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会走上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如果选择在过去某个时间点与现实妥协专心赚钱，会不会与现在不一样？
中国走到今天这条崎岖坎坷的路，与其说是“选择”了一条路，不如说是多种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在复杂交织下，一步步形成的必然轨迹。要说“某个时间点与现实妥协专心赚钱”，这背后蕴含的假设，其实也触及了中国近代以来核心的矛盾和选择。
让我们试着把历史的长河剖开，看看那些关键的节点，以及如果当时“专心赚钱”，可能出现的“不一样”。
起点：积贫积弱的泥沼
中国之所以“崎岖坎坷”，根源在于起点就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晚清时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领土被瓜分，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外资控制。这不仅仅是“不赚钱”的问题，而是连“活下去”都变得艰难。
如果说有一个“时间点”可以“专心赚钱”，那也得先问问，谁有能力“赚钱”？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谈何“专心赚钱”？即便是一些民族工商业者，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国内的官僚阻挠、地方势力掣肘，更有来自外国资本的强大竞争和政策打压。他们想“赚钱”，首先要面对的是能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而不是能否赚到“足够多”的钱。
近代的选择：国家存亡还是经济发展？
中国近代史，最核心的冲突就是国家存亡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鸦片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 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人不是没有想过“赚钱”。洋务运动就是一次尝试，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自强”，是为了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这里的“赚钱”，更多是为了提供军费和发展建设的资金，是服务于国家生存和复兴的。如果当时能“专心赚钱”，可能是指那些买办资本家，他们确实通过与外国资本的合作赚了很多钱，但这种“赚钱”是依附于外国的，是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的。这样的“赚钱”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积贫积弱，反而可能加剧国内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
辛亥革命后到北洋政府时期： 尽管推翻了帝制，但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经济建设举步维艰。民族资本家们依旧面临内忧外患。他们希望发展经济，但根本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专心赚钱”的愿望很难实现。即使有钱，也可能被军阀搜刮，或者因为战乱而血本无归。
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相对统一，确实出现了一段经济发展的窗口期。以宋子文、孔祥熙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官僚资本，以及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在这个时期都有所发展。但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官僚资本的膨胀，以及内战和对外战争（抗日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经济发展始终受到严重制约。如果当时可以选择“专心赚钱”，可能是指那些能搭上官僚资本顺风车的人，或者是在特定领域（如纺织、食品加工）发展得不错的民族企业家。但即便是他们，也无法摆脱整个国家宏观环境的影响。抗日战争的爆发，更是让一切经济建设戛然而止，首要任务变成了抵抗侵略，国家存亡高于一切。
新中国成立后的抉择：巩固政权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巩固新生政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
建国初期（19491957）： 新中国经历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巩固政权的行动。这些都是为了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础，为后续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同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恢复和初步的工业化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如果说“专心赚钱”，是指在那个时期完全放弃政治、军事和社会改革，只专注于经济发展，这可能是另一种路径。例如，可以更多地依赖国际援助（可能主要是苏联），或者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模式。
如果当时“专心赚钱”，放弃政治改革，可能的情况：
依赖外部援助： 如果完全依赖外部（比如西方），中国可能更容易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但代价可能是政治上的不独立，或者被西方模式深度同化。
内部市场化： 如果在没有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强行市场化，很可能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地方势力抬头，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而且，当时中国面临的贫困和落后程度，单纯依靠市场力量，进步速度可能会非常缓慢。
社会稳定性： 土地改革和随后的政治运动，虽然带来了很多冲突和牺牲，但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解放了大量农民，为后来的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和国内市场。如果放弃这些，阶级矛盾可能会更加尖锐，社会结构难以重塑。
“大跃进”与“文革”时期： 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坎坷的时期之一。这两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激进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改造目标，凌驾于经济发展规律之上。其出发点或许是为了实现快速发展和理想社会，但结果却是严重的经济失调，人民生活困苦，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如果在这两个时期选择“专心赚钱”，放弃激进的政治运动，会怎么样？
可能避免灾难： 至少可以避免“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和“文革”造成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倒退。
经济缓慢发展： 如果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政策，专注于工业和农业的稳步发展，中国经济可能会以一种更平稳、更温和的方式增长。
