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看待奥派“博弈论无用论”?

回答
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关于“博弈论无用论”的观点,并非是对博弈论本身的完全否定,而是从其核心方法论和哲学基础出发,对博弈论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适用性、有效性以及潜在的局限性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和批判。这种观点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下面将尽可能详细地阐述:

一、 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方法论与哲学基础

要理解奥派的观点,首先需要了解其核心特征:

主观主义(Subjectivism): 奥派强调经济现象的根源在于个体的主观价值判断、偏好和预期。经济行为是个人在不确定环境中为实现自身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经济分析应该从个体行为出发,宏观经济现象是微观个体行为的聚合结果,而非独立的实体。
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历史主义(Historicism,但与德国历史学派有所不同): 经济事件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普遍适用的、脱离具体情境的经济模型往往难以捕捉真实世界的复杂性。
强调过程而非均衡(Emphasis on Process over Equilibrium): 奥派更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如企业家精神、知识的传播、市场竞争的动态演变,而非静态的均衡状态。
知识问题(The Knowledge Problem): 经济运行的关键在于分散在个体头脑中的、难以完全收集和传达的知识。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根源就在于此。
不确定性(Uncertainty): 未来的不确定性是经济活动的核心特征,它与风险(已知概率)不同,是根本性的未知。

二、 奥地利学派对博弈论的质疑和批判

基于上述核心方法论,奥派对博弈论的“无用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过于依赖可量化、可定义的理性人假设和效用函数:

理性人假设的局限: 博弈论的许多模型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础上,即玩家会根据自身的目标最大化效用。然而,奥派认为现实中的人并非总是纯粹理性的,他们的决策受到情感、习惯、认知偏差、模糊的偏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效用函数的困难: 博弈论需要玩家拥有清晰的效用函数,并且能够对其进行量化和比较。然而,奥派认为个体的主观价值是连续变化、难以量化的,尤其是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个体对结果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的,取决于其当下的情境和预期。
“已知规则和支付”的假设: 许多博弈论模型假定参与者清楚地知道游戏的所有规则、所有可能的策略以及每个策略组合下的收益(支付)。在经济现实中,这些信息往往是模糊的、不完整的,甚至会随着时间演变。例如,市场竞争的规则(法律法规、行业惯例)可能在变化,竞争对手的策略和能力是未知的。

2. 无法处理“知识问题”和根本性不确定性:

知识的分散性: 如前所述,奥派强调知识的分散性和个体性。博弈论模型通常假设所有相关信息都可以在模型中被纳入,或者参与者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获取足够的信息。这与奥派认为的“知识是分散的、无法集中”的观点相悖。市场过程本身就是知识发现和传播的过程,而博弈论模型往往是在假设知识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分析。
根本性不确定性 vs. 风险: 博弈论擅长分析“风险”(即已知概率分布),例如概率论在保险业中的应用。但奥派认为经济现实中存在的是“不确定性”,即未来的结果及其概率都无法事先确定。在这种根本性不确定性下,用精确的数学模型来预测个体行为是困难的。
预期的动态和演变: 参与者的预期在博弈中至关重要,但预期本身是动态的,会受到市场信息、他人行为以及自身思考的影响。博弈论模型难以充分捕捉这种预期的复杂演变和相互影响。

3. 对市场过程的静态或近似静态的刻画:

均衡的局限性: 博弈论常常指向纳什均衡等概念,试图描述一个稳定的状态。奥派则认为市场并非总是趋向均衡,或者说均衡本身是一种抽象的分析工具,现实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充满动态调整的过程。过度关注均衡可能忽视了市场中最重要的部分——企业家如何发现机会、如何创新、如何应对意外。
忽略企业家精神和创新: 博弈论模型中的参与者通常被视为被动的“玩家”,根据既定规则和信息进行策略选择。它难以捕捉奥派所强调的企业家精神——即企业家如何识别尚未被满足的需求,如何组织资源,如何承担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以及如何通过创新打破现有格局。这些是市场动态的核心驱动力。
信息传递的局限: 博弈论在信息不对称和信号博弈等方面有所发展,但奥派认为这些模型仍然无法完全捕捉市场中通过价格信号、市场声誉、试错等方式进行的复杂且分散的信息传递过程。价格信号不仅仅是数字,它凝聚了无数个体的判断和意图,是知识的动态载体。

4. 过度简化现实的复杂性:

模型与现实的脱节: 奥派认为博弈论为了建立模型和得出数学结论,往往需要对现实进行大量的简化和抽象,剥离了许多关键的现实要素,导致模型与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存在较大的脱节。
因果关系的解释能力: 奥派更倾向于从因果机制上解释经济现象,即“为什么会发生”。而博弈论的数学模型更多地描述了“状态”和“可能结果”,其因果解释力可能不如奥派的制度分析和情境分析。

