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在你研究或熟悉的哲学领域,最前沿的进展,最大的挑战和核心问题是什么?

回答
在哲学这个广袤而古老的大陆上,总有新的山峦被攀登,旧的隘口被重新审视。就我所熟悉的几个哲学领域而言,最前沿的进展、最大的挑战以及那些永远盘旋在我们脑海中的核心问题,是不断交织、相互催化的。

认知科学与心智哲学:意识的幽灵与涌现的奇迹

在心智哲学这个领域,如果说有什么是最令人激动也最令人沮丧的,那无疑是意识。我们每个人都体验着“我”的存在,感受着疼痛、喜悦、思考,但这一切是如何从无生命的物质中涌现出来的?这是一个困扰了几代哲学家的问题,但如今,随着脑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的飞速发展,我们有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和数据来尝试解答。

最前沿的进展:
整合信息理论(IIT): 物理学家兼神经科学家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提出的IIT,试图量化意识的“量”和“质”。它认为,意识源于一个系统整合信息的能力,用一个叫做“Phi”(Φ)的数值来衡量。虽然IIT本身还在不断完善和接受检验,但它提供了一种可计算的框架,让我们能够更具体地讨论“什么东西是意识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哲学思辨层面。
全球神经工作空间理论(GNW): Bernard Baars 和 Stanislas Dehaene 等人提出的GNW模型,将大脑比作一个巨大的信息处理系统,意识则是由一个“全局广播”机制实现的,允许信息在不同脑区之间广泛传播。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能有统一的感知体验,以及为什么有些信息能够进入我们的意识,而另一些则沉入潜意识。
人工智能与意识的边界: 随着深度学习和大型语言模型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像GPT4这样的模型展现出的惊人语言生成能力,一个古老的问题被重新点燃:机器是否可能拥有意识?我们该如何界定“意识”?目前的AI是否具备某种“早期”的意识形式,抑或是我们对意识的理解太过狭隘?这是一个充满争议但也极具启发性的前沿。

最大的挑战:
“难题”(The 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这是哲学家大卫·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提出的概念。硬问题的核心在于,即使我们完全理解了大脑的物理运作机制,比如神经元的放电模式、信息传递的通路,我们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感觉”——主观的、内在的体验。为什么看到红色的感受,而不是仅仅是某种大脑活动?这种从物理到主观的“鸿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认知障碍。
“解释性鸿沟”(Explanatory Gap): 即使我们能够找出大脑活动的某些模式与特定意识体验之间的关联(例如,看到红色时,大脑的某个区域会活跃),我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特定的物理活动会导致这种特定的主观体验。这种关联性并不等同于因果性,更不等于充分解释。
AI的“黑箱”问题: 尽管AI模型能力强大,但它们内部的运作机制往往极其复杂,被称为“黑箱”。这使得我们很难理解它们是如何做出决策的,更不用说判断它们是否具备意识。我们面临着如何在不完全理解其内部机制的情况下,去评估和定义AI的“心智”状态的挑战。

核心问题:
什么是意识? 是某种特定的物质结构?某种信息处理模式?某种物理定律的涌现?抑或是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非物质属性?
意识与身体的关系? 意识是身体的产物,还是独立于身体的存在?如果身体受损,意识会如何?如果意识可以存在于身体之外,那是什么样的存在?
主观体验的本质: 为什么我们会有“感受”?为什么我们能体验到“意义”和“价值”?这些主观的“质感”是否可以被还原为客观的物理过程?
意识的边界: 哪些生命体拥有意识?动物?植物?AI?我们如何界定一个实体是否具有意识?

