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1937年的一个普通民国百姓说，你和张学良换换，失去自由50年换他的吃喝待遇，他会同意吗？

关于张学良被软禁后的生活，中文网络上的热度远远不及918和西安事变，因为918和西安事变时，张学良还是戏台上唱戏的那个人，戏台下看戏的人们都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而50年的软禁生活里，张学良已经从戏台上消失，看客们也就不再关心了。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老蒋回南京（其实只送到洛阳，后来他跟老蒋分别乘不同的飞机飞到南京），一下飞机就被软禁在宋子文的家里。宋子文对老蒋的不讲信用非常恼火，老蒋和宋子文的卫士都回忆他们看到宋国舅跑到中央军校老蒋的办公室、与老蒋大吵一架，而后宋子文摔门而出，脸色都紫了。老蒋曾对张学良说过，天底下敢跟我这么（不客气）说话的人，只有你一个。其实还应该算上宋子文，当初老蒋在北伐的时候，仗着自己手里有军权，不听从炮党中央的指挥，宋子文把老蒋的1200万军费全给扣下了，吓得老蒋屁滚尿流，马上求饶。后来老蒋娶了宋子文的妹妹，才算跟宋老大搞好关系。

宋子文在南京的住所是鸡鸣山上的一处别墅，面积不大，张学良在这里倒不寂寞，戴笠、宋子文这两个私交甚好的朋友几乎每天都来看他，有时候孔祥熙也会来。1936年12月31日是炮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张学良的内部审判，老蒋在挑选审判张学良的法官时，也下了一番心思：审判长是炮党元老李烈钧，10多年前就认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关系也不错；审判官是鹿钟麟和朱培德，鹿钟麟是冯玉祥手下的五虎将之一，在冯玉祥与奉军短暂结盟的时候，还同张学良拜过把子；朱培德是炮党内著名的亲共派，他跟朱德是军校同学+好友，老蒋清党时，别的地方是抓住共党就杀，只有他给自己辖区内的共党分子发钱、并用专车送走；南昌起义前，江西就是朱培德的地盘，他对共党的小动作视而不见，拱手把南昌的指挥权交给朱德。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朱培德被老蒋架空，在炮党的军事委员会担任虚职。这次老蒋的安排，就是希望这三个对张学良没有敌意的元老在审判时互相配合，敷衍一下就过去了。

审判的结果是军事委员会早就内定好的十年有期徒刑，宣判后，宋子文故意在法庭门口大声说：我姓宋的不骗人，审判是走个手续，五天后保证回西安。但宋国舅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3天后的1月4日，兵变受害者老蒋正式给政府提交了一份呈文，要求特赦张学良，当天政府的特赦令就下来了，撤消十年有期徒刑，改为军事委员会管束；可是这个管束没有说期限，结果张学良就这样被管束了50年，没有如宋子文所说、可以回到西安。

老蒋对张学良也算念一些旧情（毕竟为了保证他能安全回南京，张学良亲自上飞机当人肉盾牌），他把软禁地点选在了他的老家浙江奉化。1937年1月13日戴笠亲自陪张学良到了奉化溪口镇，起初张学良住在老蒋的别墅文昌阁，这只是他的临时住所，在一周之后就被转移到正式住处：雪窦山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张学良住进去之后，这里也不能住其他客人了，军统把整个旅馆都给包下来了，还改了名字，叫张学良先生招待所。戴笠特地安排了一个30多人的特务队和一个100多人的宪兵连负责警卫，特务队队长叫刘乙光，黄埔军校出身，他是湖南人，跟后来的中共大将、彭德怀的亲信黄克诚是同乡好友，因为为人谨慎，被戴笠选中去当张学良的看守。另外，刘乙光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同学，就是在淞沪会战中守卫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当时大家都以为张学良只是暂时被关押起来，等老蒋的气消了，也就把他放了；可刘乙光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看守的工作，他一干就是25年，直到他在台湾退休，整个青春都奉献给张少帅了。

张学良在雪窦山从1937年的1月住到了11月，这段期间他的生活质量算是相当不错了，身边有专门的厨师、副官、警卫，24小时全方位无死角的伺候着，因为他是蒋委员长的结拜兄弟，同军统戴老板也是好朋友，身份特殊，所以刘乙光这个狱卒当得那是相当的不容易：既要保证张学良的人身安全，不能死了，也不能跑了；又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张学良的生活和心理需要，让他过得舒舒服服的：别看张学良现在被监禁了，可是在政界和军界仍有影响力，如果他想收拾这帮军统特务，还是易如反掌的；再说万一哪天老蒋把他放出来了官复原职，得罪了他不就等于找死嘛。

