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解体时有没有人尝试拯救？

革命领袖们反复教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武装保卫苏维埃等等。从历史事实上来看，枪杆子永远是最坚决、最强大、最终极的解决方案。在中国近代史上，就有一次波澜壮阔的武装保卫政权。

李宗一先生著的《袁世凯传》（1980年中华书局）是我童年时期的历史启蒙读物。前几天我找来了2006新版又重温了一下。现在看来，除了时代色彩浓重之外，还是一本很好的材料。

前言：

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丑角，这类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袁世凯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违背人民意志而倒行逆施的人，无论他是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下面，我仅仅摘录拿起枪杆子反对袁世凯的一些材料。

反帝制怒潮高涨及护国战争爆发

孙中山于１９１５年夏就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并不断派遣党员潜往上海、江苏、广东、浙江、湖北、湖南、辽宁、陕西等地，联络军队，先后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由于孙中山没能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没有提出符合农民切身利益的口号，更没能在行动上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建立真正的联系，所以武装起义的规模很小，都没有能取得胜利。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在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５日发动的上海肇和军舰起义。当时，袁氏正得意地制造民意，革命党人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并分兵进攻警察署和电话局，计划占领上海。在北洋军的围攻下，起义很快遭到失败。然而，这次起义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制的决心，对袁氏制造民意的阴谋活动是一次有力的揭露和冲击。
……
袁世凯之所以感到有恃无恐，正如他对朱尔典所说，主要是由于各省将军和师旅长对他表示效忠。而且对北洋军尚未到达的云贵各省，在推行帝制前他已作了周密的布置：如派何国华为云南宣慰特使；派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后来又让他会办广西军务；派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这三个北洋官僚都是高级特务，负有监视所在省将军的秘密使命。四川的战略地位对于控制西南各省极为重要。１９１５年２月，他不顾四川人民的反对，派参谋次长陈宦为会办四川军务，率领北洋军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个旅入川。陈宦（１８７０—１９３９），字二庵，湖北安陆人，清末曾在四川等地练新军，并非北洋嫡系。但他在担任参谋次长期间，对于消灭同盟会的武力和瓦解黎元洪的势力出了死力，取得袁的宠信。他抵成都后，袁立即又升授他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把一省军政大权都交给他。同时，又派曹锟率领北洋军精锐第三师驻扎湖南岳阳，王占元的第二师集中武昌，以两个师的兵力作为入川北洋军的后援。另外，袁以“换防”为名，调卢永祥的第十师和杨善德的第四师进驻上海附近，又派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加上早已驻扎南昌的第六师，这样在长江以南形成一支震慑力量。这就是袁自信国内不会发生大规模武力反抗的主要依据。
然而，一向对政治十分敏感的梁启超不仅仅看到了武力的对比，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同时，他又受到北洋集团上层动荡的鼓舞，遂决心用武力推翻袁的统治。他和他的学生蔡锷秘密策划在云南省发动反袁。
蔡锷（１８８２—１９１６），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清末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在该堂担任总教习。他是梁的得意门生。后来，应梁函约赴日本留学。１９０３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广西创练新军。嗣后，经云贵总督李经羲调至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辛亥领导云南起义，被推举为都督。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以后，便调他到北京担任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兼经界局督办，而提拔他的部下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当酝酿帝制“讨论国体”时，蔡锷表面上曾上书劝进，暗中却与梁启超策划反袁。他的秘密活动很快被袁察觉，从此受到警探的严密监视，其住宅也被搜查。１１月初，他以治病为名去天津。在天津与梁启超秘密策划后，设计摆脱了警探的跟踪，绕道日本，于１２月２１日偕同戴戡等人到达昆明。
云南地方军政要人多是蔡锷的老部下。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都参加过辛亥革命，民主思想比较浓厚。自筹安会成立后，中级军官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愤慨异常，屡进言于蓂督（唐继尧）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16]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也看中云南是理想的讨袁基地，派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潜抵云南，在军队中鼓动。所以云南的反袁局面早已有一触即发之势。蔡锷到达后，又带来了各地都准备响应的消息，人心更为振奋。各派力量迅速联合起来，形成反袁的统一战线，于１２月２３日用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巡按使任可澄的名义向袁发出通牒式的电报，要求取消帝制，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并限令二十四小时之内答复。
起义者自然意料到袁世凯不会给予满意的回答，便于２５日通电各省，庄严宣布云南省独立讨袁。按照辛亥革命的先例，成立云南军政府，唐继尧为都督，并次第建立护国军三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这是护国军的主力，共三千余人。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计划经广西，攻击湘赣。第三军为预备队，唐继尧兼任总司令。１９１６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氏“背食誓言”，“叛国称帝”等十九大罪状。这一天昆明各界人民结队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群众踊跃捐款支援护国军，报名参军者络绎不绝，几天内就达五六千人。护国战争的领导权虽然在进步党人手中，但是，这个战争客观上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是正义的，因而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

