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1206～1368)灭亡后，各地有没有出现反明复元或者遥尊北元正朔的政权？

求求你们了，看完再评论吧，别把我评论区搞得乌烟瘴气的，直接黑名单处理。

原来这是我一年前问的问题…

北元本身就是一面“反明复元”的大旗，从明初一直延续到明末（1635）。

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二十八日，惠宗率文武百官及一众怯薛宿卫撤离大都，北幸上都，开始元朝历史的新篇章，与明朝形成“元北明南两立年”的对峙局面。

用谷应泰的原话说就是：

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于时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塔，纳哈出一军驻金山，失喇罕一军驻西凉，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假令蹛林祭纛，大举报仇，田单一鼓而下齐，申胥七日而救楚，岂得云惰归之气，没世不复欤？

1）恢复宗藩关系

迁居岭北的元朝自然不会以明朝为正统，反而斥之为“朱寇”，据《高丽史·辛禑世家》记载，宣光六年十月，“北元遣兵部尚书孛哥帖木儿来，都总兵河南王中书右丞相扩廓帖木儿贻书”，其书曰：

往者予与令先君获承往来甚厚。厥后令先君为小人所谮，方在危疑，遗介来告，予以周旋，以定其事。大驾东巡，予惟旧交之故，期于宣力国家，不意早世，未展慰问。每惟高丽事我朝，自世祖爰降贵主，建为东藩，今所存者，非舅甥即姻娅也。去岁或传令先君无嗣。朝廷以尔邦久未有君，必致危乱，是以遴尔族世，往承其祀。诏使既行，彼则有梗。当此之时，朝廷非乏树立之策，失问罪之举也，特念天戈一临，不无玉石俱焚，是以脱脱不花暂馆辽西，不令一卒一马渡江，以俟彼之觉悟。兹者所遣抄儿志至，深陈彼情，以为寔不悖德。又知伯颜帖木儿王有子牟尼奴在，国人见推领务。夫朝廷之于尔国，义则君臣，恩则婚媾，当其命王之意，正欲安全尔家，岂有偏于彼此？然令先君去世今已二年，脱脱不花近在境上，北迩大朝，南邻朱寇，王子虽为众所服从，未有朝廷之命。窃料彼中人心向背，亦各有半，而乃冥然莫醒，则某事者可谓未为得计矣。且小之事大，必得所恃，乃可立国。如令先君往年以大驾北狩，必暂饵朱寇以安境内。然朝廷在近，加以故主义重，甥舅恩厚，而可悖哉？今料彼设若不归大朝，亦当南事朱寇，则吞噬无厌，汝虽尽其事之之礼，则彼之亲汝、安汝，未必能如汝心。掊尔财力，迁尔人民，改尔社稷，不知其何所不至矣。圣天子宽容待物，忘过记功，方且延揽四方忠义以为恢复之计。王子诚能改图以副上命，厉兵秣马，共成掎角，庸赞我国家中兴之业，则于尔祖归国之功，不尤有光歟？爰念令先君交契之厚，故备言之。书到，可善审利害轻重，速令使来，朝廷必有处也。

这份国书前后总共出现三次“朱寇”，为的就是制造舆论，以朱元璋为窃取元朝政权的乱臣贼子。这份国书的主要目的也很明显，意在拉拢高丽，要求其“厉兵秣马”，牵制明军，配合北元的“恢复之计”。

次年二月，北元派遣翰林承旨孛剌的赍册命及御酒、海东青等物前往高丽，册封牟尼奴为征东省左丞相高丽国王，高丽“始行宣光年号，中外决狱，一遵至正条格”，成为反明复元的重要力量。

牟尼奴即辛禑王。

而早在宣光六年的三年前，即宣光三年，昭宗皇帝便已经遣使诏谕过已经奉明正朔的恭愍王，诏书的意思大概就是“王亦世祖之孙也，宜助力，复正天下”，然而毫无效果，就连使者波都帖木儿也差点回不来了，因为“王欲遣人杀之”，幸亏群臣谏止，高丽君臣最终在拘留、放还、执送京师三条选项中选择了“放还”。

然而好景不长，昭宗宣光七年恢复了与高丽的宗藩关系，但在宣光八年益宗脱古思帖木儿继位的时候出现了裂痕。

七月，北元使来，告其主豆叱仇帖木儿即位。（辛）禑欲托疾不迎。使强之，禑出迎行省。

不愧是海东第一墙头草。

又过近百年后，北朝天子脱脱不花仍不忘招抚这位曾经的藩属，壬戌年四月，笃吐兀王等十六人带着天子敕书来到阿赤郎尔地面，试图进入朝鲜宣敕，但被咸镜道都节制使李世衡“义拒不纳”，半个月后消息传至王京，世宗召集廷臣商议对策，上下一致决定将此事奏闻上国。其奏本恰好记下了北朝敕书的大致内容，如下：

