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国企为何没有发展出像韩国日本财阀三星,三菱等一批国际影响力巨大,技术水平先进,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

回答
中国国企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一些挑战,未能像韩国、日本的财阀那样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巨大影响力、技术水平先进且盈利能力极强的企业。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剖析。这并非简单的“是”或“否”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历史背景、制度设计、市场环境以及企业自身运营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交织。

一、历史的烙印与发展路径的差异

首先,我们得承认中日韩三国在发展道路上的根本性差异。

韩国财阀的崛起: 韩国财阀的兴起与国家战略紧密相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政府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选择了“重点扶持”的政策。通过低息贷款、税收优惠、进口配额等方式,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了少数几家有潜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手中,例如三星、现代、LG等。这些企业在政府的庇护下,迅速成长,并通过多元化经营,构建了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它们不仅承担了国家发展的重任,也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种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发展型国家”的产物。

日本的“企业集团”与“通产省”: 日本的财阀,或更准确地说是战后的“企业集团”(Keiretsu),虽然在二战后被解散,但其精神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延续。更重要的是,日本经济产业省(旧通商产业省)在战后经济重建和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技术引进协调、市场准入控制等方式,有力地推动了汽车、电子、钢铁等产业的发展。日本企业间的横向联合和纵向协作也非常紧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生态系统。

中国的国企改革历程: 中国的国企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早期的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目标是满足国家生产需求,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或市场竞争力。改革初期,国企面临着效率低下、负担沉重(冗员、福利)、技术落后等诸多问题。虽然国家也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扶持和改革,但其模式与日韩有所不同。中国的国企改革更侧重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市场化运作的引入。在这个过程中,部分优质国企通过改制上市、兼并重组得以发展,但整体而言,其发展路径更为曲折。

二、制度与激励机制的内在差异

这可能是导致国企发展“天花板”的关键因素之一。

所有权模糊与代理人问题: 在很多中国国企中,虽然名义上是国有,但实际上的所有者(全民)与经营者(企业管理者)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这导致了经典的“代理人问题”。管理者可能更倾向于追求规模扩张、个人权力或短期政绩,而不是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和技术创新。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约束和内部激励机制,这种倾向会更加明显。

缺乏市场化的激励与约束: 相较于韩国、日本的财阀,其企业高管的薪酬、股权激励等与市场表现紧密挂钩,这形成了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中国国企的激励机制往往不够市场化,其薪酬体系可能受到行政级别、行业平均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充分激发管理者的创新和效率。同时,对失败的容忍度也相对较低,这可能导致管理者倾向于规避风险,而非大胆创新。

“国进民退”的周期性影响: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存在着“国进民退”的现象。即国家力量会通过政策、资源倾斜等方式,优先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有时甚至会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部分国企的规模扩张,但也可能导致市场竞争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不利于形成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冠军企业”。

三、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的逻辑不同

技术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石,在这方面,中国国企与日韩财阀也存在显著差异。

研发投入的导向性: 韩国财阀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是战略性的,且与市场需求和国际竞争紧密结合。它们会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前沿技术的研究,并将其快速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例如,三星在半导体、显示器等领域的巨额研发投入,使其成为全球领导者。日本企业也长期以来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的研发,并形成了完善的产学研合作体系。

中国国企的研发模式: 中国国企的研发模式则更为复杂。一些国企在国家战略导向的项目上投入巨大,但在市场导向的技术迭代和产品创新上,可能显得不够灵活和高效。研发投入的效率、成果转化率以及市场竞争力,往往受到内部体制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此外,对技术模仿和引进的依赖,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主创新的动力。

“创新孤岛”与“市场脱节”: 部分国企的研发部门可能与市场需求脱节,或者研发项目过于“政治化”,缺乏市场验证。这导致即使拥有一定的研发能力,也难以形成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和商业模式。

四、市场竞争环境与全球化战略的差异

市场环境是企业成长的土壤,其差异也至关重要。

国内市场的保护: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为了扶持本土产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内市场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例如设置市场准入门槛,限制外资进入某些领域等。这使得一些国企在相对温和的国内市场中成长起来,尚未经历过充分的国际化竞争的洗礼。