皇帝梦的破灭

袁世凯在准备登极的日子里，已经知道自己面临着一种新的危险：从云南、广东及其他省份不断传来人们反对帝制的消息。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８日，他接到蔡锷、李烈钧等抵达云南及“滇军异动”的密报。为了分化云南内部，他立即电令唐继尧逮捕进入云南的“乱党”，并授予他就地处决的全权。正当他惶惑不安地期待着云南的消息时，平地一声惊雷，２３日传来了护国军起义的电报，这使他一时慌乱无计，以致在２５日召开的国务会议上竟然抱怨说：“余本不主张（帝制），尔等逼余为之。”①然而，他很快就克制住自己的惊谎情绪。辛亥革命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他自信北洋军能够扑灭起义。于是，他毫不迟疑地部署了对云南的军事征讨。２６日，他密令驻扎岳阳的第三师师长曹锟备战，稍后又密令第七师师长张敬尧（驻南苑）和第八师师长李长泰（驻保定）准备统兵南下。
……
但是，事实完全出乎袁世凯的意料，北洋军士气低落，行动缓慢，而护国军斗志昂扬，进展迅速，战火很快扩大。在戴戡率领下，护国军一部进入贵州，黔军团长王文华响应护国军，刘显世赶走了袁派来监视他的巡按使龙建章，于１月２７日宣布贵州独立。王文华率领黔军攻入湘西，占领了晃县、洪江、麻阳、芷江等县，与北洋军相持于辰州、宝庆一线。１月２１日，入川护国军占领叙府，３１日刘存厚率领川军第二师一旅在纳溪倒戈反袁，自称护国川军总司令，配合蔡锷围攻泸州。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向袁告急，所发之电，都有“万急”、“万万急”字样。
袁世凯一向迷信武力，把扭转不利局面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军身上。为了鼓舞士气，他给前线北洋军运去大批“慰问品”。２月中下旬，北洋军源源不断涌入四川和湖南，与护国军兵力对比上占了绝对优势。袁严令全线反攻。３月３日冯玉祥旅攻占叙州，袁破格封他为三等男爵。７日，张敬尧等攻占纳溪和江安等地，袁申令张晋授勋三位，加陆军上将衔，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和吴新田均升授陆军中将。特别使袁喜出望外的是：陈宦于３月１０日电奏到京，报告川军统领杨起元率领一支奇兵，由会理南下，夜袭摩鱼，由姜驿渡过金沙江，进抵芝麻口，攻入滇北。袁立即申令授杨起元勋五位，称赞他“出奇制胜”，“骁勇绝伦”。
