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风雨情》中袁崇焕的“战，守，和”政策有多少可行性?
首先，我们来看“战”的层面。袁崇焕之所以被称为“名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确实在战场上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他对明朝军队的训练和整顿，尤其是在宁远之战中，以少胜多，击溃了努尔哈赤的八旗精锐，这足以证明其“战”的理念是具有高度可行性的。他并非一味地寻求速胜，而是强调以守为攻，利用坚固的城池和精良的火器，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并伺机反击。然而，“战”的极致，必然伴随着巨大的代价。任何战争都需要充足的兵力、粮饷以及稳定的后勤支持。在明朝末年，朝廷内部腐败严重，国库空虚，这都给袁崇焕的军事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制约。他的“战”并非无本之木，而是在捉襟见肘的资源下进行的。如果仅仅强调“战”而忽视了后勤保障和朝廷的支持，那么即便再杰出的将领，也难以为继。
接着是“守”。袁崇焕深知辽东地理的复杂性和后金骑兵的优势，因此，“守”是他“战”的前提和基础。他大力修筑关宁锦防线，将有限的兵力布防在坚固的城池之中，以空间换时间，避免与后金骑兵进行大规模的野战。这种“以守为固，以退为进”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遏制了后金的扩张，为明朝争取了宝贵的战略缓冲。然而，“守”也意味着消极防御，如果长期被动挨打，即便城池坚固，也难免会因为兵力消耗、士气低落而陷入困境。而且，“守”也需要绝对的后勤供应，粮草、火药、兵器，这些都必须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否则再好的防御也只是空中楼阁。更重要的是，一旦守不住关键的据点，整个防线就可能崩溃。
最后谈谈“和”。“和”在袁崇焕的政策中，并非单纯的投降或示弱，而是他基于现实考量的外交手段。他曾提出“五年复辽”的宏伟蓝图，这个蓝图的前提是确保一个相对和平的边境环境，以便他能集中精力训练军队、巩固防线，并逐步收复失地。他与后金进行的谈判，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麻痹敌人，争取时间，同时也是在试图找到一个能够结束长期边患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和”的难度在于，它需要双方都有真诚的意愿，并且需要明朝朝廷的统一支持。在《江山风雨情》中，我们看到的是朝堂上的党争激烈，文官集团对袁崇焕的猜忌和排挤，以及皇帝对边疆战事的漠不关心。这种内耗使得“和”的政治基础极其薄弱，袁崇焕提出的“和”很可能被解读为一种妥协，从而引发更多的政治阻力。他试图用“和”来换取“战”的战略空间，但这种策略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的政治智慧和执行力。
综合来看，袁崇焕的“战、守、和”政策，在理论上是兼顾了军事现实和政治需要，体现了他的战略眼光。他的“战”有成功的实践，他的“守”构筑了坚实的防线，他的“和”也并非没有可能性。然而，这项政策的“可行性”最终被复杂的政治环境所侵蚀。朝廷的腐朽、党派的倾轧、信息的不畅以及皇帝的犹豫不决，都成为了阻碍这项政策有效执行的巨大绊脚石。他提出的“五年复辽”虽然振奋人心，但如果没有朝廷从上至下的全力支持，仅凭他一己之力，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袁崇焕的“战、守、和”政策，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这种可行性极其脆弱，随时可能因为内部因素而崩溃。他的悲剧，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他的雄才大略，最终被葬送在那个混乱而充满阴谋的时代。
网友意见
首先，对后金实力的描述，是错误的。
当时的后金，连年饥荒，粮食卖毒品价，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这样的：
天命八年(天启三年)三月
粮价昂贵，其每金斗粮值银一两。
天命九年、十年没有粮食价格的记载。
