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出现后，多民族国家先后分崩离析，但为何中国没有因此分裂呢？

我觉得除了汉人人口多之外，历史的机缘巧合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先说西南的壮苗傣彝等民族，在经历了明清的改土归流后，已经在身份认同上完全接受“中国人”认同了。即使30年代泰国那边搞大泰族主义，也没影响到壮傣民族的中国人认同。所以汉地十八省就把他们包括在内。

东北与内蒙是因为有大量汉人农民进入为满蒙贵族老爷种地，从而使得东北与河套地区汉人逐渐成为主要人口。外蒙因为隔着戈壁滩而使得汉人农民来不及进入，于是就被苏俄分裂出去了。

新疆自从乾隆灭准格尔汗国，迁十万满汉军民屯垦伊犁后，从正式建立对新疆的统治，所以从时间上看太短了。而且因为新疆离东北汉人人口密集地区太远，所以去新疆开垦的汉人比去东北内蒙的少很多。好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带过去了一批汉人军民在当地扎根。这些人后来成为了守住新疆的中流砥柱。民国时期虽然有多批军阀入驻新疆，但还是汉人掌握统治权，所以能维持到49年解放。

至于西藏嘛，这块地方比新疆还苦寒，汉人农民没半点进入的可能，期望通过移民实边来控制西藏是完全不可能的。但也正因为西藏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印度的英国殖民者也无法进驻西藏。所以西藏最后反而成了三不管之地——但也因为三不管，所以西藏就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主权易手。最后沿着历史惯性，拖到了50年后才实质性的统一了西藏。

总结一下可以发现，在汉人人口密集区周边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汉人确实可以凭借人口优势进入控制。而在新疆西藏这两个原理汉人密集地区，能不分裂出去，其实是有点历史机遇姻缘巧合的;但也不是全凭运气，内地中央政府多多少少还是发挥了些主观能动性，才保住了这两个边疆。

锡伯族，达翰尔族，鄂温克族这些索伦人的功劳和你野猪皮何干？人家顺治时期才编入八旗，和汉人没什么血债，冲锋陷阵你让人家送死，去当驻防八旗享福没这些人份，历朝满清皇帝为了保证索伦人的战斗力，甚至不愿意让他们驻扎关内。

什么人的功劳您都往大清脸上贴，看来您认为996工人的功劳都属于资本家咯？

评论区的很多人证明了一件事：中国没有严格意义的燧发枪-击发枪时代，也就是“排队枪毙”时代（大致对应17世纪中期—19世纪中后期），因此很多人对武器对汉人的影响没什么概念，觉得所谓的汉人移民就是拿天灵盖去迎蛮夷的狼牙棒，或者拿天灵盖面对列强的机关枪，进而得出一个结论：汉人殖民没用。

这个时代有一个特点：武装移民的实力开始大幅度超过原住民，但又不至于落后正规军太多。因此在这个时代，人口+步枪=领土。

在这个时代之前，火绳枪不能保证对原住民的绝对优势；在这个时代之后，原住民砸锅卖铁攒出来的，装备后装枪+定装弹的军队也能起到威慑殖民者的作用。因此燧发枪时代对领土的固定是很重要的，在此之前获得的疆域很有可能守不住，在此之后获得的领土在二十世纪的民族自决中也会丢掉。

试想一下，如果明之后是一个汉人王朝，在国初的军队红利中将边境推到东疆—漠南—辽河辽东一线，在王朝中期结合汉人人口爆炸+北宋弓箭社制度（这个时候应该换成传教士传来的燧发枪了），配合几次大的军事行动（宋明中期也是有能力发动大规模战役的），在这些地方稳步扎根推进，那么等到英俄来临之时，哪怕打不过，也不会出现和外东北一样被沙俄屠戮一空的情况了。

以中亚那些弱国的实力，尚且拖住沙俄东进步伐近二百年，更是在俄国衰退后独立。来自于一个正常国家（而不是满清这种畸形）的汉族移民没理由比他们更差。

汉族在最危险的十九世纪末，成功靠移民在东北，内蒙，西北等地达到一半以上的占比。西藏是个例外，但西藏很久没有出现过威胁中原的本土政权了，分离势力力量太小。

这才是中国只丢了蒙古的根本原因。

我们要记住：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扩张不是弘历吞并准噶尔，而是自新疆设省开始，清末民初的汉人移民活动。

满洲在强大的时候占地有多豪迈，那他在弱小的时候弃地就有多狼狈。十八世纪的扩张对十九世纪的民族国家定型而言意义极为有限，民族国家的土地取决于自己的移民能力，而不是一百年前打到哪里确定的“法理”。

哪怕兆惠大发神威打到里海，福康安大发神威打到阿富汗，十九世纪西疆边界该到哪还是到哪。

法理能稳住一时，只有武装起来的大规模移民才能带来长久稳定的领土。

昂撒人当年殖民地遍布全球，和对手的划界想必也有法理和条约吧，如今还不是退回了五眼的范围。

沙俄强盛之时，在中亚和欧洲也有条约等身，现在也退回了俄族人占优势的国界上。

这样也回答了问题：“如果明朝之后是一个汉人王朝，中国能有今天的土地吗？”

汉人泥腿子顶着满洲太君，列强太君和自家拖后腿的封建老爷等多重压迫，尚且能靠自己的力量，在几乎没有母国支持的情况下到处移民，拿下大片的土地。现在去掉一个满洲太君，那么拿下的土地只会更大。

