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美英等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是否出现了柏拉图所说的雅典民主制的三个致命缺点？
在探讨当今英美等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是否出现了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指出的雅典民主制的三个致命缺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柏拉图所认为的雅典民主制的弊端，以及它们在当代的体现的可能性。
柏拉图对雅典民主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对“多数人的统治”和“灵魂的堕落”的担忧。他认为，民主制是一种从寡头制堕落而来的政体，其核心问题在于：
1. 德行的退化与感官欲望的泛滥（Pleasureseeking and Moral Degradation）：
柏拉图认为，雅典民主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对“自由”的极端追求，这种自由最终演变成了不受约束的欲望放纵。在民主制下，人民追求的不是善和理性，而是感官上的即时满足和享乐。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而法律和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无关紧要。他将其比喻为“船长统治”的情形，即船上的人们并不关心航行的方向和目的，只关心谁能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或制造欢乐。
在当今社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倾向的影子。
消费主义与娱乐至死：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消费文化和娱乐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感官需求。媒体和广告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欲望，使得许多人沉溺于物质享受和消遣之中，而对更为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或公共事务的理性思考变得疏远。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政治议题的讨论被简化为娱乐化的口号或情绪宣泄，公众更容易被煽动性的言论吸引，而不是深入理解政策的复杂性。
“取消文化”与情绪政治：虽然“取消文化”有其维护社会公正和反抗压迫的一面，但其过度发展也可能表现出柏拉图所担心的“不受约束的欲望”。当公众情绪被点燃，对某些个体或观点进行道德审判和排斥时，有时缺乏审慎的程序和理性的辩论，而更多地是基于情感反应。这使得公共讨论容易变得极端化和非理性。
“政治正确”的滥用：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迎合公众的敏感性或避免冒犯，政治话语可能变得空洞和程式化，失去了对真理和深刻问题的探讨，反而迎合了某种形式的“感官愉悦”或“不惹麻烦”的心理。
2. 非理性的知识与专业知识的被贬低（The Rule of the Ignorant and Disregard for Expertise）：
柏拉图认为，雅典民主制中，真正的智慧和专业知识被大众的意见所淹没。政治决策并非由最了解治国之道的“哲人王”做出，而是由不具备相关知识和美德的普通公民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他批评这种“凡事皆懂”的普遍性，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平等主义”，将普通人的意见与专家的判断混为一谈。
在当代，这一点也颇有讨论的空间。
民粹主义的兴起：许多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浪潮，常以“人民的声音”为旗号，挑战精英政治和专业知识。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可能迎合大众的非理性情绪或简单化解决方案，而忽视了经济学家、科学家、政策分析师等专业人士的意见。例如，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经济政策等复杂问题上，科学共识可能被边缘化，而迎合公众短期利益或情绪的决策更受欢迎。
社交媒体的影响：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但同时也降低了信息筛选的门槛。普通民众可以轻易发表意见，但缺乏事实核查和专业分析的意见也可能获得极大的关注和传播，与经过严谨研究的科学发现或专业分析并驾齐驱，甚至将其压倒。这造成了“后真相时代”的困境，即客观事实的重要性被个人信念和情绪所取代。
对专家权威的质疑：在某些领域，公众对专家（如科学家、医生、学者）的普遍信任度下降。当专业意见与大众的直觉或偏好不符时，很容易引发质疑甚至敌意。这使得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克服公众的疑虑和推动科学建议变得异常困难。
3. 煽动者与政治领袖的操纵（The Rise of Demagogues and Manipulation of Public Opinion）：
柏拉图担心，在民主制度下，那些善于言辞、懂得迎合大众喜好的人（即煽动者或苏菲派）会获得权力。他们不是通过理性和对善的追求来治理国家，而是通过操纵公众的情感、制造虚假的承诺和利用大众的偏见来赢得支持，最终将国家引向灾难。
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也显而易见。