古因八略记回说：“太祖成吉思皇帝统御八方，祖薛禅皇帝即位时分，天下莫不顺命。内中高丽国交好倍于他国，亲若兄弟。世衰遭乱，弃城依北已累年矣。今我承祖宗之运，即位今已十年，若不使人交通，是忘祖宗之信意也。今后若送海青及贺表，则朕厚赏厚待。”季后年号则未得理会，年月日则十年二月初五日，纸则黄色薄纸，印信则不是大印，其方周尺五分许。

可见，脱脱不花时期的北元在历史叙事上玩的还是元朝那一套，更为重要的是，脱脱不花恢复了年号这一制度，与后来篡位者大元天圣大可汗也先的“天元”成为继益宗脱古思帖木儿以后北元历史上唯二的两个年号，但非常可惜，古因八对这个年号“未得理会”，似乎是蒙古年号？

另外说一下，笃吐兀王及其他四人为“海西西北朵颜卫达达人”，而剩下的十二人则为“忽剌温人”。值得一提的是，“忽剌温”大致指的是肥河卫、呕罕河卫及兀者诸卫等海西女真，也是后来扈伦四部中乌拉部的雏形。

而《明实录》也有类似记载，如正统十四年正月己酉日朱祁镇发给脱脱不花的国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去岁秋女直野人卫分都督都指挥等官来奏，尔瓦剌遣头目把秃不花等同兀良哈达子赍文书到各卫，其书言：‘前元成吉思及薛禅可汗授彼父祖职事，要令彼想念旧恩，及要彼整备脚力粮饭。’彼各头目将尔瓦剌文书来奏，朕览其词，皆诱胁之意，非正大之言，未知果系可汗之意否？且自古国家兴衰，皆出天命，非人力之所能为。由尧舜禹汤文武以来，相传为治，皆有明效。若天命在汉在唐，则汉唐诸君主之，汉唐运去，则宋元诸君相继主之。今元运久去，天命在我大明，则凡普天率土大小臣民皆我大明主之。

看来，招抚女真也是北朝“恢复之计”的重要一步，而为了消弭北朝的“大元正统”，南朝不得以强行“天命在我大明”。

2）君臣大义＞华夷之辨

入明以后，仍然认同元朝为正统的汉族士大夫以蔡子英为代表。蔡子英是至正年间的进士，在察罕帖木儿开府河南时被征作幕僚，又曾追扩廓帖木儿参与沈儿峪之战，兵败亡入山中，过上隐姓埋名的日子。但天意弄人，原以为能够平平淡淡了此一生的蔡子英终究未能躲过“朱寇”的追捕，旋即被押往集庆，“太祖命脱械以礼遇之，授以官”，蔡子英坚持不受。

一天晚上，蔡子英突然痛哭不止，旁人问其缘由，答曰：“无他，思旧君耳。”朱元璋知道自己降服不了此人，于是他“命有司送出塞，令从故主于和林”。

而在《明太祖御制文集》中，收录了一篇名为《祭平章李思齐文》的祭文，朱元璋在祭文中有这么一段回忆：

未几胡君遁去，中原土地复我汉人，朕遂为生主。当是时，汉人弃丘陇，从胡人为中国仇者，至今身膏草野，骨委沙漠。

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朱元璋似乎对汉人“从胡人为中国仇者”，宁可“身膏草野，骨委沙漠”的行为表示不解。

然而，这就是君臣大义。

3）国号不失，仍号大元

有人说坤帖木儿可汗驾崩以后，新继位的鬼力赤可汗废除了“大元”国号，此说甚谬，明朝历代实录及诏令奏议均不见记载。而“废除国号”之说不早于嘉靖年间，详见达力扎布《北元史研究三题》。

即便是篡位者也先，仍不去“大元”之号，而自称“大元天圣大可汗”，其地位大概类似于齐国的田和、辽朝的屈出律？

除此之外，以“大元”为号的还有大元大可汗巴图孟克、大元彻辰可汗伯颜、大元呼图克图可汗林丹巴图尔。至于有人怀疑Dayan是否为“大元”这个问题，我觉得乌兰女士的《Dayan与“大元”－关于达延汗的汗号》已经回答得很好了。

