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上没立太多战功的李广在《史记》中大受司马迁追捧，反倒战功赫赫的卫青没有着重书写？
李广和卫青，这两位汉朝名将，在史书中留下了截然不同的篇章。一个以“飞将军”之名名垂青史，一生征战无数，却终究未能得封侯；另一个，出身卑微，却屡立奇功，成为汉朝抵御匈奴的擎天之柱。然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侧重。李广得到了司马迁的浓墨重彩的描绘和深切的同情，而卫青的笔墨则相对克制，似乎缺少了李广那般激荡人心的情感共鸣。这背后究竟是何缘故？这并非是司马迁对战功的简单取舍，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其中包含了历史的偶然性、司马迁的个人情怀，以及他对于历史叙事的独特考量。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史记》的根本属性。司马迁写《史记》，并非仅仅是一本军事战史，他更致力于书写“古往今来之事”，以人为主体，展现不同时代人物的命运沉浮、性格悲欢。《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巨著，其中的人物传记，不仅要记录他们的功业，更要挖掘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困境，他们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广的悲剧色彩，他的“失意”与“不遇”，恰恰是司马迁所擅长捕捉和着力刻画的。
李广的“失意”与司马迁的共鸣：
李广一生戎马倥偬，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可以说是标准的战神形象。他七次被匈奴围困，七次都能突出重围，这种个人能力和勇气令人惊叹。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将领，却一生未能封侯。这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对军人而言，是莫大的遗憾和不公。
司马迁对李广的“不遇”深感痛惜。在《史记·李将军列传》的结尾，司马迁写道：“广之勇，盖世矣……然广不得封侯，其罪皆在不遇哉？……吾尝 in 过广故乡，既悲其不遇，因作《李将军列传》。” 司马迁明确表示，他因为李广的“不遇”而感到悲伤，并因此写下了这篇传记。这种情感上的共鸣，是司马迁着重书写李广的重要原因。
司马迁之所以对李广的“不遇”如此感慨，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个人经历的投射： 司马迁本人也经历了宫刑之辱，仕途坎坷，同样是“不遇”之人。他对李广的遭遇，可能感同身受，将自己的失意和痛苦投射到这位名将身上，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和认同。
对“君子”的理想化追求： 在司马迁心中，李广可能代表了一种纯粹的、不被世俗权谋所染的君子形象。他勇猛善战，却不善于逢迎拍马，不擅长政治斗争，这在复杂险恶的宫廷政治中，反而成为他功业难以更进一步的阻碍。司马迁欣赏这种耿直和纯粹，并为这种品质在现实中的“不受待见”而感到惋惜。
对战争的深刻反思： 李广的一生，虽然英勇，但也经历了多次失败和士卒的损失。司马迁可能通过李广的故事，反思战争的残酷性，反思将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大战略之间的关系。李广的悲剧，也折射出那个时代战争的普遍性困境，以及个人英雄主义在宏大历史进程中的局限。
文学的张力： 李广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一个被匈奴畏惧的“飞将军”，却在回到汉朝后屡次因为各种原因失去封侯的机会，这种巨大的反差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文学张力。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自然会被这种充满悲剧色彩的故事所吸引，并将其打造成一篇引人入胜的传记。
卫青的“功业”与司马迁的“客观”：
相比之下，卫青的功业更加辉煌，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汉朝对匈奴的劣势局面，多次北伐，大破匈奴，成为了汉武帝时期最杰出的军事统帅。然而，《史记》中关于卫青的记载，虽然也详细记录了他的军事成就，但似乎少了李广传记中那种深切的情感抒发和个人悲剧的渲染。
这并非说司马迁不重视卫青的功业，而是他记录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有以下几点解释：
历史进程的自然书写： 卫青的崛起和成功，是汉朝国力上升和战略调整的结果。他作为一名优秀的执行者，完美地完成了汉武帝交给的任务。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虽然也着重描写了卫青的战功，但他更多的是将卫青置于汉武帝的时代背景下，展现他如何成为汉武帝北伐匈奴的关键人物。这种叙事方式更偏向于记录历史的“事实”和“进程”。
“成者王侯败者贼”的隐忧： 卫青作为汉武帝的宠臣，又屡立奇功，他的地位和功绩是毋庸置疑的。司马迁在写史时，固然追求真实，但也需要考虑政治的敏感性。对于卫青这样深受皇帝器重且功勋卓著的将领，司马迁的笔触可能更加谨慎，避免过于尖锐的评论，而是以相对客观的基调来呈现他的历史贡献。
