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远比英国资本主义起源早，为什么中国没走向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反而英国走向强大？
明朝后期，中国确实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点毋庸置疑。江南地区的丝织业、棉纺织业、瓷器业等手工业部门，涌现出一些规模较大的作坊，雇佣了相当数量的工人，出现了“机户”与“机工”的关系，商品经济也日益活跃，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这些现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疑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这些星星之火并未燎原，最终没有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是相隔万里、远隔重洋的英国，率先迈入了工业文明的殿堂，并开启了称霸世界的进程？这其中原因复杂，绝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而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历史进程。
一、 政治体制与制度的束缚
明朝的政治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调整，但本质上仍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皇权至高无上，对经济的干预从未停止。
皇权对经济的潜在威胁： 尽管明朝允许私人经济发展，但皇权始终可以随时通过征收重税、没收财产、垄断某些行业（如矿业、盐业）等方式，将民间财富纳入囊中。这种不确定性极大地打击了商人的投资积极性。当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可以将商人的财富视为自己的附庸时，商人自然不敢将资本过度投入到可能被随时剥夺的“大生意”中。
重农抑商的国策阴影： 尽管明朝后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重农抑商”的思想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士大夫阶层普遍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视为末业，甚至是逐利的“奸商”。虽然没有像前朝那样严厉的禁止，但商业的社会地位不高，也缺乏制度层面的有力扶持。当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倾向于农业，商业的发展自然会受到无形的压抑。
官僚体系的腐败与阻碍： 庞大的官僚体系，其运行成本高昂，而且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商人为了获得经营许可、免受刁难，往往需要贿赂官员。这种“寻租”行为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也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而且，官僚阶层对新生事物往往持保守态度，对于可能威胁到其既得利益的变革，更是会百般阻挠。
缺乏制度性的产权保护： 在英国，尽管早期也有产权不稳定的时期，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对私有财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而在明朝，虽然存在一些商事习惯法，但其法律体系的侧重点仍然是维护君权和宗法秩序，对商业和工业的产权保护远不如英国。
二、 经济结构的局限性
尽管中国商品经济发达，但其经济结构与英国存在显著差异。
以小农经济为主体： 中国经济的根基仍然是分散的小农经济。虽然江南等地的商品经济发达，但全国范围来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导致了国内市场需求的相对不足，而且农民的购买力有限，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 明朝的手工业技术在某些领域（如丝织、造船、陶瓷）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其技术发展更多地是渐进式的改进，而非革命性的突破。例如，中国的手工纺织业虽然精细，但依赖于大量的人工，效率提升空间有限。而英国则在纺织业引入了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等一系列革新性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资本的投向： 在中国，由于土地的增值潜力和社会地位，以及皇权不确定性的影响，大量资本更倾向于投入到购买土地、囤积居奇、放贷收取高利贷，而非大规模投资于技术革新和扩大生产。毕竟，投资土地风险相对较低，而且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维持生计。
市场规模与区域性： 明朝的国内市场虽然庞大，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流通不畅，以及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往往呈现出区域性特征。这使得商品流通的效率不高，也限制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进而影响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
三、 思想文化与社会观念的差异
思想文化是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儒家思想的保守性： 儒家思想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虽然不完全排斥商业，但对“利”的追逐往往持谨慎甚至批判的态度。士大夫阶层更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对经营商业并不热衷。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对商业和工业创新能力的认可和鼓励。
缺乏科学精神和实证精神： 英国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逐渐兴起了科学精神和实证精神，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和对技术的应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中国传统文化更侧重于人文关怀和道德伦理，虽然也有一些科技成就，但并未形成系统性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缺乏将科学发现转化为生产力的强大动力。
对“奇技淫巧”的态度： 尽管明朝后期的一些学者对西方科技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整体上，社会对“奇技淫巧”的态度是复杂且矛盾的。一方面，一些技艺高超的工匠受到推崇；另一方面，过度依赖技术又容易被视为“末技”，缺乏战略性的发展眼光。
四、 国际环境与地缘政治的影响