还有一处至关重要的记载，出自北朝史书《阿勒坦汗传》，隆庆和议结束以后，史官记载了这么一句话：

书中称呼明朝一般是“大明”，偶尔还会用“汉国”这种民族意识更强的词汇指代，由此可见，“汉国”对应的是“蒙古国”，而“大明”对应的自然就是“大元”。

而在隆庆和议以前，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即把汉那吉投明事件。把汉那吉何许人也？他是阿勒坦第三子铁背台吉的儿子，幼孤，由祖母（Yeke qatun）抚养成人，极为钟爱。把汉那吉长大以后，在祖父阿勒坦及祖母的主持下，与自己的表妹（阿勒坦女婿歹慎的女儿）成婚，可“过门已经六年”，似乎这桩婚事令这位小伙心有不满，于是有聘娶了兔扯金的女儿为妻。可好巧不巧，正在这时，阿勒坦强娶了鄂尔多斯所聘之女，与鄂尔多斯“生气构怨”，险些酿成内战。为了平息鄂尔多斯部众的怒气，阿勒坦直接把自己孙子新聘娶的老婆送给了鄂尔多斯，致使把汉那吉一怒之下投了南朝。

虽然不听话，可那毕竟是自己的爱孙，阿勒坦伸手向明廷索要，并要求明廷“宜遵大汗之旨，将其儿孙释还”，否则“将摧汝之大方城（指顺天）等城镇”，“恢复我大统”，加以威胁恐吓之辞。

北元时期的蒙古人一般将大都视为大统所在，即失去大都等于失去大统，而收复大都也就等于恢复大统。

4）中原人士的反明复元运动

明朝建立的两百年后，统治集团政治黑暗，剥削压榨加重，官绅勋贵、大地主兼并土地有增无减，百姓民不聊生，致使阶级矛盾变得异常精锐，先后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如正德时期的刘六、刘七的霸州农民起义。在这种情况下，蛰伏已久的白莲教又开始浮出水面，“白莲结社，遍及四方”。

嘉靖三十年，吕明镇在大同发动起义，可惜“有司捕之急”，起义以失败告终。而吕明镇之党羽丘富、赵全、李自馨等人则率领千余白莲教徒出走塞外，投奔北朝。六年以后，起义失败的萧芹、乔源也率众投身岭北，拜入阿勒坦门下，成为反明复元的中坚力量。

“毕兰”是白莲的蒙古语音译，“喇把”为丘富的蒙古名字，在《万历武功录》里被称为“一克喇把”，即大和尚；“仪绷”即赵全，为“仪宾”的异译，同样是《万历武功录》，阿勒坦称其为“仪宾倘不浪”；“笔写契”即李自馨，这个称呼的另一个翻译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即必阇赤。

他们承诺“为汝夺回昔日失陷之大统，与尊大汗汝结交相依为命”。

他们竭尽所能，为阿勒坦“筑城建墩”，于是“开良田千顷，接于东胜川，虏人号曰板升”。阿勒坦也同样视汉人为心腹，以至于“每欲寇边，先置酒（赵）全家，计定乃行”，而赵全也被阿勒坦册封为“把都儿哈”，即拔都汗，并“以汉人万余属之”，一跃成为北朝势力较为强大的异族封建领主之一。

他们还在板升为阿勒坦兴建宫室。

复起朝殿及寝殿，凡七重；东南建仓房，凡三重；城上起滴水楼，五重。会画工绘龙凤五彩，艳甚。已于土堡中起大宅，凡一所；大厅，凡三重，门二；于是，题大门曰：“石青开化府”，曰：“威（震）华夷”。建东蟾宫、西凤阁，凡二重；滴水土楼，凡三重，亦题其楼曰：“沧海蛟腾”，其绘龙凤亦如之。

这番景象宛如帝王作派，没错，赵全等人兴造这些宫室还有一个政治目的，那便是拥戴阿勒坦为帝。

《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中》
四十四年，（赵）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僭称俺答为皇帝，驱我汉人修大板升城，创起长朝殿九重，期五月既望日上梁，焚楮赞呼万岁，如汉天子礼。

统治华夷，绍述大元。

被白莲教众认可的蒙古人不止有右翼三万户的阿勒坦，还有北朝天子博迪。

比丘富、赵全投奔北朝还要早的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宗室奉国将军朱充灼因抢夺刘知府的财物被“罚住禄米”，这可不是小事，在明朝“藩禁”政策的禁锢下，宗室沦为了坐食宗禄的寄生群体，而“罚住禄米”简直就是要了朱充灼的命，他不服判决，于是纠结白莲教徒，扬言“干场大事”。这年六月，朱充灼与罗廷玺等人草拟一封表文，奉予北朝阿拉克可汗博迪。

