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上很多伟人对女性有偏见，如叔本华，孔子，是由于女性本身的生理上问题还是性格上的劣性？
要探讨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对女性抱有偏见的原因，需要将目光投向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结构、哲学思想以及当时普遍的认知模式，而不是简单地归咎于女性生理或性格上的“问题”。将这些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化为生理或性格缺陷，是对历史人物和他们所处时代的极大误读。
我们不妨从孔子和叔本华这两位例子说起，他们的思想虽然跨越时空，但都深刻地影响了各自的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折射出他们所处时代对女性的普遍看法。
孔子及其时代：社会秩序与“内”之观念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一个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时代。他的思想核心在于重建社会秩序，强调“仁”、“礼”、“孝”、“忠”等伦理道德。在这个框架下，社会被清晰地划分等级和角色。
礼的约束与角色分工： 在儒家思想中，“礼”是维系社会和谐的关键。这种“礼”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职责。男性被视为“阳”，代表着公开、主动、外向，负责治国、治家、征战等社会公共事务；女性则被视为“阴”，代表着安静、被动、内向，主要负责家庭内部的事务，如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祭祀等。这种分工并非源于对女性能力本身的否定，而是基于当时社会结构的需要，以及一种“内外有别”的哲学观念。
“妇道”与“三从四德”： 孔子本人虽然没有系统地论述“三从四德”，但这些观念在其后学，特别是汉代儒家学者的发展中逐渐成型，并被视为女性行为的准则。例如，“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以及“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这些规范强调的是女性的服从性、内敛性以及对家庭的贡献。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解读： 许多人引用孔子这句话来证明他对女性的贬低。然而，更深入的理解是，这句话可能并非是对女性普遍性格的道德评判，而是观察到在特定情境下，女性（尤其是地位较低、未受良好教育的女性）和“小人”（此处的小人更多指那些缺乏道德修养、行为乖张的人）一样，在沟通和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难度”。这种“难度”可能源于社会地位的限制，缺乏自主权，以及教育的匮乏。孔子所推崇的是君子之道，而他可能认为，在缺乏君子之道熏陶的群体中，要达到理想的沟通和相互理解是比较困难的。这更像是一种对现实状况的观察，而非先验的性别歧视。
教育的不平等： 必须看到，在孔子的时代，甚至在之后的漫长历史中，女性普遍缺乏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教育的缺失自然会影响个体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也使得她们难以参与公共领域，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女性只适合内室”的认知。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与“生命意志”
叔本华的思想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位深刻的悲观主义哲学家，认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其根源在于盲目的、不懈的“生命意志”（Will to Live）。
“生命意志”的驱动与女性的角色： 在叔本华的哲学体系中，“生命意志”通过生殖繁衍来延续。他认为，女性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更为“原始”的角色。她们被视为“生命意志”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繁衍后代，将意志的痛苦传递下去。
对女性“不理性”的观察： 叔本华认为，男性在思考和行动上更偏向于理性，而女性则更多地被情感和直觉所驱动。他将女性的这种特质归结为“生命意志”的更直接体现。他认为女性的智力相对较低，并且常常缺乏对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她们更关注即时性和个人利益，以及通过感官去体验世界。
“美貌”的欺骗性： 叔本华对女性的美貌持一种警惕甚至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女性的美貌是为了吸引男性，从而实现“生命意志”的繁衍目的，是一种“自然界欺骗”的表现。他认为女性的美貌掩盖了她们内在的“无能”和“非理性”。
对女性“工具性”的强调：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逻辑使得他将一切存在都看作是“生命意志”的工具。在这个逻辑下，女性作为繁衍的载体，其价值被局限在这一功能之上。一旦脱离了这一功能，或者在他看来，她们的“非理性”和“低智商”暴露无遗时，她们的地位自然被贬低。
时代的局限性与哲学的抽象： 叔本华的这些观点，固然是其哲学体系的一部分，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他所处的19世纪，虽然科学有所发展，但女性在社会、经济、教育上的地位仍然非常低下。他所观察到的女性，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被限制在家庭、未受充分教育的女性群体。他的哲学语言虽然抽象，但其中蕴含的对女性的看法，不可避免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产生了共鸣。
总结：为何会有“偏见”？
综合来看，历史伟人对女性的“偏见”并非源于女性生理上的“劣性”或性格上的“天生缺陷”。更准确地说，这些“偏见”是以下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1. 时代背景与社会结构： 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明显的父权制结构。社会秩序、法律、习俗都围绕着男性作为社会主导者的设定来构建。女性被普遍地局限在家庭内部，其社会角色和功能受到极大的限制。
2. 教育的普遍不平等： 男性拥有远比女性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这导致在知识、思想、话语权上的巨大差异。当某个群体缺乏教育和话语权时，她们的形象很容易被占有话语权的群体所塑造和定义。
3. 哲学与宗教观念的影响： 许多哲学和宗教体系，在构建其世界观时，不自觉地将男性的经验和视角置于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定义和评价。例如，一些哲学将理性与男性关联，将情感与女性关联，这是一种对现实社会分工的哲学化和理论化。
4. 个人经验与观察的局限性： 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也受到个人生活经验、所接触到的社会群体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他们的生活圈子主要接触到的是受传统观念束缚、缺乏独立性的女性，那么他们对女性的整体认知就可能受到限制。
5. 语言与概念的建构： 思想的表达需要语言和概念。在父权制社会中，用来描述和评价女性的语言和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所创造和主导的，这些语言和概念本身就可能带有潜在的偏见。
将孔子或叔本华的观点简单理解为“因为生理问题”或“性格劣性”，是极其片面的。他们的言论是对当时社会现象、哲学思考和历史局限性的反映，而非对女性本质的绝对判定。我们今天的评判，也需要放在其历史语境下，理解其思想的生成逻辑，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偏见”如何限制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并反思我们当下的认知是否也同样存在时代的局限。