民族主义并不是“党同伐异的民族意识”，而是基于对抗君权神授的古典思想为目的而诞生的，把判定国家边界和国民权利的标准从“对君主的效忠”转化为“民族”。这与传统帝国理念有根本性的矛盾。民族主义的宗旨就是以民族作为国民边界的最高原则，当然和多民族国家水火不容。

为什么中国能维持住，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参照物，就是俄罗斯。

沙俄和清朝是两个非常相似的前现代君主制多民族帝国，19世纪中期以前的沙俄，和清朝一样，都是以对君主的效忠为评判国家边界标准的古典国家。这两个帝国都采用了多元化的统治模式，在不同的地区内允许不同的秩序存在，形成拼盘式的结构，由皇室统一领导。

但是19世纪中期，随着欧洲民族主义的崛起和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战败，帝国政府和俄罗斯人感到了危机，民族主义思潮传入，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崛起，沙俄开始试图用俄罗斯人的意识形态去同化版图内的其他民族。然而由于沙俄内部民族组成过于复杂，矛盾尖锐，同化注定无法完成，反而逐渐破坏了原有的君主-臣民体系，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到了一战结束，帝国崩溃解体，列宁的布党不得不引进共产主义理论说服大家暂时摈弃民族矛盾，重新联合在一起，这就是苏联。

但民族的界限和矛盾已经形成，不可能消除，苏联强行把一个已经解体的帝国弄成缝合怪，注定无法长久，强行续命70年后还是解体了。

清朝和俄国有三个区别：第一，它与欧洲距离远得多，直到1860年被攻破首都以后，西方思想才真正开始传入。而清朝又是一个古典专制主义趋于巅峰的国家，社会秩序闭塞，活力很差，而且在甲午战争前的几十年一直没有严重外患，民族主义发展空间很小，古典君臣思想依然稳固地维持着。第二，由于种族差异，白人把各种民族的黄种人都视为异己，客观上延缓了清朝内部民族矛盾的爆发。第三，元明清三个王朝的大一统远比沙俄的时间为长，忠君爱国的帝国思想惯性要大得多。

虽然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以后清政府迅速衰败乃至崩溃，但辛亥革命由于力量不足，非常不彻底，以至于接盘的民国是一个统治非常松散的国家，没有高度权威的政府把民众组织起来，没有给汉民族主义以发展空间，民国就一直维持着“中华民族”这种缝合怪。虽然这个缝合怪是为了接盘清朝领土而生造出来的。而在中国内部混乱了20年后，日本就发动了侵华战争，残酷的战争又促使“中华民族”意识强化，压制了内部民族矛盾。

战争结束之后，本来矛盾会迅速爆发，但tg以惊人的速度完成政权更替，用威力强大的马列毛主义配合刚刚被抗战所塑造巩固的中华民族意识和领袖无敌的个人魅力，继续在压制汉民族主义的前提下把国家认同维持住了。在日本的威胁消失以后，这种认同，是领袖的人格魅力和共产主义共同塑造的，某种程度上，和列宁/斯大林的苏联相当类似，是古典帝国思想和现代普世国家思想的缝合体。区别只在于中国原本的内部民族矛盾远小于苏联，统治的成本也比苏联小得多。

所以，虽然“中华民族”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虽然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上已经流行两百年了，但由于地理的封闭、清朝的成功统治、民国的混乱、外敌入侵、领袖的逆天等原因，本该在19世纪就发展起来的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一直没有发展的机会，直到近年才刚开始抬头，还早着呢。说白了就是时间还不够。中国的统一，截止目前，依然是黑体字所示的思想所维系。

当然从长远来说，没有谁真的永恒，无非时间长短问题。

先说结论，中国在清末民初的动荡中基本维持了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完整，主要是由以下多个因素共同实现的：第一，基于地缘政治的缘故，民族主义思想并未渗透到边疆地区，尤其是边疆下层民众，辛亥年的分离运动主要是边疆王公贵族主导，因此在本质上清末民初的边疆分离活动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这是清末民初的基本背景和与奥斯曼、哈布斯堡等多民族帝国的核心区别。第二，基于秦汉以来的历史传统与天下观念，中国形成了历史悠久的“中国认同”，构成了近代意义上“中华民族”的基础。第三，清代二百年来对于边疆的经略拓展了传统天下观念的内涵，并通过因地制宜的边疆治理方式使得“中国认同”在边疆地区被具象化。第四，在辛亥革命的动荡之中，各方势力很快脱离了纷争与混乱，就中国局势的平稳过渡达成了“大妥协”，为维护疆域稳定提供了时间，这是维持疆域完整的直接原因。

第一，横向对比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帝国，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民族主义最先显现于边缘民族，而非主体民族。长期以来，这两大帝国基于传统的王朝模式维持着多族群、跨文化的统治，然后19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急剧的冲击了传统的帝国体制。在大革命时期，现代民族主义主要表现缔造统一的“大民族”，比如法兰西民族，以及受到拿破仑战争影响的德意志民族和意大利民族，然而在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民族主义出现了新的动向，他开始逐步下沉到多民族帝国中的边缘民族，并唤醒了他们的民族意识，要求这些民族自治甚至独立。因此，19世纪的帝国危机并不是发生于现代意义上的奥地利民族、土耳其民族与边缘民族之间，而是发生在传统的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秩序与现代意义上的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等民族之间，如果考察奥斯曼帝国的帝国，现代土耳其民族意识反而是出现最晚的。

