据”和“鉴定机构的权威性”：
新证据： 如果律师能够提供新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例如新的精神病史记录、目击者证词等）来支持进行重新精神鉴定，那么法院采纳的可能性会增加。
鉴定机构： 鉴定机构的权威性和专业性至关重要。如果是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经过严格程序的鉴定报告，其效力会更强。
一审已进行精神鉴定： 需要注意的是，一审法院很可能已经进行过精神鉴定。律师此时提出申请，可能是对一审鉴定的结果不满意，或者发现了新的线索，希望通过新的鉴定来推翻或挑战一审的认定。这使得二审申请精神鉴定的难度可能增加，法院是否会再次启动鉴定，需要综合考量。
4. 庭审结果改变的可能性分析：
要评估庭审结果改变的可能性，需要考虑多个因素：
一审事实认定是否清晰？
如果一审在事实认定上存在明显错误，例如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等，那么二审改判的可能性会增大。但吴谢宇案的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方面似乎有较多的证据支持，尤其是在其杀害母亲后一系列的伪造行为。
法律适用是否恰当？
二审会对一审的法律适用进行审查。如果一审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例如对某些罪名的定性不准，或者适用的法律条文错误，那么二审可能进行纠正。
量刑是否畸重或畸轻？
这是二审最常见的审查重点之一。如果辩护人能有力地证明一审量刑过重，或者存在可以从轻的情节，则有可能影响最终判决。
新证据（尤其是精神鉴定）的影响：
如果二审准许并重新进行精神鉴定，并且鉴定结果确实表明吴谢宇在作案时存在严重的精神障碍，导致其辨认或控制能力丧失，那么即便事实清楚，也可能出现“因精神病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或者在量刑上大幅减轻。
然而，请注意，即使吴谢宇患有精神疾病，如果其在作案时并非精神病发作期，或者其精神疾病并不影响其辨认或控制行为的能力，那么他仍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重罪”与“轻罪”的界限也可能被关注。 虽然吴谢宇犯有故意杀人罪，但其诈骗和买卖身份证件罪的量刑是否与故意杀人罪一并考虑，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整体的量刑，也是一个可以辩论的空间。
社会公众情绪和舆论的影响：
尽管法律审判应独立于公众情绪，但在一些影响广泛的案件中，社会舆论有时也会间接被考虑。吴谢宇案因其极端性和恶劣影响，公众对其判决结果普遍认同死刑。这使得任何可能导致大幅度减轻刑罚的理由（如精神鉴定）都需要非常充分和具有说服力，才能改变社会公众的认知和法院的判决方向。
死刑的适用标准：
我国对于死刑的适用有严格的标准，即“罪行极其严重”、“基本都是罪大恶极”等。吴谢宇的犯罪行为，特别是其杀害母亲的冷酷和后续行为，符合“罪行极其严重”的描述。因此，如果一审认定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重大瑕疵，二审直接推翻死刑判决的可能性相对较低，除非有足以动摇一审定罪量刑的关键新证据或法律解释。
5. 律师申请精神鉴定的成功率和可能的结果：
是否准许精神鉴定： 二审法院是否准许重新鉴定，取决于律师提交的申请是否具有充分的理由和新的证据支持。如果仅仅是重复一审已提出的论点，法院驳回申请的可能性较大。
鉴定结果的可能性：
可能性一（可能性较低）： 鉴定结果显示吴谢宇在作案时有严重的精神障碍，不负刑事责任。这将导致判决结果可能完全改变，从死刑直接转为免予刑事处罚或较轻的刑罚。
可能性二（可能性中等）： 鉴定结果显示吴谢宇患有精神疾病，但影响程度有限，例如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这种情况下，虽然仍需承担刑事责任，但法院可能会在量刑上有所考虑，例如从死刑改为死缓或无期徒刑。
可能性三（可能性较高）： 鉴定结果再次确认吴谢宇作案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或者其精神状况并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要素。在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很可能维持原判。
其他辩护方向： 除了精神鉴定，辩护律师还可能在其他方面进行辩护，例如：
程序性辩护： 质疑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
证据采信辩护： 质疑部分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或关联性。
量刑情节辩护： 争取新的酌定从轻情节。
总结来看，吴谢宇案上诉并申请精神鉴定，为二审结果带来了一定的变数。
庭审结果改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大不大”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
新的精神鉴定是否能够成功启动？ 这取决于律师提交申请的理由是否充分。
如果启动，新的鉴定结果是否能推翻一审对吴谢宇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 并且，这种推翻的程度有多大？
一审事实认定是否存在其他重大瑕疵？
总体而言，鉴于一审判决涉及的犯罪事实明确、证据充分，且公众关注度极高，如果新的精神鉴定结果不能提供革命性的证据来推翻其刑事责任能力，或者在其他方面的辩护难以动摇一审判决的基础，那么二审维持原判（死刑）的可能性仍然是比较大的。
然而，法律审判的魅力在于其严谨的程序和对证据的充分考量。律师的努力，特别是如果能带来新的、有说服力的证据，确实有可能对案件的走向产生影响。我们只能等待二审法院的审理结果。
1. 案件的基本情况回顾：
一审判决： 吴谢宇因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法院认为其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
