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近年「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不受欢迎？
首先，得承认，“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本身就有点模糊和易变。以前，提到公共知识分子，大家脑子里可能是一个挺正面、挺清晰的形象：有学问、有良知、有勇气，能够站在普通人的角度，用清晰的逻辑和有力的论证，评论时事，揭示社会弊端，引领公众思考，甚至敢于挑战权威。他们像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也像是一盏明灯。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传播方式的巨变，以及社会本身的复杂化，这个“人设”就有点难维持了。
一、信息爆炸与传播渠道的多元化：
过去，知识分子发声的渠道相对有限，可能是报刊杂志、学术讲座、电视访谈。这些渠道本身就带有一种精英和权威的光环。但现在呢？互联网、社交媒体、自媒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人人都有发声的权利和平台，人人都可以成为“评论员”。
这就带来几个问题：
话语权的稀释： 过去知识分子是相对的“少数派”，他们的意见更容易被注意到。现在，观点如潮水般涌来，普通人也能发出声音，甚至比某些知识分子更接地气、更能引起共鸣。知识分子不再是垄断话语权的唯一群体，他们的“专业性”在海量信息面前，有时会被淹没，或者被质疑。
门槛的降低与“身份政治”的抬头： 任何人都可以给自己贴上“思想家”、“评论员”的标签。很多时候，辨别一个观点是否有深度、是否有价值，不再是看其逻辑和证据，而是看说这话的人是谁。如果这个人恰好是一个被广泛认同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话就更容易被接受。但反过来，如果某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不合时宜，或者被认为“站错了队”，就很容易被贴上负面标签，甚至被攻击，这加剧了“身份政治”的色彩。
“流量”的诱惑与浅薄化： 在互联网时代，“流量”成了许多平台和个人追求的目标。一些曾经的公共知识分子，为了保持曝光度和影响力，也开始迎合一些大众口味，或者选择一些更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甚至使用一些煽动性的语言。这种为了“流量”而进行的“表演”，很容易让其言论显得肤浅、功利，甚至脱离了其应有的知识性和理性基础。观众会觉得，他们不像是在做学问，而是在做“内容生意”。
二、社会变迁与期望的落差：
中国社会这几十年来变化太快，很多原有的认知体系和价值判断都被冲击。
对“启蒙者”角色的质疑： 一部分人认为，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承担了“启蒙者”的角色，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方向和动力。但在快速发展的现实面前，一些人认为他们的启蒙已经不足以应对当下复杂的问题，甚至有些“启蒙”的思路已经被证明是失效的，或者与现实脱节。人们开始质疑，这些知识分子是否真的理解并解决了中国社会的真实困境。
“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加深： 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一部分人觉得，某些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更多地代表了他们的阶层利益或视角，而没有真正站在普通大众的立场说话。当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大众产生较大距离时，他们的号召力和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
历史叙事的变迁与反思：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公众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过去被认为是正确或进步的观点，现在可能被质疑，甚至被认为是错误的。那些坚持原有观点、不愿调整或反思的知识分子，就容易被视为“守旧”或“脱离时代”。
三、自我定位与现实的碰撞：
“专家”与“意见领袖”的混淆： 有些人是其专业领域的专家，但一旦走出专业领域，他们的意见就未必比普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权威。然而，很多人习惯性地将他们的专业权威延伸到所有领域，这本身就容易引起反感。当他们试图成为“意见领袖”，却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或分析能力时，就会暴露短板。
“道德审判”与“宏大叙事”的陷阱： 有些公共知识分子过于热衷于对社会现象进行道德审判，或者沉迷于宏大的理论建构，而忽略了具体问题的细枝末节和操作性。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容易让人生厌，觉得他们只会“站着说话不腰疼”。
立场与利益的考量： 任何一个人，包括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可能涉及的利益。当公众认为某个知识分子的观点受到某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政治倾向、经济利益或个人情感驱动时，就很容易对其公正性产生怀疑，从而降低其在公众心中的地位。尤其是在敏感话题上，一旦被认为“屁股决定脑袋”，其话语的公信力就会大大削弱。
