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没能走上君主立宪制这条道路？

本质上是缺乏权力间制衡的经济基础吧。

中国的传统王权，本质上是各时代势力最强的军事贵族集团，以国家名义（皇帝身份）支配和协调全国范围的资源的“一超多强”（皇室“一超”+各地方大小名门“多强”+士大夫利益群体）合作模式，当王权背后的军事实力大大衰落后，其余权利也往往随之分散和最终消失。

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立宪下的王权制衡不了议会里的实权派（各地方实力派的代言人），从而使“王权”起不到凝聚力和精神旗帜的作用。而缺乏实权的议员也制约不了强势的王权，导致“君主立宪”必然慢慢变质成为王权的点缀和一纸空文。

君主立宪的基本要求，是王权和议会权力能达成一种均衡，至少合作时收益需要是“正”的。

对于近代时的中国来说，要奋起直追赶超欧美的话，需要权力和资源的集中，才能加速摆脱落后地位，而当时的中国，虽有统一货币，但并不是真正的统一市场，从而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各种基于权力的“官僚资本”，形成不了资本VS王权的均衡和妥协，所以这个维持“君主立宪”权利均衡的生态位，在中国是缺失的。

在这种情况下，议会带来的权力分散，派系分化，就很容易导致军阀化和权力本身的四分五裂，就像民国时那样。

为什么清末提出“立宪”时最初是有响应的？因为对于地方实权派来说，这是将自己已有的权力合法化和扩大化的契机。为什么“皇族内阁”行不通，导致“立宪”本身也不被买账，是因为当时清朝皇室已经没有制衡各地方实权派的强制力了，继而“皇族内阁”这种无法让地方实力派权力合法化，更无法参与核心权力的“立宪”，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某种程度上，袁世凯后期的失败和常凯申后期的失败，就是“君主立宪”变种在当时中国条件下不合适的体现。

这个问题，把中国对标参考法国就可以了，就像日本可以对标参考英国那样。

对于后起国家来说，如果不能集中国内资源奋起直追，反而追求“君主立宪”下的权力分散和各势力妥协，对于国家整体来说是“负收益”的，甚至导致分裂内耗，

现实中近现代虽然嘴上不明着追求“王权”，但身体上却很诚实地希望“天降伟人”“强人政治”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相对落后或者国际地位不高的国家和地区，这种声音的背后，是更好整合国内资源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内在需求。

而当这种需求相对不再紧迫，国家已经取得的比较好的国际地位时，“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就看各国的利益群体如何趋利避害地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了。

很多王室意识不到革命浪潮来临了。就像很多劣迹艺人多年一直肆意妄为，但是忽然有一天就引起铺天盖地民愤被封杀。历史上无数国家的君主也是。革命爆发前，他们肯定已经一次次成功镇压了革命，一次次拒绝立宪和对权力的让步，他们成功了无数次。但是谁都不知道积累的矛盾和积怨会被一根火柴点燃。海啸到来之前几十秒，海面仍然风平浪静。

清末清廷一次次成功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在洋人和汉人督抚之间游走保持着权威。当李鸿章张之洞等权臣离世，袁世凯被罢黜，这在宗室眼里反而是个恢复皇权国威千载难逢的时间。于是，他们交出来一个皇族内阁，一切看似都在正轨，大清复兴有望。

但是谁知道，他一瞬间就完了呢？

法国的路易十六，查理十世，路易菲利普不知道；英国的查理一世和詹姆斯二世不知道，德国的威廉二世和俄国的尼古拉二世也不知道。

自然，摄政王载沣也不知道。

谁说中国君主制内没有“宪”?相反，中国不缺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对此感受不强烈，所以我们没必要去狭隘地定义一下这种东西。就像鱼意识不到水，人类制造出真空之前无法准确认识空气一样。

西方的宪章有个很明显的诞生过程所以显得似乎他们更离不开这种东西。

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大宪章》，麻烦去看看原文，就是乡规民约。这不是说它就没有伟大意义，而是说以公约形式限制王权，是立宪的实质。

而立宪之下的君主，有虚君也有实君。从西方近代各国的“开明专制”，到后来的日本、西班牙，其实都是有实权的君主。

而一般人提到君主立宪，往往想到的只是现代英国这样虚位君主。

中国君主所要遵循的宪纲，早在三代发端，经过孔子的整理和再解释，以“天命”为形式，逐步为“天下”所接受。

这是一种成文的，双重认证制度。一方面，帝王必须实施有效统治，否则“天命”，将由于“民意”而转变（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另一方面，血统合法性在天命前提下得到承认。