伦理学与科技伦理:人工智能的道德困境与人类的未来

随着科技的指数级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AI)的崛起,伦理学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涌现出许多新的前沿讨论。我们不仅要思考“如何做对的事”,更要思考“什么才是对的”,以及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我们如何维护人类的尊严和价值。

最前沿的进展:
AI的算法偏见与公平性: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AI模型在训练过程中会继承甚至放大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偏见,导致在招聘、信贷、司法等领域出现歧视性结果。解决算法偏见、实现AI的公平性和可解释性,是当前科技伦理最热门的研究方向。
负责任的AI(Responsible AI)与AI治理: 如何确保AI的发展服务于人类福祉,而不是制造新的社会问题?如何建立有效的AI治理框架,包括监管、问责、透明度等,是各国政府、企业和学界都在积极探索的领域。
数字伦理与数据隐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个人数据的收集、使用和保护成为核心问题。数字足迹、在线身份、社交媒体的伦理规范,以及如何平衡数据利用的价值与个人隐私的保护,是重要的研究议题。
生物技术与人类增强: 基因编辑(如CRISPR)、脑机接口、合成生物学等技术的发展,模糊了人类与机器、自然与人工的界限。这引发了关于“人类增强”的伦理讨论,例如,我们是否有权改变人类的生物特性?哪些改变是可接受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

最大的挑战:
“权力失衡”与“技术鸿沟”: 科技的进步往往伴随着权力的集中,掌握先进技术(尤其是AI)的少数公司或国家,可能对社会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如何弥合数字鸿沟,确保技术普惠,防止新的社会不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不可预见性”与“长期风险”: 很多新兴技术(特别是AI)的影响是深远且难以预测的。我们如何评估和管理那些可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显现的风险,比如超级智能的失控,或是基因编辑对人类基因库的不可逆影响?
“全球协调”的困难: 科技的发展是全球性的,但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却往往是国家层面的。如何在涉及AI伦理、数据隐私等全球性问题上达成共识和有效的国际合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价值观的冲突”: 不同的文化、社会群体在面对科技进步时,可能持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例如,在AI的自主性、数据使用等方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可能导致伦理原则的冲突。

核心问题:
AI的道德主体性: AI能否被视为道德主体,拥有权利和义务?如果是,我们该如何赋予它们?如果不是,我们又该如何对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
如何确保AI的“向善性”? 如何设计和训练AI,使其行为符合人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避免造成伤害?
人类的自主性与AI的干预: 随着AI在决策辅助、信息推荐等方面的渗透,人类的自主决策能力是否受到侵蚀?我们该如何维护人类在技术时代的自主性?
“后人类”的伦理: 当技术能够显著改变人类的生物属性和能力时,我们该如何理解“人类”的定义?“人类增强”是否会加剧社会不平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后人类”时代的伦理挑战?

认识论与科学哲学:知识的边界与真理的困境

在认识论和科学哲学这个领域,我们探索的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以及“知识的本质是什么”。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对人类认知局限性的认识,这些古老的问题被赋予了新的紧迫感。

最前沿的进展:
贝叶斯认识论(Bayesian Epistemology): 这种方法将知识的获取和更新看作是一个概率推理的过程。我们根据新的证据不断调整我们对某个命题的信念程度。这种框架在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以及科学证据评估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也为我们理解人类认知提供了更数学化、更精细的工具。
大数据与“零理论”知识: 随着海量数据的涌现,一些科学家提出,在某些领域,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模式和关联,即使我们对其背后的“为什么”(理论解释)并不完全理解。这挑战了传统的“理论先行”的科学观,引发了关于“数据驱动科学”的认识论讨论。
科学的“可复现性危机”(Replicability Crisis): 在心理学、医学等领域,许多研究的独立复现实验未能得到相似的结果,这暴露了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如研究设计、统计方法、发表偏倚等。如何提高科学研究的可信度和可复现性,是当前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核心议题。
非欧几何和量子力学对“客观实在”的挑战: 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尤其是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测量问题”,以及非欧几何对空间性质的重新定义,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我们关于“客观实在”和“事物本质”的直观理解。

