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
一、 潜在的“颠覆”对象：西方考古学和历史学体系的“基石”
西方考古学和历史学体系之所以被冠以“西方”之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近代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后，逐渐形成了一套以观察、实证、逻辑推理为核心的方法论，并在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史料和证据，从而构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关于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叙事。
那么，这本书可能想要“颠覆”的是哪些方面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去理解：
1. 时间框架和年代测定：
颠覆内容： 传统的西方历史学和考古学通常依赖于地层学、碳十四测年等方法来建立年代框架。但这些方法也并非完美无缺，存在误差范围，且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可能失效。这本书可能质疑现有年代测定的准确性，提出更古老或完全不同的时间尺度，例如，可能引入“更早的文明起源”或“人类历史长度被大大缩短”的观点。
具体推测： 可能会引用一些对现有年代测定结果的争议性解读，或者提出基于某些模糊记载、神话传说或未被主流承认的遗迹来推导更早期的历史。
2. 文明起源和发展模式：
颠覆内容： 西方的主流叙事往往强调从采集狩猎到农业、从分散聚落到城市、从简单社会到复杂文明的线性发展模式，并常将中东、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区视为早期文明的“摇篮”。这本书可能挑战这种“线性”或“单一摇篮”的模式。
具体推测：
多中心起源： 强调世界各地文明的独立起源和发展，甚至可能提出某些被认为是“较晚”发展起来的文明，实际上有着更古老、更独立的根源。
循环或非线性发展： 质疑文明发展的单向进步性，可能提出文明周期性兴衰、甚至退化的可能性，或者认为文明的发展并非总是遵循“进步”的轨迹。
“先进”文明的来源： 可能会提出一些不被主流接受的理论，例如，认为某些古代文明（如玛雅、苏美尔、古埃及）拥有来自更古老、更先进文明（甚至可能是外星文明）的技术或知识。
3. 证据解读和理论建构：
颠覆内容： 考古学和历史学依赖于对出土文物、文献资料的解读。西方体系在解读这些证据时，往往带着自身的文化、哲学和科学视角。这本书可能认为这种解读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扭曲了真实的古代历史。
具体推测：
忽视或误读非西方证据： 可能会指责主流学界因为西方中心的视角，而忽视了某些地区（如南美、非洲、亚洲的某些区域）的考古证据，或者对这些证据进行了不恰当的解读，未能认识到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伪造”或“篡改”证据： 这是比较激进的论点，但如果这本书是“颠覆性”的，也可能包含对主流学界为维护自身理论体系而“选择性呈现”或“系统性忽略”证据的指控。
理论预设的局限性： 批评现有理论体系（如进化论、唯物史观等）的预设性，认为这些理论束缚了对历史真相的探索。
4. “失落的文明”和“史前技术”：
颠覆内容： 许多关于“颠覆”的文章常常会涉及一些未被广泛承认的古代遗迹、技术或文明。
具体推测： 可能会提及一些如“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史前巨石阵的建造技术”、“古埃及金字塔的精确建造原理”等被认为是主流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并以此为证据，挑战现有科学和历史的认知。
二、 潜在的“新体系”：一种非主流的叙事
如果它要“颠覆”旧体系，那么它必然要提出新的解释框架。这种“新体系”可能具备以下特点：
1. 强调“神秘性”和“非理性”因素：
特征： 相较于西方体系的“实证”和“理性”，新体系可能更多地引入“直觉”、“神秘体验”、“宇宙能量”、“意识力量”等非科学的概念来解释古代文明的成就。
例子： 可能会将古代巨石建筑的建造归功于某种“古老智慧”或“心灵感应”，而非常规的工程技术。
2. “普适性”或“全球性”的文明传播：
特征： 可能会提出一个“全球性”的古代文明网络，或者认为某些先进文明的种子在全球各地同时或先后播撒，而非通过单一的传播路径。
例子： 可能会认为埃及、苏美尔、玛雅、印度等地的古代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未知的联系，或者它们都受到了一个“史前超级文明”的影响。
3. 重新解读古代文献和神话：
特征： 将被主流学界视为神话、宗教或象征性叙事的古代文献，重新解读为真实的历史记载，尤其是关于超前科技、宇宙知识或全球性事件的描述。
例子： 可能会将《圣经》中的某些段落、印度吠陀经中的描述，或者某些民族的神话传说，解读为对史前文明或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记录。
4. “跨学科”但非主流的融合：