在入川北洋军捷报频传的时候，龙觐光军攻占滇桂边剥隘和第六师攻占湖南麻阳的电报也传到北京。袁世凯被这些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云贵“不难指日荡平”，特派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曾鉴为川南宣慰使，各携带财政部拨款五万元和他个人捐款一万元，分别前往川、湘抚恤，“处理善后”。３月１０日发行洪宪六厘公债二千万元，强令商民认购助战。次日又公布《颂爵条例》，规定“有大功绩者”可特封为亲王（年俸两万元）、郡王（年俸一万元）和公侯伯子男等世袭爵位。
可是，袁世凯高兴的时间十分短暂。尽管他不断封爵赏禄以鼓舞士气，北洋军的攻势也未能持久。入川北洋军占领纳溪后，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发动进攻，只得与护国军对峙于纳溪和大洲驿之间。正在这时，却突然发生了广西陆荣廷宣布独立反袁的大事件。
原来，云南起义后，袁世凯曾要陆荣廷率领桂军进攻云南。陆以饷械不足为理由，一再推拖，引起袁对他的怀疑。贵州宣布独立后，陆主动向袁要求带兵征贵州，请求拨饷械。袁对他不放心，以“桂疆重要，未许其行”，而命令他协助龙觐光攻云南。他马上照办，派他的儿子陆裕光带领桂军五营随龙军出发。袁封陆裕光为三等男爵，以笼络陆氏父子。然而这时陆荣廷见全国反帝制运动高涨，已暗中决定反袁，并和进步党人梁启超等建立了联系，而表面上对袁极力表示恭顺。袁派去监视他的巡按使王祖同对他的秘密活动毫无觉察，直到３月初还密报袁说他可靠。袁信以为真，为了进一步笼络他，批准拨给他军饷一百万元和枪五千枝，于３月７日任命他为贵州宣抚使，率桂军进攻贵州。袁本想在云贵开辟一个新战场，一举消灭护国军，没想到陆于领到饷械之后，忽然于１５日在柳州宣布广西独立讨袁。与此同时，陆裕光于百色也将龙觐光的司令部包围，迫使龙缴械投降，接受改编。当袁因龙觐光攻占剥隘，而发表他为督理云南军务兼署云南巡按使时，他已在百色作了阶下囚。
广西独立和龙军覆灭以后，云南、贵州和广西连成一片，直接威胁广东、四川和湖南。这时，四川前线的护国军又乘机反攻，从３月１７日起，仅仅几天时间就夺回了纳溪、江安等县。张敬尧负伤，仓皇逃到沪州，急电北洋政府求援，“日索饷械”。袁世凯的军事围攻政策完全破产。此时，他又得到表明“形势日益严重”的许多情报，如日本准备承认南方独立各省为“交战国”，“广东独立迫在眼前”，“湖南、江西及南方各省都出现不稳迹象”，“长江下游亦正观变而动”，等等。