其表文曰：

大明皇帝驾下臣张顺等，奏元朝皇帝圣主得知，我朝太祖继位之初膺天命，借元祖江山社稷一百五十余年，历数复移，大元继位，仍享无穷之福，此命我祖与元祖约誓暗定在金匮。南朝天分至今已享一百七十余年，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则可矣，社稷颠危大甚，民心陷溺已久，是时衰运败，天将福元，圣祖继天立极，以续元祖基业，人情久聘天门普施仁而下济。臣张顺等久仰天威，复幽都以为臣民之主，祭扫尧坟，改日月以立乾坤，此皆臣民固所愿也。谨表称进贺以闻。

写到这，朱充灼仍觉得不够，遂添上“南修五岭，北筑长城，修理边城，军民磨苦不尽，将大同一府三关十八隘口天火将草场尽行烧燬，一镇各城仓库空虚”，罗延玺见朱充灼噼里啪啦写了那么多，自己也不甘示弱，又加上“有天祖师出世，见在南朝，说天顺你北番元祖福业江山，请入中国，立代帝王，军民得生，天闻太平之年，调就你百万雄兵，抢至大同城下围定，一同请南朝天祖师入你北国，与你长立乾坤。今差臣张顺等，先与你进大红袍、奏奉表一统”。

可写得再好最终也被翁万达派人截胡了，没有送到阿拉克可汗博迪面前。

不过据罗延玺的一番指点，朱充灼似乎萌生出“设谋将小王子用酒哄杀了”的荒诞想法，这个宗室的脑子属实有点那啥…

有人质疑我为什么用“南朝”、“北朝”这些词汇称呼明朝、元朝，已故蒙元史巨擘胡钟达老先生在《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一文中已经举了许多例子。

《皇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二十六》
上大司马相公书
五月望日职方司观政进士何孟春，惶惧再拜，书上大司马相公执事。比闻北虏有书，要三千人入贡。入贡之名可嘉，而所以求贡之词甚逆。诏下文武羣议，下官病卧逆旅，不审庙堂言虑何似，既乃有传朝报者云，得旨听虏贡三分裁二，此岂非主上所采于羣议者欤，其听之也，岂非以远人当柔而怀之。而绝其来王之心，恐构边衅故欤。夷狄贪婪无厌，所贡莫裨朝廷之毫芒，而锡赉适足以伤国用，来弥多，费弥广，故不容不裁之也。抑愚于此，复有虑焉。国用当恤，国势尤不可不重也。虏书称与书而不表，与我抗也，称我以南朝，是将北等我也，而我忍之，可遽令入贡…

众所周知，“表”是臣子呈予君王的一种特殊公文文体，而“虏书称与书而不表”，显然是不承认自己是南朝的臣子；至于“贡”，更多的是为了取得与南朝贸易往来的经济利益，而非实实在在的朝贡；“称我以南朝，是将北等我也”，这段没什么可说的，称呼明朝为南朝在北元属实已经是惯例了。

《北使录》
景泰元年七月十一日记事：
也先曰：“大明皇帝因何差尔每来？”…（李）实答曰：“先因太师人马南侵，父被害者子为报仇，兄被虏者弟亦报仇，人皆乐为从军。今南朝沿边关口军马多者十余万，少者六、七万，极少者二、三万，俱各奋勇，欲报君父之仇。且军获一首级，即将升赏。太师差使臣若无南使同行，或被兀良哈达子或守边官军杀戮，以图升赏。”

六月二十六日，北朝遣参政完者脱欢前来请和。于是国主朱祁钰在文华殿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往虏中议和”之事，并命太监兴安“要于大臣中务要选如宋富弼、文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礼部向朝廷推荐礼科给事中李实，朝廷遂升李实为兵部右侍郎，做正使，于七月初一日启程。

十天后李实抵达也先营帐，然后就发生了前文引述的那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李实称明朝为南朝，等同于视北元为北朝，我想这不需要过多赘述吧？

《北征事迹》
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记事：
得知院（此知院莫非是阿剌知院？）等言：“我太师也先曾说，我有甚么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和皇帝一会。”

还有下面这些来自底层劳动人民的。

至于为什么匈奴、突厥这些游牧政权不能看作北朝呢？试问一句，他们“中国”意识吗？他们有“北朝”意识吗？而所谓越南关起门来自称“大南皇帝”，视中国为“北朝”，我再问一句，中国有没有臣民视他们为“南朝”而以明朝为“北朝”呢？至于大明多称大元为胡虏、北虏、残虏，所以否认成明、元构成南、北朝这一既定事实，那么刘宋多称北魏为索虏、虏寇，所以就能得出刘宋与北魏不构成南北朝的结论吗？我想不能吧。

