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北京大学一博士后为完成论文，送 5 个半月外卖，称「骑手竞争激烈，平台不断试探人的极限」？

作为互联网从业者，看到这个报道也是五味杂陈。

因为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压榨外卖小哥的一个个算法、系统和程序，都是由我们这些程序员和产品经理搞出来的。

更讽刺的是，当我们通过设计这些算法，把外卖小哥压榨得越狠的时候，我们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越多。

因为在年终述职汇报PPT上，这一个个效率的提升，都会折算成KPI、ROI，成为所谓的“项目亮点”“突出业绩”，并成为晋升和年终考评的关键指标。

当然了，因为科技企业对于劳动的分工，互联网从业者很难体会到自己的工作，对其他体力劳动者意味着什么。大部分人感受到的，是曲线图、EXCEL中冰冷的数字，以及PPT中的大红星。

只不过，这些冰冷的数字和图像，被这位博士写到论文里的时候，就成了震撼人心的文字：

他还发现平台在想尽办法压缩配送时间，不断试探人的极限......所以很多骑手就会改变路径，提前完成送餐任务，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跑其他订单。可是很多人都这么做了以后，平台也发现了，它就会给你压缩时间，堵上这个“漏洞”。

技术的进步好像并没有让人生活得更好，科技的便捷是永远赶不上甲方的需求的，当你完成了现在的任务量，永远会有不断涌现的新需求。它不断地把人陷入内卷的道路当中。

这就像一个循环。

外卖小哥这些体力劳动者，被互联网行业的脑力劳动者设计的系统所压榨，只能不断的提高自己的骑车速度、找捷径、牺牲吃饭时间、甚至不惜违反交通规则；

而互联网行业的脑力劳动者，又何尝不是被另外一种系统所推动着，被迫选择996、内卷、熬夜加班、互相倾轧。

当所有骑手们，都能1个小时送10单的时候，那平台就会把奖励标准提高到20单；

当互联网从业者，每个人都接受朝9晚8的时候，那资本就会把晋升机会给那些朝9晚10、朝9晚12的人。

更讽刺的是，这些令人绝望的事实，往往被人包装成光鲜亮丽的词汇，比如“大数据”“科技赋能”“奋斗文化”“人口红利”。

但事实是，人口红利本质上并不是劳动者的红利，而是资本的红利。

科技的发展，如果只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劳累、被剥削的更彻底，那这样的科技到底是造福所有人，还是只造福一小撮人呢？我们普通人，是否还应该支持这样的科技发展呢？

所以说，这位北大博士的论文的出圈，把一些冷冰冰的学术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并产生实质性的舆论影响，把一些窗户纸彻底掀开，并让大众讨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怎么鼓掌都不过分。

说到底，社会是有一个个人组成的。而这些人里面，99%是普通劳动者。

以往，社会大众和舆论都在吹捧和赞美那1%的一小撮人；

今天，幸运的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后面这99%的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只有让这99%的人过得更好，才能回答好下面这个问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之前北大博士为了完成论文去河南当副县长取材。现在北大博士送外卖，可见北大博士也内卷了。

打卡机等管理措施的发明人、泰勒式管理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为了研究打工人的极限可以连续观察、试验某个金属切削工序长达26年。如今有了大数据，管理学家摸索打工人的极限的过程可以更高效。

看了报道以后，决定把中公教育和华图山鼎各加半仓…

算是对冲一下内卷的风险吧…

（占坑）

笔者想说，骑手内卷不算什么，王兴美团最狠的是零选一。

首先得表扬一下这位博士生，非常棒！这哥们值得100万点赞！

并且就像美团这样的垄断企业就得社会各界去敲打一下，不然资本的道德底线只会越来越低！

列一下，王兴的美团三大竞争优势：

骑手内卷，通过算法和规则，不断试探人的极限，寻求利益最大化。

提成比例不断提高，现在最高已经能到百分之二三十了，这种情况下，商家的日子不会好过。

零选一，商家2选1，这个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知道是什么意思，但零选一估计很多人不知道，我给大家举个实例，温州茶山孙先生有一家牙医店，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客流量极具下滑，后来发现原来是因为在美团上被标注为已关闭。