政治改革的滞后： 但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如何处理旧有的生产关系、如何分配社会资源、如何建立新的国家治理模式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如果仅仅“专心赚钱”，而回避这些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改革，那么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可持续性也会受到限制。而且，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革新，所谓的“赚钱”很容易变成少数人的特权，或者被新的政治力量所左右。
改革开放：曲折中的前行
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在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后，对“如何发展”做出的重大调整。它既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也伴随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崎岖”。
改革的“不彻底”与“渐进性”： 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在保留政治体制基本框架不变的情况下，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发展经济。这种“渐进性”和“不彻底”，一方面避免了西方国家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剧烈动荡，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改革的“碎片化”和“不均衡”。
“不妥协，不赚钱”与“妥协，赚钱”的权衡： 改革开放的决策者，实际上是在“先发展经济，后改革政治”和“政治经济同步改革”之间做出了艰难的权衡。他们选择了前者，并相信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
如果当时选择“彻底”的政治改革： 就像一些东欧国家那样，快速进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这可能会带来更快的市场化进程，但也可能伴随着社会混乱、国有资产流失、国家治理能力下降等问题。中国的选择，是一种中国式的路径依赖，它试图在稳定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
市场经济的副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我们看到了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腐败蔓延、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专心赚钱”的过程中，为了追求效率和增长而付出的一些代价，是“崎岖”的一部分。
为什么选择“不专心”？
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一条“专心赚钱”的顺滑道路，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和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社会、文化、国家主权等方方面面的复杂系统工程。
国家生存是前提： 在中国近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的生存和主权完整是第一位的。没有主权，何谈经济自主发展？没有国家稳定，何谈经济繁荣？
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塑造：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意识形态和制度选择，深刻影响了国家发展的方向。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选择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国家发展中遇到的核心问题，而非仅仅为了“赚钱”。
社会公平与稳定的追求： 尽管市场经济带来了效率，但中国历来也重视社会公平和稳定。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一直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
回到“如果当初专心赚钱”的假设：
如果真的能够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并且“妥协”到“专心赚钱”，那“不一样”的结果，可能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可能丧失独立性： 如果以“专心赚钱”为最高目标，很容易屈服于外部力量，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成为他国经济附庸。
可能加剧社会矛盾： 如果缺乏政治上的顶层设计和制度约束，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很容易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阶级矛盾激化，引发不稳定。
可能走上“西方模式”： 如果完全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模式，那么中国今天的面貌将截然不同，可能拥有更发达的个人自由和市场活力，但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贫富差距、社会分裂、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等。
总结：
中国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条崎岖坎坷的道路，不是因为“不专心赚钱”，而是因为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所面临的内外挑战，以及其自身所选择的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宏大目标，使得“赚钱”本身无法成为唯一的、至高的目标。每一个历史节点上的选择，都是在国家生存、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等多种复杂因素权衡下的结果。
“专心赚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是某些人（如买办、官僚资本家）的选择，但对于一个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的政权而言，它始终无法成为唯一的、决定性的战略。中国的发展，是一场在各种矛盾和挑战中不断探索、不断调整的宏大叙事，而“崎岖坎坷”正是这条道路的真实写照，是其复杂性和深刻性的体现。因此，将中国的发展简化为“是否专心赚钱”的二元对立，或许是对历史复杂性的低估。
让我们试着把历史的长河剖开，看看那些关键的节点，以及如果当时“专心赚钱”，可能出现的“不一样”。
起点：积贫积弱的泥沼
中国之所以“崎岖坎坷”，根源在于起点就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晚清时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领土被瓜分，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外资控制。这不仅仅是“不赚钱”的问题，而是连“活下去”都变得艰难。
如果说有一个“时间点”可以“专心赚钱”，那也得先问问，谁有能力“赚钱”？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谈何“专心赚钱”？即便是一些民族工商业者，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国内的官僚阻挠、地方势力掣肘，更有来自外国资本的强大竞争和政策打压。他们想“赚钱”，首先要面对的是能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而不是能否赚到“足够多”的钱。