政治宣传与形象工程：现代政治竞选高度依赖媒体和公关。政治家们为了塑造有利的公众形象，常常采用“口号式”的政治宣传，制造情绪化的认同感，而非进行深入的政策辩论。媒体对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和新闻叙事，也容易强化某些特定的政治人物形象，而忽略其政策的实质。
虚假信息与网络操纵：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煽动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平台。通过虚假信息、阴谋论和精准的算法推送，煽动者能够有效地操纵公众舆论，激化社会矛盾，并攻击政治对手或特定群体。这种操纵使得理性的公共讨论变得更加困难，民主过程容易被外部势力或内部的操纵者所影响。
两极分化与党派对立：煽动者往往善于利用社会的分裂和对立，通过制造“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来巩固支持。这种策略在加剧政治极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跨党派的合作和妥协变得几乎不可能，国家治理的效率大大降低。
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今日的英美民主制等同于柏拉图笔下的雅典民主制。
首先，柏拉图所批判的雅典民主制，是直接民主制，公民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的决策。而当今的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公民通过选举代表来管理国家。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引入了一层过滤和理性考量的机制，理论上可以缓解直接民主可能带来的冲动和非理性。
其次，当今的民主国家拥有更成熟的宪法、法律体系、独立的司法机构和相对自由的媒体环境，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权力的滥用和防止煽动者的肆意妄为。虽然这些机制并非完美，但其存在本身就与柏拉图时代的雅典有所不同。
再者，现代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多样化，在理论上也可以提升公民的理性认知能力。当然，这也伴随着信息过载和辨别真伪的挑战。
总而言之，柏拉图对雅典民主制的担忧——德行退化、非理性知识主导、以及煽动者的操纵——在当今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确实可以找到一些令人警醒的影子。 消费主义、民粹主义的抬头、信息时代的挑战以及政治宣传的技巧，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这些古老的问题。
然而，将当代民主社会完全归结于柏拉图的批评也是片面的。代议制、法治、教育和信息传播方式的演变，都使得当代民主制与雅典民主制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认识到这些潜在的危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加以应对。 这需要公民不断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也需要政治体制能够不断改革和完善，以更好地回应理性的呼唤，抵制非理性的冲动，确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够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仅仅迎合多数人的即时偏好或被少数煽动者所裹挟。这仍然是衡量一个民主政体健康与否的关键。
柏拉图对雅典民主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对“多数人的统治”和“灵魂的堕落”的担忧。他认为，民主制是一种从寡头制堕落而来的政体，其核心问题在于：
1. 德行的退化与感官欲望的泛滥（Pleasureseeking and Moral Degradation）：
柏拉图认为，雅典民主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对“自由”的极端追求，这种自由最终演变成了不受约束的欲望放纵。在民主制下，人民追求的不是善和理性，而是感官上的即时满足和享乐。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而法律和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无关紧要。他将其比喻为“船长统治”的情形，即船上的人们并不关心航行的方向和目的，只关心谁能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或制造欢乐。
在当今社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倾向的影子。
消费主义与娱乐至死：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消费文化和娱乐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感官需求。媒体和广告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欲望，使得许多人沉溺于物质享受和消遣之中，而对更为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或公共事务的理性思考变得疏远。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政治议题的讨论被简化为娱乐化的口号或情绪宣泄，公众更容易被煽动性的言论吸引，而不是深入理解政策的复杂性。