然而上述过程却并未出现在清朝，在清朝最早出现的现代民族主义是汉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满族民族意识的兴起，而在蒙古、新疆、西藏地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直到清朝灭亡都并未产生，主导清末分离活动的并非民族主义，而是部分王公贵族的计划，他们心生不满的原因在于“中央各机关督促举办新政之文电，交驰于道，急如星火”，“库伦一城，新添机关二十余处”，尤其值得主义的是，清廷在边疆推行的新政主要涉及行政体制等方面的近代化，而不包括推行汉语、满语等民族文化问题，由此可见蒙古王公所抵制的并非不同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而是新政带来的“现代化”与蒙满传统统治秩序之间的冲突，蒙古王公清廷的新政损害了他们的既有利益，因此考虑分离，这与深入基层的蒙古民族意识觉醒完全不同，毋宁于说这种分离活动更近似于中国帝制时代王朝末年的情境。正是基于这种不同，相对于哈布斯堡王朝或奥斯曼帝国，清末民初中国所面对的边疆危机其实相对较轻，重点仅在于如何安抚王公贵族以及与其背后的外国势力博弈，而不涉及深入基层的民族意识与自治要求，这是中国得以维持边疆的基本背景。

第二，作为现代民族的“奥斯曼主义”其实直到奥斯曼帝国崩溃前夕才真正出现，但是显而易见，“中国”这一概念并不是直到清末民初才开始存在。最初，“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商周时期指河南地区，春秋战国时代扩展到关东地区，之后将关中地区也涵盖进来，最后在秦汉帝国时期基本覆盖清代所称汉地十八省的核心区域。随着“中国”这一概念在地理上扩张，他便逐渐产生出政治上的含义，自秦汉时期开始，中国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共同的语言文字、伦理规则、政治观念，而这些基本原则足以使得古代中国具有共同的族群认同。最终政治维度上指代“中央王朝”的中国超越了具体王朝的局限，衍生出更高层次的共同记忆，即一个基于共同文化的历时性政治共同体，他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五德终始的正统观，使得具体王朝将自己纳入到这种历时性共同体序列之中；在空间维度上则表现为插叙有别的天下秩序，中国由此构成了一个以共同政治与文化为依托的历时性共同体，而这种朴素的“中国认同”在清末构成了一种“原型民族主义”，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第三，不同于传统汉族王朝，清朝的特殊性使得他们更加关注对于边疆的经略，在此过程中拓展了传统天下观念。早在入关以前，清朝便已经与蒙古众部落结盟，并将此视为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基于对边疆地区的重视，清朝在1750年代完成对蒙古、西藏、新疆等广大边疆地区的征服。早在汉代，韩安国便以【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为理由反对对匈奴用兵，而到了乾隆征伐准噶尔时期，仍有大臣以【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为由反对，但是清朝却对于边疆地区有着更加积极的心态，雍正认为：“留此余孽不行剪除，实为众蒙古之巨害，且恐为国家之隐忧”，乾隆认为：“我国家抚有众蒙古，讵准噶尔一部，终外王化？”在传统天下秩序中处于相对次要位置的边疆地区，在清朝获得了更高的地位，与内地共同构成清代国家的多元板块，清朝由此也实现了对于传统天下观念的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天下观念的拓展并不意味对这一观念的放弃，而是将这一新的改变纳入天下框架之中，雍正认为：“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乾隆在论及边疆问题时强调：“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在此清朝皇帝一方面强调自身在边疆战略上区别于传统汉族王朝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并不否认“中国”“中夏”概念本身，基于这种复合型的视野，清朝得以将广袤的边疆地区纳入到版图之中，并在近代民族国家转型开始之前，进一步拓展并巩固了朴素的“中国认同”，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

在纯粹的征服之外，清朝对边疆因地制宜的采取了不同统治策略，使得中国认同在边疆地区更加具象化。清代统治者将其版图划分为汉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不同区域，按照各自的风俗建立行政体制，在蒙古表现为札萨克，在新疆表现为伯克，允许其享有一定的行政自治权，但是其人选均需得到清廷认可，并通过在朝中设置理藩院统领外藩各部，同时派兵进驻边疆，以维持其稳定，由此值得重视的是，通过工具性的利用喇嘛教在边疆地区的作用，清廷得以将西藏、蒙古、满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由此形成复合化的国家建构体制，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而在1884年新疆建省之后，清廷得以更加紧密的掌控新疆局势，在清末民初的动荡中新疆也成为最为稳定的边疆区域。总而言之，尽管清廷对于边疆的实际掌控难以达到内地的程度，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在场”，联系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精英，而他们对清廷的态度成为分离危机的关键因素。

第四，尽管存在上述条件，对于边疆危机的处理仍需回到危机本身，辛亥革命中各方势力的妥协构成了中国得以维持疆域最为直接的原因。自1895年以来，现代意义上的汉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而在其早期曾表现出“十八省建国”的分离主义倾向，比如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提出：“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回复者。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这种将朝鲜、越南、缅甸等类华夏区域置于蒙古、新疆等内亚区域之上的观点，显然受到了传统天下观中文化层级的影响，在邹容在《革命军》中的观点则更能代表十八省建国的依据：“昔之禹贡九州，今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我同胞皆须自认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在其序言中，章太炎甚至强调“光复”的意义更甚于“革命”：“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

