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觉醒年代》，很疑惑胡适到底爱国嘛？

我来说我对胡适的观感吧。

我最初和许多人一样是胡适粉，崇拜胡适，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鼓手。他那篇《文学改良刍议》，推动白话文里程碑，就像你研究白话文小说，你最初的起点肯定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样。还有他各种“名言妙论”。他的那句“争个人自由就是争国家自由”真是太牛了，让多少文青膜拜啊，我那时当然也不例外。对胡适的崇拜也影响了我，我当时就是个公知粉啊。比如，胡适与梁漱溟的论战，问究竟帝国主义是不是中国的敌人？当然不是了，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才是。帝国主义那是义和团才整天挂在嘴边，那是政府转移国内矛盾的锅。只有不成器的愚民，哪来的帝国主义压迫？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你看这些名言是不是抬高了你的思想高度，看看网络那些小粉红，成天反美抗日的，一看就不是读书的人，一看就不是解决问题的人。他们都是“辣鸡”。我崇拜胡适，我才是“精英”。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这篇文章：

我虽然作为公知粉，但国家领土完整的底线还是有的。这个……这个完全是当时知识分子目光狭小而已。知识分子嘛毕竟是躲在战士后面的人，对和平有点小期许，对战争有时吓破胆很正常。就像林语堂那样的人写出了《风声鹤唳》的抗日文学，但受不了日本在重庆的轰炸，就躲到外国一样。知识分子就比泥腿子高贵一点，不彻底一点，那有怎么样呢？胡适至少守住底线，没投日嘛。后来胡适当了驻美大使，为抗日做出贡献，虽然胡适在一段时间做了傻事，那也是历史局限性嘛，毕竟没当汉奸。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不过有一天，我和某人辩论的时候，他抛出一本蒋介石日记，说胡适在美国根本没贡献，就只知道捞博士头衔。我瞬间反应是造谣，无耻的造谣。蒋光头什么东西，独夫民贼而已。胡适要自由，老蒋要独裁，老蒋当然要污蔑他。

为了驳倒这个论调，我专门去找民国与美的外交史，我不找大陆人写的，我找台湾人写的肯定客观。于是我找到了一本齐锡生写的《从舞台边缘走到中央》，作者原是台湾人，后来入美国籍，查查豆瓣评分高达9.1。这下好了，从这本书挑挑胡适的功绩来打别人脸，这下那小子没跑了。结果我一看完这本书，我都快倒了，我仿佛被人按到地上摩擦一样。

在本书里讲述胡适为抗日做了什么贡献？毛贡献。胡适做的最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 老蒋催促他向美国要援助，胡适拒绝，因为他怕自己说多了会影响美国人的心情。胡适的所作所为宋子文看不下去了，宋向蒋告状说胡适根本没有能力，至今都没找过美陆长和海长交涉，光只会文学研究了。宋发电报的时间是40年7月，胡当大使时间是38年9月，也就是说胡在近两年里连美国军事人物都不肯接触。挖槽，这是中国驻美大使？日本驻美大使吧？更搞笑的是德国入侵苏联后，宋子文单独找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要军援，史汀生说了一句：现在美国政府里有一批人认为援俄重于援华，你们政府的人也有此论调。宋子文想怎么可能？后来一查原来是胡适在匹茨堡演讲，大概意思是援俄很重要，中国打了四年仗都没亡国，援助缓一缓也行以。胡适为了附和讨好美国人，宁可去舔苏了。气得宋子文又去告状了。胡适从38年9月～42年8月任中国驻美大使，一直尸位素餐，不做不为。他就连一点急迫的心都没有。本来就该撤职，无奈老蒋也崇美，他知道胡适在美讨美国人的喜欢，怕撤胡适的职引发美国震怒，所以情愿被胡适PUA到42年。

（齐锡生比较宋子文与胡适）

毛泽东后来说过台湾宁愿在蒋手里，他也不愿意台湾落入胡适来管。因为他知道胡要掌控台湾，说不定第二年就成美利坚51州了。近代知识分子没有像胡适怎么舔美的了。以前我认为胡适是大师，他的自由和民主的调调，真的影响了我。后来知道他主张出卖东北换“和平”。就觉得他是个普通人，也有小资产阶级历史局限性，只要没当汉奸，就是可以原谅的。后来我知道他当驻美大使的所作所为之后，我觉得……我觉得，中国人怎么干出这种事？我要是再崇拜他，那我成什么东西了 ，得了，小丑竟然是我自己。胡适，你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我深刻了解到一个中国人能崇洋媚外到何种地步。