英国的海上优势与殖民扩张： 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其发展天然地与海洋联系在一起。它拥有强大的海军，通过殖民扩张获取了大量的原材料和广阔的市场，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资本。英国的工业品通过殖民地倾销，进一步刺激了本国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封闭的陆地性： 相反，明朝（及后来的清朝）的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都偏向于内陆，对海洋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并非出于商业扩张的目的，更像是政治展示。当西方国家在海上进行全球性扩张时，中国并未能积极参与其中，甚至在后来采取了更加封闭的政策。
与西方国家的接触方式： 明朝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如传教士带来的科技知识，虽然有一定影响，但这种接触是间断的、被动的，且受到官僚体系的严格限制。英国则在与全球的贸易和殖民活动中，不断地将技术、资本和思想进行交流与融合，这种主动的、广泛的接触是其工业革命的重要催化剂。
五、 历史的偶然性与关键性事件
历史的进程并非完全由宏观因素决定，一些关键性的历史事件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英国政治革命的成果： 英国在17世纪经历的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和自由的政治环境。议会掌握了更多的权力，能够代表商人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制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
圈地运动的影响： 英国的圈地运动，虽然对农民造成了伤害，但客观上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土地被集中起来，用于更高效的农业生产，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剩余产品。
中国关键时期的政策失误： 在一些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统治者可能因为保守、恐惧或既得利益的考量，采取了阻碍或扼杀政策。例如，海禁政策的反复，虽然有抵御倭寇的考量，但客观上也限制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总结来说， 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亮点，但其后续未能发展壮大，最终被英国超越，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体制的僵化、经济结构的固化、思想文化的保守、国际环境的被动以及关键历史时期的政策选择，都限制了中国向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道路迈进的步伐。
英国之所以能够走向强大，是因为其在政治、经济、思想、科技和国际环境等多个层面，都具备了孕育和发展工业革命的有利条件。它通过政治革命确立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通过海外扩张积累了财富和市场，通过科学革命催生了技术革新，通过思想启蒙解放了生产力，最终实现了工业文明的飞跃。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轨迹，而中国在这场全球性的工业化浪潮中，未能及时抓住机遇，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也为我们反思和前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这些星星之火并未燎原，最终没有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是相隔万里、远隔重洋的英国，率先迈入了工业文明的殿堂，并开启了称霸世界的进程？这其中原因复杂，绝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而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历史进程。
一、 政治体制与制度的束缚
明朝的政治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调整，但本质上仍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皇权至高无上，对经济的干预从未停止。
皇权对经济的潜在威胁： 尽管明朝允许私人经济发展，但皇权始终可以随时通过征收重税、没收财产、垄断某些行业（如矿业、盐业）等方式，将民间财富纳入囊中。这种不确定性极大地打击了商人的投资积极性。当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可以将商人的财富视为自己的附庸时，商人自然不敢将资本过度投入到可能被随时剥夺的“大生意”中。
重农抑商的国策阴影： 尽管明朝后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重农抑商”的思想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士大夫阶层普遍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视为末业，甚至是逐利的“奸商”。虽然没有像前朝那样严厉的禁止，但商业的社会地位不高，也缺乏制度层面的有力扶持。当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倾向于农业，商业的发展自然会受到无形的压抑。
官僚体系的腐败与阻碍： 庞大的官僚体系，其运行成本高昂，而且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商人为了获得经营许可、免受刁难，往往需要贿赂官员。这种“寻租”行为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也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而且，官僚阶层对新生事物往往持保守态度，对于可能威胁到其既得利益的变革，更是会百般阻挠。
缺乏制度性的产权保护： 在英国，尽管早期也有产权不稳定的时期，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对私有财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而在明朝，虽然存在一些商事习惯法，但其法律体系的侧重点仍然是维护君权和宗法秩序，对商业和工业的产权保护远不如英国。
二、 经济结构的局限性
尽管中国商品经济发达，但其经济结构与英国存在显著差异。
以小农经济为主体： 中国经济的根基仍然是分散的小农经济。虽然江南等地的商品经济发达，但全国范围来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导致了国内市场需求的相对不足，而且农民的购买力有限，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 明朝的手工业技术在某些领域（如丝织、造船、陶瓷）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其技术发展更多地是渐进式的改进，而非革命性的突破。例如，中国的手工纺织业虽然精细，但依赖于大量的人工，效率提升空间有限。而英国则在纺织业引入了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等一系列革新性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资本的投向： 在中国，由于土地的增值潜力和社会地位，以及皇权不确定性的影响，大量资本更倾向于投入到购买土地、囤积居奇、放贷收取高利贷，而非大规模投资于技术革新和扩大生产。毕竟，投资土地风险相对较低，而且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维持生计。