功绩的“圆满”与情感的“缺失”： 卫青的生涯相对来说是“圆满”的。他出身卑微却最终位极人臣，封侯万户，权倾朝野。他的成功是顺遂的，虽然也面临过政治上的挑战和质疑，但其军事上的辉煌和政治上的地位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这种“圆满”的故事，可能不如李广那种充满遗憾和悲剧色彩的故事更能激发司马迁的创作热情和情感投入。悲剧往往更能触动人心，引发思考。
“卫青与霍去病”的合传： 《史记》中卫青和霍去病的传记是合在一起的，这本身就说明了司马迁在撰写时将他们两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史记》对卫青的描写，更多的是在为霍去病的辉煌做铺垫，或者说是在展示一个成功将领是如何成为另一个更加耀眼的将领的基石。
更深层的原因：司马迁的史观与文学追求
除了上述的个人情感和叙事侧重外，我们还可以从司马迁的史观和文学追求来理解这种差异：
以人为本，写“人”而非“事”： 司马迁最看重的是人物的“性情”和“命运”。李广的“不遇”和他的个性，都深深地吸引了司马迁的目光。他想要通过李广的故事，探讨命运、才能与机遇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奈。
悲剧的力量： 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善于挖掘人性的悲剧和命运的无常。李广的“飞将军”之名与他始终无法封侯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构成了极具戏剧性的悲剧。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自然会被这种悲剧所吸引，并将其描绘得淋漓尽致，以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史书的“情意”： 虽然我们强调史书的客观性，但司马迁的《史记》并非冰冷的史料堆砌。其中充满了作者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他对李广的同情，对卫青的客观，都体现了他作为史学家的独立思考和人文关怀。他写史，不仅是记录，更是评判和抒发。
结论：
总而言之，司马迁之所以在《史记》中对李广倾注更多笔墨，而对卫青的描写相对克制，并非是对战功的简单偏重，而是基于多重因素的考量。李广的“不遇”触动了司马迁的个人情感，他对李广身上那种不被世俗所染的品格和悲剧性的命运深感同情，并从中看到了命运无常和英雄寂寞的深刻主题。而卫青的辉煌虽然毋庸置疑，但他的成功相对顺利且“圆满”，其历史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国家战略的实现上，这使得司马迁在叙事时采取了更为客观和写实的态度。
司马迁用他独特的笔触，在《史记》中为我们呈现了两位伟大的汉朝将领。一个因“不遇”而令后人扼腕叹息，一个因功绩显赫而彪炳史册。正是这种差异化的描绘，才使得《史记》成为一部充满人文关怀和文学魅力的不朽之作，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命运的跌宕起伏，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情怀与抱负。他不仅仅是记录者，更是深刻的理解者和有血有肉的“写人者”。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史记》的根本属性。司马迁写《史记》，并非仅仅是一本军事战史，他更致力于书写“古往今来之事”，以人为主体，展现不同时代人物的命运沉浮、性格悲欢。《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巨著，其中的人物传记，不仅要记录他们的功业，更要挖掘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困境，他们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广的悲剧色彩，他的“失意”与“不遇”，恰恰是司马迁所擅长捕捉和着力刻画的。
李广的“失意”与司马迁的共鸣：
李广一生戎马倥偬，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可以说是标准的战神形象。他七次被匈奴围困，七次都能突出重围，这种个人能力和勇气令人惊叹。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将领，却一生未能封侯。这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对军人而言，是莫大的遗憾和不公。
司马迁对李广的“不遇”深感痛惜。在《史记·李将军列传》的结尾，司马迁写道：“广之勇，盖世矣……然广不得封侯，其罪皆在不遇哉？……吾尝 in 过广故乡，既悲其不遇，因作《李将军列传》。” 司马迁明确表示，他因为李广的“不遇”而感到悲伤，并因此写下了这篇传记。这种情感上的共鸣，是司马迁着重书写李广的重要原因。
司马迁之所以对李广的“不遇”如此感慨，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个人经历的投射： 司马迁本人也经历了宫刑之辱，仕途坎坷，同样是“不遇”之人。他对李广的遭遇，可能感同身受，将自己的失意和痛苦投射到这位名将身上，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和认同。
对“君子”的理想化追求： 在司马迁心中，李广可能代表了一种纯粹的、不被世俗权谋所染的君子形象。他勇猛善战，却不善于逢迎拍马，不擅长政治斗争，这在复杂险恶的宫廷政治中，反而成为他功业难以更进一步的阻碍。司马迁欣赏这种耿直和纯粹，并为这种品质在现实中的“不受待见”而感到惋惜。
对战争的深刻反思： 李广的一生，虽然英勇，但也经历了多次失败和士卒的损失。司马迁可能通过李广的故事，反思战争的残酷性，反思将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大战略之间的关系。李广的悲剧，也折射出那个时代战争的普遍性困境，以及个人英雄主义在宏大历史进程中的局限。