嗯嗯，就是说，一家跟美团毫无关系的店铺，在美团上架，然后被标注为关闭或装修中。。。孙先生联系美团客服，让平台下架你的店铺，美团借口平台规定，拖延或者予以否决！

后孙先生寻求当地媒体（科林热线），经曝光后，美团方表示“特事特办”修改了孙先生的店铺消息。

上图截自公众号科林热线

相信这个不是个案！

这个就厉害了！王兴的潜台词就很明显了：你要么成为我的客户，要么没生意做！

就是这么霸道，这还是基于现阶段没彻底垄断的情况下，如果哪天彻底垄断了，真不知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陈龙老师的研究好、非常好。

其次，陈龙老师使用了新马克思主义布若威的劳动控制理论，而布若威在上世纪80年代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自从葛兰西、阿尔都塞一定程度上“把国家带回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认为“劳动力再生产”是分两个部分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内完成的——一个是经济领域内的物质再生产，即劳动者在工厂内工作以换取自己及家庭所需的薪水；另一个是非经济领域内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即劳动者在国家教育、文化消费、社会生活中习得诸如服从性、纪律心、竞争意识、责任意识等性情倾向，后者保证劳动力不仅在肉体上、在精神上也合格，具有一定能动性且便于管理。而当对劳动力的意识形态控制失效后，国家也不吝于动用暴力，如此便衍生出了阿尔都塞那组著名的概念——“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和“镇压的国家机器”。基于这种思路，上世纪6、70年代左翼力量在全世界发起了浩浩荡荡的反文化霸权、反国家运动，但这些运动最终却未能成功瓦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为什么呢？

布若威的回答是，西马搞错了一点儿，劳动力再生产不是在两个领域而是一个领域内完成的，物质生产的场所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生产的场所，工厂才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大“堡垒”。例如，通过设置管理阶层这一“提线木偶”，资本将纵向的、结构性的劳资矛盾“掩盖”为横向的、人际性的劳动者与管理阶层之间的纠纷，并在这一过程中“隐身”；通过设置绩效工资，资本在劳动者之间制造了差异和竞争，在各种各样的“赶工游戏”中分化了其集体意识；等等。在生产管理体制的控制下，劳动者在经济领域之外可能具有丰富的性情，但在经济领域内却是同样顺从的“厂哥厂妹”，工厂生产商品的同时也生产着劳动力本身。而西马避开经济领域这一社会基础，只在上层国家和中层市民社会展开批判，无疑是隔靴搔痒。

陈龙老师对外卖行业平台“隐身”以及骑手之间“抢单游戏”的研究显然是处在布若威劳动控制理论的延长线上的，但这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效果，就是“把国家带出去”。当然，我这么说并非是在苛责布若威只关注资本主义内部的“工厂体制”，却忽视了外部的“政治体制”。恰恰相反，布若威是最早一批从事比较政治体制下劳动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曾与魏昂德等人在同一时期前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进行研究，做过相应的类型比较。但一些比较庸俗化的劳动人类学研究却常常将布若威视为只对工作环境内部进行观察，失掉了其国家-社会关系的部分。在现代社会中，人作为劳动力，既是资本主义下的“生产者/消费者”，又是政治体制下的“公民/人口群体”，受到“双重宰制”。如果说葛兰西和阿尔都塞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分析是让国家“显身”、资本“隐身”，那么庸俗化的劳动人类学研究可能造成的客观效果就是让资本“显身”、国家“隐身”，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掩盖”的作用。

同样的，我这么说也并非是在苛责陈龙老师，毕竟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陈龙老师的部分工作。而在这部分工作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位社会学学者出色的深描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同理心。只是，社会学想要努力看到被遮蔽的事物，因此被某一研究视角所遮蔽的事物，我们也必须揭开它。