因此在雪窦山的这一年，是张学良的监禁生活中最自由自在的时期。他的吃喝穿用都是军统在上海买好运送过来的，包括整箱的可乐、以及各种报刊杂志，可能是无事可做，张学良非常爱看书，他的一个看守回忆说，张学良的书房里有3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书，大多是哲学书籍和外文画报，不少都是宋子文买来寄给他的。宋子文也经常来看他，而且有时候就住在这里，特务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除了宋子文，戴笠、汪精卫、端纳、陈布雷等人在得到老蒋的允许之后，也来雪窦山看望过张学良，陈布雷给张学良带来一根进口的鱼竿，从此张学良就迷上了钓鱼，在湖边一坐就是一天，钓到了鱼，就送给宪兵队的士兵们吃；有时没钓到鱼，就让人买一条鱼，挂在钓钩上放到水里，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

悠闲的日子过了大概半个多月，张学良接到西安的东北军内乱的消息：因为对于是否要通过武力对抗中央军的方法来营救张学良的意见分歧，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同元老派发生火并，先是少壮派军官孙铭九、应德田在西安发动兵变打死了元老派的军官王以哲，然后元老派的军官刘多荃进行报复、率兵攻入西安又打跑了少壮派，东北军四分五裂，最后被老蒋切分成6支互不从属的军队，实力大损，已无法同中央军相抗衡。张学良做事虽然爱冲动，但脑子不糊涂，他明白一旦东北军失去了独立性，自己重获自由的最后一张底牌也就没有了。张学良变得抑郁寡欢，满腹牢骚，有一次邵力子和夫人去溪口看他，他对邵力子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到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极好的戏竟演坏了。邵力子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只得随口应付说：这已是过去的事，您也不会有所追悔，还是安心多读一些有益的书吧。后来有一次张学良怀疑特务们偷偷翻动过他的衣物，大发雷霆，骂了特务，老蒋和戴笠也怕张学良想不开会自杀，就找何应钦商量还是把小张的妻子于凤至接来一起住几天，也能开导开导他。

很多看望过张学良的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提到了何应钦，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对张学良的监禁，何应钦应该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不是老蒋一个人说了算、想放就能放的。

于凤至在2月来到雪窦山，陪张学良住了一个月，小张的心情总算开朗起来，好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一样，正妻于凤至走后，贴身女秘书赵绮霞又来了，赵绮霞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赵四小姐，因为她的英文名叫Edith，所以又被称为赵一荻。让看守张学良的这帮特务们感到意外的是，于凤至与赵绮霞虽然是轮流来陪张学良，但即使碰到一起了，也相处得特别融洽，两人晚上还住在一间房里。于凤至的情商非常高，她来看张学良时，还会给看守们带礼物，根据刘乙光的报告，特务们是每人一件polo衫、一件卡叽布短裤，作为队长，刘乙光还另外得到了一支派克笔。有一个叫邱秀虎的特务，因为陪同张学良夫妇爬山游玩时后背被晒出水泡，于凤至还亲自给他的后背上擦药。

于凤至比张学良的年纪大3岁，出生在一个东北土财主的家庭，她的老爸叫于文斗，是奉天省郑家屯商会的会长。清朝末年张作霖在刚刚被官府招安时驻军在郑家屯，由于没能及时领到军饷，是于文斗出面筹钱帮他渡过难关（毕竟老张手底下一帮土匪兵，就算披了一身官军制服，万一没拿到军饷，说不定会干出什么事来），老张非常感激于大财主，一打听于大财主有个女儿，就给张学良定下亲事。后来老张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于文斗以为老张已经忘了结亲家这码事，毕竟自己家的身份地位同东北王相差太远了。但张作霖说我老张怎么能因为发达了就说话不算话捏？他还找人算了一下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生辰八字，发现是两世良缘，也就是命中注定要做夫妻的，就逼着15岁的张学良一定要同于凤至结婚。张学良对于凤至很难说有深厚的感情，结婚以后还是经常出去花天酒地，不过张作霖对这个儿媳妇倒很满意，还让她掌管家里的经济大权。老张的财源主要是开粮站、油库，还在黑龙江买了一大片地种大豆做出口贸易，打理这些家族生意的就是于凤至。