胡适自此跌下了我的神坛，当然我并未放弃对胡适研究。我又突然发现，胡适舔蒋也挺有一套说辞，而且还肉麻得很。

以下出自胡适的《政制改革的大路》(载《独立评论》第一六三号) 1935年

这哪是什么民主自由的大师，这TM就是拍马屁的御用文人。

而且胡适对于老蒋的清党，拒绝释放政治犯，塘沽协定都是辩护的口吻。

胡适的骚操作还并不止这些。

1949年12月6日李宗仁赴美疗养，抨击蒋独裁，胡适竟然跑到他的病房去谆谆劝导什么“家丑不可外扬”。还告诫李宗仁在美国出言要谨慎。“若有什么批评政府的话，也应回到台湾说，不应在国外批评自己政府，贻笑外人”。

1950年后，胡适几乎彻底沦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和文化打手。那就是著名的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

1952年，台湾火柴公司的王哲甫因与早期共产党有过交往而被逮捕。作为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吴国桢认为此案王是无辜的，证据不足，要求释放，遭到了小蒋的拒绝。吴又上书给老蒋，他主张台湾要法制化。所有刑事案件除了涉共和间谍之外都要移交给民法而不是军法解决。老蒋又否定了他的建议。不久，基隆市参议会选举议长，吴国桢发现怎么有两个议员不见了。就去找，结果发现原来是被国民党特务囚禁了。此情此景，吴国桢都要窒息了，再也忍不了了，于是辞职。1953年5月，吴国桢带着妻儿叛逃到了美国。

吴国桢到美国后并未消停，1954年他接受美国电视台的专访，说台湾是专制独裁，特务横行的“国家”等六大特点。到了六月，吴国桢在美国《展望》杂志发表《你们在帮台湾建立一个警察国家》。这下台湾那边炸开了锅，反应最激烈的胡适。

胡适是这么痛批吴国桢的：

胡适用了个狗咬狗一嘴毛的方法为老蒋辩护，因为吴国桢是保安司令，自然也躲不开责任，你手上都沾有血，凭什么骂老蒋。结果……被打脸了。

当然，胡适并没有完全认输，在《新领袖》杂志也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台湾有多么自由》来吹捧蒋氏父子的政绩，其中对小蒋大吹了一通，还赞许他对台湾治下的“共产党人”清洗毫不留情，显然一个教师爷加刽子手的嘴脸。哪有点大师的样子。

非但如此，胡适看到他都弟子殷海光赞同吴国桢的做法时，也毫不客气把他讽刺为书呆子。书呆子怎么懂政治大事呢？这心态真像当初把别人当“辣鸡”，自己却高人一等的我。

还有胡适的徒孙李敖先生，对胡适这种做法也不能理解。

其实胡适批吴国桢就是典型的恩将仇报，如果不是吴国桢的罩着，1952年，胡适的徒弟雷震和《自由中国》杂志早完了。

当然，后来1960年《自由中国》被封，胡适鼓吹的台湾有多自由自然也成了个梦幻泡影。

胡适是典型的官僚知识分子，他自诩老蒋的军师，凡自由民主之言都只得他来说，别人要说，他就会站着老蒋一边，说你幼稚，胡闹，不识大体。正话，反话，好话，坏话都由他来说。虽然他在发动白话文，红楼梦考据学，哲学史上都有很大贡献，但我还是希望在中国这种人越少越好，看清他的反动本质，别崇拜他。他几乎结合了当今中国公知所有的缺点：崇洋媚外，在洋人面前懦弱无胆，精致利己，双重标准，卖土求和，厌恶爱国。他无权无势时，敢在报纸上嘲笑国民党党政，靠犀利文笔吸引老蒋，但他一旦被老蒋拉入阵营，旧文人的肉麻丑态暴露无遗。胡适真正的徒子徒孙，像雷震，殷海光，李敖都去世了。而他的精神上的徒子徒孙却在中国大陆茁壮成长。

胡适博士对爱国是没啥兴趣，其实对学术也没啥兴趣，不过对当学阀和权势者的军师很有兴趣。所以胡博士最不喜欢的就是抗日，经常做的就是给倭寇敲边鼓，搞“低调”，而且特别喜欢和友邦人士说。

长城抗战鼓吹“我们可以等待五十年”

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爆发，胡博士有何作为呢？在公开场合，主要是YYGQ，暗渡“低调”，不过往往会套点底线以上的话装装门面。

例如，3月18日，胡博士就8月参加太平洋会议接受记者访问。在访问中，胡博士开始吹风政府有接受“城下之盟”的可能，当然表述上套了一层：

即使中国政府被逼到无可奈何之时，真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我人犹可断言：仅为中国人之血与肉的暂时屈伏，决不能减低一丝一毫中国人排日仇日之心理，亦决不使中日两国间关系有一分一寸之改善。