特征： 可能会试图融合考古学、历史学、神学、哲学、物理学、甚至超心理学等多种学科，但其方法论和理论框架可能不被主流学术界认可。
例子： 可能会用量子物理学的概念来解释古代建筑的能量场，或者用天文学的周期来解释文明的兴衰。
三、 如何看待这样的“颠覆”？
看待这样一类“颠覆性”的著作，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审慎而开放的态度：
1. 认识其可能的价值：
挑战陈规： 任何科学和知识体系都需要不断的自我反思和修正。这类著作，即使最终的论点不被采信，它们提出的问题和质疑，也可能促使主流学界重新审视自身的某些假设和方法，从而推动学科的发展。
视野拓展： 它们可能会引导人们关注一些被主流研究忽视的考古现象、文化传统或历史细节，拓展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知。
公众兴趣： 这类著作往往能激发大众对历史和考古的浓厚兴趣，即使是以一种非学术的方式。
2. 保持批判性思维：
证据基础： 最重要的是审视其提出的论据是否充分、可靠。有多少是基于扎实的考古证据、清晰的文献解读，又有多少是基于猜测、推测，甚至是一些未经证实的“巧合”？
方法论： 作者是否遵循了严谨的科学和历史研究方法？是否存在选择性引用、断章取义、过度解读的现象？
逻辑自洽性： 其构建的“新体系”是否能够逻辑自洽，能否解释更多的现象，或者是否引入了更多难以解释的“黑箱”？
“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 一方面，需要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但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陷入“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极端，而过度推崇非西方文化，忽略了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3. 区分“颠覆”与“伪科学/阴谋论”：
科学的边界： 科学的进步是建立在可证伪性、可重复性、同行评审等基础上的。如果某个理论无法接受检验，无法被其他研究者重复验证，或者依赖于难以解释的超自然力量，那么它就可能滑向伪科学的范畴。
“阴谋论”的诱惑： 有时，“颠覆”的论调容易与阴谋论相结合，将主流学界的共识描绘成一个为了掩盖真相而联合起来的“阴谋”。需要警惕这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学术分歧政治化的倾向。
总结来说，
如果《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这本书确实存在，那么它很可能是在挑战我们目前关于人类文明起源、发展模式、时间框架以及证据解读方式的主流认知。它提出的“新体系”可能包含对神秘主义、非线性发展、全球性文明传播等元素的强调，并试图重新解读被主流学界视为神话的古代文献。
对于这样的著作，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既要对其潜在的挑战和启发保持开放，也要对其提出的论据和方法保持高度的批判性。 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提供更强大、更具解释力的证据和逻辑，而不是仅仅基于质疑或臆测。它是否能真正地“颠覆”并建立一个更科学、更全面的新体系，最终需要时间、更多的研究以及学术界的检验来证明。
如果这本书真的存在，并且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和论证，那么它无疑将是一项重大的学术突破，可能会改写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知。但如果它仅仅是基于一些未经证实的说法、牵强的联想和对主流学术的不当指责，那么它更多地可能被视为一种“历史叙事”的另类尝试，而非科学的突破。
网友意见
垃圾文章。
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西亚和欧洲的黍会被C14推晚这种误差，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早期的地层中混入了晚期的样本。宿凯：刘歆益谈“烹饪、季节与阶级--史前食物全球化的图景”
由于碳十四测年技术的进步，对单粒炭化种子的测年成为可能，粟、黍向西传播的时间也得以渐渐明晰。测年结果发现，以往欧洲在LBK时期地层中发现的粟黍，都是晚期混入的，最早的遗存出现在匈牙利的遗址，年代也只有1500BC左右，这明显比中国北方粟黍的年代要晚很多。
考古学家最初是通过地层来断代，但不免出现晚期样本混入早期地层，早期样本混入晚期地层这种情况，现在高精度碳十四测就可以检验出这种乌龙了。这种情况国内考古也有发生，比如八里岗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中出土的麦子被C14测定为西周，来点断章取义的话术我便能说中国考古学厘定的年代要被一麦子弄塌了？