天命九年，弩尔哈齐杀“无粮人”，
天命十年，弩尔哈齐对辽东汉民进行无差别屠杀，《满文老档》说：
“此次屠杀，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後为聪睿汗惜而止之。查所馀闲散之优劣书生，复以明例考举三百馀名。各配以男丁二人，免役赋。”
到天启七年，后金的粮食价格，是“一金斗粮价银八两”。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
这里，先说明一下当时的粮食价格。
在明朝，产量区的粮食价格，一般一两银子能买二石米。而在边镇，一般粮价在一石粮食一两银子，天启六年，山海关宁远的粮食价格，是一石粮食六到七钱银子。
也就是说，天聪元年(天启七年)后金“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是正常价格的八十倍以上。
这个时候，不仅辽东汉民已经几乎跑光，没跑的也被老汗杀光——“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就连我大清的旗人(明方、朝鲜方史料称“真奴”)也大量逃亡。
朝鲜人赵庆男的《乱中杂录》里记载了这么一段：
沈阳人王子登当初入贼，伪署副总之职，乘鞑奴西犯，率真奴三千余名，投来毛镇。之乔乃子登之属也。
当地人柴万树亦率真奴数千，投降广宁。崇焕曰：“尔因尔国饥荒，投来上国。”馈养一月，使之还归，奴固辞不去。崇焕闻于朝，入送中原。
同样是旗人来投奔，毛文龙是直接收编，袁崇焕是怎么做的呢？他“馈养一月，使之还归”，让人家白吃一个月还要打发人家回去？！
问题是，人家是“因尔国饥荒，投来上国”，率数千部下投敌，回去就是个死，所以“奴固辞不去”最后袁崇焕“闻于朝，入送中原”。
果然是督师爱大清，从来没有派过一个地下工作者去策反辽东各族人民，就算有人来投奔，他都要“馈养一月，使之还归”？！
那么，对待己方阵营的东江镇，袁崇焕是怎么做的呢？
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兵部尚书王在晋被搞倒，新任兵部尚书王洽上任当天，袁崇焕就勾结王洽以“禁海”为名切断了东江镇的粮食供应。《度支奏议》里是这么记载的：
题覆东江改运道设饷司疏
题为策画东江事宜并清内地隐患，以控强胡以收全胜事，专理新饷，山东清吏司案呈。
崇祯二年正月初八日，奉本部送户科抄出，督师尚书袁崇焕题前事，内称东江所以设镇者，为奴贼也，辽土也。
为文龙者，宜日远登，日近宁，两军及早相见，则牵制而犄角俱成。
以臣愚见，不若仍登莱之海禁，令登协严查，而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登舟。
臣岂不知登莱近于觉华？然臣不日复右屯，将渐以东，今水兵□面络绎，海面直顶，及旅顺以尽舟师之用，文龙何不就辽岸为基？镇江一带，尽可生活，老营既定，舟师挨次而前，与觉华之舟师接信，则辽地未复，而辽海全通，樯帆如织，夷必骇目惊心，即未必全神以注，宁得不分力而防牵制？
情形离此，便假一镇之钱粮，向听文龙自便，而不设文言稽查，非祖制。文职钱粮，武职兵马之意，他日销算时甚为镇臣不便。
仍为东江设一饷司，每岁数十万之出入不少，俟东平另议存撤。
即运粮料，俱由静海滦乐以及觉华，必经臣衙门挂号，始许往东。
自兹一禁，不许一船私自往来，即往东官船，不许泊近南岸。登莱自协营水兵之外，不许一舟出海，违者不拘官船、民船，俱以贼论。
……
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之四)
造成的后果，是东江镇军民被饿死无数，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候，还把饿死人的罪责栽到毛文龙头上：“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米一升，令往北地掘参，屡遭屠杀，其畏死不往者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民命，九当斩”
后金那边闹饥荒了，少数民族饿得受不了了投奔过来，袁崇焕“馈养一月，使之还归”，东江镇这边，袁崇焕故意切断粮食供应。
雷锋叔叔说：“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袁崇焕刚好反过来，对待少数民族象春天般温暖，对待东江镇的辽兵辽民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也就是说，在当时，真正想议和的，是后金，毛文龙曾在奏折上揭发：“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虏决不可款！近探奴子(黄台吉)云：“父王(弩尔哈齐)不听我计，临终方悔。今天朝讲和，要全还辽土。父王苦挣的，不能恢拓，岂有返还之礼？只人民缺食，哄他些金帛米布，穿煖吃饱……”