我们不妨从孔子和叔本华这两位例子说起，他们的思想虽然跨越时空，但都深刻地影响了各自的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折射出他们所处时代对女性的普遍看法。
孔子及其时代：社会秩序与“内”之观念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一个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时代。他的思想核心在于重建社会秩序，强调“仁”、“礼”、“孝”、“忠”等伦理道德。在这个框架下，社会被清晰地划分等级和角色。
礼的约束与角色分工： 在儒家思想中，“礼”是维系社会和谐的关键。这种“礼”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职责。男性被视为“阳”，代表着公开、主动、外向，负责治国、治家、征战等社会公共事务；女性则被视为“阴”，代表着安静、被动、内向，主要负责家庭内部的事务，如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祭祀等。这种分工并非源于对女性能力本身的否定，而是基于当时社会结构的需要，以及一种“内外有别”的哲学观念。
“妇道”与“三从四德”： 孔子本人虽然没有系统地论述“三从四德”，但这些观念在其后学，特别是汉代儒家学者的发展中逐渐成型，并被视为女性行为的准则。例如，“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以及“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这些规范强调的是女性的服从性、内敛性以及对家庭的贡献。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解读： 许多人引用孔子这句话来证明他对女性的贬低。然而，更深入的理解是，这句话可能并非是对女性普遍性格的道德评判，而是观察到在特定情境下，女性（尤其是地位较低、未受良好教育的女性）和“小人”（此处的小人更多指那些缺乏道德修养、行为乖张的人）一样，在沟通和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难度”。这种“难度”可能源于社会地位的限制，缺乏自主权，以及教育的匮乏。孔子所推崇的是君子之道，而他可能认为，在缺乏君子之道熏陶的群体中，要达到理想的沟通和相互理解是比较困难的。这更像是一种对现实状况的观察，而非先验的性别歧视。
教育的不平等： 必须看到，在孔子的时代，甚至在之后的漫长历史中，女性普遍缺乏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教育的缺失自然会影响个体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也使得她们难以参与公共领域，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女性只适合内室”的认知。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与“生命意志”
叔本华的思想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位深刻的悲观主义哲学家，认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其根源在于盲目的、不懈的“生命意志”（Will to Live）。
“生命意志”的驱动与女性的角色： 在叔本华的哲学体系中，“生命意志”通过生殖繁衍来延续。他认为，女性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更为“原始”的角色。她们被视为“生命意志”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繁衍后代，将意志的痛苦传递下去。
对女性“不理性”的观察： 叔本华认为，男性在思考和行动上更偏向于理性，而女性则更多地被情感和直觉所驱动。他将女性的这种特质归结为“生命意志”的更直接体现。他认为女性的智力相对较低，并且常常缺乏对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她们更关注即时性和个人利益，以及通过感官去体验世界。
“美貌”的欺骗性： 叔本华对女性的美貌持一种警惕甚至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女性的美貌是为了吸引男性，从而实现“生命意志”的繁衍目的，是一种“自然界欺骗”的表现。他认为女性的美貌掩盖了她们内在的“无能”和“非理性”。
对女性“工具性”的强调：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逻辑使得他将一切存在都看作是“生命意志”的工具。在这个逻辑下，女性作为繁衍的载体，其价值被局限在这一功能之上。一旦脱离了这一功能，或者在他看来，她们的“非理性”和“低智商”暴露无遗时，她们的地位自然被贬低。
时代的局限性与哲学的抽象： 叔本华的这些观点，固然是其哲学体系的一部分，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他所处的19世纪，虽然科学有所发展，但女性在社会、经济、教育上的地位仍然非常低下。他所观察到的女性，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被限制在家庭、未受充分教育的女性群体。他的哲学语言虽然抽象，但其中蕴含的对女性的看法，不可避免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产生了共鸣。
总结：为何会有“偏见”？
综合来看，历史伟人对女性的“偏见”并非源于女性生理上的“劣性”或性格上的“天生缺陷”。更准确地说，这些“偏见”是以下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1. 时代背景与社会结构： 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明显的父权制结构。社会秩序、法律、习俗都围绕着男性作为社会主导者的设定来构建。女性被普遍地局限在家庭内部，其社会角色和功能受到极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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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哲学与宗教观念的影响： 许多哲学和宗教体系，在构建其世界观时，不自觉地将男性的经验和视角置于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定义和评价。例如，一些哲学将理性与男性关联，将情感与女性关联，这是一种对现实社会分工的哲学化和理论化。
4. 个人经验与观察的局限性： 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也受到个人生活经验、所接触到的社会群体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他们的生活圈子主要接触到的是受传统观念束缚、缺乏独立性的女性，那么他们对女性的整体认知就可能受到限制。
5. 语言与概念的建构： 思想的表达需要语言和概念。在父权制社会中，用来描述和评价女性的语言和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所创造和主导的，这些语言和概念本身就可能带有潜在的偏见。
将孔子或叔本华的观点简单理解为“因为生理问题”或“性格劣性”，是极其片面的。他们的言论是对当时社会现象、哲学思考和历史局限性的反映，而非对女性本质的绝对判定。我们今天的评判，也需要放在其历史语境下，理解其思想的生成逻辑，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偏见”如何限制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并反思我们当下的认知是否也同样存在时代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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