最后，还是要说，陈龙老师的研究好、非常好。

关于这位博士的研究

我仔细地看了，看完之后忽然觉得无从下笔

很有道理，然而我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于是我想了两个小时

于博士所言，这是一个死局

系统优化流程，压缩配送时间，降低配送成本，看起来没有错，从系统的角度去看，是它分内的任务，否则要它有什么用呢？

骑手这边，生计的压力和目前整体的用工环境，他不干这个，改行只是从一个火炕跳入另一个火坑，里面存在巨大的机会成本，而骑手群体，特别是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的骑手，往往连耽误一天的机会成本都承受不起。更别提反抗了。

所以看起来，这个局面无解。这就是我无从下笔的原因，如果说了一大堆结果白说，那说了还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我觉得哪里不对，我想了两个小时。

这个局面是有解决的途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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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正题之前，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有必要

那就是一个公众头脑中的一个概念

外卖平台要依靠外卖业务盈利

大家觉得它砸钱扩张，占领市场，最终要把市场转化为盈利，否则它烧了这么多钱为了什么？

这是传统的经济逻辑，市场终归要转化为盈利，大众也觉得平台必须要把业务转化为利润，所以，大众一方面同情骑手，一方面潜意识里是承认对骑手的压榨的，因为符合逻辑是不是?平台总要挣钱的吧？

平台利用大众的这种心理，才可以打骑手的苦情牌，你看看，我也要盈利啊，我收商家的佣金都给骑手了，我也没办法啊。大众看待这个问题，始终会潜意识里处于两难状态，所以关于平台的问题，很多人的态度是坚决不起来的。

问题的关键是

目前平台这种外卖业务，是不可能盈利的

平台在进入市场的时候，手段就是把这个业务做成无法盈利，只能亏钱，高额补贴即使现在，也是必须存在的，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堵死后续对手进入市场的可能。

我们看看平台是如何做的，比如一份堂食十元的盒饭，成本六元，包括房租水电食材人工，餐饮业堂食基本要有四成毛利才干得下去，平台来了，怎么搞？这份盒饭，平台补贴用户六元，用户只花了四元（平均），还要补贴骑手八元，最终结果是用户花了四元，商家得到了十元，骑手得到了八元，十八减四等于十四元，就是说这一单，平台净亏十四元，一千单就赔一万四，你管这叫商业行为?倾销也没这么干的吧？这种烧钱方式试问创业者可能承担吗？市场越大亏得越多，餐饮业虽然有一定毛利，但是可以压缩的空间很小，十四元的差价怎么从一份盒饭里抠出来?盒饭本身才卖十元啊，你全抠出来也是亏损!

平台这么做真有盈利的可能吗？

没有!你让商家一分钱不收，都不够平台的补贴和运营成本!

外卖附加了打包成本和配送成本，外卖必然比堂食贵，而平台占领市场靠的是外卖比堂食便宜，这是违法价值规律的，所以平台业务的持续，必然靠平台持续补差价来维持

那么平台靠什么盈利呢？

靠高利贷和金融市场割韭菜

我们这些年经常听到一种说法，那就是“现金流”，即使亏损严重，只要现金流大，就有资本投资，就可以亏股东的钱，套银行的贷款，这种逻辑就是建立在现金流形成资金池，然后用资金池的钱去放高利贷。长租公寓，共享单车，非法集资，都是为了资金池，而外卖业务有巨大的资金池，平台与商家有账期，这个资金池就是平台盈利的方法。

同时，把市场做大，上市圈钱，把股民的钱套现，看看冯导的操作。

所以平台对骑手，商家的压榨，对顾客的杀熟，并不是为了在外卖业务盈利，它也不可能把它亲手搞成畸形的外卖业务盈利，它只是为了扩大资金池和让财报好看一点。

所以，平台亏钱是它活该，它毁掉了行业健康发展的前景，因为健康发展的市场不会有它的机会，看看美国对中东，拉美所作所为，先把社会秩序摧毁，再建立它自己的秩序，外卖平台干的是同样的事。