一审的几个关键焦点：
杀人动机： 一审法院认为，吴谢宇杀害其母亲的动机是“为挣脱母亲的控制，寻求个人自由”，但同时指出其动机并非完全为了获得巨额赔偿金（诈骗所得）。
犯罪手段： 采取了包裹尸体、伪造亲友信息等一系列行为，显示出其预谋和冷静。
后续行为： 包括诈骗以及买卖身份证件等，都加剧了其社会危害性。
精神状态： 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提及了对吴谢宇精神状态的鉴定，但最终并未采纳其辩护人关于精神无责的主张，认为其作案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2. 上诉的法律程序和可能性：
上诉的权利： 根据我国法律，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有权依法提起上诉。吴谢宇及其辩护人提起上诉，是其合法权利。
上诉被受理： “上诉已被受理”意味着二审法院已经启动了审理程序，这属于正常的法律程序，不代表二审结果必然会改变。
二审的审理范围： 二审法院会对一审的判决进行全面审查，包括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量刑是否恰当等。但一般来说，二审在事实认定的基础上，更侧重于法律适用和量刑的审查。
3. 律师申请精神鉴定的意图和影响：
申请精神鉴定的目的： 律师申请精神鉴定，通常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挑战刑事责任能力： 希望通过精神鉴定证明吴谢宇在作案时可能存在精神障碍，导致其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受损，从而可能影响其刑事责任的认定，例如主张精神病的“无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或者“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影响量刑情节： 即使鉴定结果表明其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但某些精神因素或心理状态的描述，也可能被辩护人作为酌定从轻情节来争取更轻的量刑。
争取从轻判罚： 尽管一审已判死刑，但在二审中，辩护人仍会尽一切可能为被告人争取权益。
精神鉴定的重要性：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犯罪，但其在发作期不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即使是精神病人，如果在非发作期，或者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仍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证据作用： 精神鉴定意见书是一种重要的证据，其结论会直接影响到法官对被告人刑事责任能力和量刑的判断。
关键在于“新证据”和“鉴定机构的权威性”：
新证据： 如果律师能够提供新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例如新的精神病史记录、目击者证词等）来支持进行重新精神鉴定，那么法院采纳的可能性会增加。
鉴定机构： 鉴定机构的权威性和专业性至关重要。如果是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经过严格程序的鉴定报告，其效力会更强。
一审已进行精神鉴定： 需要注意的是，一审法院很可能已经进行过精神鉴定。律师此时提出申请，可能是对一审鉴定的结果不满意，或者发现了新的线索，希望通过新的鉴定来推翻或挑战一审的认定。这使得二审申请精神鉴定的难度可能增加，法院是否会再次启动鉴定，需要综合考量。
4. 庭审结果改变的可能性分析：
要评估庭审结果改变的可能性，需要考虑多个因素：
一审事实认定是否清晰？
如果一审在事实认定上存在明显错误，例如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等，那么二审改判的可能性会增大。但吴谢宇案的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方面似乎有较多的证据支持，尤其是在其杀害母亲后一系列的伪造行为。
法律适用是否恰当？
二审会对一审的法律适用进行审查。如果一审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例如对某些罪名的定性不准，或者适用的法律条文错误，那么二审可能进行纠正。
量刑是否畸重或畸轻？
这是二审最常见的审查重点之一。如果辩护人能有力地证明一审量刑过重，或者存在可以从轻的情节，则有可能影响最终判决。
新证据（尤其是精神鉴定）的影响：
如果二审准许并重新进行精神鉴定，并且鉴定结果确实表明吴谢宇在作案时存在严重的精神障碍，导致其辨认或控制能力丧失，那么即便事实清楚，也可能出现“因精神病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或者在量刑上大幅减轻。
然而，请注意，即使吴谢宇患有精神疾病，如果其在作案时并非精神病发作期，或者其精神疾病并不影响其辨认或控制行为的能力，那么他仍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重罪”与“轻罪”的界限也可能被关注。 虽然吴谢宇犯有故意杀人罪，但其诈骗和买卖身份证件罪的量刑是否与故意杀人罪一并考虑，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整体的量刑，也是一个可以辩论的空间。
社会公众情绪和舆论的影响：
尽管法律审判应独立于公众情绪，但在一些影响广泛的案件中，社会舆论有时也会间接被考虑。吴谢宇案因其极端性和恶劣影响，公众对其判决结果普遍认同死刑。这使得任何可能导致大幅度减轻刑罚的理由（如精神鉴定）都需要非常充分和具有说服力，才能改变社会公众的认知和法院的判决方向。
死刑的适用标准：
我国对于死刑的适用有严格的标准，即“罪行极其严重”、“基本都是罪大恶极”等。吴谢宇的犯罪行为，特别是其杀害母亲的冷酷和后续行为，符合“罪行极其严重”的描述。因此，如果一审认定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重大瑕疵，二审直接推翻死刑判决的可能性相对较低，除非有足以动摇一审定罪量刑的关键新证据或法律解释。
