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上很多大战到了开打的时候胜负已经注定？
一、战略层面的准备与态势：
长远的战略规划与国家意志： 一场大战的爆发，背后往往是一个国家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战略布局。这包括经济的积累、军事工业的建设、人才的培养、外交的斡旋等等。如果一个国家长期以来都在为某一场预期的冲突做准备，并且其政治体制能够稳定地贯彻这一意志，那么它在开战之初就拥有了先发优势。反之，如果战争的爆发更多是出于政治压力、偶然事件，或是仓促应战，那么其战略储备和决心就可能不足，胜算自然大打折扣。
经济与工业基础的差异： 战争是经济实力的终极较量。在工业时代，一个国家能否持续生产和供应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弹药、物资，以及维持庞大军队的运转，是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如果一方拥有更为发达的工业体系、更强的生产能力和更充足的资源储备，那么即使在初期处于劣势，也能通过强大的后勤和工业生产逐渐将劣势转化为优势，甚至在战争后期彻底压垮对手。想想二战中同盟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这是轴承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石。在冷兵器时代，虽然工业因素不那么直接，但经济的繁荣程度决定了其能供养多少军队、训练到何种程度、装备到何种水平。
军事思想与科技的代差： 军事思想的领先与否，以及科技水平的代差，是决定战场胜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的军事理论是否先进，能否有效运用其科技优势，往往能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闪电战的运用使得德国在二战初期横扫欧洲，这不仅仅是装备上的优势，更是基于新的军事思想和技术（如装甲部队和空军协同）的突破。而固守传统战术、未能及时革新的军队，在面对拥有新式武器和战术的对手时，往往不堪一击。
情报与侦察的有效性： 对敌我双方实力、意图、部署的准确了解，是制定有效战略战术的前提。拥有先进的情报搜集和分析能力，能够更早地发现对方的弱点，制定出针对性的打击方案，甚至在开战前就瓦解对方的攻势。例如，英国在二战中的情报工作，特别是破译德军密码，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如果一方在情报上处于绝对劣势，那么它就像一个盲人在战场上摸索，胜算渺茫。
二、战术层面的部署与准备：
战役初期的部署与战略要地的控制： 战争的胜利往往取决于谁能在关键时刻掌握战略主动权。这包括占领重要的地理位置（如港口、交通枢纽、战略要地），部署兵力到最能发挥优势的地方，以及预先设置防御或进攻陷阱。如果一方在战役打响之前，已经成功地将部队部署到位，控制了关键区域，那么它就占据了战术上的优势，迫使对方只能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应战。
军事指挥官的能力与经验： 杰出的军事指挥官能够凭借其过人的智慧和经验，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做出最佳决策。他们能够洞察战机，灵活运用兵力，并在不利局面下扭转乾坤。历史上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都离不开指挥官的卓越才能。反之，平庸甚至失误的指挥官，即使拥有再强的军队和装备，也可能将战争引向失败的深渊。在许多大战开打前，双方主帅的实力对比已经显露出一些端倪。
军队的士气与训练水平： 士气是军队的灵魂。一支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军队，即使在装备不占优的情况下，也能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士兵的忠诚度、对战争目标的认同感、以及平时的严格训练，都会在战场上转化为坚韧的意志和高超的战斗技巧。如果一支军队士气低落，士兵训练懈怠，那么即使数量众多，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兵力与兵种的配置： 合理的兵力配置和兵种协同，是赢得战斗的关键。例如，在近代战场上，骑兵、步兵、炮兵、后勤兵种的有效配合，能够发挥出远超各自单兵作战能力的整体优势。如果一方的兵力配置失衡，或者未能有效协同，那么其作战效能就会大打折扣。
三、外交与同盟的影响：
国际环境与盟友的支持： 许多大战并非孤立的军事冲突，而是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一个国家能否获得其他国家的外交支持、经济援助，甚至军事同盟，往往能极大地影响其战争的胜算。如果在战前能够构建起强大的联盟，或者孤立对手，那么开战时就已占据了地利人和。例如，一战和二战中，同盟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是其最终获胜的重要因素。
战争爆发的时机选择： 有时候，战争并非在一夜之间爆发，而是在一系列外交努力失败后，经过深思熟虑的时机选择。如果一方能够等到对手最虚弱、或者自己最强大、或者国际局势最有利的时候发动战争，那么其胜算自然会更高。
