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上的伊斯兰国家始终极度依赖奴隶军团？
以下将从多个角度进行详细阐述：
1. 军事上的优势与需求
可靠性和忠诚度：
非家族出身： 奴隶军团的士兵并非来自统治家族或部落的成员。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强大的家族支持系统，其晋升和生存完全依赖于雇主（哈里发、苏丹或将军）。这种“无根”的属性使得他们更容易对雇主产生高度的忠诚。
隔离与群体认同： 这些奴隶士兵通常被聚集在一起接受训练和生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群体认同和兄弟情谊。这种群体认同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对军事机构和指挥官的忠诚，减少了内部背叛的风险。
消除内部政治干扰： 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依赖自由民组成的军队往往会受到部落、贵族或地方派系的影响，可能出现效忠分散或军事指挥官与政治势力勾结的情况。奴隶军团则相对独立于这些内部政治斗争，其忠诚对象更为明确。
专业的军事技能训练：
长期且系统的训练： 奴隶军团通常从幼年开始就被选拔并接受严格和系统的军事训练。他们被培养成专业的士兵、弓箭手、骑兵或步兵，掌握先进的战术和武器使用。这种专业性是临时征召的自由民难以比拟的。
适应性强： 奴隶军团的训练和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高度的纪律性和对命令的绝对服从，这使得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极高的效率和协同作战能力。
弥补人口结构和兵源不足：
非穆斯林士兵的来源： 早期伊斯兰教律法对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和奴役有一定限制。许多奴隶来源于非穆斯林地区，例如高加索、中亚、东欧和非洲。这些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潜在兵源，且由于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将他们转化为军队更容易规避一些内部的宗教和伦理问题。
补充本土兵源的不足： 在一些军事冲突频繁的时期或地区，本土自由民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兵力，或者本土人口的军事素养不足。奴隶军团可以作为一种稳定且可靠的兵源补充。
2. 政治上的巩固与权力制衡
建立“直属”的中央军队：
绕过传统军事贵族： 在早期，阿拉伯军队可能受到部落首领的影响。通过建立奴隶军团，哈里发或苏丹可以绕过这些地方军事贵族，直接掌控一支忠于自己的中央军队。
加强君权： 这支军队成为君主最直接的武力后盾，能够有效镇压内部的叛乱、巩固中央集权，并执行哈里发或苏丹的命令，不受地方势力的掣肘。
制衡其他军事力量：
防止军官集团专权： 在一些情况下，统治者会利用奴隶军团来制衡由自由民或贵族组成的军队或军事指挥官的权力，防止其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奴隶军团的忠诚对象是统治者个人，而非某个将军或派系。
提供政治杠杆： 奴隶军团的强大实力也为统治者提供了政治上的谈判筹码和威慑力。
作为政治权力继承的工具：
“家产化”的军队： 在某些王朝，奴隶军团甚至会被视为王朝的“财产”，随着皇位的继承而转移。这确保了军队的连续性和对新统治者的忠诚。
政治晋升的通道： 奴隶军团中的杰出将领往往能通过军事功绩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甚至成为统治者的亲信和重臣，这为统治者提供了一个考察和培养忠诚继承人的渠道。
3. 经济上的可行性
战争俘虏的经济价值： 战争往往会带来大量的俘虏，这些俘虏可以被转化为奴隶。将这些俘虏直接转化为军事力量，既解决了安置问题，又获得了免费的劳动力和兵源，具有双重经济效益。
奴隶的“可配置性”： 奴隶是财产，可以被买卖、交易或赠予。这使得统治者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军队的规模和组成，灵活配置军事资源。
减少自由民征召成本： 征召自由民通常需要支付军饷、提供补给，甚至给予土地或特权。奴隶军团虽然也有维持成本（训练、衣食、武器等），但其“所有权”的属性使得统治者在某些方面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和更低的直接经济负担感。
4. 社会与文化因素
消除社会阶层冲突的潜在根源： 将一些社会底层或被征服民族的人转化为奴隶并纳入军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反抗力量转化为可控的军事力量。
