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广州的城中村那么多？

广州的城中村，这个词汇本身就带着一种特殊的魔力，它不仅仅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更承载着无数人的故事，交织着历史、经济、社会等多重复杂因素。要理解为什么广州会有这么多城中村，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它形成的根源和演变过程。

历史的遗产：城乡二元制的烙印

首先，城中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体制的直接产物。在过去，农村和城市在户籍、土地、资源分配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野。当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时，他们往往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和资源。而广州，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超其他地区，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然而，城市在规划和建设之初，并没有预见到如此庞大的非正规劳动力涌入，也没有相应的配套设施来承载他们。这就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这些人需要居住，但城市住房供应不足且价格高昂，而他们又因为户籍等原因无法享受城市保障性住房。

土地的特殊性：农村集体土地的“缓冲地带”

广州的城中村，大部分都位于原郊区的农村集体土地上。这意味着，这些土地的性质与城市国有土地不同，其所有权属于村民集体。当城市扩张、征收土地时，原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可能转化为城市化区域内的社区。

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利用其集体土地，在符合一定规定的情况下，自行或通过合作开发的方式，建造大量的出租屋，以满足涌入的城市移民的居住需求。这些出租屋的规模和密度往往远超城市规划的标准，形成了城中村独特的“密集”景观。

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它让大量的低收入人群能够负担得起在城市中的住所，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管理、环境、治安等一系列挑战。

经济发展的驱动：人口涌入与劳动力需求

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经济发展速度惊人，尤其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人口，他们带来了充沛的劳动力，支撑了广州的经济腾飞。

这些人来到广州，不仅仅是为了打工，更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城市中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收入有限，难以负担城市中心的商品房。城中村，以其相对低廉的租金和便利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他们最现实的选择。

可以说，城中村的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广州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支撑”。它们就像是城市肌体的“毛细血管”，将来自乡村的活力输送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城市扩张的边界：规划与现实的碰撞

随着广州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原先位于郊区的村庄逐渐被城市包围，变成了城市中的“孤岛”。然而，由于土地性质、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利益各方（村民、政府、开发商）的博弈，这些村庄的改造和升级并非易事。

很多城中村的改造，涉及到村民的安置、集体经济的转型、以及城市功能的重塑。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涉及法律、政策、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协调。因此，一些城中村的改造进程缓慢，导致它们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依然保留着原有的面貌。

城中村的“生存之道”：多元的价值与挑战

尽管城中村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居住环境的拥挤、基础设施的落后、安全隐患等，但它们也为很多低收入群体提供了生存空间，成为了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提供廉价的居住空间： 这是城中村最直接的价值，让外来务工人员、低收入家庭能够安身立命。
承载多元的市井文化： 城中村往往是各种小商小贩、特色美食的聚集地，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多元的文化。
成为城市经济的“缓冲带”： 它们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也催生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

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城中村带来的挑战：

环境污染和卫生问题： 密集的居住和有限的公共设施，容易导致环境恶化。
治安和管理难题： 人口流动性大、结构复杂，给治安管理带来挑战。
消防安全隐患： 房屋密度过大，消防通道不畅，火灾风险较高。
基础设施落后： 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设施难以满足现代城市生活的需求。

未来的走向：更新与蜕变

如今，随着广州城市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对城中村的改造和升级也提上了更重要的日程。城市更新、拆迁改造、旧村庄改造等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力图让这些曾经的“乡村”，以更现代、更宜居的面貌融入城市。

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在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改造中保留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色，依然是需要深思和探索的课题。

总而言之，广州的城中村并非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历史遗留、经济发展、人口迁徙、土地制度以及城市规划等多种复杂力量交织作用的产物。它们是广州这座城市成长过程中留下的深刻印记，也是这座城市持续变革与发展的见证。