总结来说，许多大战在开打时胜负已定，并非是某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而是以下几种因素的综合体现：
战略的深度： 长期积累的经济实力、工业基础、科技水平和国家意志，构成了战争的底层逻辑。
战术的精妙： 开战前的部署、指挥官的素质、军队的训练和士气，决定了战场初期的实际战斗力。
外交的周旋： 国际局势、同盟关系以及时机的选择，影响着战争的外部环境和支持力量。
当这些因素长期以来朝着一个方向倾斜，并且一方在多个层面都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时，那么在硝烟散尽之前，胜负的天平往往就已经不可逆转地朝着一方倾斜了。战争的胜负，往往是在开打前就通过一系列的准备、布局和选择，一步步被塑造出来的。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更多时候只是这些前期铺垫的最终显现。
网友意见
题主可能还有一点没有考虑，就算是“胜负已经注定”，胜负具体实现的方式也和开打前所想的不同。
比喻一下的话，如果我当志愿者，要负责“念一篇文章安慰灾区小朋友”，然后小朋友提出要听一个“妹子主角得到好结局”的童话故事，那小红帽，灰姑娘都符合这个要求，但具体情节肯定不一样，你是在帮助下把坏人劈死了（小红帽），还是“有人保佑你就可以，没那么激进（灰姑娘）”，在“妹子主角，好结局”的概括方式下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普通人很喜欢把所有历史当茶余饭后的故事，会主动脑补（无贬义）让这些故事趋近于他们心中的几个模式。
以题主所举这三个例子来看，本朝的不过多妄论，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的那个，按题主的概括，其实满足的是喜闻乐见的“恶人没有天佑”模式，一支“能力很水，很喜感，不得人心”的法西斯军队（大众对意军的刻板印象），即使面对“需要求神拜佛”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大众对“非洲那些大哥”的刻板印象），也是“注定要输”的。人们会不自觉的忽视不符合“定式”的所有细节。如果一个小姑娘确实就想听妹子+好结局的故事，那确实，给她讲小红帽和灰姑娘都可以。
拿我黑过2周的中途岛之战为例，人们津津乐道于“胜负开打前已经决定”，迎合的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罗切福特的情报）的meme，是“恶人没有天佑”（因为日本人对美国的工业能力无知，所以注定要输，虽然实际上本土产能到了43中才开始显神通）的meme，但普通人不会认为，胜负开打前已经决定是因为美方选择了做好临场侦查，以强胜强，是因为在鱼雷性能，陆航战果和领导的智商都被高估的前提下中下层军官的牺牲，是因为某种意义上这一回恶人自有天佑（我真没故意黑USN………）。
只能说如果不是仅仅为了图一乐，那还是不能这么看问题。
这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要复杂一些。
很显然，历史上的大战并不是”开战前就已经确定“——而是因为我们倾向于把历史描述为：”很多原因的必然结局。“比如常见的世界大战网络谜团包括：因为日本工业不行，所以日本在世界大战里必然失败啦。因为德国动员效率低速度慢，所以他们必然失败啦。因为意大利缺少燃油，所以他们必然失败啦。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教育问题，心理认知问题；而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社会现象，我们叫做“Meta Description”或者“Meta-based Story-Telling”——名字可能有很多，但是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常见的史观：”历史是个故事，一个有连续性的故事。“站在这种史观的角度上，我们看到，因为历史是个故事，而且尤其是因为历史这个故事有”连续性“，有内在的因果联系，有原因有结局，所以我们可以站在冷酷无情的分析家的视野里去倒推出来历史中的”逻辑“，或者”历史规律。
因为我们的”历史教育“不提供”如何研究历史“，我们不会提供某一个历史阶段最优秀的研究者，当代最先进成果，也不会提供”素材史料编纂“，或者”如何分析。“我们拿出来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历史“，里面的因果关系，是非成败，就是事实。
这种社会现象培养了一种”所有历史事件都是某几个长期因素的必然结局“的想法：没有希特勒也有希特蠢啦，因为经济问题；没有赵括也会有长平啦，因为变法问题；”这些结局都是某几个可以总结出来的长期因素早就决定会必然发生的事情啦。“
让我强调一下，”历史有规律“这个观点一点问题都没有：历史就是有规律。优秀的历史学家会去找规律，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学派。实际上哲学上来说，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规律。如果存在一个范围，一个集，这个集合内所有的项目之间全部都没有规律，”any possible mapping system will NOT generate a set, containing all its legit relations, that covers all relations“，那么没有规律本身仍然会成为这个集合里的规律。站在我们的角度上，历史”当然“有规律可循。