三、 奥派并非完全否定所有博弈论的应用

需要强调的是,奥派的“无用论”并非是“绝对无用”的否定。更准确地说,是:

警惕其局限性: 奥派学者提醒经济学家,在使用博弈论分析经济问题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其模型所依赖的假设,以及这些假设与现实世界的差距。
强调辅助性: 如果博弈论能够被用来辅助理解某些特定场景下,例如在非常清晰定义规则和收益的情况下(如拍卖理论中的某些部分),个体间的策略互动,那么它可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它不能成为分析整个市场运作的核心工具。
更看重其他分析工具: 奥派更倾向于使用其自身的方法论,如情境分析、制度分析、企业家精神的考察、价格理论和马歇尔计划等思想来理解经济活动。

四、 具体可以参考的奥派经济学家及其观点

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系统的“奥派博弈论无用论”的宣言,但可以通过一些奥派学者的著作和思想窥见一斑: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哈耶克是奥派的代表人物,他对知识的分散性和市场的自发秩序有深入的论述。他对于中央计划的批评,核心就在于中央无法掌握和处理分散在个体中的知识,这与博弈论模型试图将所有相关信息纳入模型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强调市场作为一种“发现程序”,而不是一个可以被精确计算的博弈。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米塞斯是奥派的奠基人之一,他强调经济学的本质是人类学原理的应用,即人类为了改善自身境遇而采取的行动。他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过度应用持谨慎态度,认为它可能导致经济学脱离现实的人类行动和主观价值。

总结:

奥派的“博弈论无用论”可以理解为对其在经济学研究中过度推崇、忽视其方法论局限性的批评。其核心在于:

1. 对理性人、可量化效用函数的质疑: 认为现实中的人决策更复杂,信息更不完整。
2. 对模型捕捉知识问题和根本性不确定性的无力: 认为博弈论难以处理分散的、动态的知识和真正的不确定性。
3. 对市场过程动态性和企业家精神的忽视: 认为博弈论模型倾向于静态均衡分析,未能充分体现市场的动态演变和创新驱动。

因此,奥派学者认为,尽管博弈论在特定领域可能有用,但它不应成为理解复杂、动态、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经济的主要或唯一工具。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其自身的主观主义、情境主义和强调动态过程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经济学中,博弈论已经发展出许多新的分支,例如包含不确定性、学习和演化的模型,以及针对信息不对称和重复博弈的分析。这些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奥派的一些批评,但也可能无法完全消除双方在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上的根本分歧。因此,对奥派观点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经济学分析工具的优势与局限。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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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

按这名作者的逻辑,岂止可以觉得博弈论“无用”,他还可以觉得几何学毫无卵用。

按这位作者的说法,世上几乎不可能出现两个互不信任却一起犯罪,而且还都相信检察官给他们开的条件的囚徒,更不可能出现两个完全无法交流沟通的企业,因此博弈论是毫无卵用的。顺着这位作者的逻辑,他显然还可以宣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没有长宽高的“点”,而几何学的公理定理都是从这个虚无飘渺的“点”的概念来出发,怎么可能刻画得了现实?因此,几何学也是毫无卵用的。要骂也先该骂几何学,怎么轮得到博弈论?

人家博弈论用囚徒困境给你当例子,是为了让初学者便于理解博弈论是在说什么,研究方法是什么,纳什均衡是什么?然后让初学者入门,而不是说现实中的囚徒真的会被检察官这样套出口供,更不是说企业之间的情形和囚徒之间的情形一定是类似的。人家拿检察官逼供囚犯来当例子,是因为检察官逼供这个例子最容易让刚接触博弈论的人懂,而不是说这个例子真的能推广到企业中去。在入门之后,博弈论自然也会讨论博弈方相互交流串谋的情况,重复博弈的情况,合作博弈的情况等等。

而这名作者显然已经魔怔到真的以为博弈论真的靠一个最简化的囚徒困境就来预测企业行为的程度,也难怪去信奥派了。


自由意志主义的支持者,向来都无法正面回应一下几个哲学问题:

“自由意志”究竟是什么?人是否有自由做出选择的意志?你以为你能顺着自己的“想法”做出选择,但其实你脑子“想法”的产生会不会只是物质按照物理规则的运动,早就已经被决定了?某种规则使得某种想法出现在了你的脑子中,你以为你是随心所欲按自己想法行事,其实你不过只是产生你想法的这个规则的奴隶罢了。

即使你不认可决定论,认为存在着“真随机”,那么你何以认为“真随机”只存在于有自由意志的“人”身上,而不会存在于你认为的没有“自由意志”的“物”身上,难道仅仅出于你对“人”或“物”的无知?