近代的选择：国家存亡还是经济发展？
中国近代史，最核心的冲突就是国家存亡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鸦片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 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人不是没有想过“赚钱”。洋务运动就是一次尝试，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自强”，是为了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这里的“赚钱”，更多是为了提供军费和发展建设的资金，是服务于国家生存和复兴的。如果当时能“专心赚钱”，可能是指那些买办资本家，他们确实通过与外国资本的合作赚了很多钱，但这种“赚钱”是依附于外国的，是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的。这样的“赚钱”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积贫积弱，反而可能加剧国内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
辛亥革命后到北洋政府时期： 尽管推翻了帝制，但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经济建设举步维艰。民族资本家们依旧面临内忧外患。他们希望发展经济，但根本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专心赚钱”的愿望很难实现。即使有钱，也可能被军阀搜刮，或者因为战乱而血本无归。
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相对统一，确实出现了一段经济发展的窗口期。以宋子文、孔祥熙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官僚资本，以及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在这个时期都有所发展。但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官僚资本的膨胀，以及内战和对外战争（抗日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经济发展始终受到严重制约。如果当时可以选择“专心赚钱”，可能是指那些能搭上官僚资本顺风车的人，或者是在特定领域（如纺织、食品加工）发展得不错的民族企业家。但即便是他们，也无法摆脱整个国家宏观环境的影响。抗日战争的爆发，更是让一切经济建设戛然而止，首要任务变成了抵抗侵略，国家存亡高于一切。
新中国成立后的抉择：巩固政权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巩固新生政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
建国初期（19491957）： 新中国经历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巩固政权的行动。这些都是为了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础，为后续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同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恢复和初步的工业化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如果说“专心赚钱”，是指在那个时期完全放弃政治、军事和社会改革，只专注于经济发展，这可能是另一种路径。例如，可以更多地依赖国际援助（可能主要是苏联），或者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模式。
如果当时“专心赚钱”，放弃政治改革，可能的情况：
依赖外部援助： 如果完全依赖外部（比如西方），中国可能更容易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但代价可能是政治上的不独立，或者被西方模式深度同化。
内部市场化： 如果在没有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强行市场化，很可能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地方势力抬头，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而且，当时中国面临的贫困和落后程度，单纯依靠市场力量，进步速度可能会非常缓慢。
社会稳定性： 土地改革和随后的政治运动，虽然带来了很多冲突和牺牲，但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解放了大量农民，为后来的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和国内市场。如果放弃这些，阶级矛盾可能会更加尖锐，社会结构难以重塑。
“大跃进”与“文革”时期： 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坎坷的时期之一。这两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激进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改造目标，凌驾于经济发展规律之上。其出发点或许是为了实现快速发展和理想社会，但结果却是严重的经济失调，人民生活困苦，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如果在这两个时期选择“专心赚钱”，放弃激进的政治运动，会怎么样？
可能避免灾难： 至少可以避免“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和“文革”造成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倒退。
经济缓慢发展： 如果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政策，专注于工业和农业的稳步发展，中国经济可能会以一种更平稳、更温和的方式增长。
政治改革的滞后： 但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如何处理旧有的生产关系、如何分配社会资源、如何建立新的国家治理模式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如果仅仅“专心赚钱”，而回避这些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改革，那么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可持续性也会受到限制。而且，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革新，所谓的“赚钱”很容易变成少数人的特权，或者被新的政治力量所左右。
改革开放：曲折中的前行
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在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后，对“如何发展”做出的重大调整。它既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也伴随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崎岖”。
改革的“不彻底”与“渐进性”： 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在保留政治体制基本框架不变的情况下，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发展经济。这种“渐进性”和“不彻底”，一方面避免了西方国家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剧烈动荡，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改革的“碎片化”和“不均衡”。