时间线是这样的：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的粮食价格是正常价格的八十倍以上，
而到了崇祯年间，陕西才出现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崇祯六七年后才有第一个高潮。
电视连续剧《江山风雨情》在撒谎。
在当时，明王朝确实腐朽了，但是，明王朝从腐朽到灭亡，还有一段距离，与此同时，后金的经济已经崩溃了，如果没有利益集团故意放水，后金根本坚持不到明王朝灭亡。
所以，电视连续剧《江山风雨情》里袁崇焕鼓吹的“以战迫和”是在撒谎。
那么，袁崇焕为什么要那么做，话就长了，之前老夫的回答已经说了好多遍了，直接复制以前的回答。
从袁崇焕的议和开始说起：
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后，他的处境，实际上相当危险：
1.当时的后金，实际上已经经济崩溃，粮食卖毒品价，“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是正常价格的八十倍以上，但是，无论袁崇焕，还是他背后的组织，都不能让后金完蛋，否则，不仅辽饷这种临时加派会取消，而且价格十几倍、几十倍的市场会消失。
所以，明明后金已经虚弱不堪，但“与后金决战，收复失土”这个选项会触动所有人的利益，所以王化贞这些人的失败是必然的。
2.保住已有土地，维持现有格局，只守不攻，但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朝廷与后金的反应如何难以预料，而自己就变得碌碌无为，毫无建树，在政治上难以得分”，而是后金的经济状况拖不起：同第一条——“一金斗粮价银八两”，后金能拖多久？一年？两年？当时的毛文龙已经在鼓吹“二年复辽”，登莱巡抚袁可立也蠢蠢欲动，好容易调走袁可立，换来武之望把毛文龙折腾得欲仙欲死。
3.坚壁清野，退回关内，性质比第二条还严重，这实际上是王在晋方案的翻版，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工程款，不仅后金的经济状况会继续恶化，连辽饷加派都得被砍掉，这是要犯众怒的。
4.学习孙承宗，坚决把乌龟壳造下去。这倒是可以收复失土，可以有政绩了，之前孙承宗在的时候大家捞得爽，孙枢辅滚蛋了，萧规曹随，拾人牙慧没关系，大家修堡垒、养蛀虫，在辽西这个这个腐败窝里捞爽了，也不介意给袁崇焕一个好名声，花花轿子人抬人，糊弄皇帝不是什么难事。
然而，但是，同第二条，“一金斗粮价银八两”，后金能拖多久？再这么拖下去，后金总有一天要被玩坏的。
所以，当时的腐败官僚集团的观念很先进，他们的方案，类似今天的一个提法——可持续发展。
袁崇焕既不能、不敢干掉后金，也不能选择其他三个选项，那就只能议和，能成功议和最好，就算不成，也要以议和为名，暗中放水，让后金缓过一口气，这是袁崇焕的最佳选择。
后金的应对，也是议和，骗点金帛米布，穿暖吃饱。
问题是，皇帝不可能答应，所以，袁崇焕必须把后金放出来，让后金在明王朝统治区制造巨大的破坏——敌人太强了，“满万无可敌”，让皇帝不得不同意和后金议和。
正因为如此，袁崇焕才铁了心坑蒙古人，铁了心要把东江镇玩坏。
袁崇焕别无选择。
那么，躲在暗处操纵袁崇焕的组织，布的局更加阴损老辣。
组织的布局是：
暗中帮助袁崇焕推动议和，可以；
帮助袁崇焕把后金放出来，把明王朝打得鼻青脸肿，也可以；
甚至可以纵容后金在某些区域大肆抢劫。抢到金银各种硬通货后，再找组织高价购买各种物资。
看看后金那边的物价：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
基本上，都是正常价格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组织这边，各种货物卖个十几倍、几十倍的，太黑了，宰后金一次两次可以，但这么干杀鸡取卵，没有回头客。
所以，十几倍、几十倍不至于，五六倍，七八倍差不多。
但是，如果真议和成功，明王朝和后金的贸易，就是合法贸易，后金凭啥以五六倍，七八倍的价格向组织购买粮食、蟒缎？
