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票房过亿，部分老人子女向导演讨钱一事？
首先，让我们看看《二十二》本身。这部纪录片能在中国获得票房过亿的成绩，这本身就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在通常以商业片为主导的市场中，一部讲述沉重历史、聚焦少数群体晚年生活的纪录片能取得这样的商业成功，说明了：
时代的回响和民族情感的共鸣： 《二十二》触及的是一段令人心痛的历史，是许多中国人心中难以磨灭的伤痕。影片的上映，恰逢中国社会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度再次提升的时期，唤起了民众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对受难者群体的同情与尊重。人们走进影院，不仅仅是观影，更是一种对历史的纪念，对受难者的致敬，也是对民族尊严的认同。
纪录片艺术的突破与认可： 在中国，纪录片往往面临着资金、发行和观众接受度等多方面的挑战。《二十二》的成功，证明了优秀的纪录片作品即便题材沉重，也能赢得市场的青睐，这对于中国纪录片行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导演郭柯以其真诚和坚持，记录下了这些“最后的证人”，其勇气和付出得到了广泛认可。
社会议题的公共讨论： 影片的上映引发了更广泛的社会讨论，关于慰安妇的历史真相、幸存者的晚年生活状况、以及如何铭记历史、反对战争等话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使得“慰安妇”这个沉重的历史名词，不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文字，而是活生生的人的经历，是需要我们正视和反思的现实。
然而，随之而来的“部分老人子女向导演讨钱”的事件，则将这份复杂的情感推向了另一个层面，并且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也要深入分析：
情感与现实的错位： 很多人在观看《二十二》时，被影片中老人们的坚韧和苦难深深打动，许多观众自发地想要为这些老人提供帮助，表达自己的心意。这种情感的涌现是真实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利益的介入与扭曲： 当一些幸存老人的子女认为他们应该从影片的成功中获得经济利益时，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讨钱”的动机有多重？ 一方面，可能是子女确实认为老人晚年生活困难，需要经济上的支持，而影片的成功让他们看到了“机会”。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其中存在一些更复杂的考量，比如对影片收益分配的误解，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利用”行为，将亲人的苦难与经济利益挂钩，显得十分功利。
与导演的契约关系： 导演在拍摄纪录片时，通常会与被拍摄者（或其监护人）签订协议，明确拍摄的目的、版权归属以及可能的回报。如果协议中没有明确规定影片收益的分成，那么子女以“讨钱”的方式出现，就缺乏法律和道德上的依据。导演郭柯在采访中也表示，他拍摄的初衷是记录历史，而非为了牟利，并且也为老人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历史苦难是否能成为“商品”？ 这是最核心也最敏感的问题。将慰安妇老人的悲惨经历，与票房收入直接挂钩，并要求从中分成，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消费苦难”的观感。这不仅是对幸存老人尊严的冒犯，也是对历史事件本身的简化和不尊重。历史的记忆和教育，不应被浅薄的物质利益所绑架。
公众情绪的撕裂： 这起事件一经曝光，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支持子女的观点： 一部分人认为，老人及其家人是影片的“素材”，影片的成功离不开她们的付出，因此获得经济回报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可能认为导演“赚了钱”，而老人晚年生活并没有得到极大改善，是一种不公平。
