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发达国家的受教育程度那么高,为什么这次的新冠肺炎没有体现出发达国家居民的科学素质?

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很多观察者在疫情期间反复思考的。发达国家居民普遍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具备更好的获取、理解和运用信息的能力,按理说在面对像新冠肺炎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时,应该能更好地做出理性的判断和行为。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却更为复杂,甚至在某些方面显得有些“反常”。这背后并非简单的“科学素质高低”可以概括,而是涉及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心理以及信息传播等多个维度的问题。

我们不妨从几个关键点来深入剖析:

1. “科学素质”的多重含义与现实的偏差

首先,我们需要区分“受教育程度高”和“科学素质高”。受教育程度高通常指的是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掌握了一定的学科知识,具备基础的读写算能力。而科学素质则是一种更综合的能力,包括理解科学方法、批判性思维、评估证据、区分事实与虚假的认知能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科学知识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

理论上,高等教育应该能够培养出更高的科学素质。然而,实际情况是:

知识的专业化与普适性的冲突: 发达国家教育体系高度专业化,很多人在各自领域接受了深入教育,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流行病学、病毒学等非本专业领域的知识有同等深入的理解。一个优秀的工程师未必是病毒传播模型专家,一个成功的金融分析师也未必是疫苗研发的行家。当疫情爆发时,这些领域的知识成为关键,而公众即便受过高等教育,也可能在这个特定领域显得“外行”。
信息洪流中的筛选能力不足: 尽管受过教育,但在海量的信息爆炸面前,尤其是充斥着各种观点和解释的互联网时代,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可能难以有效区分哪些信息是可靠的科学证据,哪些是未经证实的研究、猜测、误导甚至虚假信息。他们可能更容易被耸人听闻的标题、看似严谨但实则谬误的论证所吸引。

2. 信息传播的复杂性与社会心理因素

疫情不仅仅是一场医学挑战,更是一场信息战和心理战。

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 发达国家高度依赖社交媒体进行信息获取和交流。社交媒体的算法倾向于放大那些能够引发强烈情感反应的内容,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使得一些未经证实、煽动性强或迎合某些既有观念的信息更容易传播,形成“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加剧了观点的极化。
“权威疲劳”与不信任: 在信息爆炸和快速变化的疫情初期,科学界、政府和媒体的认知和建议可能存在反复和不确定性(这是科学探索的常态,但公众对此往往缺乏理解)。这种变化可能被一些人解读为“权威不可靠”,从而导致对官方建议和科学结论的普遍不信任。尤其是在一些国家,政治因素与科学判断发生混淆,进一步侵蚀了公众对科学权威的信任基础。
认知偏差的影响: 人类本身就存在许多认知偏差,例如“确认偏误”(倾向于寻找支持自己既有观点的信息)、“可得性启发法”(更容易相信那些容易回想起来的信息)等。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难以完全摆脱这些心理机制。当这些偏差与特定社会思潮或政治立场结合时,就可能导致对科学证据的选择性采信或故意忽视。
对个人自由的过度强调: 一些发达国家社会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和权利。在疫情期间,一些防疫措施(如强制口罩、疫苗接种、封锁)可能会被一些人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在“自由至上”的观念下,对科学建议的接受度可能就会降低,甚至将其置于个人选择的次要位置。

3. 疫情初期科学认识的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在爆发之初,科学界对病毒的认知是有限且不断发展的。

科学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 最初关于病毒传播方式、致病机理、潜伏期、治疗方法等,都在不断的研究和探索中。科学家的建议也会随着新的证据而调整。这种动态性在公众看来可能显得混乱和矛盾,增加了接受和理解的难度。
研究的“非理性”解读: 一些研究发表可能存在“ preprint”(预印本)的形式,这些研究尚未经过同行评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些未经充分验证的研究却可能被部分公众(或有意利用这些信息的人)作为“科学证据”来挑战主流观点,制造混乱。

4. 社会结构的深层影响

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科学素养体现:

精英与大众的隔阂: 尽管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但社会阶层、文化背景的差异依然存在。科学信息和知识的传播也可能受到社会“精英主义”或大众化解读的影响,使得科学理念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接受程度和理解方式有所不同。
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 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人们对权威、集体行动、风险的认知方式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在应对疫情时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

总结来说,发达国家居民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未能完全体现出预期的“科学素质”,并非因为他们不“聪明”或不“受教育”,而是因为:

科学素质的理解需要更细致的区分,尤其是在非专业领域的知识获取上。
信息时代的复杂传播机制,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加剧了信息甄别难度和观点极化。
公众心理上的认知偏差、对权威的信任度以及对个人自由的强调,都可能影响对科学建议的采纳。
疫情初期科学认知的局限性和动态性,给公众的理解带来了挑战。
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此,“科学素质”的体现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议题,它不仅仅是知识的堆积,更是批判性思维、信息辨别能力、理性判断以及在不确定环境中适应和调整行为的能力的综合体现。疫情期间的种种现象,恰恰揭示了这些能力在现实社会传播和互动中的脆弱性,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和警示。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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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动员取决于:执政者的决策力,民众的服从性。

科学素养要做第三个变量,变动性太大,无法用中式教育衡量各国教育。有的媒体人如郭杰瑞提出美国人的对集体天生不信任,也有人说很多西方国家科学教育不足,变量太多。

要回归老话题:社会该不该有第二种声音,民众该不该有第二种选择。

要是放在国内,就是终南山说:封城、停工。另一种声音说:自由,我要旅游。国家说:党员先上,支援湖北!第二种声音说:我不去,我不管。在国内,第二种声音是被遏制的,在西方第二三四种声音不但有存在,还有行动力。

你要说西方的第二三四种声音不好,那也不对。

法西斯和极权走的是极端,西式管理方式是第二个极端,走出一条平衡线,是一门艺术。

于是中国执政者走出来说:都听我的,让你们服从,都给我顶着,我也上一线,出了事我负责。或者,自由讨论,我来决策,出了错你们骂我。

理想化状态下,这条路走的通,因为外国到党是party,中国的则是一个看不见的裁判,激进的可以出错,保守的可以出错,但党不激进也不保守,修正犯错的,支持进步的,把决策和执行错误具体到人,党始终代表正确,不由具体的人代表,但又可以对人起作用。

我觉得这很伟大,而且是还在探索、完善的路。

要是说服从性,西方实际是,我相不相信某个人说的话,川普说的?我喜欢他,那我信。我不喜欢他,那我不信。但换个角度,在国内,我未必信某个人的,但这话是一个功劳卓著,做了很多正确的大事有极高权威和仁慈的非具体的“可信任”者说的,可信任者是个无数正确和知错能改的人的集合,我肯定信,不光信,我还愿意上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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