袁世凯之死

当时，全国反袁的舆论中心在上海。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联络各方面人士，坚决主张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他发表《讨袁宣言》，愤怒地指出袁世凯是帝制的罪魁，无情地揭露了袁所谓“停战议和”的险恶用心，号召各地反袁力量“猛向前进”，“决不使危害民国如袁氏者生息于国内”。另外，唐绍仪、谭廷、汤化龙、吴景濂、彭程万、胡景伊、张继、孙洪伊、张耀曾、井勿幕及一大批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以各省“旅沪公民”或各界人士名义纷纷通电，或指出袁“盗国奴民”，“久已丧失总统资格”；或揭露袁“帝梦不成，皇冠强卸，又复退攫总统”，“无非忍辱一时，思为卷土重来”；或表示“吾四万万国民绝非无血气者，安能一再受其愚弄”，“戴兹罪魁”；或要求“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全国各阶层纷纷声讨，对袁世凯展开了强大的舆论攻势。
３月底，在川南和湘西，北洋军和护国军虽然达成暂时停战协议，但是，全国的反袁武装斗争方兴未艾，日益高涨，而以广东、浙江、山东、湖南、陕西最为猛烈。广东人民对帝制和龙济光的野蛮统治异常不满，武装起义遍及全省：广州及其附近各县有朱执信领导的中华革命军和徐勤率领的护国军，惠州、增城一带有陈炯明、邓铿组织的武装力量。潮州、汕头、钦州、廉州的驻军也相继宣布独立讨袁，广州大为震动。龙济光面临灭顶之灾，急电袁世凯求援。４月初，袁决定抽调驻上海的第十师一部乘军舰到广州，但当北洋军将要开拔时，龙在民军的压迫下于４月６日宣布“独立”。袁世凯可无奈何，只得放弃派兵入粤的计划，而企图派遣北洋军入浙江。因此，又立即激起浙江人民和地方军队反对北洋军入浙的风潮。在中华革命党人的策动和影响下，宁波、嘉兴先后宣布独立，一批浙军军官趁势把兴武将军朱瑞赶走，于１２日宣布浙江独立，推巡按使屈映光为都督。不久，因屈暗通袁世凯，又被赶下台，改推举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继任。
广东和浙江独立后，反袁怒潮进一步高涨，南方独立各省即筹划成立政府。原来，梁启超于３月下旬已经到达广西，经陆荣廷和梁启超等策划，独立各省于５月８日在肇庆（今高要）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务院”，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蔡锷、陆荣廷、刘显世、龙济光、李烈钧等为抚军，又推举唐绍仪为驻沪外交专使。军务院表面上统一了南方独立各省的军事和外交，与袁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独立各省断然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议和条件，一致表示非袁退位，无协商善后之余地。
……
全国人民反抗怒潮继续汹涌澎湃。山东、湖南、四川、江苏、陕西、安徽、江西等省接连爆发了由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领导的反袁起义，迫使袁世凯安插在各地方的爪牙或赶忙改变了对袁的顺从态度，或宣布“独立”以保住自己的权位。袁世凯完全失去了对各省的控制能力。４月底，山西北部反袁“风声逼紧”，黑龙江也有酝酿“独立之事”。[4]奉天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公然把袁派往东北的镇安上将军段芝贵赶回北京，还扬言要追究段“盗卖奉荒林及亏空若干”之事。袁得悉实情，“不免动怒”。但又不敢开罪张，而急忙任命张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接着，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在蒲城于５月９日宣布“独立”。他率兵进据西安，驱逐了陕西将军陆建章，自称都督。陈树藩虽然是陕军，但属于北洋系统，又是段祺瑞的爪牙。袁世凯立即意识到这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军阀公开倒戈的信号。２２日，当南京会议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陈宦宣布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的电报也到达了。袁世凯“愤急兼甚”，“半日未出一言”。[6]次日，他连发两道申令，痛斥陈宦反复无常，并令第十五师（川军第一师改编）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率兵进攻成都。这时，湖南汤芗铭对袁垮台的形势看得愈来愈清楚，于２９日急忙宣布湖南“独立”讨袁。这个消息，使袁世凯一下子变得难于控制自己。他时而顿足怒骂近侍，“语多伧俗，不可入耳”；时而又呆若木鸡，陷入绝望的沉思。多年来，他视全国为北洋军的征服地，生杀予夺，恣意妄为，从来不把人民放在心上，而结果却落得举国反抗，人人喊打。多年来，他视北洋大小军阀为家奴鹰犬，颐指气使，无不从心，一下竟陷入众叛亲离，“心腹爪牙亦反颜攻之”的境地。多年来，他相信帝国主义是靠山，而帝国主义也迫于形势，不得不抛弃他，另寻觅新的代理人。几十年来他巧取豪夺来的权力都将化为乌有，这一切对他来说，确实是难以承受的致命打击。
……
他的是更为猛烈的进攻：讨袁的电报、斥令其退位的函札，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这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如“天神雷电，轰击妖怪”。他再也支撑不住了。
……
袁世凯的败亡，成为全国人民为之欢呼庆幸的大喜事。护国军“三军雀跃，万众欢腾”。南方独立各省城悬旗志庆，充满节日气氛，与北洋政府举行饰终典礼的痛悼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比苏联解体，那就有趣了。