尽管随着革命宣传的深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部分革命党有意识的采取温和态度，并且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辛亥革命初期，汉民族主义仍然有所表现。在武汉军政府发布的第一张布告中强调：“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勿差池，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在《布告海内人士电》则称 :“为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报二百六十年之仇 ……我汉人四 万万之生命, 死活在此一举。”在湖南，当新军打到抚署时，湖南巡抚余诚格出来说：“弟兄们，我们都是汉人。”然后亲书“大汉”二字挂在桅杆上，到后院挖洞逃跑；在陕西，张凤翙以“兴汉灭旗”为口号发动起义，并于次日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的名义发布安民布告；在山西，姚以价在起义时演说道：“满清入关，虐我汉人二百余年，可算是穷凶极恶，现在外患日亟，而满贼仍用盗憎主人的伎俩，来以压制汉人，谄媚外人为宗旨……今天我们要不当这家奴，要救我们的中国，非先推倒满清不可。”在云南，在起义之前，革命党新军在白纸上写下“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起义于10月30日晚爆发，蔡锷发表演说：“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河山，兴我汉室之为愈耶！果能如此，诚汉族之荣，军界之光也。”

然而除了西安、荆州、武昌等极少数地方外，汉民族主义并未演变为对于满族的整体性报复与屠杀，这一方面是由于革命引起了边疆危机以及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为了防止不利影响，革命阵营紧急调整了策略，在一个月后武汉军政府便颁令强调：“吾辈当知革命宗旨在光复，不在报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立宪派投入革命阵营，并积极制止过激措施，力主和平解决，一个典型事例是汤寿潜力主以五色旗代替具有汉族色彩的铁血十八星旗：“以五色国旗既可表明革命行为系为政治革命，非专为种族革命；又能缓和满蒙回藏各族的心理，与汉人共同努力赞助共和。”尽管孙中山始终更加倾心于青天白日旗，但是还是接受了这一选择，其 1912 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特别加以强调:“国家之本, 在于人民。合汉 、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 即合 汉、满 、蒙、回 、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 。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 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 。是曰领土之统一。”

若继续向上溯源，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所使用的用词以及背后五族大同的观念，同样来自于立宪派阵营，其典型如1903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强调：“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之诸部以对于国外之诸部是也……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杨度1907年在《金铁主义说》中认为：“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就此而言，民国初年“五族共和”的主张实际是革命党与立宪派事业的结合，革命党贡献了“共和”，立宪派贡献了“五族”，二者的合作与妥协为边疆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条件。

除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妥协之外，清廷的态度同样起到了作用。尽管我并不认同《清帝逊位诏书》是主权转移的法理依据，更不认为这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但是清廷的态度对于部分蒙古王公仍然是重要的。进入1912年以后，退位最大的反对力量并非握有大权的隆裕太后本人，而是宗社党与蒙古王公，铁良曾建议隆裕太后避居关外，而蒙古王公更是直接表态：“倘南方坚持共和，则宁使南北分离，绝不赞成民主”，“蒙古自有历史以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故二百数十年来列为藩属，相亲相爱。今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甚至预测将会出现一个“蒙满帝国”与中华民国并立。在此情形下，《清帝逊位诏书》中所提及的“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在客观上为稳定边疆局势提供了便利。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认可《清帝逊位诏书》稳定边疆的意义是事实判断，将其视为清廷的贡献则是价值判断，认可前者并不等同于后者，更不等于深刻清廷在彼时的合法性，在此想要强调的是，“大妥协”是由各方势力综合而来，而这种妥协最终也为稳定边疆提供了可能，那些不愿分离的蒙古王公纷纷响应了民国的号召：“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护民国。”而此前一度威胁要脱离中国的在京蒙古王公如今也顺应形势改变了态度：“现在共和成立，正宜联合为一大国，蒙古断无独立之理。”纵观清末民初的边疆危机，新疆由于省制的建设并未出现动荡，而各方势力的妥协最终稳固了满洲与内蒙，而有待进一步解决则是西藏与外蒙以及背后的西方势力的关系，尽管民国时代的边疆危机并未完全解除，而最终的处理也难称尽善尽美，但在清末民初的动荡中，中国仍然避免了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这其中既有地缘政治与历史传统提供的便利条件，也有各方势力自身的努力与妥协。

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失败了,而其他典型的多民族"普世帝国"的联邦化尝试成功了,或者说他们的单一化尝试失败了.

联省自治运动的发端应该是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1月1日(即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日)发布的<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这份宣言书里有这么一段:"國家幅員遼闊，各省自有其風氣所宜。前此清廷強以中央集權之法行之，遂其偽立憲之術；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宜。大綱既挈，條目自舉。——是曰內治之統一。"(这一段我个人认为是孙先生当时出于情势考虑而不得已做出的妥协,因为他老人家在十几年后是把联省自治运动给狠狠地批判了一番的).

1919年,梁启超在孙先生的前述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了所谓的联省自治主张.在他1919年著的<解放与改造发刊词>中,提出三大要领:"一、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故主张国民总须在法律上取得最后之自决权。二、同人确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到对外维持统一之必要点为止。三、同人确信地方自治，当由自动，故主张各省乃至各县各市，皆宜自动地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

1920年是联省自治运动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年.

时任湖南督军谭廷闿在曾担任过袁世凯的国务总理的熊希龄的支持下,于7月22日公然发表“还政于民”、“湘人自治”的通电，表示要“顺应民情”，实行民治，“采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该通电获得浙江军阀卢永祥、广东军阀陈炯明等人响应。10月，章太炎应邀访问长沙，亲自策动鼓励谭延闿实行联省自治。11月2日谭延闿发表通电，提出联省自治，比一省自治提高了一步。11月9日，章太炎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将联省自治运动的发展方向从建设"联邦制的中国"转为"邦联制的中国";文中公然喊出"今宜虚置中央政府，但令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一切，毋得自擅。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中央不得有一兵一骑。外交条约则由各该省督军省长副署，然后有效。币制银行，则由各省委托中央而监督造币，成色审核、银行发券之权，犹在各省。如是，政府虽存，等于虚牝，自无争位攘权之事。联省各派参事一人，足资监察，而国会亦可不设，则内乱庶其弭矣。"等主张。

而湖南民间在此时也有一些支持联省自治运动的声音.如以某人,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就公然主张“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应指西藏及蒙古），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

于是在湖南的"庙堂""江湖"两方面配合下,1920年12月11日，湖南省人民公投通过《湖南省自治宪法》,1921年4月21日，湖南省长赵恒惕又公布新的《湖南省宪法草案》.至1922年9月,赵恒惕成为湖南立宪后的首位首长.

