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中国作家方方的这次事件？
事件的缘起：武汉日记与争议的开端
一切的起点，是方方在2020年初武汉封城期间，通过个人社交平台（主要是微博）发布的《方方日记》。当时，武汉作为疫情最早的爆发地，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封锁和恐慌。信息不畅、生活物资短缺、医疗资源挤兑、以及无数普通人的生死悲欢，这些都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严酷现实。
方方，作为一位在武汉生活多年的知名作家，她的日记以一种极为个人化、近乎白描的视角，记录了她在封城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她写下了对政府应对措施的质疑，对社会不公的吐槽，对底层民众疾苦的同情，以及对人性光辉与黑暗的观察。这些文字，朴实、直白，有时带着愤怒和绝望，也时不时流露出对未来的希望。
在国内引发的巨大反响：支持与批评的两极分化
《方方日记》在国内的传播，可以说是“一夜成名”，但这种成名是伴随着巨大的争议。
支持者：
呼唤真相与反思： 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身处武汉，亲历了封城痛苦的人，从方方的日记中找到了共鸣。他们认为方方勇敢地发出了普通人的声音，揭露了疫情初期管理上的失误和人性中的弱点，这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反思。他们认为，在那个特殊时期，我们需要有人去记录和追问，而不是一味歌颂和遮掩。
捍卫言论自由： 对支持者来说，方方不过是行使了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她记录的是自己的真实感受，即使这些感受不那么“正能量”，也应受到保护。他们批评那些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和道德审判的行为，认为这是在压制不同的声音。
对“正能量”的警惕： 一部分人对方方日记的推崇，也源于对官方宣传口径的天然警惕。他们认为，官方在宣传中往往倾向于强调“正能量”和“集体主义”，而忽略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痛苦。方方的日记提供了一个“非官方”的视角，填补了他们感受到的信息鸿沟。
批评者：
“泄露国家秘密”与“抹黑中国”： 这是最尖锐的批评声音。一些人认为，方方日记中的内容，尤其是一些对政府部门的批评和对负面事件的描述，是在“泄露国家秘密”，或者说是在“抹黑中国”。他们认为，在国家面临危机、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应对外展示任何负面信息，尤其不能让境外势力有机可乘。
“带节奏”与“煽动情绪”： 批评者指责方方日记“带节奏”，通过选择性地放大负面信息，煽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制造社会恐慌。他们认为，在那个困难时期，应该团结一致，弘扬主旋律，而不是挑起矛盾。
“历史罪人”的帽子： 随着日记的走红和翻译成多国语言，批评的声音愈发激烈。一些人认为，方方不仅背叛了国家和人民，更是要成为历史的罪人，因为她的日记被西方媒体用来攻击中国。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是“汉奸”式的。
“精英视角”与“脱离群众”： 还有一些批评认为，方方作为一位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作家，她的视角是“精英视角”，未能真正理解普通人在疫情中的坚韧和付出，反而过多地强调了她的个人不便和抱怨。
日记的海外传播与“西方视角”的交织
《方方日记》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并在海外出版，这无疑将事件推向了另一个高潮，也带来了新的维度。
被西方媒体“利用”： 许多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疫情时，确实引用了方方日记的内容，将其作为中国内部存在问题、政府应对失误以及民众遭受苦难的“证据”。这让国内的批评者更加愤怒，他们认为方方就是西方攻击中国的“马前卒”。
“中国与世界”的叙事冲突： 事件的焦点也从单纯的国内舆论战，变成了中国与西方在叙事上的冲突。方方的日记，在西方语境下，常常被解读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异见之声”，是对压制性政权的挑战。而在中国国内，尤其是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这种解读被视为是对中国的侮辱和诽谤。
“中国模式”的辩论： 疫情初期，西方国家在疫情控制上的不力，与中国早期强硬的封锁措施形成了鲜明对比。方方日记中的一些批评，恰恰触碰到了“中国模式”的敏感神经。支持者认为方方是为了改进模式而发声，批评者则认为方方削弱了“中国模式”的优势，给了西方攻击的口实。
深层原因的探讨：为何如此激烈？