适应不同文化背景的融合： 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通过统一的军事训练和灌输，可以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奴隶塑造成具有共同军事目标和忠诚的士兵群体。
著名的奴隶军团例子
历史上，伊斯兰世界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奴隶军团，其中最著名的包括：
阿拔斯王朝的“马瓦里”（Mawali）军团（尤其是突厥人）： 阿拔斯王朝早期依赖波斯人、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组成军队。但随着军事和政治的发展，他们开始大量招募来自中亚的突厥奴隶士兵（通常被称为“马瓦里”或“古拉姆” Ghilman）。这些突厥士兵纪律严明、战斗力强，逐渐成为王朝军事力量的核心。然而，他们的权力也日益增长，甚至在后期一度控制了王朝的实际权力，例如著名的“萨迈拉事变”。
埃及的马穆鲁克（Mamluk）： 马穆鲁克是另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他们最初是从高加索地区（如契尔克斯人）购买的年轻奴隶，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后成为埃及的精锐骑兵。他们为埃及带来了军事上的荣耀，击退了蒙古人和十字军的入侵。然而，马穆鲁克最终掌握了政治权力，成为统治阶层，建立了自己的王朝，直至被奥斯曼帝国征服。
奥斯曼帝国的耶尼切里（Janissaries）： 耶尼切里是奥斯曼帝国最为人熟知的奴隶军团。他们通过一种名为“德夫希尔梅”（Devşirme，意为“征收”）的制度，从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家庭中征召适龄男孩，然后将他们伊斯兰化、脱离家庭并接受严格的军事和宗教训练，最终成为效忠苏丹的禁卫军。耶尼切里曾是奥斯曼帝国军队的王牌，为帝国的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耶尼切里也变得腐败并干预政治，最终在19世纪被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残酷镇压解散。
总结
伊斯兰国家之所以在历史上“极度依赖”奴隶军团，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军事需求，而是 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战略选择。 它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确保 军事力量的可靠性、政治权力的稳固性、以及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 而发展出来的军事和政治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在为伊斯兰国家带来军事优势和政治稳定性的同时，也潜藏着其固有的风险，例如奴隶军团权力过大可能威胁到统治者本身，或者其腐败和僵化导致军事衰落。
需要强调的是，“极度依赖”并非意味着完全排斥其他兵种，而是指奴隶军团在核心军事力量和政治稳定中扮演了 决定性或关键性的角色。 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国家和时期对奴隶军团的依赖程度和使用方式也会有所变化。
网友意见
我觉得这个问题最需要我们审视的问题应该是“是什么人在不断的重复奴隶禁军制度”。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伊斯兰政权奴隶禁军制度的源头说起。
一般来说，奴隶禁军制度被认为是发起于阿拔斯王朝的第八代哈里发穆塔希姆，起因是因为穆塔希姆登基来自于阿巴斯朝廷中阿拉伯贵族和波斯贵族的政治斗争，双方妥协后，一致拥立穆塔希姆这个突厥女妃的孩子作为哈里发。但也因此，这位突厥血统的哈里发对宫廷内的阿拉伯/波斯贵族都不信任，于是通过个人关系从东方买来了一批突厥人，把他们组建为自己的禁军。奴隶禁军制度自此开始。
但是这个制度并不是穆塔希姆哈里发自己想出来的，它有一个发源地，那就是萨曼王朝。
萨曼王朝（819年-999年）这个被称为复兴波斯文化的地方王朝建立的时间和阿巴斯的第七代哈里发马蒙（786 – 833）是同时代的事情，而向阿巴斯宫廷输送突厥奴隶也是自这个王朝开始的事情。同样，他们也几乎是与巴格达朝廷同时地采用了奴隶禁军制度。但是和阿巴斯的有所不同，萨曼王朝会注意训练自己的奴隶，而巴格达的奴隶禁军，至少我看到的记载中他们进入朝廷的时候就已经是职业化军队了。因此我怀疑萨曼承担了奴隶禁军的引进-训练-输送流程。
所以说在此之前的伊斯兰世界，是没有奴隶禁军的，而柏柏尔人塔里克和波斯人艾布穆斯林，原则上都是自由人，皈依者。无论事实上是否对他们有歧视，原则上他们都是自由人。是萨曼王朝启发了这个制度，并且最早付出了代价。