批评子女的观点： 另一部分人则强烈批评子女的行为，认为这是在“敲诈”导演，是在消费亲人的苦难，是对历史的不敬。他们认为，导演的付出同样巨大，并且其行为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不应被物质利益所衡量。
我的看法是，
《二十二》票房过亿，首先证明了社会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对幸存者的关怀，这是积极的信号。导演郭柯以其艺术家的担当，将这段历史呈现在大众面前，其价值远远超过了票房数字。
而部分子女向导演“讨钱”的行为，则暴露了在情感、道义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巨大鸿沟。这种行为是值得反思和警惕的。
艺术创作与素材提供者的关系： 纪录片创作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导演是创作者，而拍摄对象是“素材”。这种关系往往建立在信任、尊重和对创作目的的理解之上。如果拍摄对象的家属将亲人的经历简单视为“可供出售的商品”，并且以索要金钱为主要目的，这与纪录片创作的初衷和精神是相悖的。
情感支持与物质回报的界限： 公众对慰安妇幸存者的同情和支持，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声援。当然，如果能通过合法合规的渠道，将善款直接用于改善老人的生活，这无疑是值得鼓励的。但将影片票房与个人直接挂钩，并以此为依据索取金钱，则涉嫌将情感支持误解为一种“投资回报”。
对历史的正确态度： 我们纪念慰安妇受害者，是为了铭记历史的伤痛，反思战争的罪恶，以及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如果围绕这段历史出现过多的利益纠葛，甚至出现“讨价还价”的行为，无疑会消解历史本身的庄重感，甚至可能被用来炒作，模糊了我们关注历史真相和人道主义的初衷。
从更深层次来说， 这件事也反映出一些社会现实问题：
公众对纪录片创作模式的认知不足： 很多人可能不清楚纪录片是如何拍摄、制作和发行的，以及导演和被摄者之间通常的合作方式。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度： 幸存老人的子女之所以会如此急迫地向导演“讨钱”，可能也与他们自身经济状况不佳，或者认为社会保障未能充分覆盖老人晚年的需求有关。这促使我们反思，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保障这些历史的受难者，让她们晚年能够安享尊严。
如何处理历史与商业的关系： 当历史事件具有了极高的社会关注度和商业潜力时，如何把握好其中的度，保持对历史的敬畏和对受难者的尊重，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总而言之，《二十二》的成功和后续的风波，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在面对历史伤痛、艺术表达、情感共鸣以及现实利益交织时的复杂心态和潜在矛盾。我们应该在肯定影片价值、支持历史真相的同时，也呼吁各方都能以更加理性、审慎和尊重的方式来处理相关事宜，避免让历史的沉重被物质利益所玷污。
网友意见
你知道怎样辨别街上乞讨的假乞丐吗，让你多捐一点再多一点的就在此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受难者也许会低声下气，但是绝对不会趾高气扬地贩卖自己的苦难。
你以为这些子女是由于自己母亲的权益无法得到伸张，而向导演要钱的吗？
你以为他们是因逝去的老人没有得到关注而感到心寒，才向导演要钱的吗？
不是，他们只是为了钱而要钱，而不是关注老人，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是一块看起来华丽的遮羞布，他们的目的是钱、钱、钱和更多的钱。
原因还是钱，嫉妒让他们起了贪念。如果在小县城或者干脆是偏远的农村，你也许会听说过这样的故事，说某某农民伯伯偶然中了彩票，于是找他借钱的人纷至沓来。如果给其中一个人借了钱，那么其他人借钱的时候就是非常硬气的。
这会子如果那个中彩票的伯伯不借，会被骂一句没有良心、小心眼，更甚者来两句国骂。这便是所谓你富你有理（借我钱），我穷我有理（让你给我借钱）。
何等的趾高气扬，何等的理所应当。
现在郭柯导演面对的，就是这么一帮人。
这帮人语言水平很差，逻辑也很诡异，尤其是这一段：他们都是“慰安妇”，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这个题材，没有这个题材哪有你的电影。
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问一句，如果没有这个电影，哪有你现在嚷嚷着要抢的钱？