掌握地方权力者一则有野心，二则有投机心态，三则深知民心可用，如果阻止苏联解体真的是（哪怕部分）民意所向，那么像蔡锷、陈炯明、陆荣廷这样的人必然会大批涌现。可为什么91年未见？未听说当年有哪里组建地方政权反对莫斯科。难道苏联之大，连个投机分子都找不到了？或者说这块牌子实在太臭，在大街上人人喊打，连最卑劣无耻的投机者都不屑于举了？

这里打断一下，我笑了。开打了吗？坦克开出来了吗？死了几个人？兵锋直指莫斯科了？我说了半天武装保卫，你扯这么一大通没用的？不用我给你科普高尔察克这个人吧？

革命领袖还这样教导我们：革命是暴烈行动，谁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坚定信念最为实质性的表现就是枪杆子，必须要拿出敢于武装斗争和不怕秋后算账的勇气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前进的方向。反观苏联一帮窝囊废，开两枪畏畏缩缩，所谓的精锐部队准备了一大通最后整队撤回。说明这帮人从上到下根本就不敢承担武装斗争的后果。子弹只敢往自己头上打，你往敌人身上招呼啊，真是连七十多年前的中国地方军阀都不如。这些握着枪杆子的人为什么如此软弱，他们究竟在怕什么？

所以，究竟民心所向在何方，究竟哪一边被人民唾弃，究竟谁是人人喊打的落水狗，答案就不言而喻了。为什么要拯救苏联，上赶着被吐唾沫吗？

最后附送一个访谈：

只有小将才会除了X谁也不认吧，这才是他们为什么只能被称为小将。

另外我还发现小将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贴的东西很少有文字版，扫描版质量又差到极点，连基本的平整和黑白对比均匀都做不到，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建议他们集资把扫描版更新一下，尤其是在旧书网站上随手可得的书，这种质量看的人脑壳疼。下图作为对比，这可是1980年代的书。

最后祝小将们的大业越来越红火。

有这么一个普通人，她想拯救苏联。

我不能放弃原则

列宁格勒工学院化学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

这是一篇于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刊登的读者来信。

文章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审视戈尔巴乔夫当时正进行的所谓“改革”。对于“改革”与斯大林历史地位的问题提出了她自己的看法。文章也批评了苏联当时暗流涌动的“自由化思潮”和当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引起了苏联社会的广泛讨论。

其结果为，在戈尔巴乔夫授意下，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

全文较长，我摘抄下一些重点段落，建议大家自行查阅原文。

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决定写下这封信。我是一名化学工作者，列宁格勒工学院的教师。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我是一班大学生的督导员。当今大学生在经过对社会的冷漠期和精神依赖期后，逐渐开始燃起对革命性变革的热情。这自然便有了关于改革的道路、改革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公开化、开放、取消批评禁区、群众意识中特别是青年人中的狂热，常常会导致许多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要么是西方电台广播的“提示”，要么是我们同胞中那些对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动摇的人的影响。看看现在都在谈论些什么！多党制、传教自由、移民国外，在报刊上公开讨论性问题的权利，取消对文化管制的必要性，废除义务兵役制！而在学生中出现最多的是对祖国历史的争论。

哪些事情令我不安呢？举个简单的例子：看看吧，有那么多人在讲述和描写伟大的卫国战争及其参加者的英雄气概。可是不久前，一个学生组织“我们的工学院”在和苏联英雄、退役上校弗·莫洛佐夫的座谈中，除其他话题之外，他还被问及一个关于军队中政治镇压的问题。退伍军人回答，他从未受到过压迫，许多在战争开始时并肩作战的战友，到最后都成了著名的指挥员。对于这样的回答，一些人感到失望。目前，因为关于镇压的话题在青年中已经极其泛滥，遮蔽了对过去的客观认识，而且像这样的例子绝不是个别的。