我们知道，阿巴斯朝廷使用的这个突厥禁军很快就陷入了重复不断地“闹饷”-“兵变”-“抢地盘”这样的噩梦循环之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不断通过兵变上台获取权力的突厥兵头，逐渐的把自己的影响力拓展到了帝国各个角落。尤其是这种“建立一个只针对统治者个人效忠的禁军”对于当时的这些封建主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
而对于那些奴隶禁军而言，一个个的军头通过战功获得封地，地位，甚至左右君主的废立，也都是一个又一个现实的例子。即使君主手腕高明，也不会亏待自己这样的实力人物，这似乎是一笔怎么看都不那么亏的买卖。同时，这些经过训练的奴隶禁军对于自己发迹的方法逐渐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他们会主动的复刻这个过程中自己成功的部分，而对于上一代统治者失败的部分则开始忽视。
就像我之前说的，萨曼王朝开启了奴隶兵制度，他们也最早陷于奴隶军头的危机。公元962年，伽色尼王朝的建立者阿尔普特勤，这个奴隶禁军出身的呼罗珊的军队指挥官夺下了加兹尼，并在那里盘踞。从此开启了萨曼王朝崩溃的序幕，并最终导致了萨曼王朝的覆灭。
而这个奴隶禁军古拉姆出身的阿尔普特勤，对于萨曼王朝军事制度的总结是怎样的呢？他的继承人组建了更加职业化的古拉姆（奴隶禁军）制度。甚至每一代苏丹死后，新一代的苏丹要重新招揽上一代的古拉姆，否则这些古拉姆就会流于民间。
这样的情况在阿巴斯也继续着，阿拔斯哈里发的确饱受突厥奴隶军头的困扰，但是中间并不是人人都忍气吞声。第十六代哈里发穆塔米德时期，在摄政王穆瓦菲格时代，阿巴斯王朝利用自己的权谋手段实现了一段“王朝中兴”。但是摄政王的思路只是用忠于自己的奴隶禁军打败不服从自己的奴隶禁军，随着摄政王的死亡，奴隶禁军再次失控，并在不久之后永久的剥夺了哈里发的世俗权力。
随着阿巴斯第二十代哈里发拉迪设置总埃米尔，突厥军头彻底成为了中东地区的最主要军事实体，随之而来的就是突厥系奴隶禁军这个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制度被不断地复现，不断地重复，并发扬光大传播到所有的伊斯兰政治地区。而同时不断地扩张传播的，是突厥军事贵族一步一步的从过去“来自东方的外族”逐步转变为在中东地区有自己固定势力，生活在固定地区的本地化民族。打破了此前阿拉伯-波斯的民族解构，形成了一个阿拉伯/波斯/突厥三方混居的局面。
这种多民族混居的环境下，剧烈的民族变动带来的是统治者极大的个人危机意识，既然谁都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最容易复现的办法。而奴隶禁军所搭建的封建关系就是一个各民族最容易发现、复用、微调的制度。所以随着东方突厥语民族持续不断的迁徙行为，这种以奴隶禁军方式搭建的封建依附关系被一代又一代的突厥军事贵族一次又一次的复用，成为了中东封建主可以依赖的“最简短路径”。
所以在这个民族文化大混居的环境中，不论是布韦希王朝、法蒂玛王朝、后伍麦叶王朝、伽色尼王朝、塞尔柱王朝……这些王朝都在不同程度的复刻这种军事制度，因为无论哪个政权都不能忽略这些来自奴隶禁军的突厥人军事贵族团体。尤其是伽色尼王朝和塞尔柱王朝，他们的建立者本就是古拉姆（奴隶禁军）的成员，只会对自己的成功路径进行不断的复刻。不过这里要说一嘴，塞尔柱王朝的宰相尼扎姆正经思考过该如何调整这个制度，但是突厥人军事贵族对于这个奴隶禁军制度实在过于依赖，他的改革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只能通过建立强势君主来削弱奴隶军头的威胁。
所以，我的结论是，奴隶禁军制度并不是一个基于“宗教”需求而产生的军事制度，他是中东地区在中世纪时期社会激烈变化，民族迁徙频繁，封建关系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下，由突厥民族带头进行的一种短期效果最明显的封建政治制度。
而这个制度最终是怎么被淡化和打破的呢，是随着月即别汗建立的乌兹别克王朝被击败，中亚的政治局势开始进入一个较为平稳的阶段，绵延上百年的突厥语民族西迁逐渐停止。这让西亚地区不再有源源不断的土库曼部族涌入，这才让后来的奥斯曼可以逐步废止奴隶兵制度，让萨法维可以用本地人制衡土库曼人，让莫卧儿人可以建立印度特有的封建制度。
应该说整个人类世界都大规模使用并且依赖奴隶军团，或者说只忠于个人的私人武装。
君主制国家，集权度越高，使用“奴隶”来代替自由人的意愿也就越高。
奴隶军团只是一个代称，其实这些军队在待遇和地位上远高于自由人。
在伊斯兰世界，奴隶的人身依附程度较高，可以公平公开的分配军饷配给与战利品，自然忠诚度和战斗力都能够得到保证。
在东方，明朝的精锐官军中，基本都是家丁兵，几乎可以看成明军将领个人的奴隶大军，和将领是主仆关系，可以看成卖身给将领的奴隶，一般家丁兵在军队都是待遇最高，装备最好的权力最大的军人，而其他军人说起来是和国家正规部队，但各方面待遇不如将领的私兵。
带清就更不用说了，只有满人才能称奴。
而日本大名驯养的家臣和武士，自然只会忠心于主人，而不是“幕府将军”或者“天皇”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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