全球化战略的侧重点: 韩国财阀的崛起与全球化同步进行。它们很早就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销售网络和生产基地。这种主动的全球化战略,使其能够更快地接触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快速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国企的全球化: 中国国企的全球化,在近年来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早期更多的是以出口为主,或者通过并购获取资源和技术。在品牌塑造、海外市场深度耕耘以及本地化运营方面,可能仍有提升空间。

五、企业文化与治理结构的深层影响

企业文化和治理结构是影响企业长期发展的根本性因素。

官本位与效率: 一些中国国企仍然带有一定的“官本位”色彩,层层审批、决策链条长,这会削弱企业的灵活性和效率。而韩国、日本的企业文化,虽然也有其等级制度,但更加注重执行力、团队合作和对股东负责。

股东价值与社会责任的平衡: 韩国财阀的经营者必须对股东负责,他们的业绩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利益。而中国国企在追求股东价值(国家利益)的同时,还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例如就业、稳定、国家战略任务等。如何在这些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透明度与问责制: 韩国、日本的企业在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方面,相对更加透明和规范,这有助于外部投资者和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督。中国国企在信息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仍有改进的空间,这可能会影响其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和估值。

总结来说,中国国企未能发展出像三星、三菱那样的巨头,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历史发展阶段和制度设计不同: 韩国、日本是通过国家战略主导,集中资源扶持少数企业,形成“国家队”。中国则是在转型过程中,经历了复杂的国企改革,更加强调市场化和多元化发展。
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差异: 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不足,代理人问题突出,可能导致国企管理者缺乏持续追求卓越和承担风险的动力。
技术创新路径与市场导向的不足: 研发投入的效率和成果转化率,以及对市场前沿的敏锐度,与世界一流企业仍有差距。
市场竞争环境与全球化战略的侧重点不同: 早期国内市场的保护,以及在品牌塑造和深度全球化方面的经验积累尚显不足。
企业文化与治理结构的内在挑战: 官本位、效率问题以及对多重目标的平衡,都可能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国企没有优势或没有进步。在能源、通信、金融等领域,中国已经涌现出一批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有企业。但要达到三星、三菱那样在多个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都成为绝对领导者的程度,仍需要持续的改革和深刻的变革。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未来方向。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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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妥的体制问题啊。

三星才多少年,大规模扩张也就最近三四十年的事。韩国企业员工退休金以社保为主体,企业基本上只需要付一笔一次性的奖金。人力资源成本如此低,加上早期和现在大量的政府订单(三星是韩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以及自有银行的融资优势,国家大力扶持,盈利能力强也很正常呀。

三菱集团是个松散的企业集团,虽然有联系但是相互之间还是独立的。可是三菱显然也不是所谓盈利能力强。波特的《日本还有竞争力吗?》里把日本分成了两块,一块是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日本,一块则是低效、成本高、毫无竞争力的部分。显然三菱集团里大部分企业属于后者。三菱扶桑(已经被戴姆勒收购)、三菱汽车之类还好。BTMU成立之时就背负了泡沫经济时期大量坏账,好不容易冲销得差不多了又遇上了07年次贷危机;三菱铝业、三菱化学之类从日本战后经济起飞起就一直没有国际竞争力。另外,和韩国不同,日本的企业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退休金之类的基本由企业负责。三菱也已经过了扩张期,有一大堆退休员工要养。著名的『全体就业』政策,导致日本不得不让一些行业吸纳过多就业导致成本过高(典型的比如物流和零售业)。另外还有终身雇佣制,企业在不景气时也不能通过裁员减少成本。日本的企业文化也强调企业为从业员所有,企业融资主要通过银行而非债券和股票市场,因此相比削减成本提高利润让财报更好看,企业经营者更喜欢增加员工福利。如此种种体制和文化因素,导致三菱的盈利能力也不足。

当然,三菱旗下的三菱重工也是日本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三菱还有宇航、航空等全靠政府撑起来的业务。三菱商事也是日本国内几大综合商社之一。不过相比三星在韩国国内一家独大的地位,三菱显然还没那么大。

至于中国,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盈利也从来不是最优先考虑的。几大军工集团以前都是第X机械工业部,是正牌政府机关。正式员工也是有编制的,不能随便辞退、解雇。这么长的历史也导致了各大央企的历史负担比较重。另外提高盈利对企业高管而言收益也不大。于是久而久之就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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