当然，连“技术人员们”都开始对社会科学理论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是好事。但对现今出现的许多现象，我却不敢苟同。人们无聊地谈论着“恐怖统治”、“人民的政治奴性”、“僵死的社会停滞”、“我们的思想奴役”、“大恐惧”、“有权势的野蛮人的统治”等，这些常常只被用来形容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段历史。由此，毫不奇怪，为什么会在一些学生中出现虚无主义情绪增加，出现思想上的混乱、政治方向迷失、意识形态方面随心所欲等现象。甚至可以听到有人这样控诉：据他们所言，从1917年开始共产主义者就逐渐使我国的生活丧失了人性。

就现今许多见诸报刊的对社会问题的讨论而言，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首先关注的是那些直接影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精神面貌以及社会观的问题。通过与学生们一起探讨和思考那些有争议的话题，我必须说，在我国正逐渐涌现出一些亟待纠正的、错误的、片面的思潮。我尤其想详述其中一些。

比如说，关于约瑟夫·斯大林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所有疯狂的攻击都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这种疯狂与其说是针对这位历史人物，还不如说是针对那个极端复杂的转折时代。而正是那个时代与具有空前壮举的整整一代苏维埃人紧密相联，今天他们正逐渐从政治和社会工作上退下来。那些使我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工业化、集体化以及文化革命，正被强行封入“个人崇拜”的公式中。一切都备受质疑。事情甚至发展到坚持要求那些所谓“斯大林主义者们”（这些人的数量倒是可以随意圈定）忏悔自己的罪过。那些将“风雨如磐”的时代诽谤为“人民悲剧”的小说和电影则备受赞誉。当然，这些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基础上的企图并非都能得逞。例如，有一部广受评论家赞誉的电影，与其空前的宣传力度相反，大多数观众依然持冷漠态度。我还想要说明，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都和斯大林、他身边的人、朋友或者是他的赞颂者没有任何关系。我父亲是列宁格勒港的工人，母亲是基洛夫工厂的技工。我的哥哥也在那里工作过。我哥哥、父亲和姐姐都在与纳粹的战斗中牺牲了。我的一个亲戚遭受过迫害并在党的二十大后恢复了名誉。我和全苏联人民一样，对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活动、对在后来受到谴责的当时的党政领导感到愤慨。但是，常识让我断然反对现今许多新闻机构中对这些复杂事件非黑即白的描述。

对于党呼吁捍卫社会主义开拓者们的荣誉和尊严，我是支持的。我认为，正是要从党的和阶级的立场出发，我们应该肯定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一切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有如此，那些既远离那个暴风骤雨的时代、又远离生活和工作在那些时代人民的人，所作出的“审判”和抽象的道德说教才会减少。而那个时代人们工作的方式，在今天依然是鼓舞人心的榜样。

对我和许多人而言，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的杰出作用，如果看其同时代与之直接冲突的来自敌人一方的言论，会更有说服力，也更耐人寻味。比如丘吉尔，早在1919年他就对自己组织了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十四国武装干涉感到自豪，但正好40年后，他不得不用那样的话来概括自己最可怕的政治对手之一斯大林：

“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给我们这个严酷的时代留下了那个时期的深刻的印记。他是一位有着非凡能量的人，他学识渊博、毅力顽强，是一个无论在行动还是在交谈中都严厉、强硬和毫不留情的人。甚至在英国议会中培养起来的我，都不能够与其相比……在他的发言中总是回响着巨大的力量。斯大林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他在古往今来的一切领导者中都显得独一无二。他的影响不可阻挡。当他走进雅尔塔的会议室时，我们都会仿佛受到了命令一般地站起来。而且奇怪的是，我们都站得笔直。斯大林有着深刻的、极其镇定的、慎密而理性的智慧。他擅于在最困难的时候，在几近绝望的境地下找到十全十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是一个用自己的敌人消灭自己敌人的人，他迫使我们，这些他公开称为帝国主义的人，与帝国主义战斗……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这位大英帝国忠实守护者的评价，是不能用虚伪或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来解释的。

