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二战前的德国人早便知道集中营存在，他们还会支持纳粹政权吗？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历史、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对人性深处的探讨。如果二战前的德国人普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并且了解其真实运作方式，那么他们对纳粹政权的态度很可能会发生显著变化，但要断言“他们就不会支持”则过于绝对。以下是一些详细的分析：

1. 信息的传播与理解程度：

“知道”的程度： 问题在于“知道”具体到什么程度？仅仅是知道有“劳动营”或“收容所”，还是知道那里是系统性地剥夺人权、进行非人道对待、甚至进行屠杀的地方？纳粹政权在早期善于利用宣传和信息控制，可能会将集中营描绘成“净化社会”、“劳改营”或者“解决少数族裔问题”的场所，而非真正的死亡工厂。
信息的过滤与解读： 即使信息部分公开，不同的人也会以不同的方式解读。
“不可见”的真相： 纳粹政权通过严格的信息审查和宣传机器，可以有效屏蔽关于集中营残酷性的信息，或者将其扭曲。那些不愿看到真相的人，或者愿意相信政府宣传的人，可能仍然会忽视或否认这些信息。
选择性关注： 人们往往会选择性地关注与自己利益和价值观相符的信息。如果集中营的存在被用来合理化纳粹的某些政策（例如打压“敌人”），那么一部分人可能会选择性地接受这种“信息”。

2. 支持纳粹政权的动机：

二战前德国人支持纳粹政权的动机是多方面的，集中营的存在可能会影响到其中一些动机：

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与民族复兴的渴望： 许多德国人对一战后的屈辱条约深感愤怒，渴望恢复德国的民族荣光和国际地位。纳粹的强硬外交和军事扩张迎合了这种情绪。集中营的存在，如果被宣传为“打击卖国贼”、“清除障碍”以实现民族复兴的手段，可能会被一部分人容忍甚至接受。
经济危机与失业问题的解决： 大萧条时期，德国经济崩溃，失业率高企。希特勒上台后，通过大规模公共工程（包括为集中营的建设和运作提供经济动力）和发展军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困境。如果集中营被视为“清除无业游民”或“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场所，经济利益的考量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忽略其人道问题。
反犹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盛行： 德国社会普遍存在反犹主义情绪，这是纳粹能够上台的重要社会基础。纳粹将犹太人等群体描绘成国家经济凋敝、社会混乱的罪魁祸首。如果集中营被宣传为“隔离和改造”这些“社会毒瘤”的场所，反犹主义者会非常支持，甚至将其视为必要措施。
对政治不稳定与秩序的渴望： 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政治动荡，社会分裂。纳粹承诺建立一个强大、有序的德国。对于一些厌倦了混乱和政治斗争的民众来说，纳粹的强硬手段可能是一种“必要之恶”。集中营的存在，如果被描绘成维持社会秩序、镇压潜在威胁的工具，可能会被一部分人接受。
对“国家利益”的优先考量： 纳粹政权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集权主义环境下，个人权利很容易被牺牲。如果集中营被宣传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一部分人会选择服从和支持。
盲从与权威崇拜： 纳粹政权利用了德国社会的某些传统特征，如对权威的尊重和对领袖的崇拜。一旦领导人（希特勒）和政党（纳粹党）被视为绝对正确，人们可能不会质疑其决策，包括集中营的存在。

3. 集中营的存在对不同群体的可能影响：

坚定支持者（纳粹党员和核心追随者）： 他们很可能早就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并为之欢呼。集中营是他们实现意识形态目标（清洗社会、建立纯粹的“雅利安民族”国家）的工具。对他们来说，集中营的残酷性是实现目标所必需的，甚至是值得炫耀的。
中立或犹豫的民众：
对集中营的恐惧可能导致沉默： 如果真相被揭露，那些原本可能只是出于经济或民族主义情绪支持纳粹的人，可能会因为对集中营的恐惧而选择保持沉默，甚至秘密反对。但公开反对的风险极高。
疏远和道德抵触： 一些有良知的人可能会因为集中营的存在而感到道德上的抵触，并开始质疑纳粹政权。这种抵触可能导致他们不再积极支持，甚至转向反对。
心理上的合理化和否认： 即使知道集中营存在，一些人可能仍然会选择合理化：“这不是针对我，我没有做错什么”、“这是为了国家”、“那些人是罪犯”。他们可能会利用心理防御机制来避免直面真相。
反对者（即便在当时也很少）： 对这些人来说，集中营的存在只会加剧他们对纳粹政权的憎恶和反对。他们可能会试图传播真相、组织抵抗，但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