方方事件之所以如此激烈，我认为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1. 信息时代的开放性与透明度需求： 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公众对于信息公开、透明和追责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危机这样关乎生命安全的大事上，人们渴望知道真相，也希望对责任进行追究。方方日记的出现，恰好迎合了这种需求。
2. 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高涨。在国家面临外部压力（如中美贸易战、科技竞争等）时，这种情绪更容易被激发。任何被认为“损害国家形象”或“投靠西方”的行为，都可能遭到强烈抵制。方方被扣上“汉奸”帽子，正是这种情绪的体现。
3. 权力与话语权的争夺： 媒体和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是社会各方力量博弈的重要阵地。方方的日记，以一种非官方、个人化的视角，挑战了长期以来由官方主导的叙事方式，引发了话语权的争夺。
4. 社会撕裂与身份认同： 如今的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撕裂，体现在阶层、地域、教育背景以及思想观念等多个方面。方方日记的出现，触及了不同群体敏感的神经，加剧了这种撕裂。支持者和批评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
5. 历史的惯性与记忆： 经历过信息被严格控制的年代，一些人对方方这种“揭露”行为，既有渴望，也可能存在一种“警惕”。他们害怕重蹈历史覆辙，也担忧这种“揭露”会带来不可控的后果。
结论：不是简单的对错，而是复杂的社会现象
总而言之，看待方方事件，不应该将其简单地标签化为“支持真相”或“攻击祖国”。
从方方个人的角度，她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在特殊时期记录了自己的所思所感，这本身是一种个体性的表达，她的文字也确实触动了许多人的内心，引发了思考。
从国内舆论的角度，这是社会在经历重大危机时，关于信息公开、反思机制、言论自由以及民族情感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的集中爆发。
从国际互动的角度，这又牵扯到中国与世界在信息传播、国家形象以及价值观输出等方面的互动与博弈。
事件的后续发展，例如方方日记在中国的讨论逐渐降温，但在国际上仍然有一定的影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并未完全消弭，它触及了一些根源性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新媒体时代，只会以更复杂、更激烈的形式呈现出来。
最终，评价方方事件，可能更需要一种历史的眼光和审慎的态度，去理解不同立场的声音，去分析事件背后的社会土壤和文化逻辑，而不是简单地站队或攻击。这既是对个人表达的尊重，也是对社会复杂性的认知。
网友意见
挺方方的文人出生年份，方方1956，叶大鹰1958，阎连科1958，俞敏洪1962，刘川鄂1961，梁艳萍1961，朱大可1957，王家新1957，陈国恩1956，冯黎明1958，戴建业1956，叶青1962，孙立平1955，吕效平1956，李鸣生56，李玫瑾58，喻国明57，夏春平58，谭邦和55，王小妮55，尹鸿61 ，王旭明57。出生年份从1956~1962年，进入1966年分别是10岁至4岁，至1976年分别是20岁至14岁，全部完美地避过了普九教育。
挺可笑的。
古龙曾经说过，杀手和妓女是这个世间最古老的职业（大意）。杀手卖命换钱，妓女卖身换钱，并不可耻，但杀手非要标榜自己正义，妓女非要给自己立牌坊，不仅可笑，而且可耻。
贬中，本来就是一门生意，获得的是名也罢、是利也罢，在一定程度上都还可以理解，可笑的是，明明就是卖点文字换名利，偏偏还把自己标榜成鲁迅。
更可笑的是，偏偏还有那么一帮子人，真以为那是鲁迅。
坦白言之，近日来有关方方与她口中的“极左”之间的一系列争端纠纷，在我看来恍若CC系给张静江扣“赤化”的帽子，而后者居然也欣然将这顶帽子戴在头上，口中啧啧感叹：“还挺合适！”
张静江何许人也？他固然在1906年就加入同盟会、主政浙江时期曾推行二五减租并最终因此在浙江各地土豪劣绅的攻击中被迫下台。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国民党右派长期以来的代表人物，北伐时期蒋介石重要的伯乐和盟友。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威望甚高的张静江的提携，蒋介石得以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作为回报，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推举张静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同年7月张静江遂宣布辞职并力主蒋介石接替该职。但因彼时蒋介石资历尚浅，故北伐时期实际担任这一职务的仍然是张静江。1927年4月2日他即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陈果夫、李宗仁等联合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并于4月9日发出3000余字的所谓“护党救国”联名通电，污蔑联共政策，指责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表示要“举发中国共产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决议非常紧急处置案”。此后张静江主政蒋介石的老巢浙江，为“清党”出力甚多。早在4月8日，张静江就开始着手在浙江“清党”。至7月15日，仅宁波、杭州两地就被捕400余人，被杀117人，宣中华、郑恻尘等在“清党”中遇害。在白色恐怖下，全省的共产党员到同年9月由“清党”前的4000余人下降至1563人，共青团员亦减少一半以上。