理顺了这个逻辑，你会发现，平台对三方的压榨，并不具备基本的底层逻辑和理由，只是平台和背后资本的贪得无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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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认识到平台的压榨跟业务本身的经济效益关联并不紧密，那么我们要思考平台把压榨做得越来越严酷的目的是什么？

控制

外卖平台背后是垄断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在完成垄断之后，下一步必然是参与政治，我们现在看到了阿里的折戟，美团和腾讯也是风声鹤唳，马员外最高调，丝毫不掩饰通过绑架民生来涉足政治的野心，王兴在这一点，更多的是表达对体制的不满，我们在这些表现之下，要警惕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外卖平台相比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金融精英，有一个潜在的力量强大的群体。

骑手

骑手的绝大部分是社会的真正底层，没房没车没老婆孩子，本地土著赚点零花钱的群体在疫情之后基本被越来越短的配送时间和低于心理底线的配送费劝退了，骑手的群体在经过这两年的筛选之后更加纯粹，如果说2018年之前平台对于骑手还是为了基数来者不拒，那么去年到现在，平台是刻意在进行双向筛选，一方面，有反抗意识，注重自身权益的部分主动退出，一方面，虽然忠于平台但是不肯拼命的群体被各种理由封号淘汰。

平台现在需要的，是愿意为平台把命豁出去的士兵。

就给这么点钱，要冒这么大的风险，规则还十分苛刻，就这样还全力以赴的，说明已经形成惯性和依赖性，那么这个群体在将来被组织起来干些帮平台对抗体制的行为，就廉价而便利了。

平台为什么要对抗体制?它背后的主子一直在试图攻击中国的民生。

可以理解为平台现在如此压榨，是为了培养私兵，而私兵中的核心组织，是乐跑和优选，如果国家听之任之，就要做好这两个群体将来被平台指使对抗体制的预案。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外卖平台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刻意制造和激化中国社会矛盾，各位要正视一个问题，那就是外卖平台并不是来帮助中国经济发展的，而是深入中国民生内部的第五纵队。它是来破坏的，一直在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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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不好说得再深，否则会让人觉得我哗众取宠，外卖平台也可以说我诽谤，毕竟我没有实际的证据。

但是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决定写下我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让我看清了平台的真面目。

2019年春，沈阳美团众包准备推出“乐跑骑手”制度，在众包骑手中挑选数据优秀的骑手组成乐跑小组，每组二十至二十五人，单价统一，不再由距离和时段决定单价，不可以拒绝派单，换取的是派单最高优先级。

我所在区域的二十多名王者级别（最高级别）众包骑手征求我的意见，我根据对平台的了解，分析得出前两个月平台一定会给与乐跑骑手较大地优惠力度从而长时间大范围地推广下去。我们由于级别高，第一批的甜头我们可以去尝，于是我们这批人先报名去看看形势如何。

既然分组，就要有组长，这边王者骑手推举我去沈阳总部参与这个地区组长竞选。

推举我的原因，第一是大家觉得我脑子还可以，经常帮大家分析规则，研究对策，第二是大家觉得我心大不小心眼，为人还算公正，第三是觉得我处理问题比较果断，最主要的是觉得我会站在骑手这边，不会把大伙卖了。

在面试环节，总部领导对我提了几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处理骑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配送过程中有骑手出了意外如何处理，一个是我为什么要当这个组长。

我的回答是1对事不对人，公平调解并尽量不影响团结，2 协调运力，尽量保证订单准时配送，并声明我们骑手有自己的群，很多意外情况我们内部都完美解决过，经验丰富，3为了大伙干活开心，提高配送效率，并建立骑手与总部的良好沟通。

