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各国,是不是只有(部分)参考60年代罗马尼亚生育政策才能扭转生育率？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60年代罗马尼亚的生育政策，以及它为何在那时被推行。
60年代罗马尼亚的生育政策：严苛与强制的“反堕胎”浪潮
在二战结束后，罗马尼亚的人口增长曾一度呈现上升趋势。然而，到了1960年代中期，罗马尼亚政府，尤其是齐奥塞斯库政权，开始担忧国家面临人口增长停滞甚至下降的局面，认为这将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极其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严厉禁止甚至惩罚堕胎： 这是最核心、最极端的措施。1966年，罗马尼亚颁布了“107号法令”，将堕胎定为非法，并对实施或寻求堕胎的女性施以严厉的刑事处罚，包括监禁。只有在极少数特定情况下（如母亲生命危在旦夕、严重遗传病等）才允许合法堕胎。
2. 限制避孕措施： 政府对避孕药具的生产和销售进行了严格限制，使其难以获得，并且鼓励使用那些“更自然”但效果不确定的避孕方法，实际上削弱了有效的避孕手段。
3. 鼓励生育的经济和社会激励： 虽然严厉禁止了堕胎和限制了避孕，但政府也推出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例如为多子女家庭提供经济补贴、延长产假、优先分配住房等。然而，这些激励措施的力度与限制措施的严酷性相比，显得次要。
4. 强制性人口普查与检查： 为了确保政策的执行，政府会定期进行人口普查，甚至对育龄妇女进行“生育检查”，以确保她们没有规避政策。一旦发现怀孕，但没有合法理由堕胎，就会被强制要求生育。
这些政策的“成效”与深远影响
在短时间内，这些严厉的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罗马尼亚的生育率。1967年，罗马尼亚的出生率大幅回升。然而，这种“成效”是以巨大的社会代价换来的：
非法的、不安全的堕胎剧增： 尽管法律严禁，但出于各种原因不愿生育的女性仍然会寻求堕胎。这导致大量非法、不安全的堕胎手术在地下进行，造成了严重的妇科并发症，甚至死亡。孕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因此飙升。
“遗弃儿童”现象严重： 许多被强制生育的母亲由于经济、情感等原因无法抚养孩子，导致孤儿院数量激增，儿童福利系统不堪重负。这些被遗弃的孩子也往往面临身心健康问题。
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剥夺： 罗马尼亚的生育政策是对女性身体自主权和生殖权利的极端侵犯，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和人道主义危机。
“被压抑的生育”与长远影响： 虽然短期内生育率上升，但随着人们对政策的反抗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生育率在中长期内仍然呈现下降趋势。政策的严苛也对一代人的生育观念造成了深刻影响。
为何现代社会难以照搬？
将60年代罗马尼亚的生育政策视为解决当前生育率问题的“灵丹妙药”，在许多方面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原因如下：
1. 价值观的根本性差异： 现代社会普遍高度重视个人权利、身体自主权以及人道主义原则。60年代罗马尼亚的政策是对这些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与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伦理和社会价值观背道而驰。任何试图强制剥夺女性生育选择权的政策，都将面临巨大的道义和法律阻力，并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2. 社会经济背景的巨变： 60年代的罗马尼亚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社会生活拥有极大的控制力，信息流通相对闭塞。而如今，全球化、市场经济、信息自由（尽管存在限制）以及更加成熟的公民社会，使得政府难以推行如此极端且缺乏透明度的政策。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更注重事业发展和生活质量。
3. “解决”生育率问题的核心在于激励而非强制： 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低生育率问题，根源往往在于高昂的养育成本、经济压力、女性就业与生育的冲突、缺乏完善的托育支持、以及个人对生活方式和人生规划的选择多样化。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经济激励（如税收减免、育儿补贴）、社会支持（如普惠托育、弹性工作制）、文化观念的引导（如提倡性别平等分担育儿责任）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强制生育来“拉高”数字。
4. 人道主义灾难的教训： 罗马尼亚自身的经历已经证明，严禁堕胎和限制避孕的强制性政策只会制造更多的人道主义灾难，而无法真正实现健康可持续的人口增长。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不安全堕胎、被遗弃儿童等，其修复成本远高于政策本身带来的所谓“短期效益”。
5. 技术与信息的可及性： 即使政府想要限制，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和避孕技术的普及程度，使得想要规避政策的个体更容易找到方法，这使得强制性政策的执行更加困难和低效。
那么，60年代罗马尼亚生育政策的哪些“理念”可能值得借鉴？
尽管整体上不可取，但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一些积极的或值得反思的侧面，并将其转化到现代语境下进行探讨：
国家对人口问题的重视： 罗马尼亚政府认识到人口结构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并愿意为此采取行动，这一点本身值得肯定。当今各国政府也应正视低生育率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
