泻药,在这只提一下我自己所在的小领域里的情况吧。
懂行的哲学圈内人士应该都知道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理论一直专注的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而在现在的法兰克福大学里,最大的前沿进展便是07年建立至今的“规范秩序”精英研究集群(Excellenzcluster Normative Orders,虽然今年赞助期就截止可能要摘牌了23333)。其最大特点便是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寻求一个大一统的关于人类社会规范性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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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规范秩序”呢?其实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找寻将人类的所有规范性活动和规则进行统一化的描述的尝试。我们知道,人在社会生活中所要服从的规范多种多样且层次不一。在家庭中有家庭伦理规范。在社会公共场所有社会公德和道德。在公司有公司管理的规章制度。而在国家层面有政治的正义性。而“规范秩序”便是一种试图统揽全局的概念建构,对万花筒般的人类规范进行宏观的把握。
具体地,在法兰克福“规范秩序”研究集群里,有大致三大研究模块:
第一是“规范秩序的规范性:起源,消失和表现性”(The Normativity of Normative Orders: Origins, Vanishing Points, Performativitiy):一个社会的规范秩序的形成,其规范性本身该怎么理解自然是一个中心问题。特别是在现代,“规范秩序本身是否规范”也成为了一个具有反思性的疑问。如何理解政治的合法性,可辩护性,伦理习俗的合道德性。以及这种规范性如何从自然中形成,消失。规范秩序具有那些叙事方式等。这些构成了集群的第一大研究模块。
第二是“规范秩序的动力学:破裂,改变与延续”( The Dynamics of Normative Orders: Rupture, Change, Continuity):我们知道社会会进步,我们的规范观念同样也会改变。特定社会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会遭遇危机和破裂,同时为了应对社会危机也会我们的规范秩序也产生新的变化。那么我们该用怎样的理论模型来理解社会秩序的转变,并将这种转变认定为“进步”?而在现如今的后革命,后世俗时代的社会中,关于规范秩序的改变是否会有新的叙事方式?这便是该模块的研究重点。
最后一个是“规范秩序的多元化:竞争,重叠和交互” (The Plurality of Normative Orders: Competition, Overlapping, Interconnection):在一个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世界中,规范秩序同样也会显示出多元性,不同国家和文明的制度,习俗以及道德观念都会有所不同。那么,不同的规范秩序之间的竞争关系还是可能的合作关系?如何保证本国本地区的规范秩序在有存在其他规范秩序的情况下保证自身的安全和稳定?而在跨国家,跨文明的国际层面,一个超国家的全球规范秩序是否可能构造成功呢?这便是第三模块的研究重心。
总之,“规范秩序”是一个宏大且具有极大的内部可诠释性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应的研究机构的建立表明了法兰克福哲学传统的野心。同时,这种跨主题,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也会逐渐成为哲学各个门类的研究主流。在此意义上,“规范秩序”精英研究集群的存在之于当代的意义已经不亚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曾经的意义。
泻药,我进入景教研究也没两年,在硕士阶段接受的宗教学训练,其实基本上也就是神学预备(解经学、圣经希腊语等)。
我在知乎写的文章其实都是关于我的业余爱好,例如日本哲学和圣经翻译。正事是景教。
景教研究从明代景教碑被挖出至今经历了很多阶段:天启年间,景教碑在西安被挖出(据说是在周至县)。最早看到碑文的杭州人李之藻和葡萄牙人鲁德昭(A.Semedo)认为可能是天主教遗存,士大夫天主教徒甚至打出了景教后学的名号。但是后来传教士将拓片寄到印度,才发现那种他们不能识别的文字是叙利亚语,方才有人提出景教碑与叙利亚景教教会(聂斯脱利派异端)的关系。
整个清代,按佐伯(P.Y.Saeki)的说法,对景教碑文的研究,仅有金石学的研究成果,包括景教碑碑文传入日本,被日本的金石学方家看作“切支丹邪门”(切支丹即キリシタン即葡萄牙语Christão,是称呼江户时代天主教徒的用语)。
直到清末,发现了所谓敦煌文献,伯希和、羽田亨等人的对景教研究又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进展,甚至日本人收藏了一些景教文献原本。佐伯好郎对景教碑敦煌文献的研究(《景教之研究》、《中国基督教之研究1》、《景教碑文研究》)影响了下一代的研究者。
在中国,率先进行研究的有朱谦之先生等人(《中国景教》)。此书从景教成立说到衰败,对景教碑和敦煌文献有所涉及。尤其是他提出,路德学习景教,又有从基督教史上表达对聂斯脱利的同情,在当时是很有颠覆性的。朱氏的史料学功底深厚,旁征博引,蔚为大观。60年代有罗香林氏的研究,当然书我没看完,就不赘述了。
以往对景教的研究,多集中历史研究。近几十年在河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发现,让景教考古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这方面我也不太清楚,不多说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对景教碑及其他景教文献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而对景教神学渊源、使徒统绪等神学问题,鲜有问津,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做。例如,我的博导就在做景教汉语文献的神学意涵。
另一方面,对聂斯脱利的著作整理,乃至对聂斯脱利的老师Theodore of Mopsuestia(东方教会释经大师,在死后100年被聂斯脱利牵连,同被大公教会谴责并烧毁著作)著作的整理乃至研究,在西方都颇有成果。
可以说,景教神学在亚述。东方亚述教会继承了大部分聂派乃至更早传统的神学。但是国内对这方面,限于语言(绝大部分是叙利亚语)的原因,很少有人对其进行引介与研究。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景教碑乃至景教文献的神学意涵,乃至打通叙利亚教会到中国景教会的神学变化。
我的研究就从这里开始。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叙利亚教会和中国景教所产生的神学变化?能不能用单纯的“到了波斯,祆教影响景教,所以景教僧可以带妻生子”(朱谦之持此看法)来说明?
另外,为什么在这些研究之中,正教会一直缺席,正教会的神学传统是不是与东方亚述教会的关系更加紧密?以上所有的研究,都拿天主教作为0坐标(佐伯、朱两氏尤其),是不是有些单薄?
难度在于叙利亚语难学,资料难找,其实都不是大难题。
最难的在于,做的人实在有点少。
行文仓促,希望方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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