“取消文化”与情绪政治：虽然“取消文化”有其维护社会公正和反抗压迫的一面，但其过度发展也可能表现出柏拉图所担心的“不受约束的欲望”。当公众情绪被点燃，对某些个体或观点进行道德审判和排斥时，有时缺乏审慎的程序和理性的辩论，而更多地是基于情感反应。这使得公共讨论容易变得极端化和非理性。
“政治正确”的滥用：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迎合公众的敏感性或避免冒犯，政治话语可能变得空洞和程式化，失去了对真理和深刻问题的探讨，反而迎合了某种形式的“感官愉悦”或“不惹麻烦”的心理。
2. 非理性的知识与专业知识的被贬低（The Rule of the Ignorant and Disregard for Expertise）：
柏拉图认为，雅典民主制中，真正的智慧和专业知识被大众的意见所淹没。政治决策并非由最了解治国之道的“哲人王”做出，而是由不具备相关知识和美德的普通公民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他批评这种“凡事皆懂”的普遍性，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平等主义”，将普通人的意见与专家的判断混为一谈。
在当代，这一点也颇有讨论的空间。
民粹主义的兴起：许多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浪潮，常以“人民的声音”为旗号，挑战精英政治和专业知识。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可能迎合大众的非理性情绪或简单化解决方案，而忽视了经济学家、科学家、政策分析师等专业人士的意见。例如，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经济政策等复杂问题上，科学共识可能被边缘化，而迎合公众短期利益或情绪的决策更受欢迎。
社交媒体的影响：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但同时也降低了信息筛选的门槛。普通民众可以轻易发表意见，但缺乏事实核查和专业分析的意见也可能获得极大的关注和传播，与经过严谨研究的科学发现或专业分析并驾齐驱，甚至将其压倒。这造成了“后真相时代”的困境，即客观事实的重要性被个人信念和情绪所取代。
对专家权威的质疑：在某些领域，公众对专家（如科学家、医生、学者）的普遍信任度下降。当专业意见与大众的直觉或偏好不符时，很容易引发质疑甚至敌意。这使得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克服公众的疑虑和推动科学建议变得异常困难。
3. 煽动者与政治领袖的操纵（The Rise of Demagogues and Manipulation of Public Opinion）：
柏拉图担心，在民主制度下，那些善于言辞、懂得迎合大众喜好的人（即煽动者或苏菲派）会获得权力。他们不是通过理性和对善的追求来治理国家，而是通过操纵公众的情感、制造虚假的承诺和利用大众的偏见来赢得支持，最终将国家引向灾难。
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也显而易见。
政治宣传与形象工程：现代政治竞选高度依赖媒体和公关。政治家们为了塑造有利的公众形象，常常采用“口号式”的政治宣传，制造情绪化的认同感，而非进行深入的政策辩论。媒体对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和新闻叙事，也容易强化某些特定的政治人物形象，而忽略其政策的实质。
虚假信息与网络操纵：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煽动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平台。通过虚假信息、阴谋论和精准的算法推送，煽动者能够有效地操纵公众舆论，激化社会矛盾，并攻击政治对手或特定群体。这种操纵使得理性的公共讨论变得更加困难，民主过程容易被外部势力或内部的操纵者所影响。
两极分化与党派对立：煽动者往往善于利用社会的分裂和对立，通过制造“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来巩固支持。这种策略在加剧政治极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跨党派的合作和妥协变得几乎不可能，国家治理的效率大大降低。
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今日的英美民主制等同于柏拉图笔下的雅典民主制。
首先，柏拉图所批判的雅典民主制，是直接民主制，公民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的决策。而当今的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公民通过选举代表来管理国家。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引入了一层过滤和理性考量的机制，理论上可以缓解直接民主可能带来的冲动和非理性。
其次，当今的民主国家拥有更成熟的宪法、法律体系、独立的司法机构和相对自由的媒体环境，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权力的滥用和防止煽动者的肆意妄为。虽然这些机制并非完美，但其存在本身就与柏拉图时代的雅典有所不同。
再者，现代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多样化，在理论上也可以提升公民的理性认知能力。当然，这也伴随着信息过载和辨别真伪的挑战。
总而言之，柏拉图对雅典民主制的担忧——德行退化、非理性知识主导、以及煽动者的操纵——在当今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确实可以找到一些令人警醒的影子。 消费主义、民粹主义的抬头、信息时代的挑战以及政治宣传的技巧，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这些古老的问题。