虽然名为监禁，但张学良还是有人身自由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当然这帮特务得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天气转暖之后，有一次他去雪窦山玩，进了一座寺庙，里面正在做法事，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年轻的女子，一把抓住张学良就嚎啕大哭，在场的人包括几十个特务全都傻掉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连张学良自己都愣了，心想这位小娘子我不记得了呀？难道是在哪里有过一段缘的红粉知己？庙里的老和尚连忙出来解释，原来这个女人是在西安事变中被打死的宪兵团团长蒋孝先的老婆袁静芝，正在庙里给亡夫做法事，猛然看到杀夫仇人，顿时情绪崩溃了。张学良长叹一声，叫人回去取500元钱交给老和尚，说这次法事由他来出钱。

1937年4月是老蒋的堂兄蒋介卿的葬礼，老蒋亲自主持，炮党大佬像何应钦、冯玉祥等人都去溪口蒋家宗祠祭奠，连杜月笙也去了，就住在溪口的张学良在得到老蒋的允许之后也带着刘乙光到场，这是西安事变后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大家看到张学良已经成了一个胖子，头顶也开始秃了，不免暗自吃惊，环境改变了人的心情，而人的心情则改变了外貌。这帮大佬在参加完葬礼之后，顺便又去了雪窦山看望张学良，直到这个时候，大家还是把张学良当成一个重要人物，一方面是他们都觉得以张学良同老蒋的复杂关系，现在老蒋只是暂时性地惩罚一下这个干弟弟，过一段时间小张出去了照样呼风唤雨；另一方面，张学良平时的人缘也的确不错，他性格随和，花钱大方，也不参与党争，因此跟很多炮党大佬们没有利益冲突，朋友自然会多。

张学良的朋友中，关系最好的是宋子文和戴笠，张学良每次去南京、上海，都住在宋子文家，当初他戒毒，也是在宋子文的劝说之下，连医生都是宋子文找的。戴笠原名叫戴春风，由于他干的工作性质比较招人恨，因此炮党的军人们除了跟戴笠臭味相投的胡宗南（胡宗南的老婆是戴笠介绍的），都不怎么待见他，只有张学良见了他有说有笑。西安事变前军统特务（当时叫特务处，1938年正式改称军统）的报告都说张学良和杨虎城可能通共，但戴笠对张学良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杨虎城却是重点盯防，老杨恨透了戴笠。西安事变发生后，戴笠跑到西安说是要营救领袖，结果一下飞机就被杨虎城派人缴械了。眼看着戴老板就要被杨虎城的人抓走弄死，张学良一把拽住戴笠上了汽车，带到自己的住处保护起来。现在张学良成了戴笠的囚徒，戴老板当然也投桃报李，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尽力让张学良过得舒服一些，因此张学良身边的特务们唯恐照顾不周，说是看守，跟保镖和佣人也没什么区别了。张学良每天很早就会起床，坐在天井里晒一会太阳，就回到卧室吃早餐，早餐一般是火腿、煎蛋、牛奶，饭后吃桔子。午饭和晚饭基本上有8、9个菜，张学良基本上不抽烟喝酒，只喝可乐，有时候会喝咖啡，他吃的水果如桔子、苹果全是美国进口的，宋子文在上海成箱地买来可乐、水果给他寄去。因为炮党大佬们会经常去看他，有的还会留下来一起吃饭，所以军统也会准备好香烟和白兰地待客。吃完晚饭后，张学良都会洗澡，洗完澡由保健医生滕蔚萱按摩，按摩后，10点准时睡觉，生活非常有规律，从不熬夜。