3月27日，胡适博士发表《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第一次喊出了“等候五十年”的口号。该文一出即引起各界愤怒，不过面上仍然还是装了一下的。比如，该文不得不敷衍一下反对承认伪满：

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时中国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

虽然胡博士的两点理由很有民国特色：

第一，我们要对得住国联和美国的“不承认主义”。
第二，我们不应该抛弃国联。

那么背地里胡博士在干嘛呢？运作“局部妥协”。4月2日郑介民给蒋公的信披露：

胡适……等以为日再进攻，我军必无力保持平津，故运动与日军局部妥协，依上海先例与日结一地方停战协定，以维持平津安全，现正积极进行。

5月30日，当傅作义部仍在昌平同日军激战之时，胡适上书　蒋公，高呼：

避免局势扩大，当亦为国联、国际所渴望，此时千钧一发，稍纵即逝。华北谈判在一定大范围中应有全权应付危局。

蒋公复电：

卓见甚佩。

次日《塘沽协定》签字，冀东变“非军事禁区”。“冀东”的边界，是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以东以北地区。也就是说北京北、东六环外已非我有。

太平洋会议上鼓吹放弃东三省被史汀生斥驳：东北问题，牵涉三千余万中国同胞，君何得肆意断送！

那么胡博士是否真的如他在《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所装饰的那样反对承认伪满呢？到了太平洋会议上，胡博士则对洋人交了底：建议以放弃东三省作为同倭寇议和条件。如此发言让同样参会的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都看不过去，会后予以斥驳。1941年，当时任驻美大使的胡博士同宋子文和此时接掌陆军部长的史汀生聚会时，胡博士这样追忆此事（摘自1941年5月20日宋子文给　蒋公的信函）：

适之言数年前太平洋会议时，深觉中国既无外援，又无充实军力，足御强寇，固在演说中主张放弃东三省。会后承斯汀生诫适之：“东北问题，牵涉三千余万中国同胞，君何得肆意断送！”数月后，适之细思斯君之言，颇为感动，因寄书谢过。斯君善意，至今未敢感忘。

七七事变后“不忘初心”，上书　蒋公要求承认伪满

然胡博士虽然过了数月勉强感谢了斯汀生的善意，却没有改变初心。全面抗战开始后，胡博士又于1937年8月6日上亲笔信给　蒋公，大谈：“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信件内容全文如下：

介石先生：
我所欲陈说者，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1）近卫就任之前，曾有一个根本要求，要求军人不得阻碍他的外交政策。近卫内阁所以不放弃和平路线者，正以此故。我们应不可放弃这个机会。
（2）日本财政确有根本困难，故和平解决并非无望。
（3）我们今日所有的统一国家雏形，实在是建筑在国家新式军队的实力之上，若轻于一战，万一这个中心实力毁坏了，国家规模就很难支持，将来更无有较光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了。
外交努力的目标有二：
（1）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
（2）充分运用眼前尚有实力可以一战的机会，用外交方法恢复新失的疆土，保全未失的疆土。（若待察、绥、鲁、冀、晋五省全失陷之后，更难为力了。）
普法战争之后，凡经四十四年的和平关系，法国有了俄国的同盟、英国的协约，然后可以一战。今日我们力量远不如当日的法国，而又没有一个帮手，岂可轻易放弃和平解决的路线？
今日为国家设计，必须用最大努力求得五十年励精图治的机会，使国家有资格可以为友，也有资格可以为敌，方才可以自立于世界。凡能为国家如此设计者，终久必能得国人与世界的谅解与敬爱。
至于外交的方针，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论者每怀疑此说，以为敌人必不能满足。此大误也。日本人对于满州之承认，真是梦寐求之。彼应知我国必不肯放弃，故造出不需要承认之说，其实彼万分重视此一点，因为彼应知我不承认则国联会员国与美国皆不肯承认，故彼四年来在华北的种种暴行，十分之一、二是对俄，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种种之局势以逼迫我国之承认满州也。
故我方外交方针必须认定东三省之放弃为最大牺牲，必须认定此最大牺牲是敌人最欲得而愿意出最大代价的。认清此主要之点，则外交必可为，否则外交必大失败。
此是最扼要之点，千乞　留意考虑。
关于外交之手续，似宜分两步：一步为停战撤兵，恢复七月七日以前的疆土状态，以为“调整中日关系的正式交涉”的初步。第二步为正式交涉，可于两、三个月以后举行，由两国从容筹备，切不可再蹈以前覆辙，于手忙脚乱之中自丧重要权利。
以上为关于外交方针及内容的鄙见。
论者又谓，“国家准备抗日，于今六、七年，岂可不战而屈？况且，　蒋先生的庐山谈话已公布于世，今日义无反顾。”鄙意以为，大政治家谋国，切不可将一人或一党之政治前程与国家的千年大计混作一事。大事当前，只赖领袖人物负责立断，不可迟徊瞻顾，坐失时机。成败存亡系于　先生谋国之忠，见事之明。如果　先生认清国家五十年的和平是值得一切牺牲的，那么，只有掬至诚请求政府与国人给　先生全权作战前之最后一次和平努力。一切悠悠之口，反对之论，都不能阻碍一种至诚的责任心。此可断言也。
明朝政治家张居正自言，中进士后，即发一弘愿，愿以身为草荐，任人寝处其上，溲溺其上，而无怨言。此是中国第一政治家以身许国的风度，　先生信奉耶稣教义，定能了解此“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之中国哲人风范也。
诚恐面谈不能尽所欲言，故写此函作补充之用。敬祝　先生为国家郑重。
胡适　敬陈。
廿六、八、六。