张静江作为国民党老右派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对外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对内注重发展实业且支持土地分配。而具体到他的实际举措上，他作为国民党元老对孙文无疑是尊崇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力主蒋介石按照孙文的《建国方略》发展国内经济，甚至自己身体力行地在浙江推行减租和土改。但他在本质上恐惧、仇视工农运动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这种恐惧和仇视最终导致他在实质意义上背离了晚年已经相当左倾的孙文留下的路线。
虽然并不完全对应，但张静江无疑是今日舆论场上所谓“极左”的一面镜子。从张静江身上，我们可以一窥方方口中所谓“极左”的真面目。大部分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左派，他们固然肯定土改和计划经济、主张工业化，支持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反感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特定问题上会呈现左派立场，甚至以教员的崇拜者自居。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基本无视阶级的存在，相反强调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和至高无上性，他们或许同样痛斥资本家的压迫，解决方法却是将资本家置于抽象意义的“国家”的统制之下（朴正熙的经济发展政策能够引起国内相当程度的共鸣，其原因正在于此）。共产主义对他们而言只是在1949年之前曾经有效动员过群众的手段，教员在他们的语境下也并非领导劳工、农民获得解放的革命领袖，而是以强有力的民族拯救者和某个伟大帝国的开创者的形象出现（从这些人对普京的翼赞态度也可窥一斑），对于晚年教员他们也基本持否定态度。换言之，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接受仅限于具体的“术”，而不理解乃至排斥共产主义真正的“道”。这批“极左”在本世纪头十五年以工业党的面貌示人，后期则分化出了小粉红、饭圈女孩等更趋激进的群体。就本质而言，大多数所谓“极左”和给他们扣这顶帽子的方方一样都是告别革命、拥护渐进的稳健改良。
而“极左”帽子的大肆泛滥，固然反映了方方等老自由派对国内舆论生态的认识不清和在政治上的无知，但也揭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戈尔巴乔夫逐渐右转但仍然自视为正统的列宁继承者、一边屡屡从列宁的理论中寻找只言片语为自己的政策正名一边明里暗里地否定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时代，真正的列宁主义者事实上被剥夺了发声渠道，列宁被戈尔巴乔夫代表了。而在列宁主义者的声音长期缺位的背景下，那些已经不满足于挂羊头卖狗肉而是希望挂狗头卖狗肉的人所认定的“左派”，大多数时候自然只能是赫鲁晓夫分子或者勃列日涅夫主义者。
总而言之，近期与方方相关的一系列事态，事实上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双方共同的无知所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大戏。相较于右翼自由派乱扣帽子，右翼保守派为何会毫不迟疑地接受这顶帽子，或许是更加值得反思和研究的问题。
知道为什么大家如此反感方方吗？
1、道听途说，造谣生事
2、恶毒批判国家和政府
3、无视正能量，负能量爆棚
4、出卖国家和民族，在海外出版
5、勾结敌对势力，抹黑祖国和人民
6、教唆、挑逗部分群众，意图破坏现行体制
你们说说，如此一个人，怎能能不被骂，怎么可以不被骂。
怪不得无尽者张付、申鹏、明德先生等大V骂她的文章、答案动不动就万赞。
连80%的学生都出国的某大博士，撰文说方方是要让中国和新冠疫情紧密绑定，如同西班牙作家对待西班牙流感、墨西哥作家对待墨西哥流感一样。
公知的这个词，又被鞭挞千万遍。任何一个稍微有点粉丝的人，都会因为有人把自己和公知二字联系起来，而瑟瑟发抖，悔不当初。
无尽的火焰，教育了一代又一代。
事实胜于雄辩。
如果防疫不利，即使她没写书，大量民众也会有类似的想法。
现在防疫尽力，更关键的是全球除了朝鲜之类与世隔绝的之外，没几个能跟中国比的。她写了书，反而更衬托外国无能。从这个意义上，应该保护她才对。
苏联当年倒闭恰恰是那群既得利益者自己推倒的，就像大明当年的倒塌推手也是那群既得利益者一样。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新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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