5. 律师申请精神鉴定的成功率和可能的结果：
是否准许精神鉴定： 二审法院是否准许重新鉴定，取决于律师提交的申请是否具有充分的理由和新的证据支持。如果仅仅是重复一审已提出的论点，法院驳回申请的可能性较大。
鉴定结果的可能性：
可能性一（可能性较低）： 鉴定结果显示吴谢宇在作案时有严重的精神障碍，不负刑事责任。这将导致判决结果可能完全改变，从死刑直接转为免予刑事处罚或较轻的刑罚。
可能性二（可能性中等）： 鉴定结果显示吴谢宇患有精神疾病，但影响程度有限，例如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这种情况下，虽然仍需承担刑事责任，但法院可能会在量刑上有所考虑，例如从死刑改为死缓或无期徒刑。
可能性三（可能性较高）： 鉴定结果再次确认吴谢宇作案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或者其精神状况并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要素。在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很可能维持原判。
其他辩护方向： 除了精神鉴定，辩护律师还可能在其他方面进行辩护，例如：
程序性辩护： 质疑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
证据采信辩护： 质疑部分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或关联性。
量刑情节辩护： 争取新的酌定从轻情节。
总结来看，吴谢宇案上诉并申请精神鉴定，为二审结果带来了一定的变数。
庭审结果改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大不大”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
新的精神鉴定是否能够成功启动？ 这取决于律师提交申请的理由是否充分。
如果启动，新的鉴定结果是否能推翻一审对吴谢宇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 并且，这种推翻的程度有多大？
一审事实认定是否存在其他重大瑕疵？
总体而言，鉴于一审判决涉及的犯罪事实明确、证据充分，且公众关注度极高，如果新的精神鉴定结果不能提供革命性的证据来推翻其刑事责任能力，或者在其他方面的辩护难以动摇一审判决的基础，那么二审维持原判（死刑）的可能性仍然是比较大的。
然而，法律审判的魅力在于其严谨的程序和对证据的充分考量。律师的努力，特别是如果能带来新的、有说服力的证据，确实有可能对案件的走向产生影响。我们只能等待二审法院的审理结果。
网友意见
不是给他洗，我只想说句，能杀亲妈的，有几个正常的？
一、自己办过一些死刑的案件，按照《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四）被告人有刑事责任能力。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一项标准的把握，各地掌握似乎差别还挺大的，有的地方只要是涉及死刑案件，尤其是故意杀人案件，在侦查环节一律做精神疾病鉴定，以避免后续在审查起诉或者庭审阶段再纠结这个问题，有些地方则是视情况而定，根据外围证据，如证人证言、家庭遗传等认为不具有精神疾病可能的犯罪嫌疑人不在侦查阶段进行精神疾病鉴定。从已有的判决来看，福建省应该是后者。老实说，在看到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以为本案是做了精神疾病鉴定的，倒不是认为吴谢宇有精神疾病的可能，只是说这种关注度，又是杀母案，做个鉴定从整个司法环节来说是最保险的。
二、作为非医学专业人员，但同时办理过几件强制医疗、也碰到过一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案件的司法从业人员。我个人是觉得精神疾病鉴定是一个很玄的过程，不是说把人拉过去，机器一测量就能产生结果的，精神疾病的认定是一个相当需要主观经验的过程。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不同鉴定机构对于相同情况给出截然相反的认定，如陈玉芳故意杀人案。但是此类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嫌疑人在其生活过程中长期出现异于常人的表现。
三、有些国家或者地区，仅仅赋予了医生对于精神疾病客观描述的权利，至于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则交由法官裁判，但是对于物具有医学背景的法官来说，很多时候做出这种判断是相当困难的，以至于在我国责任能力的认定实际上还是交由鉴定机构负责，以至于有一种说法，叫做穿白大褂的法官。
四、根据《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刑事案件被鉴定人责任能力的评定：被鉴定人实施危害行为时，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严重的精神活动障碍，致使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从吴谢宇作案后处理尸体、逃离现场、实施诈骗、回答问题时的逃避回答的过程再加上其家族未有精神疾病的历史，其本人长期的生活学习过程也是非常正常的，极难认定其不具有辨认及控制能力。
不能说有了反常就怀疑其具有精神病，杀人犯没有几个不反常的，更不能将偏执、狂热、焦虑、抑郁也想当然的当做精神疾病的一种，实际上二审开庭，如果真的允许进行精神疾病的鉴定，辩护人再请几个专家辅助人，围绕所谓偏执、焦虑是否属于精神疾病去论证的话，整个庭审的导向会严重偏离，可能变成了社会现象甚至是个体行为的医学化研究了。
五、综上，我觉得二审阶段如果是想回应一下舆情，搞一次精神鉴定也未尝不可。而如果直接给否了，也合乎目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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