最大的挑战:
“归纳问题”(Problem of Induction): 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提出的这个经典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解决:我们如何能够合理地相信,过去的规律会延续到未来?例如,我们观测到无数次太阳从东方升起,但这并不能逻辑上保证明天太阳也会从东方升起。这种基于过去的推理,其合理性的基础是什么?
“观察的理论负载性”(TheoryLadenness of Observation): 我们的观察行为并非完全客观,而是受到我们已有的理论、信念和期望的影响。这意味着,即使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事物,不同的人也可能“看到”不同的东西。这给认识“客观事实”带来了困扰。
“科学解释的本质”: 为什么科学理论能够“解释”现象?“解释”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揭示因果关系,还是提供模型预测,抑或是某种更深层面的理解?关于科学解释的多元化模型(如因果模型、机制模型、统一模型等)仍然在发展和辩论中。
“科学进步”的连续性与断裂性: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的“范式转换”理论,认为科学发展并非线性的积累,而是存在革命性的断裂。然而,如何理解这种断裂,以及它们是否是真正的“进步”,仍然是认识论和科学史上的重要问题。

核心问题:
知识的来源和界限: 我们如何获得知识?是依靠经验、理性,还是其他途径?我们的认知能力有什么局限性?哪些领域是知识无法触及的?
真理的标准是什么? 真理是与现实对应,还是某种有效的信念体系?在科学领域,我们追求的是“绝对真理”,还是“工具性真理”?
经验与理论的关系: 经验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吗?理论如何指导我们进行观察和实验?
科学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尽管科学追求客观性,但研究者的价值观、社会文化背景是否不可避免地影响科学研究?我们该如何保持科学的客观性?

总而言之,哲学领域的前沿进展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又不断催生出更深刻的核心问题。从微观的意识涌现,到宏观的科技伦理,再到对知识本身的拷问,哲学始终是我们理解自身、理解世界、以及塑造未来的重要工具。这些问题的探索,与其说是在寻找最终的答案,不如说是在不断深化我们对问题的理解,以及对我们自身认知能力的审视。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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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在这只提一下我自己所在的小领域里的情况吧。

懂行的哲学圈内人士应该都知道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理论一直专注的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而在现在的法兰克福大学里,最大的前沿进展便是07年建立至今的“规范秩序”精英研究集群(Excellenzcluster Normative Orders,虽然今年赞助期就截止可能要摘牌了23333)。其最大特点便是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寻求一个大一统的关于人类社会规范性的理论建构

感兴趣的可以自行上官网

查询了解具体情况,德英界面都有。

何为“规范秩序”呢?其实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找寻将人类的所有规范性活动和规则进行统一化的描述的尝试。我们知道,人在社会生活中所要服从的规范多种多样且层次不一。在家庭中有家庭伦理规范。在社会公共场所有社会公德和道德。在公司有公司管理的规章制度。而在国家层面有政治的正义性。而“规范秩序”便是一种试图统揽全局的概念建构,对万花筒般的人类规范进行宏观的把握。

具体地,在法兰克福“规范秩序”研究集群里,有大致三大研究模块:

第一是“规范秩序的规范性:起源,消失和表现性”The Normativity of Normative Orders: Origins, Vanishing Points, Performativitiy):一个社会的规范秩序的形成,其规范性本身该怎么理解自然是一个中心问题。特别是在现代,“规范秩序本身是否规范”也成为了一个具有反思性的疑问。如何理解政治的合法性,可辩护性,伦理习俗的合道德性。以及这种规范性如何从自然中形成,消失。规范秩序具有那些叙事方式等。这些构成了集群的第一大研究模块。

第二是“规范秩序的动力学:破裂,改变与延续”( The Dynamics of Normative Orders: Rupture, Change, Continuity):我们知道社会会进步,我们的规范观念同样也会改变。特定社会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会遭遇危机和破裂,同时为了应对社会危机也会我们的规范秩序也产生新的变化。那么我们该用怎样的理论模型来理解社会秩序的转变,并将这种转变认定为“进步”?而在现如今的后革命,后世俗时代的社会中,关于规范秩序的改变是否会有新的叙事方式?这便是该模块的研究重点。