晚上站长跟我说，我的回答得分，在总部领导的评定里是最低的。我所在区域两个小组，组长的职位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跟大伙说落选了，然后站长就接到了二十名王者骑手的断签电话。

其他几名候选人表示，这二十个刺头，他们管不了，惹不起这麻烦。

总部也希望有其他二十人来弥补这个空缺，可是其他报名者的数据相差太多，毕竟开端还是需要良好的数据，否则不好对大区经理交代。

于是临时通知我，由我担任第一小组骑士长，那二十人也撤回了断签的要求。

接下来六个星期，我们组的数据都极漂亮，虽然每个星期都有一人受伤减员，但是我们的考核都是优秀，因为其他组受伤的更多。

面对这种伤亡概率，加上六星期众包整体单价大幅下调了两次，已经有骑手们在背后骂我们了，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成为了汉奸，并且单多跑了不少，收入却没多多少，然后我们集体退出了乐跑。

乐跑期间高峰期我们人手一趟八单，这还是我组织起来通过转单之后优化过的路线，因此每个星期都有受伤的。

满一个月的时候，总部组织我们去开会，我在会上才明白为什么我的回答会得最低分。

会上总部领导要求我们对人员的管理原则是，1 发生纠纷的双方，都要踢出乐跑队伍2出现意外的骑手，要求他自己赔顾客残损而不是找队友帮助他配送 3 当组长就要表现出对金钱的欲望，越想捞钱越好。

我当时是很悲哀的。

因为我明白了，第一，总部对基层是十分了解的，骑手的问题不是他们不知道，而是刻意为之，第二，他们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踏踏实实把配送工作做好上面。

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整顿党的作风》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位博士讓我想起另一位記者：

人贩子把面包车停在路边，让过路的男孩帮忙抬东西，趁机把人推上车送去火车站附近的小黑屋。攒够了一车人，深夜拉往山西的黑窑场。

为了便于控制，窑厂更“偏爱”对那些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和智力障碍者下手。

三餐是馒头和凉水，没有任何菜，每顿饭必须在15分钟内吃完，只要动作稍慢，就会遭到毒打。

在这里，打手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干活慢的民工不仅被剥夺衣食，一不小心就会被打手“清理”掉，掩埋在附近的荒山。

黑心的窑主们欺骗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智障人士，把他们安排到一间四五平米的小房子里。

被骗来的这些人没日没夜的干活，为窑主们赚钱，一个人一年能带来的收益是两万。

调查到这里，其实已经有了足够的素材，能够剪出一期很成功的节目。

可每当想到智障奴工的眼神，那惊惧中满是无奈和暗淡，崔松旺的心里就一阵隐隐作痛。他彻夜难眠：这些工人是怎么被骗进去的？

崔松旺的心中一阵悸动，他决定深入调查看看。

一次他扮得很惨，说自己是监狱在逃人员，想上门讨口饭吃。黑砖窑里的人将信将疑，端上了一碗面，又腥又臭的，像已经腐坏了好几年。

崔松旺本能地感到恶心，脑袋里的迟疑一闪而过。但是为了让窑厂的人相信自己，他狼吞虎咽地吃下整整两碗。可没想到，出门后，黑窑厂的老板还是跟踪了整整两公里。

这次尝试失败了，但越挫越勇的崔松旺还是尝试用各种方式接近黑砖窑。卖菜的、卖饲料的、包窑的、刑满释放的，凡是能想到的，他都扮过。

他摘下500多度的近视镜，翻着瞪大的眼睛极不自然，却正好像个智障。

为了让人不怀疑，崔松旺在炎热的八月两周不洗澡、不刷牙、不刮胡子、不换衣服。

他直勾勾地盯着一个客人吃剩的大半碗凉皮，冲上去一仰头就连汤带面全吞进肚里，就连贴在碗上一片葱花都要夹起来。

卧底做奴工的日子，挨打是家常便饭。鞭子、鞋底、耳光，只要监工不高兴，什么都能落到奴工们的头上。每一天、每一刻，监工都不会停下手中的鞭子。奴工们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给老板们赚钱。