4. 纳粹政权的洗脑与宣传：

纳粹政权极其擅长洗脑和宣传，他们能够：

模糊化和常态化： 将集中营描述为“特殊营地”、“劳动营”、“再教育营”，使其听起来不那么可怕。
妖魔化受害者： 将被关押者描绘成“国家的敌人”、“劣等民族”、“犯罪分子”，使公众认为他们罪有应得。
制造“内部敌人”和“外部威胁”： 巩固政权合法性，让人们相信集中营的存在是为了对抗“威胁”。
奖励合作与告密： 鼓励民众举报“反国家行为”，营造一种相互监视的社会氛围，使得任何反对声音都难以发出。

结论：

如果二战前的德国人能够普遍、清晰地了解集中营的真实存在及其残酷性，毫无疑问，一部分原本支持纳粹的人会因此疏远、质疑甚至转为反对。

然而，要说“他们就不会支持了”则过于简单化。

坚定支持纳粹意识形态的人，无论集中营有多可怕，都会继续支持。
那些被经济困难、民族主义情绪或反犹主义所驱动的人，可能会因为集中营的存在而感到不安，但他们是否会因此放弃支持，取决于他们对这些动机的重视程度以及他们能够承受的道德压力。有些人可能会选择视而不见，有些人则会因为恐惧而保持沉默。
信息的不确定性和纳粹宣传的强大，仍然会是关键的决定因素。在信息被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即使有零星的真相传出，也难以形成普遍的认知和强大的反对力量。

最终，历史告诉我们，即使在知情的情况下，一部分人也可能选择支持一个残暴的政权，原因可能出于恐惧、自私、盲从、或者对特定意识形态的狂热追求。集中营的存在，无疑会让道德正直的德国人感到痛苦和抵触，但它不太可能让所有纳粹的支持者瞬间清醒并倒戈。这个问题深刻地揭示了极权主义的强大破坏力以及个体在群体压力和宣传操纵下的脆弱性。

网友意见

“他们”会欣喜若狂，加倍支持纳粹

加拿大人早就知道他们的学校都是个什么东西，美国人早就知道他们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但这不妨碍他们对美国、加拿大政权的支持。

二战前德国人当然知道集中营这样的东西存在，有数十万人已经被关进去并被放出来过了，怎么会不知道呢？

有些答主所指的大概是灭绝营吧，二战前并没有这种东西，而二战中确实有相当多的德国人很快就知道了，以至43年英美对平民无限制空袭时，“他们为了犹太人而轰炸我们”的复仇论已广为流行，人们公开谈论这个话题。

很多人以己度人，觉得消息传不出去，盖世太保不是吃素的，但实际上盖世太保十分讲究策略和审慎，他们希望德国人相比压迫更多感到自由和国家主人、“民族兄弟”的身份。一般德国人在战争的大多数时间（44年秋以前）里仍享有广泛的权利，包括一定程度默许的个人言论自由、游行自由，战争前期有时几十个德国人一次及时的游行竟能令犹太人被放回来。在邻里有较高声望的犹太人也往往让盖世太保投鼠忌器，尤其是一战老兵们。

最主要的消息渠道来自士兵书信。前线士兵的书信始终可以自由地投递回家，因此在39年一些士兵家属就知道了他们对波兰人的屠杀行径，对犹太人也是如此。消息封锁并不成功，到43年帝国保安总局最终委婉承认了这一事实。

还有关于人们的态度，同情肯定有，许多人因此认为英美不过是在做“我们对犹太人做的事”，即使英美开启恐怖的无限制轰炸也不觉得自己是正义方。但在纳粹的压迫摆在明面上之前，为了战争，也少有人为此反对纳粹政权。

二战前很多德国人隐约知道这种暴行存在，但是他们丝毫不关心，甚至心中窃喜。

不仅是因为德-犹两个民族存在冲突，凭普通德国人的武力和组织力，很难在冲突中获胜，所以德国人一直很有求于公权力的介入，很多民众甚至认为纳粹建集中营是在帮他们伸张正义。

德国的媒体也不敢去追查这些事的真相。反而会和纳粹互相配合，在报纸上发文章，同欧美媒体对线。

比如他们会挖掘早期西部开发的历史，加工制造似有非无的谣言诸如屠杀三千万印第安人，华盛顿华人皮靴子等等。他们笃信成王败寇，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他们的逻辑直白不加遮掩：你美国人杀得，我杀不得？。

至于集中营中除了犹太人的那一部分，一些知识分子，异见人士。德国老百姓相信他们伙同英美，阻碍德意志民族伟大崛起。总之德国人非常善于帮桶智者想理由，以合理化他们的作为。

虽然我不是德国人肚子里的蛔虫，但凭我在德国生活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完全是因为被纳粹欺骗，而是从内心深处接受这一系列共谋。德国的精英们与其说是相信纳粹，倒不如说是在为虎作伥的民意面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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