如果意识和物本质上是同一的,意识不过也是物的一种,那么博弈论把人的意识物化,把意识视为遵循物的基本规律的一个子类,把人的选择当作物的一种反应来研究又有什么不可以?

如果你认为物的“随机性”可以被统计学所描述,那么人的行为,作为物的一种,为什么不可以被计量经济学描述呢?换言之,正如预测掷一枚硬币的结果是正面还是反面是很难准确的,但如果你把硬币掷1000次,我就可以断定大概会有500次是正面的那样;尽管某个特定的人的行为,具有随机性,是难以预测的,但一个群体的行为,会不会由于大数定律就变得可以预测了?我很难知道你今天究竟是想吃饭还是吃面,但我却可以知道今天社会上有多少比例范围内的人想吃饭或吃面。

任何一个持有“物和意识具有同一性”想法的人,都会认可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尽管可能对更细节的假设有不认同),只有把意识当成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才有相信既不可被解析也不可被统计描述的所谓“自由意志”的存在性的空间。

如果“自由意志”的存在本身不是永恒不变的,人脑子中“想法”的产生不过是对外在环境的一种反应,那么“自由”的含义也就不能脱离时代环境,比如营养条件,物资的充沛程度等等条件,甚至人的行为最终程度上由物质规律所规定(尽管未见得是决定的)。一旦你否认了这样的“自由意志”,形而上学式的“自愿“,“侵犯”,“互助”的概念也就都成了无根之木,“财产”,“权利”和“义务”也就变成了纯粹的顺应当时的统治者的当时的法律的规定的内容,而不是天然存在的,可以脱离背景时代的所谓“自然权利”。

显而易见,在人类的历史上,只要生产力足够低,人足够穷,甚至有人会为了生存而自愿卖身为奴,这时比起让某个人饿死来说,也许买他当奴隶也算得上对他“自由”地卖身的“意志”的尊重了呢,而现在如果还有人买卖奴隶,那么交易方显然就不是在尊重而是在侵犯他人自由。只要时代发展到一定条件,今天看似没有侵犯到他人自由的行为,明天也可能被视为是对他人自由的侵犯,时代一进步了,就是雇佣劳动又何尝不能被视为是对自由的破坏呢。这样,自身自由的边界,他人同等的自由在脱离环境时都无从确定,如果不以环境和生产条件为基础,而从单纯的所谓“自由意志”出发,实际上不可能知道任何法律和经济运行的具体规则是怎么形成的。

相反,只有从物的条件来解构“自由意志”,用统计的手法来研究经济规律才是可行的,人做选择的“自由”,归根结底不过是被给定条件后的一个随机变量的分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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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本身当然不值一提


不过反应出来的疑问还是可以讲一下的,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没思考过——————不是说哪怕囚徒博弈考虑名声 重复博弈etc就会效率,而是,为什么考虑个人策略性的时候,解(strategic equilibrium)会失去效率(Dubey 1986),而不考虑的时候(competitive equilibrium)就会帕累托


一个简单的解释在于因为定义不同,虽然同样都是基于不动点的应用,但是Nash equilibrium(及其精炼)本身考虑的只有某种stability (no profitable deviation), 而通过市场出清CE本身就刻画了Pareto frontier (不严谨 不过就是那么个意思 不要捉虫)

类似的,如果我们考虑Pareto optimal Nash或者strong Nash, 那显然解就会有效率

那为什么我们一般不考虑呢?因为一般这种解不存在 这里就引出另一个事,Nash均衡之所以这么流行,主要还是因为其泛用性:简单好使老是有


那是不是说明总有好均衡(core allocation)的市场机制(price mechanism)更好呢? 哪怕不考虑各种unrealistic的setting不考虑策略性 我也不会这么觉得,因为price mechanism的好的本质是通过无限稠密的实数集(monetary space)来保证的,,类似的CEEI用fake money也是这个思路


这就引申到另一个事,为什么更一般的情况下,找core allocation (with strategic stability)这么困难呢, i.e., 为什么我们几乎找不到strong Nash呢。因为当你没有实数时,这类解面临了一个技术上的根本困难————它得同时是同时是非凸问题的解 (by Hoefer and Skopalik 2013, a strong Nash equilibrium must bethe optimal solution of multiple non–convex optimization problems)。那你人类哪有什么对非凸问题的解法,不都是靠还原成凸问题,所以我们能看到strong Nash的存在性主要还是存在在表现良好的setting里(continuously convex games, by Nessah and Tian, 2014)



Dubey, P. (1986). Inefficiency of Nash equilibria. Mathematic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11 (1), 1–8.

Hoefer, M. and A. Skopalik (2013). On the complexity of Pareto-optimal Nash and strong equilibria. Theory of computing systems 53(3), 441–453.

Nessah, R. and G. Tian (2014). On the existence of strong Nash equilibria.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414 (2), 87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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