湖南立宪的成功刺激了各地的联省自治派:

1921年4月，浙江省议会通过《浙江省宪法会议组织法》。6月4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出“豪电”，提出“分权于地方”，“先以省宪定自治之基础，继以国宪保统一之旧规”，附和“联治”主张。9月9日，省宪法会议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和《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施行法》，之后又通过了15个附属法。

陕西陈树藩1921年6月20日响应浙江卢永祥建议，以“联治”旗帜对抗北洋政府。

东北张作霖于1922年5月1日宣布东北自治。

江西陈光远通电响应，并授意江西省议会召开省宪会议.

1921年，以苏社为核心的江苏士绅欲在江苏省第三届省议会上指定江苏省宪法，然而江苏士绅内部分裂，南张派指控张孝若贿选议长，又引舆论压力及学潮，江苏省宪自治运动受到严重影响。

贵州卢焘1921年1月28日通电自主.

1920年11月，刘湘等人提出解决川局善后办法七条，包括“本川人治川之精神，实行地方自治”，1921年2月21日刘湘通电声明四川完全自治。

云南唐继尧响应联省自治，主持制定了《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

广东陈炯明喊出“粤人治粤”，“民选县长”为口号，成为广东省宪运动的前奏。1921年12月19日，省议会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在此基础上,陈炯明政府又相继推出"暂行县自治条例”，“暂行县长选举条例”和“暂行县议会议员选举条例”。条例规定，县级政府具有地方部分事务的决策权，而条例未规定者归省政府管理。县议会议员有限期，县政府受省政府监督。

孙中山于《民权主义第四讲》指出，"将本来统一的中国变成二十几个独立的单位，像一百年以前的美国十几个独立的邦一样，然后再来联合起来。这种见解和思想，真是谬误到极点，可谓人云亦云，习而不察。像这样只看见美国行联邦制度便成世界顶富强的国家，我们现在要中国富强也要去学美国的联邦制度，就是象前次所讲的欧美人民争民权，不说要争民权，只说要争自由平等，我们中国人此时来革命也要学欧美人的口号说去争自由平等，都是一样的盲从！都是一样的莫名其妙！……我们现在东亚处于此时的潮流，要把“联邦”二个字用得是恰当，便应该说中国和日本要联合起来，或者中国和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联合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向来都不是统一的，此刻要亚洲富强，可以抵抗欧洲，要联成一个大邦，那才可以说得通。至于中国的十八省和东三省以及各特别区，在清朝时候已经是统一的，已经是联属的。我们推翻清朝，承继清朝的领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国，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中國本部形式上向來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東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還有熱河、綏遠、青海許多特別區域，及蒙古、西藏各屬地。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統屬於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時候，各省也很統一。再推到元朝時候，不但是統一中國的版圖，且幾幾乎統一歐亞兩洲。推到宋朝時候，各省原來也是很統一的；到了南渡以後，南方幾省也是統一的。更向上推到唐朝、漢朝，中國的各省沒有不是統一的。由此便知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於各邦之獨立自治，還是由於各邦聯合後的進化所成的一個統一國家。所以美國的富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便不應該把各省再來分開。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亂象，是由於武人的割據。這種割據，我們要剷除他，萬不能再有聯省的謬主張，為武人割據作護符。若是這些武人有口實來各據一方，中國是再不能富強的。如果以美國聯邦制度就是富強的原因，那便是倒果為因。"

于是孙中山和国民党与陈炯明部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经过了六一六事变与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陈炯明部被彻底击溃,两广地区的联省自治运动遂告终结.而全国其他地方的联省自治运动在北伐战争之后也被强力镇压.此后虽有河南南阳的"宛西自治运动",但终究已不成气候.

那么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当年的联省自治运动成功了将会如何?"

首先如果是章太炎所设想的实行邦联制的"联省自治运动",地方省政府拥有自主的军队,自主外交权,自主财政权,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不分裂反而奇怪了.

其次,如果是梁启超所设想的实行联邦制的"联省自治运动",中央政府虽然具备"维持统一的最低限度的权力",可如果地方省政府依然具备自主制定教育政策,制定宗教政策,制定语言政策的权力的情况下,各少数民族地区分裂出去也是迟早的事.

由此可见,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只能由单一制政府治理的观点,才是中国没有被民族主义大潮冲得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

p.s.:单一制国家与复合制国家的区别并不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区别.

单一制国家的定义是指中央政府拥有对整个领土的绝对主权并且集中所有政治权力的国家,地方政府的一切权力均由中央政府授予,中央政府有权在任何时刻以任何理由收回这些权力.

复合制国家的定义是由两个以上具有一定主权的政治实体(自治共和国,联邦州,省等等)通过签署统一宪法建立跨境的中央政府部分代理成员事务,从而结合成更大的主权实体.中央政府统一行使的权力来源于各成员的自愿赋予,地方政府有随时从中央政府手中以任何理由收回这些权力并退出联邦的权力.