“抱怨”与“建设”的失衡： 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更擅长指出问题、批评现状，但对于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建设性地推动社会进步，却显得力不从心，或者缺乏有效的方案。当批评的声音大于建设性的声音时，人们容易感到疲惫，甚至认为他们只是在“发牢骚”，而没有实际的贡献。
四、政治环境与社会氛围的影响：
这一点非常关键，但说起来需要小心。
对“异见”的容忍度变化： 不同时期，社会对于不同声音的容忍度是不同的。当社会氛围更倾向于“统一”和“稳定”时，那些敢于发出不同声音、挑战主流观点的知识分子，自然更容易受到压力，也可能因此被边缘化，或者被扣上“不利于团结”的帽子。
官方与民间的立场差异： 有时，官方的政策和论调与一些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官方论调的人可能会批评那些“不识时务”的知识分子，而对这些知识分子抱有期望的人，又会因为他们“无法改变现状”而感到失望。
“爱国”与“批评”的界限模糊： 在一些讨论中，“批评”很容易被等同于“不爱国”。那些对社会现状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被扣上“卖国贼”、“崇洋媚外”的帽子。这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在表达观点时，不得不更加谨慎，或者干脆选择沉默。
总结一下，为什么“公共知识分子”不受欢迎了，大概是以下几个层面的原因叠加：
1. 信息和传播方式的变革，稀释了他们的特权，也带来了竞争和乱象。
2. 社会现实的快速发展和复杂化，让他们的传统角色和理论受到挑战，也拉大了与大众的距离。
3. 他们自身的定位、言行和能力的局限性，让他们在公众面前暴露出一些弱点。
4. 社会政治氛围和舆论环境的变化，对他们发声的压力和限制越来越大。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知识分子都不受欢迎，或者知识分子本身失去了价值。而是说，曾经那种被广泛认同、带有某种“神圣光环”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在当下这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已经很难维持，甚至被一些人所反感。
现在，公众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可能更加务实：他们需要更接地气，用更易懂的语言沟通；需要更深入地研究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需要保持独立思考，但也要学会与不同声音共存，而不是一味地批判或说教。
最终，与其说“公共知识分子”不受欢迎，不如说，公众对“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期待，以及对“公共表达”的要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只有那些真正能够适应时代，用真诚、理性、深入的思考赢得信任的人，才有可能在新的语境下，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网友意见
要讨论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题主所关心的时间段之内，在几年之内林林总总的因素里去分析和归纳，这样的好处是回答直接，简单明了。缺点则是很容易就迷失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条件里。
而第二种就是反过来观察为什么历史上会有公共知识分子持久而且有效的对社会和公众发挥自己的影响，然后考察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个现象的产生。然后再用这些因素对照题主所关注的时代。这就可以得出一个虽然看起来不那么直接，但却更容易提纲挈领的结论。
那么说到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我觉得有两个基本条件是举世皆然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如果它的知识分子想要对公众产生持久而且有效的影响，这两个条件都必须具备。那就是，第一是识字率要够高也就是多数人要能读会写，至少是能读。第二是公共媒体的兴起，让这些能读的人有得可读。没有这两个基本条件做基础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不可想像的。如果多数人根本不认识字，或者虽然勉强能读会写，但报纸贵的要命，那知识分子永远只是知识分子绝不会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人民彼此分隔的典型就是十九世纪前期和中期的俄国。尼古拉一世沙皇的内务大臣有一句名言，“你让我封闭所有的大学，我就能一劳永逸的消灭所有隐患。”这句话就说明了这个时期沙皇俄国的知识分子的孤立处境。