拿贝尔佐尼和施里曼这种科学考古出现之前的业余行为攻击西方考古体系，这叫拿前朝的剑来斩本朝的官。西方考古对他们作为破坏遗址的反面典型已经批烂了不用你多嘴。科学考古研究法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几代考古学家建立起来。第一个采取科学考古发掘的是皮特里弗斯是1880年，开创埃及的科学田野考古发掘和顺序定年法的皮特里是1881年，挑贝尔佐尼和施里曼是选错了靶子。看你反复引用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里是怎么说的：
《考古学一百五十年》这部比较老的书里也提到了碳十四发明之前考古学界是怎么用地质年代学等一些手段获得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定年的。
考古学从来没有固守在十九二十世纪早期成果上睡大觉，考古学就是在更多的材料更精密的技术迭代中前进，每一代考古学家都可以检验批评前人的成果然后发表出来。
左手用阴谋论攻击不是“晚期混入”是“西方学者造假”，右手拿着西方学者参与的粟米研究的测年为证据，你倒是告诉我这个“西方考古造假集团”打自己脸，左右互搏？
没有碳十四就不能做年代学研究就不可靠？中国的碳十四实验室1965年成立1972年才首次发表C14数据报告，此前中国考古的工作是做梦么？
安特生遵循进化教条主义和一些观念，在仰韶和齐家文化的年代序列上判断失误。后来被夏鼐更严密的发掘和地层考察所推翻，用的还是西方考古的地层学类型学那一套（夏鼐师从埃及考古学巨擘皮特里），就是发掘材料更多了处理更精密罢了，没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碳十四，五十年代安特生也承认中国考古学家的成果和自己的失误。以前对他贬损过多，现在考古学家大多肯定安特生的积极贡献。
拉黑你很正常，我写回答是写给吃瓜群众看的免得谣言作妖，对判断为无可救药的民科没有交流改变其思想观念的兴趣。
捣浆糊的人是你，既然你爱类比，难道三岁小孩做错事就判18岁成年有期徒刑？拿梵高三岁的涂鸦证明他个欺世盗名的大画家？考古不断发展了一百多快两百年思想观念技术范式等等都经历巨大变革，拿早期如何说事都是搞稻草人论证。
张弛说的是教科书式的原理，实际考古遇到的情况远比教科书泛泛而谈一般情况更为复杂，遗址发生次生堆积更容易导致误判，田野考古的晚期混入早期的例子还能找出一堆来：
刘歆益还成了民科？让我笑会，值得截图纪念。 @刘歆益 记得他在知乎也有账号。
欧亚粟黍的碳十四测年是谁搞的？——就是你口的“民科”刘歆益和“西方造假学者”！你拿刘教授的研究成果论证西方考古造假转头就扣他一顶民科帽子，你是不是比民科还民科。
关于测年。C14测年推翻原有考古年代认识的例子，在全球范围要多少有多少，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要不然为什么叫碳十四革命（The radiocarbon revolution）呢，很多人认为这是20世纪考古学最具决定性的进步。另外还需注意到“放射性碳素革命”不止一次，Libby发明碳十四测年方法算一次，有了树轮校正曲线得到真正的日历年代算第二次，加速器质谱（AMS，样品量仅需原先的常规法所需样品量的千分之一，从而可以从微量样品中提取足够的不受外来污染的成分）的出现是第三次，也许贝叶斯统计的引入和推广是第四次。其他诸如处理样品方法的改进更多到没法数了。考古学永远对安全可靠的精确年表有需求，每一次革命都让人意识到技术进步的力量。
关于考古学上的年代。我在之前回答中已经提到过，一般人难以想象考古学家建立年表的方式，以为考古学家对什么器物感兴趣就去测什么——完全不是。考古不同于古物学的一点就在于它能建立遗址内所有遗存的相对年代体系，它们之间谁早谁晚、谁和谁同时，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地层学、类型学知道的，再次强调是“所有”，所有的地层堆积，所有的遗迹，以及所有的遗物。这一点早在C14发明前一百年就做到了，这是19世纪考古学建立的基石。
那C14之类的测年方法还有什么用？首先它大大提升了绝对年代的范围，以往的年表中的绝对年代只能根据有早期纪年或文献材料（其他的考古遗存要跟这个去比，做交叉断代），文字出现以前就无能为力。其次它处理的变量相对类型学来说更少，不确定性更小而可控，从而有了真正全球可比的年代标准。最后它能在一定条件下提高分辨率，从而反思以往相对年代判定方法的不足。
如果说地层学和类型学建立的相对年代是一个框架，纵向早晚靠叠压打破+类型学排序，横向联系靠共存关系+类型学比较，绝对年代测定就是往框架里面打一些固定的钉子，防止框架上下左右摇摆太厉害。随便一个遗址数百平方米发掘面积，出土遗存以“件”来计数的话就很可能成千上万，只要你愿意花时间仔细筛选、编号统计，几十万几百万件也不稀罕，这些都要塞到框架里，但是能用来做钉子的东西是有限的，一个遗址某个时期的遗存有几十个数据就不错了；更多时候，特别是C14刚起步的时候，是几十个遗址根据相似性原则归到一组，然后被一两个数据所代表。所以后来的研究才有进步甚至是革命性进展的空间。
关于样品的代表性。1.对一个遗址来说，单个样品年代基本没有什么用处，孤证不立，必须要多、成系列，最好和层序相符，才有一定统计价值。2.样品最好来源于考古背景清楚的封闭单位，也就是所谓时间舱，比如装食物的陶容器里有一堆粟，一次葬的墓中的木质葬具、人骨架或者殉牲，这些有机物死亡的时间和他们被埋起来的时间比较接近。相反，很多地层、灰坑中的不明炭样甚至炭化植物种子来源也许非常复杂，可能是扰乱自早期堆积的残留遗存，也可能是野外识别不出的、来自晚期堆积的下迁遗存，样品年代和遗迹形成年代之间的关系不够明确。