市场规模与区域性： 明朝的国内市场虽然庞大，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流通不畅，以及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往往呈现出区域性特征。这使得商品流通的效率不高，也限制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进而影响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
三、 思想文化与社会观念的差异
思想文化是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儒家思想的保守性： 儒家思想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虽然不完全排斥商业，但对“利”的追逐往往持谨慎甚至批判的态度。士大夫阶层更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对经营商业并不热衷。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对商业和工业创新能力的认可和鼓励。
缺乏科学精神和实证精神： 英国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逐渐兴起了科学精神和实证精神，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和对技术的应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中国传统文化更侧重于人文关怀和道德伦理，虽然也有一些科技成就，但并未形成系统性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缺乏将科学发现转化为生产力的强大动力。
对“奇技淫巧”的态度： 尽管明朝后期的一些学者对西方科技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整体上，社会对“奇技淫巧”的态度是复杂且矛盾的。一方面，一些技艺高超的工匠受到推崇；另一方面，过度依赖技术又容易被视为“末技”，缺乏战略性的发展眼光。
四、 国际环境与地缘政治的影响
英国的海上优势与殖民扩张： 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其发展天然地与海洋联系在一起。它拥有强大的海军，通过殖民扩张获取了大量的原材料和广阔的市场，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资本。英国的工业品通过殖民地倾销，进一步刺激了本国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封闭的陆地性： 相反，明朝（及后来的清朝）的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都偏向于内陆，对海洋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并非出于商业扩张的目的，更像是政治展示。当西方国家在海上进行全球性扩张时，中国并未能积极参与其中，甚至在后来采取了更加封闭的政策。
与西方国家的接触方式： 明朝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如传教士带来的科技知识，虽然有一定影响，但这种接触是间断的、被动的，且受到官僚体系的严格限制。英国则在与全球的贸易和殖民活动中，不断地将技术、资本和思想进行交流与融合，这种主动的、广泛的接触是其工业革命的重要催化剂。
五、 历史的偶然性与关键性事件
历史的进程并非完全由宏观因素决定，一些关键性的历史事件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英国政治革命的成果： 英国在17世纪经历的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和自由的政治环境。议会掌握了更多的权力，能够代表商人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制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
圈地运动的影响： 英国的圈地运动，虽然对农民造成了伤害，但客观上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土地被集中起来，用于更高效的农业生产，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剩余产品。
中国关键时期的政策失误： 在一些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统治者可能因为保守、恐惧或既得利益的考量，采取了阻碍或扼杀政策。例如，海禁政策的反复，虽然有抵御倭寇的考量，但客观上也限制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总结来说， 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亮点，但其后续未能发展壮大，最终被英国超越，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体制的僵化、经济结构的固化、思想文化的保守、国际环境的被动以及关键历史时期的政策选择，都限制了中国向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道路迈进的步伐。
英国之所以能够走向强大，是因为其在政治、经济、思想、科技和国际环境等多个层面，都具备了孕育和发展工业革命的有利条件。它通过政治革命确立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通过海外扩张积累了财富和市场，通过科学革命催生了技术革新，通过思想启蒙解放了生产力，最终实现了工业文明的飞跃。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轨迹，而中国在这场全球性的工业化浪潮中，未能及时抓住机遇，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也为我们反思和前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网友意见
格局小了。
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先写一部分吧，明天再写）
我现在持一种观点，当汉武帝决定独尊儒术时，这就扼杀了中国的发展。翻阅过去的书籍，不得不感慨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爆炸式发展的时期。各种学科都逐渐出现。如果按正常发展，它应该发展出更详细的学科分类，进行更详细和严谨的论证。结果呢？孵化出了道教，然后由道教集结了这些东西，揉在一堆。试问，没有科学理论的基础，怎么搞出来工业革命？往后这么长时间里，理论的发展几乎陷于停滞，有的只是一些工艺改进，还不完全。下图这种纺车出现不晚于汉代，一直沿用至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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