生育的社会支持体系的必要性（以另一种形式）： 罗马尼亚政府的激励措施（尽管与严酷政策并存）表明了其尝试通过“支持”来鼓励生育的意图。现代社会可以借鉴的是，如果国家希望提高生育率，就必须建立健全的、能够减轻家庭养育负担的社会支持体系。 这包括但不限于：
经济支持： 更具吸引力的生育津贴、儿童税收抵免、住房支持等。
育儿支持： 大规模普及且高质量的普惠性托育服务，解决“无人带娃”的难题。
工作与生活平衡： 更长的带薪产假和陪产假，弹性工作制度，以及鼓励企业建立育儿友好型工作环境。
性别平等： 鼓励男性更多地参与育儿，打破传统的“丧偶式育儿”模式，减轻女性的单方面负担。
总结
所以，明确来说，现代各国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60年代罗马尼亚的生育政策来扭转生育率。 那种通过极端强制、剥夺女性权利的方式，不仅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人道主义原则相悖，而且其自身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人道主义灾难。
相反，各国在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时，应该借鉴的是“重视人口发展”这一宏观认识，以及“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核心在于激励生育、支持养育，而不是强制生育。 解决生育率问题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让年轻人敢生、愿生、能生的社会环境，这需要政府在经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文化观念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的改革和投入。
与其说是“参考”，不如说是从历史的极端案例中吸取教训，理解生育决策背后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并用更人道、更可持续的方式来回应。
网友意见
学罗马尼亚？醒醒，出生率是高了，但因为卫生医疗条件跟不上，婴儿死亡率也高了。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
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
而且这么做是要还的，罗马尼亚九十年后期生育率雪崩。另外多生了孩子没地方就业，经济烂的一坨，孩子也得变成其他国家的移民红利和AV红利。
罗马尼亚1990以后人口直接负增长，到2016掉了快300多万。
如今罗马尼亚人口连年负增长。罗马尼亚的生育率全世界倒数第十。
想在如今的时代学罗马尼亚，有这种脑残想法也确实是能把人看醉了。
至于无孩税？都2020年了。人是长脚的。穷人根本没钱给你收，有钱人中产直接移民。（移不到欧美澳加新也可以去东南亚）。
唯一有一点-----人造子宫，你说还有点可行性。
不是。
伊朗、日本、埃及、乌兹别克斯坦、以色列都实现过生育率的扭转。以下分别为他们的生育率情况图：
接下来分别简单说一下各国的方法：
伊朗的方法：
收容相当于总人口1%以上的阿富汗难民；同时长期维持10%以上的失业率，让大多数女性被迫成为全职太太。
日本的方法：
在已经实现经济发达的前提下，靠人口增长惯性自然提高生育率。
但是由于2013年适龄女性的人数比其他年份更少，所以，以一名适龄女性共生育几个儿女而计算得出的生育率反而成为近两年来最高的一年，为1.43。
埃及：城市化停滞+大量输出劳工+发大饼。
据埃及最大报纸“金字塔报”（Al-Ahram）8月3日报道，30年来大饼都以0.05埃及镑（约0.02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连一根香烟的价格都能买20张享受政府补贴的大饼，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说，需要提高“补贴大饼”的价格了。
埃及大饼的售价非常低，政府给予了大量补贴，但它需持特供卡才可以购买，专门供应普通百姓。据塞西透露，每个大饼的实际成本在0.60-0.65埃及镑（约合0.25-0.27元人民币）。
乌兹别克斯坦：城市化停滞+大量输出劳工
以色列：高度“优待”（豢养）犹太教极端正统派作为生育机器。
对于国立的犹太宗教学校，国家每年为每位学生投入4.1万以币（1.18万美元）；普通公立学校是3.6万以币（1.035万美元）；而阿拉伯学校只有2.4万以币（6900美元）。
18世纪的时候，北美殖民地从英国统治者那里争取独立的时候，确立了“无代表，不税收”的原则；相应地，没有议会代表的税收就是暴政了。现在，以色列的大拉比和他的同党们享受着议会的代表权，但却不用纳最昂贵的一种税——血税。他们不用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兵役，因此也就不用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流血牺牲。超正统派以研习《希伯来圣经》作为借口逃避兵役的同时，居然有脸面质疑那些来自前苏联国家的男男女女！这些所谓的“非犹太人”，他们是要服兵役，为他人流血牺牲的，其中就包括那些安坐犹太宗教学校的人。
从2015到2018年，宗教院校的学生数量增长了27%，这也许是因为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拨划给了这些学校。2018年，沙斯党的精神领袖沙龙·科恩拉比，抨击了一份财政方案，该方案计划将那些学生拒绝接受登记的宗教学校进行财政支持上的减少。他当时说：“说什么话呢？难道我们是靠异教徒的钱才活着的吗？”事实上，在这些拉比里看来，我们当中凡是不严格遵循犹太教法、违反所谓家庭纯洁法的人，都不会被判定为犹太人。
据报道，在以色列国防军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刻中，都至少有大约5000名“非犹太人”在役；而2017年全年只有不到1300名超正统派男性自愿服役。在2015年7月的一次议会辩论上，工党议员麦拉夫·米海里说，来自前苏联各国的第一、第二代移民，在国防军中占据了20%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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