网友意见

城中村是广州的良心。

是广州比其他城市更具有包容性的铁证。

简单归结为两点：

一、广州行政当局比较温柔，讲点良心。

二、广州本地人比较团结，不好整。

补偿？广州的几大著名城中村都是城市核心地段，放在北京上海的话，在禁止强拆和拆迁必须合理补偿规定出台之前早就给强拆完了。

有趣的问题。以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多年的观察和理解来讨论一下吧。

首先，包括广州在内的岭南地区农村有较强的基层自组织能力。

在历史上，岭南地区的农村社会往往是各个不同时期的北方移民建立的。土地肥沃的冲积平原一方面会让已经迁来的移民群体人口爆炸，另一方面也会不断吸引新移民，构成所谓“马尔萨斯陷阱”，人口超过自然资源承载力，不同群体间因为争夺耕地、水源等资源产生激烈的争斗。

这些争斗既有族群之间的——例如清朝残酷的“土客械斗”，还有同一族群内部的各个小族群之间的，例如同样讲粤语的相邻村庄之间的械斗。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格局下，各个村庄必须变得更组织化。组织化的表现既有实体层面的，例如“围村”，也就是把村庄堡垒化，以及通过村庄或宗族的名义持有“集体土地”，尤其是填河填海出来的新土地；也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例如通过先祖崇拜团结宗族，利用地方神崇拜（祝融、玄武、妈祖等）团结同村庄的主要宗族，在重要的节庆（清明、端午、冬至等）举行仪式来反复强化村民对村庄组织化的认同。

而PRC时期的政治运动（公社化到文革）除了改变了土地所有制度之外，对岭南村庄的宗族影响不大。其中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可能就在于之前的严苛环境留下了组织度更高的村社宗族势力（我不太清楚当时广东地方官员是否在行政风格上也有差异）。

文革之后，岭南地区，尤其是珠三角的村社传统势力恢复得很快。因为改革开放带来了该地区的制造业繁荣，从而盘活了村庄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源：土地。先不说在土地上建设自办企业，哪怕仅仅建厂房、市场、住宅纯粹靠租金，珠三角的村庄都可以拥有巨大的财力。有趣的是，在PRC建立之初完成的土地所有制改革恰好保障了村庄必须以“集体”的名义来支配这些资产，而这些“集体”的背后往往又是宗族势力。作为对比的是，如果是在四川、河南、湖南、安徽等省份，文革后哪怕有人想要恢复当地的宗族势力，也会面临因为经济劣势，本土劳动力大量外流的局面，宗族自然会瓦解。

最终形成的局面是珠三角的村庄形成了村委会、村办经济实体（公司或联社）和村内宗族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只要珠三角的经济能持续繁荣，它们就能保持非常强大的内在凝聚力。

具体到广州市。

清朝的“省城”大致位于白云山南麓到珠江主航道之间。PRC早期紧贴着旧城的地方有一些被开发成了党政军机关以及国营工厂。到了改革开放后，轻工业+贸易的模式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而广州往西马上就是佛山地界了，它的扩张主要是向北（现在的白云区）向东（现在的天河区）和向南（现在的海珠区）。

在这些区域里，土地的利用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主导的拆迁征地，一种是本地村社和村民自行建设。PRC的土地制度下，村社的宅基地比较类似私有制，虽然所有权在村社，但使用权在个人，用于农业、工业和公共事务（例如卫生院、供销社和小学）的土地是集体所有。

随着城市的发展，政府拆迁征地的需求越来越多，相对而言，征公共土地难度要低得多，因为只用面临村社领导者这一个谈判对象，不管是报价还是手续流程都简单。而征宅基地呢，每户人心理价位都不一样，如果有些人同意有些人不同意，土地征不成一整块，也没办法开发。而如果要启动强拆，村里的宗族就会展示战斗能力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拍摄地冼村，在2010年就发生警察和城管两千人强拆村内市场（注意，这还没有动到个人宅基地），深夜被抗拆村民击退的事件。

因此，政府主导的拆迁经常形成“绕着居民区走”的策略，最后就自然变成了“高档小区围绕城中村”的格局。

有意思的是，一旦“被高档小区包围”的局面形成，村民对自己的宅基地的价值评估又会变得更高，反过来提高了拆迁成本，让拆迁变得更困难。政府也只能选择不拆近处的城中村，而去征远处村庄的农业/工业用地。

所以，天河区西部、海珠区中南部、白云区南部形成了茫茫多的“城中村”。除了少数有政绩需求的项目（例如当年亚运会筹备阶段要求搞定猎德村）外，拆迁进度都不会特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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