跨界英伦大谈中国军心涣散，只能求和

为防止胡博士在国内同汪逆等走的太近，　蒋公将胡博士派到美国宣传抗日，后任驻美大使。那么胡博士到了国外是怎么宣传抗日的呢？其甚至跨界英伦，向工党领袖拉斯基唱“低调”：中国军心涣散，只能求和。1941年5月20日宋子文给　蒋公的信函中记载驻英大使郭泰祺（字复初）对被胡博士嫁祸的抱怨：

复初叹称，代适之受过，已非一次。廿七年冬，接外交部电责，以不应向英国著名政论家拉斯基言“中国军心涣散，只能求和”。彼复外部：不晤拉斯基已二、三年，何谓谈话。嗣遇拉君，询以究竟，始知彼所称“与中国大使谈”，系驻美胡大使。合座为之轩渠。

【1941年4月24日胡适、郭泰祺与纽约市议会议长莫里斯合影】

在美附和“援俄重于援华”

那么，胡博士在美国挂着驻美大使头衔，除了捞了两位数的荣誉博士学位以外，有何作为呢？

1941年11月6日，宋子文致电　蒋公，报告其与美国陆军部长【今译作战部长】史汀生密谈经过，史汀生指出，不少人认为援俄重于援华，即中方亦有人作此论调：

文云：“日敌进犯荷印、新加坡，美国不能袖手，但如攻滇，是否亦取同一态度？假使不能，我方需要飞机军械，更属万分急迫。”
史云：“日本攻滇，因地势关系，恐甚困难。”
文云：“以机械化之部队，加飞机之掩护，何险可守。”
史问：“攻滇约需若干时期可达昆明？”
文云：“若无充分之飞机及军械以资抵御，或在数星期之内，亦未可知。”
史谓：“我已告赫尔，五星期、最多六星期之内，军事准备相机可完成，如以日期计算，下月十曰为最重要关键，一过此日，美国可以最强硬手段对待日本。即使日军开始表示干涉作战，未到昆明以前，美国亦能有制裁之方法。”
文追问：“此事关系我国太大，是否十二月十日以后，美可制裁日敌攻滇，与攻荷印、新加坡取同一动作？”
史云：“余为陆长，事涉外交，不便越位；不过以表面观察，滇缅路关系全世界局势甚重大性，甚于援俄。或有以为援俄重于援华，应速供给苏俄轰炸机等军事利器，即贵方亦有人作此论调。余以为接济苏俄，因时间问题，恐无大效，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抗战四年余，只有滇缅路乃生命线关系，焉可不加以支持。”
文云：“有能力决心，甚为感谢，惟军情瞬变，务盼以迅速方法供给我飞机军械，俾中国于艰难之中为应付之计。”
史云：“飞机甚难，军械已饬切实筹办。”

那么我方这位附和“援俄重于援华”的是谁呢？

次日宋子文给　蒋公一电（原稿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宋子文档案），报告原来是胡适博士在匹兹堡对记者大放厥词：

委座钧鉴：
适之最近在毕次堡对记者宣称，美国应尽先以飞机军火供给苏联，中国已抗战四年余，虽无新式武器，亦可支持，云云。昨史汀生谈话中，曾暗示此语。居里亦引以为异，并谓中国步骤未能一致，愿助中国之友人实感困难，等语。谨闻。
〇阳
文
十一．七

故乡被日机滥炸死难惨重，犹言“毫无破坏”、“世外桃源”

1947年7月5日，胡适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鼓动内战，称“政府全力戡乱势所必然”。为了论证这一点，胡博士以故乡绩溪为例：

我的家乡绩溪，于抗战八年中亳无破坏，堪称世外桃源，胜利后共军到达三日，即将绩溪全部破坏。

而这时，胡博士就把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抛掷脑后了，故乡被倭寇多次大轰炸的事也都忘的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