对监工们而言，一个平常的一天，他们挥起手中的皮带，扬起自己的巴掌，落在崔松旺的身上。

这又是不同寻常的一天。崔松旺在打骂中干了三小时活后，逃跑了。

太陽下沒有新鮮事，只是這次，我們不只是曝光，還有了論文~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鲁迅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欽佩！

作为社科类的研究者，分享几点。

第一，厉害。这篇研究发表在社会学顶刊《社会学研究》上。能在上面发文章，懂的人自然懂。

第二，扎实。好的实证研究一定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来源于扎实的调查。做实证研究不能研究假问题，前提是对真实生活的感受力。

第三，理论贡献大。好的实证研究来源于生活，但又要超越生活，这靠的就是理论。如果没有理论，这篇文章就是新闻深度报道。它研究的命题实质是“不确定性之下劳动秩序如何建立”。这个理论困惑在新时代下，因为资本和技术的合谋发生了新的变化。社科学者的任务就是把老百姓都在讨论和吐槽的现象用逻辑和理论清晰地表达和证明出来。也就是说，很多东西是“人人心中有，但人人口中无”，社科学者的重要使命就是表达和阐释，进而凝练成思想。

参考文章的摘要：

第四，社科研究的“实验室”是社会和人的生活。我经常遇到很多理工科同学，他们总好奇地问“你们平时有啥研究可做？又不用去实验室……”。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理世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世界”，而后者比前者复杂很多，值得去探索和研究（这句话在很多研究方法论著作里都有，很奇怪评论区为啥要纠结这个。人类因为有主观能动性，导致人类心理和社会现象更难把握，这不等于社科研究比自科研究高级。实际上，从科学角度看，自科研究比社科研究更成熟。同时，后面也谈了，它们是平行关系，各自的使命不一样。）

其实，社科研究有两条腿：一条是阅读经典和论文，一条是问卷与田野。

前者是思想和理论，后者是数据和经验。坐在书斋是写不出好论文的。我自己为了研究一个问题，在某地基层政府挂职了一年多时间，目的也是为了了解和体验基层真实的运作情况。

第五，定/质性研究方法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在社科研究中，一直有两大基本传统：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强调简约化和精确化解释世界，人文主义强调理解社会和人的行动逻辑和意义。定量研究侧重于科学主义传统，定/质性研究侧重于人文主义传统（注意，定/质性研究流派众多，有些流派也秉持科学主义传统）：前者强调超脱、中立、解释，后者强调参与、进入、理解。

对于老百姓来说，定/质性研究更容易引起共鸣，因为它本身比较“亲民”，有很强的生活感。

这大概是近来不少定/质性研究类论文，如《中县干部》《为什么开打印店的多是湖南人？》《为什么基层干部要喝酒？》，在网上走红的原因。

第六，挑起文理之争的人，往往既不懂文，也不懂理（因为看到有人又争这类问题）。文理科是中学的说法，到大学就很不适用了。现在很多都是交叉学科，没办法简单区分所谓的文理。实际上，正如我过去的回答中提到的，人类的知识系统可以划分为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以及人文学科 （humanities）。

注：还有一类，即形式科学，包括数学、逻辑学等，在广义上数学被归入自然科学，逻辑学被同时划入数学和哲学之下。

它们各自的使命不太一样。

其实，自然科学主要解决物质生产问题，这是其他学科很难做到的。但是，自然科学解决不了如何分配的问题（如美团的算法源于科技，解决生产问题，没解决分配问题）；可以解决肉体生存问题，却解决不了精神依归问题；可以求真（即技术问题），却无法求善（即价值问题），比如科技的“善恶”问题。

其中，解决分配的问题，依赖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解决精神依归、价值问题依赖于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

最后，推荐几本有趣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经典：

1.阎云翔老师的经典，关注中国人的送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