除了钓鱼，张学良在不出门闲逛的时候，会在家门口骑马、打排球、下象棋，骑马还好，打排球和下象棋得有人跟他一起玩，也不知道是张学良真的很厉害还是陪玩的特务们不敢赢他，张学良在下棋和打排球上是独孤求败，从来没输过；这还没完，更折腾人的是张学良还要游泳，附近可以游泳的地方是10里之外的一个小溪，特务们实在不想每天跟着张学良来回走20里山路去游泳了（因为这20里路张学良是坐轿子由轿夫抬，特务们就得自己走了），就在雪窦寺旁边挖了一个游泳池专门供他游。因为张学良夫妇对这些特务和宪兵们非常友善，可能是担心看守会被犯人感化，除了队长刘乙光，大多数特务和宪兵都是定期轮换的。比如在雪窦寺撞见袁静芝之后，老蒋马上就让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从南昌调来一个宪兵连把在雪窦山担任警卫的宪兵特务连换掉了。这个谷正伦也是蛮有意思的人，他是老蒋的亲信，所以老蒋才会让他在自己身边负责首都安全，但他的弟弟谷正刚是汪精卫一派的。当时炮党内部是老蒋的CC派与老汪的改组派两大山头并立，立法院开会时比农贸市场还热闹，这帮立法委员们经常吵着吵着就撸起袖子大打出手，谷正刚就曾经在发言时被CC派的少壮派们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揍了一顿，连衣服都被拽掉了。后来汪精卫叛逃到越南，老蒋一开始还想劝说他不要投靠日本人，派去当特使的，就是谷正伦、谷正刚的弟弟谷正鼎。

可能是看到张学良每天游手好闲，老蒋心里有点不痛快，心想侬这是监禁还是度假啊？他给张学良找了点事做，就是办一个国学班，派一位国学大师上山每天给张学良讲一个多小时的四书五经。在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曾经跟老蒋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张学良说：我觉得委员长的思想太古太旧了；

老蒋反问道：什么是古？什么是旧？什么是太古？

张学良说：你看的书都是韩非子、墨子，还不古旧么？

现在老蒋终于逮到机会报复张学良了：你不是说我看的书太古太旧么？我让你也看看这些书好好学习一下什么叫三纲五常。

这个国学班的学生可不只是张学良一个人，一开始给小张伴读的是老蒋的儿子、未来的中华民国总统尼古拉同学。他当时刚刚从苏联回国，带着老婆孩子去溪口老家见老爸。老蒋担心儿子在毛熊那里天天吃大咧巴喝红菜汤，把中华民族的本都忘了，就让他跟张学良一起补课学国学。尼古拉不像张学良，张学良又跑不掉，不想听也得忍着听；尼古拉同学上了三天课，就跟讲课的老先生打死伟大你丫了。

除了尼古拉，邵力子夫妇和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也当过张学良的国学班伴读，当然他们都是老蒋派来的。看到委员长如此重视，刘乙光很受触动，他也组织了一个国学读书会，挑了几个特务自己花钱买了四书五经，笔墨纸砚，跟着张学良等人一起上课。可是老先生讲的论语、中庸对这帮文化程度不超过高小的特务们来说简直比酷刑还折磨人，上课时大伙根本听不进去，睡得东倒西歪，鼾声大作，张学良也不喜欢学国学，别人怕委员长，他不怕，上了半个月之后，干脆就逃课不去了。老先生一看再讲下去的话，这帮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的特务们说不定能把自己打死，马上卷铺盖下山跑路了，读书会的特务们可算得到了解放，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就在77事变爆发后不久，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突然失火，原因是过中秋节时张学良让厨师蒸点心分给看守们，到了晚上厨房烟囱旁边的墙壁和天花板因高温自燃，火势蔓延得很快，等看守们发现火情准备救火时，整个楼房已经都烧起来了。张学良非常镇定，他指挥特务们先把自己的四大箱书画抢救出来。跟其他热衷于敛财的新旧军阀们不同，张学良非常喜欢收集名人字画和古版书籍，字画大多是吴道子、徐渭、郑板桥的绢本真迹，古书以王阳明和黄宗羲的孤本为主，还有大部分的明史珍本及野史手稿，在50年的监禁生活里，这些字画和书籍一直被带在他的身边。1993年张学良离开台湾时，把大部分的古书捐献给了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后来因为生活拮据，他拍卖了一些字画，租下夏威夷希尔顿酒店里的一间套房，房间不大，只有一室一厅。在他临死前，他将最后的一部分收藏品都捐献给了哥伦比亚大学，这些收藏品包括在台湾期间张大千送给他的诗词字画、自己在50年的监禁生活中写的日记以及炮党大佬们给他写的亲笔信函。