关于对斯大林这些特点的基本评价，还可以在戴高乐的自传，在欧美其他领导人的回忆录、书信集中找到。这些领导人是将斯大林作为一个军事同盟和阶级敌人来对待的。

不久前，我的一个学生对我说，阶级斗争就像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一样，理应是过时的东西。这当然使我感到了困惑。如果就是她一人这么说还好，但如果是一位受尊敬的学者最近宣称，现今两大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关系中并没有阶级的内容，便会引起巨大的争议。我觉得，这位学者似乎并不认为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几十年前他写的是完全相反的观点，即在国际舞台上，和平共处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而现在这位哲学家反对这一观点。毫无疑问，人们的观点是可以变化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位哲学带头人的职责，至少也应该对那些曾经读过和现在正在读他的书的人们解释一下，现在发生了什么；难道在自己的国家和政治组织中，国际工人阶级已经不再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了吗？

在我看来，现在许多争论都集中于一点：哪个阶级或者社会阶层才是改革的领导和主导力量？这一点在我市《列宁格勒工人报》上一篇对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的采访中讨论尤甚。普罗哈诺夫指出，从我国当前意识形态的特点看，现今有两股典型的社会思潮，或者如其所言，“替代塔”（社会思潮之一）试图从不同方向推翻我国“经过战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尽管他有些夸大了两座“塔”之间斗争的重要性和尖锐性，而他强调“他们只赞同屠戮社会主义价值”是正确的。但是，就像他们的理论家们所宣称的那样，他们都是“为了改革”。

目前，所谓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在改革中形成，主要是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仿佛他们才是真正的和“纯洁”的人道主义阶层的代表。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个人自我价值”，在文化领域里，他们对现代主义、技术统治盲目崇拜，极力鼓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魅力，并在其真实和虚构的成就面前谄媚。

其代表说，我们已经建成的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现在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政治领导和进步知识分子的联盟”。但事实却是，当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死于饥饿、流行病和帝国主义军事冒险的时候，他们却在为“制定动物权利保护法”而呼吁，他们赋予自然界以非凡的、超自然的理性。并断言，知识分子不具有社会的、而仅具有生物的特征，其基因由父母遗传给孩子。谁能对我解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正是那些所谓“左翼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历史。他们企图让我们相信在我国的历史中，除了错误就是犯罪，而即使是对过去和现在最伟大的成就，他们也保持缄默。他们声称他们完全掌握了历史的真相，他们用学术道德范畴中的标准来替代社会发展的社会政治标准。我很想知道，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必须使党和苏联政府的杰出领导离开岗位后受到侵害？是因为其在处理开拓历史事业中最复杂问题时，所犯的真实的和传说的错误？我们从哪儿来的热情去诋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荣誉和尊严？

因为没有在乎人民的选择，苏联全民公投的结果是76.4%的人选择保留苏联，这一次公投的结果完全没有影响苏联分裂。

戈尔巴乔夫准备给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大的权力，这个条约一签定，那么苏联解体就是早晚的事。

1991年8月19日于是苏联国防部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人发动政变。

可是这两个人计划竟然只是逼宫，而不是取戈尔巴乔夫而代之。

这群人的目标让跟着政变的两位司令犯难，因为从他俩角度来看，亚佐夫要是自取代戈尔巴乔夫，那么自己就从龙之臣，有大把功劳。

可是这俩人只是想逼戈尔巴乔夫改变想法，那么戈尔巴乔夫还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回头他俩里外不是人，他俩犹豫的心态被叶利钦识破，于是叶利钦和他俩打电话，于是二人倒戈，政变失去军队，就是没了行动支持，政变破产。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看到苏共中央失去了控制力，那么独立也没人管了，于是都纷纷宣布独立。