但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几句，大意是：电影赚钱了，和我妈一样受过苦难的人都得到钱了，你给他们都给了钱，为什么不给我们给？
我妈也是慰安妇，凭什么不给我们给？
非但如此，你还给了别人？
好一句为什么。
且不论受害者已经去世，金钱于她已无用，单看这些子女将老人们受到的苦难，称之为他们努力的结果，宛如向世人证明她曾受过非人的折磨，以求世人给予怜悯和钱，好让自己过活。
还敢问一句为什么，好一个绿眼睛的恶魔！
在电影《二十二》之前，有一部《三十二》，也是郭柯拍的。为什么叫三十二，因为和二十二取名一样，在12年拍摄之时，公开的有三十二位幸存者。到14年开拍《二十二》的时候，只剩下二十二位，故名《二十二》。直至17年上映，只剩下八位。
你可以看见，图中有14位老人的名字，已经打上了黑框。郭柯说：“也许5年后，这个数字就是0了。”
今年五月，《三十二》中的主人公韦绍兰老人去世，享年99岁。
我在看《三十二》的时候，最让我受到触动的，不是韦绍兰老人亲口讲述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而是她豁达乐观的心境。影片开头，她说，“现在还有一百来块钱。这种吃的很难讲的，大用一点就没有了，必须小心地用。”
“下个月的还没领。三个月才讨九十块钱，买什么？买白菜啊，白菜便宜，买白菜吃。我买菜一次要五块。”
“会用就够了啊。多就多用点，没得就少用点。怎么会够，怎么又不会够，我都不晓得。”
“做不了（农活），没力气。还做得……我是玩不安心的，还能做（农活）的话，吃完饭就去挖药草了。现在挖不了了，看到药草好恨的，做不得了。”
你知道在《三十二》的纪录片中，韦绍兰老人最后说了句什么话吗？
她说：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你甚至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受过非人折磨的人会说出的话。但似乎又合情合理，这是一个活了九十余年的老人，对万般生活秉持的不灭真谛，它坚韧得像随处可见的野草，牢牢扎进石缝里的根。
乞讨？不会的，还能靠自己活。
我再告诉你：
据导演郭柯回忆，2012年他拍完韦绍兰的部分，临走前给老人留了500块钱。第二天，老人给摄制组一行4人每人发一个红包，每个红包里都装了100块钱，并嘱咐说：“快过年了，给你妈妈买点糖果吃。”
年迈如她，尚且如此，试问讨钱的子女们哪一个不是好手好脚？你们一分也别想拿到。
对这些老人而言，他们需要的不是世人怜悯，即便世人常怀怜悯之心；他们需要的是尊重，即便是自己受过的耻辱，也请尊重。
我永远尊敬这些老人，如有机会，也一定会参与募捐行动。在我尊敬他们的基础上，我对这些子女嗤之以鼻。生而在和平年代，你们吃的太饱了。
而现在，讨钱的慰安妇子女们可能会觉得郭柯导演没良心、小心眼，但我更加欣赏这个导演。因为这让我知道他没有作秀，没有弄虚作假，他的钱真的给了这些老人。
生而在战争年代，你们辛苦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爱与正义长存。
1、在拿到公映许可证后，该片曾因经费不足众筹100余万，演员张歆艺亦曾无息借款100万。
2、《二十二》成为中国首部票房过亿的纪录片。
3、剧组等相关人士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10086003.95元，设立“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专项基金，导演郭柯捐出导演个人收益400万元。
4、2018新春探访行（1月1日—15日）已将改善生活援助金送至影片中老人或家属手中。
5、向郭柯讨钱者均为已去世受害者的家属，在《二十二》中未上镜。声称她们都是‘慰安妇’，没有她们的努力，就没有这个题材。
6、“我觉得自己的劳动没有得到尊重，”张双兵称，“是我翻开了历史的旧账，撬开了老人们的嘴巴，哪怕不给我那么多钱，一点辛苦费总该给吧。”
7、郭柯：在影片中出现的受害者或家属也已给了援助金，我没给张双兵钱，更没让他将钱转给其他受害者或家属。
8、郭柯：未在影片内出现的受害者或家属可通过合理途径申请救助资金，比如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提出书面申请。“未在影片中出现的人，未给予我配合的人，于情于理，我也不该给他们钱。”
简单八条，很清晰得就梳理清楚了整个事件，两个字：碰瓷。
这些家属，知道新中国怎么来的吗？
相关家属走在路上，吐了一口气。
这可是空气啊，没有空气，你们都得死。