然而，将当代民主社会完全归结于柏拉图的批评也是片面的。代议制、法治、教育和信息传播方式的演变，都使得当代民主制与雅典民主制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认识到这些潜在的危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加以应对。 这需要公民不断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也需要政治体制能够不断改革和完善，以更好地回应理性的呼唤，抵制非理性的冲动，确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够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仅仅迎合多数人的即时偏好或被少数煽动者所裹挟。这仍然是衡量一个民主政体健康与否的关键。
网友意见
之前@ Kevin在
知乎上关于柏拉图的问题中，有哪些是靠谱、值得一答的？ - 知乎用户的回答 - 知乎中列举了81个与柏拉图有关的问题。我个人非常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够有人认领，并且给出好答案。这个问题下现在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所以我先来抛砖。
这个问题本身非常容易回答：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与现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是完全两码事。尽管共享了一些相同的术语，比如“民主”或者“自由”，但内在的含义相差甚远。所以在理解柏拉图的思想时，不能直接套用这些术语的现代概念。反过来，也不宜用柏拉图的理论来理解现代政治社会。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自由”一词的含义，既然问题中涉及了，就稍微展开说一下。
按照柏拉图的理论，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西欧政治思想家直到16、17世纪对柏拉图以及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普遍共识是，“自由”是指一个人在理性而非情感或欲望的驱使下行动。所以如果一个人因情感而行动，便不是作为一个自由人而行动，甚至根本不算是作为一个有别于“动物”的人而行动。这种行动不是“自由”的体现，而被称为“纵欲”。比如伊拉斯谟就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谈到人有两颗灵魂，一颗被理性或精神所主宰，一颗被情感或肉体所控制。如果一个被情感所控制的人有自由去做他乐意做的事，那称不上真正的自由。所以一个人如果要获得自由，就要跟随理性的指令而行动，决不能让自己沦为欲望的奴隶。
但是这个“自由”的定义在近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霍布斯是西欧最早展现这一变化的人，在霍布斯那里“自由”被定义为客观行动不受到约束（且不考虑霍布斯的理论本身非常复杂多变）。到现在，我们熟悉的“自由”显然包含了可以依循自己的欲望行事，想吃吃想玩玩。这种对个人偏好和欲望的顺从（或者我们直接称其为“无节制的自由”），不仅不是近现代自由主义反对和批评的，反而是极力尊重和保护的基本原则。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近代政治思想在许多核心方面虽然保留了古代政治思想的术语，但在实质上确实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根本性颠覆。所以柏拉图所谓民主制度的第一个缺点在根本上，就很难用现代政治思想来理解和回答。
关于第二个缺点。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直接民主，同样和现代政治相差甚远，所以古希腊城邦语境下的多数人暴政和近代思想家（比如麦迪逊或者托克维尔）担心的多数人暴政并不是一回事，而近代思想家担心的多数人暴政在现代社会是有一些解决对应策略的。顺便纯吐槽一句，我看题主似乎是反对“政治正确”的概念，“政治正确”是克服多数人暴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尽管具体手段可以讨论）。可以参见我之前写过的另两个答案，
如何看待「全民公投」决定国家大事这种做法？ - 姜源的回答 - 知乎，
为什么雅典的直接民主在现今社会行不通？ - 姜源的回答 - 知乎在此就不赘述了。
至于第三个缺点，比较简单直白的回应是：僭主是古希腊城邦政治体制中的特有概念，有非常特定和狭窄的含义。而且这个概念在后世的政治理论中不太被使用，所以含义也没有被泛化和扩大化。所以不要在脱离古希腊城邦的语境下使用“僭主”一词。
这个问题隐含着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部分：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于政体在时间维度上的状态有着不同的观念。柏拉图和大多数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共识是，一个城邦的政体注定处于循环之中。尽管不同思想家理论中的循环模式不完全相同，但古希腊思想家并不相信某一种政体可以永续。近代共和主义的思想家也认为一个城邦共和国极难以永续，而且他们悲观的认为，一旦共和国“堕落”了就无法恢复。而现代社会的思想家则默认了共和制度可以地久天长的维持下去。这种观念是如何变化的，我并没有研究过，希望有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可以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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