以《经》为成文法典，“史”、“集”为注释的“宪章”在中国被广泛承认并严格认真的执行超过千年之久。

这不是泛泛的原则性的“工作指导”，而是对具体司法和国家运行程序的实践指导。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从汉开始名臣之间的司法辩论，从《复仇议状》到《驳复仇议》，还有宋代著名的“阿云安”。这些“大咖”们进行具体案件的司法辩论的时候，引用的是《礼记》和《春秋》。

董仲舒说：“《春秋》之所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论其轻。”

你可以做不同解释，但是《经》已经定了，是成文法，万世不易。

这是一种兼具稳定性和效率的制度模式。混得过去的时候，非常稳定，混不过去了也能进行剧烈的政策调整。这种兼具保守主义价值观和革命精神的传统，其实没什么可挑剔的。

最不“僵化”的文化，才能从内部批判自己“僵化”。

这种制度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适合暴力机器，在大多数时间中极大限制了中国人的武力。

因为武装行动也早就被“立宪”了。所谓“大刑用甲兵”，纯粹的暴力掠夺在中华过早的失去了合法性。使得中国人的战斗力发挥需要一定的特定条件。

必须有很高的道义合法性和天才的统帅才能解锁这种武力限制，在这种时候，地球上没用任何武装团体能和中国对抗。对军事行动来说，这种制度成本有点高。

这种文化、历史、教育、法制不分家的政治体制，是不缺“宪”这类东西的。

西方刚好相反。罗马就一直没能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成文政治原则。皇帝的血统传承还是指定继承都没有公认的准则。这使得政治谋杀和兵变成为帝国的“日常”，最后谁能做稳完全是看皇帝能力。这才是所谓“丛林法则”。

西方的很多东西懒得写了，就提一条。你把基督教因素抽离，看看这些著名的《宪章》是否还成立?比如《大宪章》第一段是啥？

正如知乎很多饱读史书的对《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第一段印象好像并不深刻，知乎很多“议宪”之士好像根本不知道《大宪章》写的是啥?

西方其实和我们一样，没有公认的那个《经》，也就没有《宪》和各种《法》。

中国近代的失败，是暴力机器的失败，而导致世界眼光的失败，最终导致的文化制度全面被击败。甚至把西方的贩毒这一因素拿掉之后，你都很难预计事情将要怎么发展。

不擅长贩毒、杀人和掠夺，实在不算文化劣势。

我们是暴力上输了，才失去了制度价值的话语权。要说缺陷的话，缺乏稳定的程序法，可以算一条。但是实际上，西方从罗马到日不落帝国（以区别于现在的带英）和美国，能享受稳定的程序法保障的人数，都很有限。从罗马“公民”，到部分具有英国公民身份的人，到美国公民中请得起律师那些人。而这种体系，无一没有走向解体。

只有超脱了西方的价值观，我们才能真正讨论西方的东西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以西方的框框来套中国，当然怎么套都不对劲。

我们现在其实才是在最危险的时候，使用暴力的绝对合法性（救亡）和天才统帅已经远去了，新中国也已经抛弃了旧时代的法统，新的文化和法统还刚刚建设了不到一百年。

一方面，被我们抛弃掉的东西已经回不来了，不能食古不化。另一方面，以西方的价值观念来衡量我国社会，乃至指导现实工作，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任重道远。

立宪就意味着要给非皇室势力分权。

而紫禁城交给立宪派和新军军官们的答卷是皇族内阁。

于是当共和革命消灭爱新觉罗家族两百多年来的君主专制时，不再有多少实力派去同情，更别说反对了。

类似地，日本、泰国和柬埔寨都选择了向军部分权，而君主得以延续至今；而拒绝向军部、教士和改革派官僚分权的伊朗和埃及，很快就进入了共和时代。

土耳其共和国更是在立国基础上就和奥斯曼帝国势同水火。

因为最後的君主制朝廷是满清，普世帝国无法长久更何况是被列强欺凌的普世帝国。同时，我国几千年来都是“实君”而非“虚君”，君主就是要对国家全权负责，满清被列强欺负太难看，难看到普通人都认为皇帝制度没用了。普通人倒不一定对共和有什么深刻的理解，而是满清表演了皇帝制度可以多么无能。

从权力制衡来看，军阀、地方乡绅和买办资本家瓜分了全国，不可能也不允许出现一个“实君”，上位者必须照顾他们的利益。而这个代理人何必再给自己安一个领导在头上呢？哪怕是虚的也是脱裤子放屁啊。

北洋军阀是妥协出来的产物，军头们可以忍受你连选连任，但绝不能忍受你真的要当皇帝陛下，我国文化中皇帝可不是第一公民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你想“通吃”了。蒋代表江浙财团和买办资本，他没有任何理由给自己再找一个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