那么这群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为什么希望苏联解体呢？事情要从苏联打开媒体管控开始。

八十年我们和苏联先后打开怀抱，迎接西方文化的进入。我们和苏联都是无限制开放。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签署了放开媒体文化管制的法令，苏联不是逐步放开，而是突然一下不加选择的放开，于是所有党政媒体都被自由派人士占据，西方只需要给几千美元，就可以收买一个占据重要位置的总编辑，苏联所谓文人笔杆子，就这么廉价。

尤其在苏联很多报纸媒体里有大量犹太人，美国和欧洲的犹太人很容易就联系到他们，犹太人天然的民族属性让他们走到一起。

在美国有很多事情也是绝密的，绝密到总统都不知道，美国就是这么神奇，可以报道总统偷情，但是有些机密，一旦说出来各种不能都会找你喝茶。

但是苏联一下放开了所有管制，有些绝密事件，在媒体那里添油加醋的报道，民众把矛头转向各级政府，就好像十年前哪怕有个人摔倒没人扶，都会有人说，国家出问题了，中国没救了。

苏联那时候也是这样，而且更加严重的是，戈尔巴乔夫完全突然放开，所有媒体快速被西方收买，然后要命的第比利斯事件爆发了。

1988年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极端主义分子，在政府前面聚集了几千人，要求独立，这时候这里还是苏联的一部分，就好像某省政府突然冒出来某民族几千人某独分子，政府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最后出军队，事件解决了。

但是媒体却开始渲染这件事情，新闻成为苏联公知们攻击的目标，有谁能想象，去保证国家统一的士兵，竟然成为了新闻媒体的攻击对象。几乎所有的公知们疯狂攻击红军，苏联红军集体崩溃，自己按命令保证苏联的统一，为什么被说成是杀人犯。

如果我们国家能想象吗？某疆打击某独的官兵要是被新闻说成是杀人犯，那么国家民众会是什么情况。

苏联当时就是这样，不受管制的新闻媒体疯狂的报道抹黑第比利斯事件，导致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分子们开始冒头，为苏联解体留下巨大隐患。

媒体们掌握了新闻、出版、电视的人们宣传西方的美好，本来俄罗斯人在苏联成立之前就是精神法国人，大量俄罗斯精英以说法语为荣，现在他们不但精神法国，精神美国，精神英国，甚至精神曾经的自己的红旗插上的的德国。

文人失去了骨气，是一种可怕的景象，因为整个社会被他们的作品所影响，他们影响着国家的精神面貌。苏联的文人贬低苏联本国的一切，人们开始对国外心生向往，认为那里是天堂。

在我们这里，某疆要是有人分裂游行，派出军队是很正常的，所有媒体都会报道我们击败了分裂国家的人，如果有人替那些分裂分子摇旗呐喊，他就是民族罪人。

可是苏联相反，所有人竟然为分裂分子喊冤，说逮捕他们的的苏联红军是刽子手。

文人们颠倒黑白，把苏联红军推到了人民对立面，说第比利斯那群人不是分裂分子，苏联红军不再是人民相信的军队，这就是苏联文人对国家的危害。

第比利斯事件导致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分裂分子开始蹦出来，都想要独立，而苏联文人为他们摇旗呐喊，整个社会都在文人营造的情绪里面。

第一，苏联文人宣传学习美国就会过好日子

第二，苏联采用全民选举会更发达

第三，苏联就是罪恶的

第四，苏联黑暗杀死了无数人。

第五，西方是人类的未来

而政变的两位司令，知道因为第比利斯事件，红军不再被人民相信，他们不知道为谁革命，为谁政变。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给叶利钦抓住机会说服，才会临阵倒戈。

苏联就这样改变了，苏联消失在地球的舞台上，留下了一群弱鸡等待新列强的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