然而”Meta-description“的问题是，如名字所显示的，这种史观是”meta-based“——会站在某一个特定的视角上去找这种规律——站在一个本身就注定有失偏颇的角度去解释历史，去讲述故事，而且拒绝或者无视其他可能，然后试图从这种故事里去”寻找历史规律“——最后走到那个”所有历史事件都是长期因素的必然结局“的地方后，得出结论：”我找到的这些长期因素，就是最重要的！“
究其本质，再次重复一遍：我们不提供”如何找规律“的教学，我们提供的是”这里有一些现成的事实和一些总结的规律，记住它。“
我举一个小栗子来解释一下：在教育学上，我们认为，一个人对自己成就的评估可以用两个不同的项目来划分；内在+外在 vs 稳定+不稳定。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学生，考试，得分，考得很好。这个学生自然而然地，作为人类，作为一个智慧生物，会去”reflect“这个结论的原因。扔掉花里胡哨的英语表达和翻译错误，用通俗的话说：人会”琢磨我为什么考得好“——这就给了他一个meta。现在我们假设存在两个学生，一个从来就没有认真学习过，是好小子小A，一个一直认真学习，努力用功，是苦功夫小B；他们同样在连续四次考试里得到了高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小A站在自己的”meta“里拿出来了一个故事去解释自己的精力：我没学习也考得好，说明我聪明！聪明人考得好，不用学习也行。这就是一种”史观“，一种更确切地说，个人”观点“。二小B可能每次考试之前都喝了肾宝，他得出来一个结论：”喝肾宝，考得好。“这又是一种观点。然后就会出现题目中出现的问题了：小A跑到知乎问：为什么聪明人不用学习才能考得好呢？小B回答道：不对，聪明人考得好是你的错误认识，事实上，喝肾宝，考得好。实际上，小B考得好可能是他学习的原因，可能是他聪明的原因，可能是肾宝的原因，可能是二百公里外一只鸟拉稀了的蝴蝶效应。核心是：他不是”少数因素引起的历史必然。“
”Meta-perception“是无可避免的，毫无疑问，我们都有自己的”meta“，都有自己的认识，我们所有人，你，我，MIT语言研究所，UCLA历史系，剑桥牛津，皇家学会，没有人能真正变成冷酷无情的历史”旁观者“，我们都是”biased“。但是”meta-description“是另一种东西，是我们如何”给其他人描述历史“，而当我们描述历史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至少提及”我们的观点是meta-based“，提出”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不完整的，事实可能不能简单的从结论倒推“。
但是我们没有做得特别好。
对教育科学不熟悉的人可能会很吃惊世界范围内这个问题究竟在历史教学上惹出了多少乱子。从英格兰到新英格兰，从荷兰到新荷兰，从西安到东京，从叶卡捷琳堡到塞萨洛尼卡到金斯顿，历史教师们在不停地辩论（无论是否意识到）这种史观的问题。
大多数历史书，和由历史书所反映，所导向的”大众史观“，都带有着一种强烈的”故事色彩“。我用Freedonia，阿梅莉卡的历史教学演变作为例子：美国历史教学强烈基于一种，来自20世纪初期一直延续至今的，”美国天命崛起“的论调。在很多时候，教学大纲（州一级，注意第十修正案带来的地方主义）会强调：”美国是特殊（special，谢天谢地不是unique）的国家“，这个国家捍卫西方民主，保护其人民，因为均衡的政治制度而强大··· ···而这甚至不是五十年代！是今天。这是一种很显然的”故事“——他让人们忽略了很多故事中没有提到的事情：比如，美国在领导西方阵营时美化了英法西荷的殖民主义。而因为这是一个”有连续性的故事“，讲故事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或者故意的）保持连续性。美国建立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基础上，所以美国历史自然而然捍卫民主，解放黑人权益，为妇女权益奋斗的历史——美国在1812路易斯安那整合中击溃提康萨的联盟就变成了一笔带过：”我们买下了路易斯安那——没了，就这些，挺好的。“
而如果大家从这个例子里认为”meta-description“仅仅代表着美英的骄傲或者各国自己的宣传，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试图纠正这种”讲故事“历史教学的教学，犯了完全相同的错误。”站在反美角度上去宣传提康萨代表着印第安整合运动，英勇无畏的反击殖民者——就很容易把历史写成一段人民反抗入侵的赞歌。不，”可提康萨死在加拿大，和英（加）帝国军队并肩作战的部分呢？“
看，甚至无关乎”立场“和”视角“——两个立场完全相反的论点错的很相似。
而这种例子无处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那英帝国和苏联侵略伊朗的战斗呢？科尔特兹对中美洲阿兹台克帝国的征服是伟大的文明对落后的野蛮的征服：那西班牙在殖民早期落后的整合系统呢？罗马帝国的衰亡是失去尚武精神的体现：那狄奥多西和君士坦丁呢？古希腊城邦市民阶级的蓬勃和重装步兵的出现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翻开《The Other Greeks》，我们能看到完全不同但是很有说服力的论据。