来，打钱。
最后回到问题本身，当今中国历史题材的公益纪录片生存环境就这样的艰难吗？
没人投资，需要众筹。
有点票房了，钱全部捐给公益，非参与人员蜂拥而至，仅仅因为沾了“慰安妇”三个字。
其实我很好奇，除了他们讨钱以外，当初他们为什么没有给与配合？
怕丢人丢脸？
怕白辛苦，票房低，没有钱赚？
单纯的怕麻烦？
心怀敌意，懒得配合？
这几条理由总有适合他们的。
虽然受尽了生活的磨难，但那些老人在晚年都乐观恬静，充满人生智慧，可爱而可敬。
但有些后人，恐怕都已经成了他们的谋生手段，消费老人的过去。
（避免引起非议，不想提一些很敏感的问题。）
其实很难想象，那些老人回归家乡、家庭之后，面对无数人的非议，都经历过怎样的心路历程。
或许，正是因为见过各种各样的无数嘴脸，才能那样的恬静而乐观吧。
“这世界真好。”
当初看《三十二》，当韦绍兰老人说出这么五个字的出后。我一个大老爷们，眼眶瞬间就湿润了。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未在影片中出镜的慰安妇子女要求导演给钱。早在2018年初，导演就已经给了在影片中出现的9位山西老人援助金，影片中出现的其他地方受害者或家属也已经给了援助金。一共给24位老人或者家属发了援助金。
最后导演建议：未在影片内出现的受害者或家属可通过合理途径申请救助资金，比如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提出书面申请。
今天看到这样的新闻，让我想到2016年上海一所慰安所“海乃家”被拆除时，央视新闻调查节目报道的《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
这则报道的很多链接都已经删除了，强烈建议大家看看这个新闻采访。
上海虹口区“海乃家”是二战时一家高级慰安所，共有17个房间供慰安妇居住，1940年，“海乃家”拥有日本慰安妇10人、朝鲜慰安妇10人、中国慰安妇20人，是日军在中国犯下滔天大罪慰安妇制度的证据。
2016年，这座日军慰安所旧址被拆的报道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除了对历史遗迹的破坏，更魔幻的是在这个报道中所有受访者的言论，让人心寒又心痛。
关注点1：上海市虹口区文物遗址史料馆的馆长何瑛称慰安所是妓院。
关注点2：周围群众称慰安妇就是妓女，不是正能量的。
关注点3：附近的受访的学生觉得不光彩，还是不要了解比较好。
为什么要拆除这座慰安所遗迹呢？原因还是经济，简单说就是钱！
当时沸沸扬扬的舆论声中，有网友爆料：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如果拆迁屋主必然会得到一大笔补偿金，所以受访的群众才能轻描淡写地说：上海那么多所慰安所，我们这一座也没什么……
看了这些让人瞠目结舌的言论，越发让我们明白，历史是真的需要去追寻和铭记的。特别是与韩国社会对慰安妇的包容和关怀对比，我们社会真的做的太少了。
当时“海乃家”拆迁被紧急叫停了，我刚去微博上搜了一下，今年还是悄无声息的拆了！
在《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报道中，苏智良教授带着学生去“海乃家”捡拾被拆除下的门窗作为纪念。
苏智良就是《二十二》电影的特别顾问，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海乃家”以及上海无数的慰安所都是他发现的。
我是上师大已经毕业4年的学生，曾去听过苏智良教授的讲座，我所在的专业编辑出版学的专业创始人陈丽菲教授正是苏智良的夫人。陈老师曾是我大学多门课程的授课老师，她也是“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者之一。因为有这层渊源，亲耳听过这些故事，所以看到《二十二》、《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时感触特别深，热泪盈眶。
《二十二》中很多慰安妇老人是苏智良教授探访找寻的，他们夫妇每年都回去各地探访这些老师，并捐助了20万。
有人愿意为了钱上演魔幻现实主义的剧情，而有人愿意为了历史倾尽所有的财力、物力。
历史真的是需要铭记的，更是需要敬畏的。有些钱是可以赚的，但不能用讹的。
那些老人熬过了最艰难的人生，希望她们也能干干净净地离开，不被打扰，不被恶名所误。
也希望历史能记住那些为了让大众铭记历史而努力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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