我还看到有人对蔡美彪、胡钟达两位学者在蒙元史学界的地位进行比较，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在用学者间的地位来证明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难道我们认可的不是哪位学者论述得更全面、更无懈可击？难道我们认可的是他们在学界中的地位？所以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就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吗？谬哉。

蔡美彪老爷子在《明代蒙古与北元》〈大元国号的废弃〉一节中，他认为脱古思帖木儿的败亡即标志着元朝统治的最后覆灭，此后，大元国号即已废弃不用。

蔡美彪先生的论据有三，其一为大元国号与汉语帝号、年号构成为元朝汉式建号的整体体系。脱古思帖木儿败亡后，汉语帝号与年号，均不再行用；次一为脱古思帖木儿败亡后，蒙汉文献也不再见应用大元国号；再一为元朝的覆亡，在汉人看来，是农民起义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在蒙古人看来，则是忽必烈一系以汉法治汉地的失败。

我们逐条分析

论据一，明代蒙古（北元）在脱古思帖木儿败亡后确实没有了汉语帝号、年号等汉式建号体系，但脱脱不花、也先两者除外，这两位有自己的年号（虽然蔡老不认可脱脱不花拥有年号）。似乎没有汉语帝号、年号等汉式建号不足以证明北元的不存在吧？因为这些都不会影响“大元”国号的继续使用。

论据二，蔡老在撰写此文时，珠荣嘎译注的《阿勒坦汗传》还未公之于世。恰好在这本书里，我找到了“大元国”的汉译，毕竟我也看不懂书中Part2部分的蒙古语版本，只能说我对“蒙古文献不再出现大元国号”一事表示存疑。

论据三，且不说鲍音先生在《关于也速迭儿》一文中对也速迭儿的“阿里孛可的子孙”这一身份提出了质疑，这一信息来自《华夷译语》中的“捏怯来书”，鲍音认为，捏怯来的番书来文不过是一个孤证，因为“妥欢帖木儿、爱猷识理达腊执政时期，从史料中不见他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只在脱古思帖木儿兵败时，才见此人之名。可见他不是老臣，他对也速迭儿并不了解”，最后他又补充结论，言道“捏怯来到可汗身边的时间短，阅历疏浅…他的话不可置信”，即便也速迭儿真的是阿里不哥的后裔，那么他的篡位就能证明“北元”不存在了吗？未免有些牵强吧？

为什么不说一下昭和时代的蒙元史巨擘和田清老先生呢？和田清虽然没有无聊到去证明“北元”的终止时间，但他在其著作中对明代蒙古势力仍称作“北元”。

看了 @太師淮王 的回答，很有意思，主流史观从未称呼明朝与被驱逐的蒙古人为南北朝，私以为这个“南北朝”不是在明朝所有时期都成立的，根据双方强弱对比来变化

当蒙古社会出现强人，能够集中力量撕开九边漫长战线上的某个点，并长驱直入，掠夺人力物力资源，才会意气风发地强调自己是北朝，卫拉特帝国的额森就是一个例子

当大明强盛，大军远征漠北，多次击败蒙古社会的军头，并授发官职，就很难称为南北朝了，阿鲁台他们拿的就是明蒙双重官职体系

大元大蒙古国的帝位，必须由忽必烈家族垄断，而阿里不哥系的也速迭儿和答里巴、卫拉系的鬼力赤、东道诸王系的阿岱、卫拉特绰罗斯系的额森，全是篡逆的贼子，天元帝被弑杀到巴图孟克的这段时间，忽必烈家族都在苦苦挣扎，元裔要么被残忍的杀害，要么沦为野心家的工具

大元大蒙古国身为一个二元帝国，本身承接东道忽里台法统，跟中华历朝历代的法统都不相同，蒙古政治法与中原政治法先天互斥，只是因为元世祖本人的天才设计才使得帝国内汉蒙两条截然不同的法系并存，后世子孙帝王都在沿着世祖规划的道路走

中原汉法或者蒙古法失去任何一个，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大元大蒙古国，即使打出大元旗号，也不能代表就是大元大蒙古国本身，

中国政权，虽然不一定非要以汉人为政权高层的主导者，但必须要行汉法，或者实行带有汉法的多元法系，北元仅仅运用蒙古法系，根本没有带上中国属性，汉人作为主体民族，天然就担任中国的核心地位，任何一个民族当政都不可能绕开，北元在这方面不具备法理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