最后一个是“规范秩序的多元化:竞争,重叠和交互”The Plurality of Normative Orders: Competition, Overlapping, Interconnection):在一个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世界中,规范秩序同样也会显示出多元性,不同国家和文明的制度,习俗以及道德观念都会有所不同。那么,不同的规范秩序之间的竞争关系还是可能的合作关系?如何保证本国本地区的规范秩序在有存在其他规范秩序的情况下保证自身的安全和稳定?而在跨国家,跨文明的国际层面,一个超国家的全球规范秩序是否可能构造成功呢?这便是第三模块的研究重心。

总之,“规范秩序”是一个宏大且具有极大的内部可诠释性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应的研究机构的建立表明了法兰克福哲学传统的野心。同时,这种跨主题,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也会逐渐成为哲学各个门类的研究主流。在此意义上,“规范秩序”精英研究集群的存在之于当代的意义已经不亚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曾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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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我进入景教研究也没两年,在硕士阶段接受的宗教学训练,其实基本上也就是神学预备(解经学、圣经希腊语等)。

我在知乎写的文章其实都是关于我的业余爱好,例如日本哲学和圣经翻译。正事是景教。

景教研究从明代景教碑被挖出至今经历了很多阶段:天启年间,景教碑在西安被挖出(据说是在周至县)。最早看到碑文的杭州人李之藻和葡萄牙人鲁德昭(A.Semedo)认为可能是天主教遗存,士大夫天主教徒甚至打出了景教后学的名号。但是后来传教士将拓片寄到印度,才发现那种他们不能识别的文字是叙利亚语,方才有人提出景教碑与叙利亚景教教会(聂斯脱利派异端)的关系。

整个清代,按佐伯(P.Y.Saeki)的说法,对景教碑文的研究,仅有金石学的研究成果,包括景教碑碑文传入日本,被日本的金石学方家看作“切支丹邪门”(切支丹即キリシタン即葡萄牙语Christão,是称呼江户时代天主教徒的用语)。

直到清末,发现了所谓敦煌文献,伯希和、羽田亨等人的对景教研究又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进展,甚至日本人收藏了一些景教文献原本。佐伯好郎对景教碑敦煌文献的研究(《景教之研究》、《中国基督教之研究1》、《景教碑文研究》)影响了下一代的研究者。

在中国,率先进行研究的有朱谦之先生等人(《中国景教》)。此书从景教成立说到衰败,对景教碑和敦煌文献有所涉及。尤其是他提出,路德学习景教,又有从基督教史上表达对聂斯脱利的同情,在当时是很有颠覆性的。朱氏的史料学功底深厚,旁征博引,蔚为大观。60年代有罗香林氏的研究,当然书我没看完,就不赘述了。

以往对景教的研究,多集中历史研究。近几十年在河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发现,让景教考古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这方面我也不太清楚,不多说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对景教碑及其他景教文献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而对景教神学渊源、使徒统绪等神学问题,鲜有问津,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做。例如,我的博导就在做景教汉语文献的神学意涵。

另一方面,对聂斯脱利的著作整理,乃至对聂斯脱利的老师Theodore of Mopsuestia(东方教会释经大师,在死后100年被聂斯脱利牵连,同被大公教会谴责并烧毁著作)著作的整理乃至研究,在西方都颇有成果。

可以说,景教神学在亚述。东方亚述教会继承了大部分聂派乃至更早传统的神学。但是国内对这方面,限于语言(绝大部分是叙利亚语)的原因,很少有人对其进行引介与研究。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景教碑乃至景教文献的神学意涵,乃至打通叙利亚教会到中国景教会的神学变化。

我的研究就从这里开始。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叙利亚教会和中国景教所产生的神学变化?能不能用单纯的“到了波斯,祆教影响景教,所以景教僧可以带妻生子”(朱谦之持此看法)来说明?

另外,为什么在这些研究之中,正教会一直缺席,正教会的神学传统是不是与东方亚述教会的关系更加紧密?以上所有的研究,都拿天主教作为0坐标(佐伯、朱两氏尤其),是不是有些单薄?

难度在于叙利亚语难学,资料难找,其实都不是大难题。

最难的在于,做的人实在有点少。

行文仓促,希望方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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