文学的张力： 李广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一个被匈奴畏惧的“飞将军”，却在回到汉朝后屡次因为各种原因失去封侯的机会，这种巨大的反差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文学张力。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自然会被这种充满悲剧色彩的故事所吸引，并将其打造成一篇引人入胜的传记。
卫青的“功业”与司马迁的“客观”：
相比之下，卫青的功业更加辉煌，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汉朝对匈奴的劣势局面，多次北伐，大破匈奴，成为了汉武帝时期最杰出的军事统帅。然而，《史记》中关于卫青的记载，虽然也详细记录了他的军事成就，但似乎少了李广传记中那种深切的情感抒发和个人悲剧的渲染。
这并非说司马迁不重视卫青的功业，而是他记录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有以下几点解释：
历史进程的自然书写： 卫青的崛起和成功，是汉朝国力上升和战略调整的结果。他作为一名优秀的执行者，完美地完成了汉武帝交给的任务。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虽然也着重描写了卫青的战功，但他更多的是将卫青置于汉武帝的时代背景下，展现他如何成为汉武帝北伐匈奴的关键人物。这种叙事方式更偏向于记录历史的“事实”和“进程”。
“成者王侯败者贼”的隐忧： 卫青作为汉武帝的宠臣，又屡立奇功，他的地位和功绩是毋庸置疑的。司马迁在写史时，固然追求真实，但也需要考虑政治的敏感性。对于卫青这样深受皇帝器重且功勋卓著的将领，司马迁的笔触可能更加谨慎，避免过于尖锐的评论，而是以相对客观的基调来呈现他的历史贡献。
功绩的“圆满”与情感的“缺失”： 卫青的生涯相对来说是“圆满”的。他出身卑微却最终位极人臣，封侯万户，权倾朝野。他的成功是顺遂的，虽然也面临过政治上的挑战和质疑，但其军事上的辉煌和政治上的地位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这种“圆满”的故事，可能不如李广那种充满遗憾和悲剧色彩的故事更能激发司马迁的创作热情和情感投入。悲剧往往更能触动人心，引发思考。
“卫青与霍去病”的合传： 《史记》中卫青和霍去病的传记是合在一起的，这本身就说明了司马迁在撰写时将他们两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史记》对卫青的描写，更多的是在为霍去病的辉煌做铺垫，或者说是在展示一个成功将领是如何成为另一个更加耀眼的将领的基石。
更深层的原因：司马迁的史观与文学追求
除了上述的个人情感和叙事侧重外，我们还可以从司马迁的史观和文学追求来理解这种差异：
以人为本，写“人”而非“事”： 司马迁最看重的是人物的“性情”和“命运”。李广的“不遇”和他的个性，都深深地吸引了司马迁的目光。他想要通过李广的故事，探讨命运、才能与机遇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奈。
悲剧的力量： 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善于挖掘人性的悲剧和命运的无常。李广的“飞将军”之名与他始终无法封侯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构成了极具戏剧性的悲剧。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自然会被这种悲剧所吸引，并将其描绘得淋漓尽致，以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史书的“情意”： 虽然我们强调史书的客观性，但司马迁的《史记》并非冰冷的史料堆砌。其中充满了作者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他对李广的同情，对卫青的客观，都体现了他作为史学家的独立思考和人文关怀。他写史，不仅是记录，更是评判和抒发。
结论：
总而言之，司马迁之所以在《史记》中对李广倾注更多笔墨，而对卫青的描写相对克制，并非是对战功的简单偏重，而是基于多重因素的考量。李广的“不遇”触动了司马迁的个人情感，他对李广身上那种不被世俗所染的品格和悲剧性的命运深感同情，并从中看到了命运无常和英雄寂寞的深刻主题。而卫青的辉煌虽然毋庸置疑，但他的成功相对顺利且“圆满”，其历史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国家战略的实现上，这使得司马迁在叙事时采取了更为客观和写实的态度。
司马迁用他独特的笔触，在《史记》中为我们呈现了两位伟大的汉朝将领。一个因“不遇”而令后人扼腕叹息，一个因功绩显赫而彪炳史册。正是这种差异化的描绘，才使得《史记》成为一部充满人文关怀和文学魅力的不朽之作，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命运的跌宕起伏，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情怀与抱负。他不仅仅是记录者，更是深刻的理解者和有血有肉的“写人者”。
网友意见
大部分后人也是通过太史公的《史记》知道李广实际没多少战功，而卫青战功赫赫的吧
看着这么多后人拿卫霍李广之事来黑太史公，黑李广，太史公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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