“不妥协，不赚钱”与“妥协，赚钱”的权衡： 改革开放的决策者，实际上是在“先发展经济，后改革政治”和“政治经济同步改革”之间做出了艰难的权衡。他们选择了前者，并相信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
如果当时选择“彻底”的政治改革： 就像一些东欧国家那样，快速进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这可能会带来更快的市场化进程，但也可能伴随着社会混乱、国有资产流失、国家治理能力下降等问题。中国的选择，是一种中国式的路径依赖，它试图在稳定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
市场经济的副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我们看到了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腐败蔓延、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专心赚钱”的过程中，为了追求效率和增长而付出的一些代价，是“崎岖”的一部分。
为什么选择“不专心”？
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一条“专心赚钱”的顺滑道路，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和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社会、文化、国家主权等方方面面的复杂系统工程。
国家生存是前提： 在中国近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的生存和主权完整是第一位的。没有主权，何谈经济自主发展？没有国家稳定，何谈经济繁荣？
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塑造：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意识形态和制度选择，深刻影响了国家发展的方向。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选择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国家发展中遇到的核心问题，而非仅仅为了“赚钱”。
社会公平与稳定的追求： 尽管市场经济带来了效率，但中国历来也重视社会公平和稳定。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一直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
回到“如果当初专心赚钱”的假设：
如果真的能够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并且“妥协”到“专心赚钱”，那“不一样”的结果，可能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可能丧失独立性： 如果以“专心赚钱”为最高目标，很容易屈服于外部力量，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成为他国经济附庸。
可能加剧社会矛盾： 如果缺乏政治上的顶层设计和制度约束，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很容易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阶级矛盾激化，引发不稳定。
可能走上“西方模式”： 如果完全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模式，那么中国今天的面貌将截然不同，可能拥有更发达的个人自由和市场活力，但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贫富差距、社会分裂、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等。
总结：
中国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条崎岖坎坷的道路，不是因为“不专心赚钱”，而是因为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所面临的内外挑战，以及其自身所选择的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宏大目标，使得“赚钱”本身无法成为唯一的、至高的目标。每一个历史节点上的选择，都是在国家生存、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等多种复杂因素权衡下的结果。
“专心赚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是某些人（如买办、官僚资本家）的选择，但对于一个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的政权而言，它始终无法成为唯一的、决定性的战略。中国的发展，是一场在各种矛盾和挑战中不断探索、不断调整的宏大叙事，而“崎岖坎坷”正是这条道路的真实写照，是其复杂性和深刻性的体现。因此，将中国的发展简化为“是否专心赚钱”的二元对立，或许是对历史复杂性的低估。
网友意见
兄弟，刚开始玩文明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好造我的奇迹，安安心心搞贸易多好，何必打打杀杀。结果从来没活过100回合。。后来明白要把周围的国家打成残废，才能老老实实发展。你看我也很爱好和平，从不亡国灭种，一直都用文化胜利征服对手。至于抢了我考古，想放飞卫星的家伙们，准备好面对我集团军的怒火吧。
如果给我们老老实实发展的机会，世界没几个国家能竞争过我们。我们还在饿肚子的时候就有中国威胁论了，这还有天理吗？所以想要舒适的田园生活很简单，把任何可能打破平静的声音干掉就可以了。
那种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列强的道德和同情之上的想法……天上自盘古以来一直在和天地蛮荒瘟疫外敌搏斗而牺牲的先祖们可能在用看智障的眼神看着你
争，才能活。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熊猫。前提是你能先“平静地”活过三百万年
谢邀。
从这种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安定而物质相对丰富的生活环境中，一些何不食肉糜的白左思想是如何产生的。
有些人觉得中国现在“能够”安心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近代以来，中国的关税是受外国监管的，长江是国际水道，外国有权驻军，鸦片泛滥，土匪猖獗，这些都不是民主投票能够解决的，这些解决不了别想安稳赚钱。只有靠血和火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的北面是沙俄和苏联，做得出特种兵突袭别国首都的事情；东面和日本隔海相望，甲午、日俄、九一八到七七，人家从来都是不宣而战；喜马拉雅山对面有日不落帝国皇冠上的明珠、独立后一心大国梦的印度。没有原子弹氢弹和强大的国防，战争的威胁就在身边。边境地区闹点事情，还会有各种境外投资者敢来吗？前一阵和印度在边境的对峙，对于经济根本没有影响，大家都知道闹不大，而如果中国不是现在的军备，那么这样的事情就会三天两头上演。
小确幸的梦，抱大腿的小国某些历史背景下可以做做。而一个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的国家，是不能做这种梦的，谁也不敢收你做小弟，让你抱大腿的。
中国历史上，最最渴望安心赚钱的恐怕就是两宋了，但是还得问问辽金西夏蒙元交趾答不答应。
谁不想free farm 但是别人的ganker答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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