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的牡丹社事变中,日本出兵台湾的借口是要惩治杀害琉球人的台湾生番(有出草习俗的赛德克族)。
大清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都有些诧异: 怎么回事,这群化外生番没来由地杀人不是自古以来的正常现象吗,我抚恤金都发给琉球人了,这怎么还能成为日本的出兵借口?之前几十次台湾生番杀人,我都是这么打发过去的,你日本这节骨眼上跳出来说这么一通到底是闹哪样?
这就是殖民主义与非殖民主义的区别。。。
对没有殖民主义头脑的人来说,化外之地的原住民是天然就应当存在在那里的,且无需用文明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行为。他们做的事的确是文明人不会去做的,但我作为文明人也没理由因此就去惩罚他们,把他们全都给突突了,或者强迫他们接受文明人的种种条件。。
但对殖民主义者来说,文明人的法律和道德也必须要强加到野蛮人头上才是正当。你如果一时半会儿不能理解啥是文明,也没关系,我文明人的律法是"普世的",你不遵守我现在就可以用武力帮你遵守。。
中国历史上最迫近殖民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是西汉时期的公羊学。这个学说激发了一群人试图从外部寻找证据来证明王朝对内统治合法性的尝试。其影响之一是使得两汉谶纬之学盛行,所谓谶纬之学简单来说就是试图从神秘主义现象中寻求上天对统治者认可的证据。另一个影响便是国家开始大规模对外输出文化影响力,因为如果周边的夷狄能主动归化,甚至做到"夷狄进至于爵,天下小大远近若一",更能论证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公羊学虽然在两汉之后衰微,但其导致的这两个政治传统其实一直延续了下来。
但无论如何,公羊学再鼓吹文化扩张,也不可能走到西方殖民主义那一步。因为秦汉两代本身,就是周边夷狄不断华夏化的结果。先秦周边方国,只要完成了华夏化,也有机会争霸春秋战国,其民也可以"进至于爵"。在这种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大一统国家,政治思维其实是延续的。汉、晋、唐、宋这些朝代,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只不过是把自己视作一个统一了天下的方国而已,在其认知中,自己所统治的是百国之合的华夏,而不是一个单一均质的中国。所谓华夏,是所见范围内上百个文明国家的联合体。在大一统帝制的框架下,这些文明国家对内形成了统一的社会规范,用以约束文明体系内的社会行为,对外部不那么文明的地区则采取一致性的区别态度——我们瞧不起你的行为,但我们也不屑于用约束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约束你,除非你加入我们。怎么叫加入?这其实没有固定答案。有时候即便是在羁縻关系下,朝廷仍旧有可能要求你去"教化"你的民众,因为你的民众大概已经开始心沐王化了;而有些时候,就算你是在朝廷的郡县管辖之下,朝廷也会对你听之任之,因为你被认为是暂时难以被改变的化外之民。
而台湾的生番,就是后者。。
正是这种神奇的治理态度导致了牡丹社事件中接受了殖民主义观念的日本对清朝有机可乘。一方面,日本长期要求琉球"两属",琉球既要向清朝朝贡,又要向日本朝贡。这样日本就建立了它自己的小天下秩序,学中原王朝的做法,窃取了中原王朝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日本抓住了中国政治观念中化外之地都不算中国这样一种潜意识,试图逼清朝在台湾问题上承认自己在台湾东部没有管辖权,从而让日本在西方国际政治框架下也能拥有对台湾的合法权益。
说到这里,我们就能理解李鸿章为何会在并没有损失多少的牡丹社事件后顿生危机感,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感叹了。因为两次鸦片战争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仍旧是文明国家间的冲突,沙俄所求无非割地,英法所求无非通商,这些都是曾经中原王朝的那些对手们所要求过的,是熟悉的威胁,这些并没有让清朝真正见识到什么叫殖民主义。而牡丹社事件,使得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在传统的华夏秩序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秩序正在飞速扭转着世界格局,那个秩序重新规定了文明人和非文明人之间的关系,且具有相当的残酷性。
牡丹社事件的口子一开,清朝边疆地上可到处都是"化外之民",列强岂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找到借口出兵干预了?而且这群列强又不讲中国的那套道理,两边死活不可能在外交上达成一致认识。鸦片不鸦片,自由贸易不自由贸易的什么,都是小儿科。这才是兹事体大关乎国本了。怎么办?
赶紧筹办海防吧老佛爷。。武装保卫我们的价值观。。
这就是李鸿章《筹议海防折》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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