因为民族主义的原名是nationalism，翻译成国族主义更合适，并没有苛求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自然形成的民族，所以民国的五族共和和本朝的中华民族都能规避分裂，何况本朝名义上并非以民族主义立国

东亚四国,中,朝,韩,日都是单一主体民族占绝对优势的国家.放其它地区很少见这大体量的单一主体国家,因此跟其它多民族国家不是一回事.

而且我国有信史的记录太长了,分裂造成的大混乱,战争都记得清清楚楚,上一次分裂在民国的惨状大家都看到了,因此哪怕再激进的国人也得要掂量一下后果.

相反象五常 的美,英怎么维持统一才是要研究的,不同族群比例很高,要搞多元化下维持统一才是技术活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民国一直是分裂的好吗？别说西部边疆，连汉地都是四分五裂的。

直到后来共产主义取代民族主义又重新统一了中国。

分裂了呀，外蒙古、唐努乌梁海不就没了么。

大家只是单纯的说汉族人口多像稳定剂，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不够全面

其实民族主义出现之后新疆等地也出现了民族主义打头阵、宗教极端主义辅助的独立势力（也有可能两者关系是相反的，但是至少我这么认为）

但是实际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也促进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在上世纪初就开始在我们新疆地区传播，也有一大批信奉马哲的有志之士。老马的民族主义观也大大使我们理解“民族独立是为现代化铺路的，而不是现代化为民族独立铺路”

这一条也是深深入了我的脑

目前来看，我国地方民族独立只会阻碍我们整个现代化进程，只要是信奉马哲的，都不会股东分裂国家

先一辈的民族政策是巩固我们这个国家的重要原因。如果还按清朝的统治民族政策来说，即使汉族人口再多也会分裂，甚至是源于汉族的分裂

周恩来指出，必须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要随便评论。汉族同志不能认为自己的风俗习惯就是好的，别人的风俗习惯就是落后的。这种思想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改革，要在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由本民族群众自主自愿进行，决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强加于人。信教的与不信教的、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要互相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合作。

注意，在少数民族之间也有信奉不同宗教之分。当上面压迫到一定限度时信奉不同宗教的民族也会联合起来一起造反。比如在某个节点的青海循化，信奉伊斯兰教的撒拉族和信奉佛教的藏族一起咳咳咳咳了，这就是当时民族政策的问题。

当时同盟会反清为了得到日本支持只要汉地十八省，所以有铁血十八星旗。

人算不如天算。

袁世凯这人从甲午战争开始干日本人到八国联军侵华，对列强的野心一目了然，特别是对日本的野心非常清楚。袁世凯经过多年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政治手段熟悉。早就不是那些刚参加同盟会没多少基本政治常识的人能比的。

结果全国政权直接由袁世凯接手，国内中央政权由封建社会到现代国家平稳换权，边疆各清军势力直接平稳的交给中华民国。没有长时间的中央失控。各边疆甚至边界各哨卡直接由清军改制为国民军，不然的话直接被周边各列强直接分裂了。

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中央依然存在，只是对各地统治削弱，但是当时全国各军阀依然还是让这个中央的，而且更诡的是各地军阀的目标都是中华复兴，大部分军阀军事割据的目的不是分裂国家，而是出于各自政见理念不同，谁敢搞分裂全国讨阀。这一批军阀大多都参过不少对外战争各个基本上政治军事水平都相当强悍。

这个北洋政府后来由南方的中华民国政权平稳权，中央政权一直都在，列强与分裂势力从始至终都面临一个四亿多人统一的中国，确实无法短期分裂中国

时间飞速转到二战，日军侵华，日本人没想到，中国各地军阀如此团结，甚至为了抗日甘愿放弃政权效忠蒋介石。蒋介石这人缺点一大堆但就是爱国，始终想复兴中国。一直死抗日本人。后面由TG接手中国。

怪就怪民国这一批军阀，各个都想一统中原，再创盛世，一个个的野心都不小。

没分裂？相当于神罗崩的就剩个奥地利和几个日耳曼化的斯拉夫人邦国，这分裂程度都快赶上奥斯曼了。

咱不能因为“汉地十八省”这个帝国直辖领特别大，就把直辖领当成整个帝国，皇帝陛下不能直接统治、而是分封给他忠诚或者不怎么忠诚的封臣的领土，也是古典帝国疆土的一部分，咱从古典帝国转型成民族国家时，别说那些不怎么忠诚的封臣，就连效忠千年的朝鲜、越南都被人暴力夺走了，这叫“没分裂”？那分裂长啥样？

由于转型时分裂的太惨烈，我们已经用“中华帝国爆炸时剩下了哪里，哪里的居民就是中华民族”定义自己了，而不是“哪里曾长期效忠于帝国，哪里的住民就是中华民族”，连承认那些炸飞的部分也曾是帝国一部分的底气都没有，分裂的惨烈程度在所有古典帝国中都算最前面的。

跟现行国际法有关系。现行国际法禁止武力合并，导致了国家只许分裂不许统一。而这个是不可持续的。

分崩离析各有各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民族主义出现而分崩离析的。不光中国没有分裂，俄罗斯，美国，印度也都是多民族，也没有分裂，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上，各民族平等的普世国家。