但是我不是来批评”大众历史认知落后学界进展百余年的。“
买菜不需要历史，就好像买菜不需要微积分一样。可以用吗？可以，但是不需要。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历史学已经不是”改变命运，驱动社会发展的唯一最关键最高效学科“了。我们需要精简历史，快速给大众补充一些最基础的知识：比如，如果我们不讨论波旁改革，不讨论西班牙参与法国革命战争，不讨论黑发圣母，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至少让大众知道：西班牙，阿兹台克帝国，新西班牙和墨西哥。
但是问题是：这种授人以鱼的历史认知和授人以渔的历史研究出现了一些分歧。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学家们怎么想，他们记录了什么，从中我们可以推论出什么“；考古学家研究”历史留给我们什么证据，发掘保存这些证据更告诉我们什么。“然而大众学到的”历史“并非这些，而是”这里有一本叫做历史的故事书，现在读小说吧。“
我们不会，也在短期内不可能在高中甚至大学非人文学科中引入”如何进行历史分析“”如何整理一首材料，如何分析历史上进行过的研究“”如何判别考古证据的真伪“”如何判断基因学，人口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新发展是否能够和历史学理论吻合“，更不会去”今天我们要学习希腊历史，去学一下希腊文吧。“历史教学和大众认识所面临的问题是：替代品是不是”史实教学“呢？”史实教学是不是注定要会变成讲故事呢？“而讲故事的人注定有自己的立场：比如，五十年代美国东北部教学组织立场——强烈的反苏倾向；比如三十年代苏联的教学立场——反英反法的倾向。历史变成了小说，一本用于影响读者的小说，史实为基础的记忆学习就变成了”meta-description“。
历史上很多大战，开战前就已经胜负注定吗？
当然不是，显然不是。
但是，我们历史教学里面究竟做了什么，导致大家会这么想？当我们把历史变成了一个故事。”学历史“变成了”记住故事里的细节“，或者说，”记住这个版本的故事里的细节“时就会这样。尽管事实上，历史学家们不太真正地明白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他们确实认可的地方，往往历史学，考古学，史料研究，语言学，基因分析，人口学，达尔文主义者，查姆斯基主义者，新学派，年鉴主义者，生物历史学，哲学甚至神学家不互相同意。
所以我说，这不是一个历史问题，历史上，显然，不能说”这些战役战前就百分之百确定了“。教学上，我们不太可能在义务教育和高中普及”如何研究历史“，所以也不完全是教育学问题。这也不是心里认知问题：题主的思维方式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要切开脑子看看。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角度上，我们倾向于把”历史“当成故事，而不同的人相信不同的故事，并且从自己的版本里面”找规律“。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meta“里面，在没有地基的地方盖楼，甚至盖空中阁楼。
这种想法没有什么对错，也不是什么”邪恶可恨的社会恶行“，而是一个简单的现实：提醒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听多想，自我质疑。提醒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多听多想，自我质疑。
这个问题的解决很迫切吗？我觉得也不。会用数学公式不一定必须会推倒，教育不可能贪大求全。
但是最终，这种现象应该提醒我们历史是一门或许古老但是严肃的学科，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历史教学应该尽可能多地汲取其中的养分，给非专业的治学者提供最好的教育。
因为你只关注了胜于庙堂的那些战役
比如1942年的夏季攻势，在5月胜负注定了吗？
再比如杜布纳-布罗迪和拉塞尼艾，6月23日谁能看出来胜负？
同期展开的洛林战役和市场-花园行动，做足计划、聚拢兵力的一方为何都惨遭失败？
南太平洋的塔萨法隆格，胜者为何不是准备周全的美军？
时间向前拉，凡尔登、勃鲁西诺夫的胜负手是开战前的准备吗？马伦哥和奥斯特里茨呢？
若真的开打的时候胜负已定，主帅开打的时候完全可以把部队扔到一边去度假，反正庙算已定让手下按计划打就完事了，但是为什么主帅仍然要待在军中指挥呢？战况瞬息万变，面对实力相称的对手作出正确决定才能确保胜利。怎样避免与敌军预备队顶牛、怎样避免把已突破的部队送进敌军反击的虎口、怎样避免佯攻部队吸引住的正面敌军逃走绝非定好计划就能解决——但这几项很可能就决定了战役的成败。
硬实力、战略态势和计划是战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应该忽略人的作用。单单拔高可控的部分并非客观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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