文中说的主要的一个“颠覆”，就是因为之前判断粟黍遗存的年代是依据其出土地层或遗迹的文化属性——比如说某个灰坑里发现黍，根据灰坑里出土的陶片（一般类型学研究基本都要靠陶器），判断属于A文化，以往认为A文化的绝对年代是距今7000年（具体测年数据可能不是来自该灰坑、甚至是不是该遗址，而是A文化的其他遗址），所以黍出现于距今7000年。而90年代以来AMS出现并逐渐普及后，植物炭化遗存可以用来直接做C14测年了，那么黍测出来多少年就是多少年，推理路径缩短很多，确定性就大大增强了，不用再兜那么多弯子。有时直接测年的结果很出乎意料，这确实反映里以往推理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遗址形成过程、类型学研究、测年，都有出错的可能，但相对来说，考古学家在野外能否采集到合适样品的责任更多些，研究比较成熟的相对年代框架问题不大）。
旧大陆西侧出现粟黍的时间从原先依据文化属性判断的8000~7000a BP到新测年显示的不超出3500a BP，完全是腰斩（Matuzeviciute G M, Staff R A, Hunt H V, Liu X Y, Jones M K. The early chronology of broomcorn millet (Panicum miliaceum) in Europe. Antiquity, 2013, 87: 1073-1085 ）。不止西方，中国肯定也有类似例子，比如刘歆益等对中国龙山文化地层出土的小麦遗存直接测年结果都落在商周时期(约3600~2200a BP)（Liu X Y, Lister D L, Zhao Z J, etc. The virtues of small grain size: Potential pathways to a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Asian wheats. Quat Int, 2016, 426: 107-119 ）。如果按照文行先生的逻辑，这一测年结果说明，龙山的绝对年代不是传统上认为的4600~4000a BP，而是如东盘和教场铺龙山遗存中出土小麦测年显示的2850~2073a BP，由于龙山早于二里头，所以二里头不会早于距今2000年前！也就是说，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殷墟-周这一序列的绝对年代，统统要向后压缩到令人震惊的程度，中国古史虚无论又找到了新的重大证据，欧耶！
题主问“此文拿粟黍测年为依据是否合理？”实际文内作者也坦诚“无法查到西亚黍所属的西亚考古遗址和考古学文化”，我不知道这还有什么继续讨论下去的必要，因为不知道层位的数据毫无意义，你在市场上买一袋米或者在农村废弃窖穴中弄出来点粮食残余，交到Beta去测也能得到年代结果，但是这和历史有何关系？……西亚考古学的年代体系是根据一个无法查到出土层位的人所引用的二手资料中黍的年代为依据，还是应该以别的方法或更多的测年数据作为依据，这是很显然的事情。
而且像年代这种基本的事实性问题，其实也不必非得弄懂太多高深的理论或者多元化的解释，就是看谁掌握的数据或信息多呗。掌握更多信息的人就可以通过操纵数据忽悠毫无信息的人。因为拉哈夫也许有成百上千个C14数据，他只“掌握”一个，还是推想出来的，这不就是随便找到一个遗址的C14测年报告就说明问题了么。对于那些少数的歧异值或者不符合地层顺序的数据怎么解释，这是考古学家的事情（很多数据考古学家也解释不清楚，因为遗址发掘过程严格来说不可重复，而影响遗址形成过程的变量太多，其他人哪里知道发掘者错在哪儿，所以只能尽量把研究设计和田野工作做细、把样品量提上去，结合科技测年的进展，争取更可靠的结果），一般人能了解大数据统计趋势就很不错了
最后，这种考古或历史问题怎么看待无所谓，反正害不死人。如果是关于健康、生命这一类的问题，轻信非主流意见可能就会付出很大代价。防止上当受骗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对任何脱离科学共同体却专家自诩、自认为能颠覆体系、终结真理的人，要保持基本的警惕。
文行先生对考古的理解停留在部分论文阅读层面，完全没有田野经验，阅读视野也偏窄。
譬如晚期植物种子混入早期地层的现象并不是孤例，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八九千年前）发现的小麦种子就是如此，后来做过一次碳十四测年，结论是不超过距今800年。详情可以参考张居中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植物考古研究的新进展，发表于《考古》2018年第4期。
因地层中可能存在鼠洞、虫洞等小空洞，会把晚期的微小体积植物种子带到早期地层。
这同时说明，未科技考古测年的古代植物种子，如果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结论差异较大的，其年代有必要重新检验。譬如小麦的起源，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普及文章可以参看：
但是大体积文物则是不会像植物种子一样掉下去的。所以发现了文行先生的话术了吧，用一点来代替整体，把相对说成绝对。此外还说明，他不具备中层次的考古学经验，可能只有阅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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