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最初特指孙中山三民主义里的“民族主义”。

现在汉语语境的“民族主义”这四个字最早系统阐述的就是孙中山，正如同“革命”一词起初指改朝换代，“汤武革命”、革新天命，但是被孙中山赋予了推翻旧制度、旧政权暴政的意义，而这个“革命”一词也随着孙中山影响的扩大，而在东亚原中文地区而被泛化，比如日本人常说的“产业革命”，这个革命更像中文里“改革”的意思，随后又再次引进到中国称为“工业革命”，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只有孙中山肯承认、接纳、扶持他们，这批人也把革命一词引入韩国语境，比如后来朴正熙把五一六政变也称为“革命”，这个纯属是为自己非法篡权贴金。

同样，孙中山阐述的“民族主义”这四个字在一百年来被各种人阐述得完全没了原有的样子，现在人们讨论民族主义基本是用西方人的语境去描述，要么等同nationalism（国家主义）——左壬狂喜，要么等同racism、racialism、ethnocentrism（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大民族沙文主义）——左壬震怒。

我不揣冒昧的问一句，也许题主所认为的“民族主义”是指的后者？

但是孙中山阐述的民族主义跟这俩八竿子打不着啊！

前者国家主义——孙中山最大的金主是南洋华侨。因为早在清高宗的时候，清廷就放弃了南洋华人华侨，恰如宋高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操作，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到了晚清更顾不上南洋华人，所以南洋华人转而支持孙中山推翻清廷，寄希望于他革命后中国强大，能够为南洋英法美荷殖民地上的华人华侨背书的！

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模糊地理概念，这是要为海外华人华侨服务的，是要对马六甲这种世界交通枢纽和富饶的南洋施加中国影响力的，显然，他的民族主义远远超出了国家主义的范畴，其实更类似于我国现在反复强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超国家的民族主义，而非“国家主义”。

后者种族主义——那么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更谈不上了:

从早期（1894-1904）的“汉地十八省”理论，直接把广西云南四川湖南的大批少数民族认同为汉族，不予歧视，“五族共和”，汉满回藏蒙，为什么没南方少数民族？因为建国后划分的南方少数民族在当时都被视为汉人，如何racism？

到中期（1904－1914）的“我们并不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绝无寻仇之理。”，把驱除鞑虏的“鞑掳”局限于反革命的满清贵族，吸纳大批满族回族蒙古族加入革命党，何以racialism？

再到后期（1914－1925）的“融化五族为一大中华民族”的理论，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彻底清理满清200多年种族隔离政策（挑拨回汉、广建内地满城、禁边、禁海、禁通婚）造成的民族隔阂，逐步取消民族识别，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怎么ethnocentrism？

其实西方意义的民族主义，无论racism、racialism，还是ethnocentrism，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民族识别，只要有民族识别，就必然有民族差异，也必然诞生民族歧视，这不是念几句经文就能抹平的，不是今儿我弱小被歧视，就是明儿我强大去歧视别人，典型例子就是犹太人，凭借宗教进行族群黏合，拒绝融入罗马帝国灭亡的民族大熔炉，几千年来都如此，那么结果无非是欧洲中世纪与近代的反犹浪潮，又或者二战后犹太人鸡犬升天，去侵略歧视其他民族，又比如美国，要保持种族歧视，就必然厉行民族识别，兴建隔离区，爱尔兰区、黑人区、中国城、盎撒白人聚集地，不实行民族识别怎么显得3k党盎撒人与众不同呢？而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使得孙中山放弃民族识别，从根源上杜绝了民族歧视、种族主义。

至于有人谈到外蒙是因为中国民族主义丢的，这就很搞笑了，你以为外蒙是台湾问题、“内战问题”，实际上外蒙是“香港问题”、外交问题，外蒙早在辛亥革命前就策动独立了，而幕后黑手则是俄国人。

20世纪初沙俄修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横跨亚欧、联系莫斯科与海参崴的铁路命脉、俄罗斯的生命线，是贴着外蒙修建的，注定了要么外蒙在中国人手里、俄国远东随时可能被中国拦腰切断夺回，要么分裂外蒙出来建立亲俄政权、保证西伯利亚腹地，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都选择了维护自身的民族与国家利益，牺牲弱国，使外蒙成为自己的附庸。弱国无外交下，留给我们的选择并不多，无论是段祺瑞短暂收复又灰溜溜撤走，还是曹锟吴佩孚空喊口号，无论是孙中山暂时搁置争议，还是李大钊干脆放弃争议，又或者是老蒋被排斥在雅尔塔会议之外、等待美苏裁决瓜分、彻底承认外蒙，再然后是教员选择体面的接受既成事实。从始至终，外蒙问题就不是民族问题，而是中俄问题，又何来民族主义使中国失去外蒙？也许有一天中国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的体量与人均全方位超过俄国，外蒙还会转而亲华、或者内附。

而另一方面，随着俄罗斯衰落，外蒙也在积极寻找下家接盘，比如韩国、日本，2020年外蒙刚捐赠中国牲畜，让国人以为中蒙关系和好，到了2021年，突然刀锋一转，蒙韩达成“战略伙伴关系”，进行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全面合作:

你说韩蒙这战略合作伙伴又是在针对哪国？前年虚晃一枪，去年就被韩国截胡，又或者说，韩蒙合作才是真实目的？那他们的战略假想敌又是谁？可怜国内这么多文大统领粉丝，原来对华最恶意的还是他，这可比铺萨德恶心多了，也难怪近期中韩间互相攻击的负面报道不断。

回到原来话题，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两层意义，一者对内的民族融合，一者对外的民族解放。