招待所失火后，张学良搬到了旁边的雪窦寺住，但没过多久，日军入侵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了。为了安全起见，老蒋和戴笠让刘乙光带着张学良向内地转移。第一站是安徽黄山，刚住了几天，老蒋亲自给张学良打电话说现在炮军兵败如山倒，上海和宁波已经丢了，安徽也不安全，侬赶紧去江西。老蒋给张学良打电话的时候是11月18日，当时他正为迁都和南京保卫战的事忙得焦头烂额，竟然还能亲自给张学良打电话安排撤离，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两个家伙的关系。另外，可能各位看官想不到的是，从浙江出来之后，这一路上都是张学良在开车，载着刘乙光和于凤至在安徽、江西自驾游，后来又去了湖南。张学良应该是在雪窦山憋坏了，现在手里握住了方向盘，马上车神附体，一路狂飚，还跟火车赛跑，结果在湖南来阳出了车祸，刹车不及撞上行人，赔了几十块钱。不得不说，能让张学良如此胡闹，刘乙光这个看守的心态真好。

张学良在江西萍乡住了一个月左右，这一个月里他也没闲着，跟在浙江溪口时一样，四处游览。此时陪在他身边的是于凤至，夫妻俩去看了刘禹锡的墓碑，又逛了安源煤矿，还在星子石野餐，一点也没拿自己当正在监禁中的囚犯。很快他们又转移到了湖南郴州，张学良住在苏仙岭上的一个道观里，于凤至因为身体不好，没有跟张学良一起住在道观，而是独自住在山下的城内，张学良每周一次乘轿子下山去看她。根据张学良这段期间写的日记来看，他简直是玩得飞起来了：

1月3日：下山游陷池塘，附近有一温泉，此地甚好，余甚喜之。
1月8日：游将军石，无甚可游观，下山去温泉口。
1月9日：游白鹿洞，观宋代三绝碑。
1月10日：游万华岩，早六点下山，改乘汽车行约十数里，改乘轿子，行约三十里，抵万华岩，洞大干燥平宽，内有小河流出，叹为奇观，在安和圩午餐，归来已四点多了。
1月12日：下山赴温泉洗澡。
2月20日：同刘（刘乙光）、童（宪兵连长童鹤年）等参观儒林煤矿，为一土作矿场，完全用人力，黑暗痛苦。
2月21日：至永兴县城，渡便江，游观音岩，参观宝兴煤矿，为一机作矿场。 2月22日：游白马仙，在庙中午餐。
2月23日：乘车至来阳，遇雨未游而返。 2月24日：至永兴乘船到上游里许，登鸡公山有一小庙，在该地野餐。
2月25日：至永兴乘船行约六十里到大河滩午餐，由陆路乘轿返（约五十里），返家已灯火矣。
2月26日：至车田看土作铁锅制造过程。 2月28日：谒衡阳船山书院，中途遇空袭，暂避警报一次。船山书院，在湘江中，为彭刚直创建。王船山故里之船山在距衡阳卅里处。
3月3日：至相阴渡，曾泅水一小时，又开车至风渡巡玩一周。

1月下旬没有游玩的记录，是因为张学良感冒了，躺了半个月，病好之后照玩不误。2月25日他竟然往返100多里地，就为了一次野餐。

但很快发生了一次意外，让张学良被迫离开郴州，再次搬家。

张学良所住的苏仙观里没有专门的浴室，因此每次洗澡都要下山去郴州城内，有一次他正在街上走着，迎面过来一个佩戴中校领章的军官，看到张学良后，突然恭恭敬敬地立正敬礼。张学良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既没有跟这个军官说话，也没有还礼，但身边的刘乙光却紧张起来，这下澡也不能洗了，他跟张学良说今天澡堂人多，跟下饺子似的，别等了，咱们先回去吧。张学良呵呵一笑，说那就改天再来吧。

刘乙光陪张学良回苏仙观，但留下了邱秀虎去调查这个向张学良敬礼的军官。原来在3月份的时候，有一支炮兵旅调到郴州驻防，这个旅下面有两个团，其中几个中级军官是西安事变后由东北军改编过来的，那个向张学良敬礼的中校是团副，就是张学良在东北军的旧部。刘乙光吓坏了，生怕那个军官带兵冲上苏仙岭把张学良劫走，连夜安排宪兵连加强警卫，又给上级发电报请示，第二天就把张学良转移到了附近的永兴县，这里也是刘乙光的老家，张学良暂住在桃花坪的一所小学里。刘乙光如此小心谨慎，戴老板找他来当张学良的看守，真没看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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