更何况，合法贸易，是后金向皇帝“进贡”各种辽东特产，比如人参貂皮之类，而皇帝则“市赏”后金银子、布匹、茶叶、铁器等各种货物，价格是有法定标准的，先不说有多少赚头，就算有赚头，也未必是让组织来经办的。
明末，是小冰河时期，明王朝统治区许多地方受灾。有人说，这是明王朝灭亡的原因。
但这个说法有个问题解释不通，那就是越往北，气温下降得越厉害，尤其是蒙古和后金统治区，更是重灾区，灾情更严重。
事实上，《崇祯长编》、《满文老档》等各种史料时不时就有蒙古、后金闹饥荒的记载。可以说，蒙古人的购买力肯定是在下降的，后金虽说造反后抢了不少金银硬通货，但其真正的购买力，肯定也有限，本来，不值得大明朝的腐败官僚集团如此煞费苦心地培养。
那么，是什么使得后金拥有了强有力的购买力，能够满足腐败官僚近乎无限的欲望呢？
直到老夫将晋商对后金的走私和后金从己巳之变开始到崇祯上吊期间多次突破长城在明王朝统治区抢劫这两件事并案处理，才得到了有说服力的答案。
——对后金走私贸易的实质，是抢劫和销赃！
就后金那种统治模式，光靠他们自己发展经济，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购买力，后金真正的购买力，既不是八旗诸申在辽东黑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东北大米，也不是深山老林里弄来的人参貂皮乌拉草，而是八旗军在明王朝统治区抢劫到的各种物资和金银硬通货！
而辽饷官僚利益集团真正的利润所在，既不是每年近六百万两的辽饷，也不是后金贩卖的马匹、辽东土产，而是帮助后金销赃。
看看当时的北地局势：你们这些北地走私商，仗着自己掌握了对日本走私的财路，在日本和登莱等地来回赚钱，整船整船的丝绸瓷器运出去，整船整船的金银铜运回来，钱多得花不完，就土地兼并，实在花不出去，就铸成一千多两银子一个的“没奈何”存在地窖里。
所以，我们要把后金放出来抢，抢光你们的银子，然后，让后金到张家口买我们走私出去的货物。
还是那句话：袁崇焕和毛文龙没有私仇，但是，两边的利益却是相反的，矛盾根本不可调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所以，组织是绝对不会让议和真正成功的。
所以，
搞倒王之臣，很轻松；
调走满桂——这东西在辽西碍事，刚好调到大同镇压林丹汗，一举多得，废物利用；
挪用插赏，经济制裁林丹汗，那是袁崇焕和各路官僚密切配合；
杀毛文龙，有惊无险，事后，组织还忽悠崇祯，帮着袁崇焕暂时消除不良后果。
而到了袁崇焕把后金放水到北京城二环外的那一刻，就是组织上屋抽梯，把袁崇焕和辽西军卡死在北京城外进退不得的时刻。
然后，袁崇焕就死定了，察哈尔林丹汗，是他变相制裁的，空月马乾，是他发明的，毛文龙，是他谋杀的，和后金议和，是他操办的，后金，是他放出来的，援兵，是他遣散的……
最后，相关的经济运行模式大致是这样的：
北地对日走私集团，从山东的登莱等地出海，贩运丝绸、瓷器等货物，经朝鲜，到日本，然后将日本的金银铜和各种稀奇古怪的货物比如武士刀之类的贩运回来。
他们向毛文龙交保护费，出钱粮支持东江镇用海上游击战袭击后金，换取明王朝默许他们的走私贸易；
南方对日走私集团，从东南沿海出海，贩运丝绸、瓷器等货物，经琉球到日本，和北地日走私集团业务重叠，有利益冲突。
在北地对日走私集团支持下，东江镇的对日海上游击战对后金造成巨大的打击，导致后金对辽东汉民的奴化进程失败、经济崩溃，汉民甚至旗人都大量逃亡；
辽西将门集团，这些人养寇自肥，吃辽饷，修堡垒，养蛀虫，这些人希望后金能吊住一条命，把辽东战事遥遥无期地拖下去；
北地对后金走私集团，这些人把后金当成工具，他们可不仅仅是让后金吊住一条命，而是把后金放出来抢劫，抢北地对日走私集团——那帮人钱多，然后跟在后金背后收贼赃，向后金高价出售粮食布匹等各种物资。
注意：充当强盗的，可不仅仅是后金，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战争，是起义军在前面抢富户，官军在后面追，捎带抢草民，号称“贼梳兵篦官如剃”，再后面同样有人向农民军、官军出售粮食或各种物资，获取巨额利润。
崇祯年间，从袁崇焕议和放水开始一直到李自成打进北京城期间，后金先后入关抢劫五次，至于农民军流动的范围更大，“贼梳兵篦官如剃”造成的破坏也就更加惊人。
最后，北地抢差不多了，他们就开始部署改朝换代，谋划抢南方的对日走私集团。
刚开始，他们扶植的是李自成。只是李自成不听话，玩“追赃助饷”，所以他们搞倒李自成，换上备胎我大清。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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