故在满清时代，凡割让土地、丧失国权之事甘心为之，绝无顾忌。直至革命以后，满清虽已推倒，而已失之国权与土地仍操诸外国，未能收回。以言国权，如海关则归其掌握，条约则受其束缚，领事裁判则犹未撤销。以言土地，威海卫入於英，旅顺入於日，青岛入於德。德国败后，而山东问题尚覆受制於日本，至今不能归还。由此现象观之，中华民国固未可谓为完全独立国家也。吾人若以救国为己任，则仍当坚持民族主义，实行收回已失之土地与国权，始能与日本、暹罗同为东亚之独立国。

从兴中会草创时运军火支持菲律宾民族解放，到同盟会时收容越南、朝韩民族主义者，比如越南民族领袖潘佩珠，朝鲜民族领袖申圭植。

孙中山在进行西南革命期间，以越南为根据地，结交并启迪了越南早期民族领袖潘佩珠，使他由保皇党转变为革命党，而这个潘佩珠，与同为义安老乡的阮生辉交情深厚，晚年向阮的儿子传播进步思想，这个义安少年名叫阮必成，后来改名胡志明。

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由于害怕惹怒日本，北洋政府对其进行了驱逐，然后朴殷植等人都跑到了广州，因为天地之大，彼时也只有孙中山接纳他们，孙中山与韩国临政代表申圭植互递国书，孙中山广东护法军政府成为了第一个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政权，并开办军校，接纳和培养朝鲜半岛上的民族人才，甚至朝鲜民族主义者赵素昂还效法三民主义提出了三均主义，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分裂，这批滞留在广州的朝韩民族主义者也发生分裂，一批人投了老蒋，一批人追随了共。二战结束，朝韩分立，曾经的两位民族元老，金九与赵素昂，一个居南，一个归北。

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浪潮袭来，勃兴的是东亚主义，老一辈革命领袖推崇整个东亚东南亚的泛东亚各个民族崛起、打碎列强的枷锁桎梏，最初由日本人提出的泛亚论，被日本政府自己抛弃，他们选择为了自己而侵略中国、吞并朝鲜半岛，而真正挥舞民族主义这面旗帜的则是中国孙中山、日本宫崎滔天、越南潘佩珠、朝韩申圭植朴殷植、南洋林义顺等人，试想一下，一个囊括中国、日本、朝韩、印支半岛和整个南洋诸国的泛亚联盟，其体量足以与欧美列强论短长。——然而这个美好愿景，随之日本军阀里切，美苏两极，英法搅屎棍，诸多利益撕扯下，变成了而今的局势。

当我们再次回望20世纪初的东亚，一个还怕自己不够庞大的民族主义，又岂会急于内部分化细化？欧美列强的压迫，促使了整个东亚形成了与欧美截然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潮，而这种思潮被孙中山阐释与以身作则，成为了20世纪初东亚弱小国家民族主义的源泉，不是讲分化，而是讲融合，不是讲异见，而是求共同，对于彼时洋人铁蹄下的汉人、蒙古人、朝鲜人、南洋人、越南人等等民族，饱受压迫，如果像欧洲那种民族主义的玩法，民族无限可分，必然被列强各个击破，玩弄股掌之间，就像爱新觉罗家族以小族临大国，他们怎么做的？设立旗人，刻意分化、制造特权民族，广设满城，进行民族地域、宗教、血缘的隔离，达成民族隔阂，挑拨回汉内耗，来回制造内部民族种族冲突，用以掩盖阶级矛盾和民族压迫，这套玩法，欧美那也如火纯青，现在还在用，怎么就那么好用，至今屡试不爽，可谓东西反动派殊途同归——而这玩法，身在清末的孙中山等人可太熟悉了。

　　先上几张图
　　之一：回民支队

　　之二：李四光(蒙古族)

　　之三：鹿钟麟、溥仪、熊秉坤合影

　　之四：库尔班大叔和毛主席

　　中国没有因此分裂，并不是汉族人口多。
　　而是因为某人推行了多年的真正的民族团结。
　　各族军民，和汉族人民都认同中华民族，大家不分彼此，一起反帝反封建，一起打败日本狗强盗，推翻三座大山，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鲜血凝聚成的友谊，不是一帮吃里爬外的公知水军弄一堆马甲冒充汉族或各少数民族在网上自己日自己带节奏就能破坏的。

　　本日更新：金珠玛米呀咕嘟

　　天路

民族主义是一种智慧，不是一种科学，不需要唯一的答案。科学方面我们确实不如西方，但我们在民族融合方面，历史证明强于西方。很多人拿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做文章，认为这是一个缝合产物，但我想说的是，这正是中国智慧区别于西方智慧的标志之一。

最早东亚大陆也没有汉族这个概念，是华夏族融合了很多周边民族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中华民族就不能融合发展起来，非要走西方那条民族道路呢？

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只一种文明，一种理论，为什么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就一定正确呢？民族主义又不是数学和物理，非得有个世界统一的答案？

这不是什么“我们不吃那一套”的说法，而是历史的演进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放弃自己的历史经验去相信别人的理论，不是太荒唐么？

有些人认为民族融合必然会用非人道手段，但他们忘了，最早的民族就是通过通婚和杂居由部落联合形成的。在现代这样一个高度流动的工业化社会，民族融合显然要比古代容易得多。

我国的民族事业不管是缝合还是融合，我觉得这一百多年来不说有多成功，但至少是合格的。继续按我们的历史经验走下去，我们完全可以再造一个实至名归的中华民族！

先答题：简单因为所有自清末开始的革命者都在妥协。

我一直认为很多人是真的讨厌，你说他不学无术吧，他好像又知道点什么，你说他知道点什么吧，他不学无术的样子是真的让厌恶，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