但人民能读会写，人民能买到报纸只是给公共知识分子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还不足以直接导致公共知识分子的崛起。原因也很简单，虽然人民能读报纸，也能轻易的读到报纸。但人民凭什么要跟着报纸上这些知识分子的文章的意见走呢？这些知识分子对人民来说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大多数农民遇到问题更愿意听听本地的神父或者老人的意见，那知识分子在报纸上说什么也是隔空喊话。这就凸显出了公共知识分子形成的一个心理性的前提，那就是人民得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有一种兴趣和偏爱，甚至是敬畏。只有人民发自内心的信赖甚至敬畏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才可能真正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一个直接的例子是过去人民对理科学者对社会问题发表的意见是不屑一顾的。比如说同样是在德雷福斯事件当中，小说家巴雷斯写文章，小说家左拉，分别站在反重审德雷福斯和支持重审德雷福斯的立场上签署宣言，发表讲话和文章，法国人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一旦法国的科学家也干同样的事。比如说居里夫人也签署了支持重审的宣言的时候，法国人就愤怒了。一个当时的口号是“谁允许你们在这种问题上指手画脚的？”这是人民对文科知识分子的崇敬和信任的表现，也是他们对理科知识分子不信任的表现。如果换一个时空，社会的多数人被工业的进步和科学的奇迹充满崇拜，却对人民知识分子不屑一顾呢？结果就是明摆着的。
识字率、大众传媒、人民对人文之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崇敬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形成的三个基本前提。我们看看近代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三者是怎么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发挥作用的。
在欧洲人文学科被看作是自由艺术，也就是自由人的学术。所以受到君主和贵族的偏爱。随着近代君主国的崛起，贵族的特权被集中到君主手中，君主需要与一些人分享这种权力的时候，早期的人文知识分子就成为他们的首选。这些人文主义者成为君主的顾问、使节和官员，和君主一起分享方兴未艾的绝对君主权。贵族也被动的接受了这个事实，所以整个上层阶级都对人文艺术充满了偏爱。其结果就是欧洲近代早期的人文艺术水平几乎与绝对君主制的发展程度成正比。法国成了毫无争议的艺术大国。
但这些人虽然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尊崇，但却很难说得上是公共知识分子。法国人都知道有高乃依和拉辛的原因，第一是他们的作品是剧本，不需要观众能读会写。第二是君主推崇这两个人。而他们虽然取得了名望和地位，却没有在政治上发挥什么作用，更没有机会在人民当中发挥什么作用。
伏尔泰就很像公共知识分子了，但这与法国出版业的发展，还有识字率的提高其实是分不开的。但即使如此伏尔泰的舞台依然在上层阶级。在近代的便士报发展起来以前，一切看起来影响巨大，而且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崇高地位的作家，他们真正的群众影响力其实都大成问题。无论是夏多布里昂还是前半生的雨果，虽然他们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夏多布里昂甚至认为自己领导了“无双议会”的选举。但事实上他们的成功都是仰赖于君主和上流社会对他们的推崇。夏多布里昂赢得的是一次以地产为条件的选举。真正的法国人民是被选举拒之门外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浪漫派里跟雨果并驾齐驱的诗人拉马丁，其实也爬的很高。1848年他当上了外交部长。但在这一年的总统选举里，他的得票数却低的可怜。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次选举是法国全体男性公民的普选，就更能说明问题。
只有当人民喜欢在政治、社会问题上听取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的意见的时候，同时他们又能买到便宜的报纸，享受到大众传媒的服务，同时他们自己又具备阅读能力的时候。社会里才第一次有了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时运。
但这是不是说只要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公共知识分子就能够登上自己的历史舞台呢？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很多，但事实上一个成熟的和人民保持着高度的互动，在群众中间获得了高度的威望和地位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随处可见的。19世纪整个欧洲基本上都有君主对文人的推崇、高识字率和爆发的大众传媒这三个因素。但真正形成了一个健康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的国家在欧洲却几乎只有一个。
我们很少听说奥匈帝国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德意志帝国的学术精英曾经深切的介入了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但他们走的更多的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所以被弗里茨-林格称之为为“德国的士大夫”。英国的作家和诗人，尤其是剧作家曾经深受人民欢迎，但他们当中只有很少的人为当时英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贡献。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现象，几乎是法国所独有的。当我们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德雷福斯事件，是左拉、巴雷斯、是保卫共和国同盟和知识分子反法西斯同盟，是纪德和萨特。
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把我们引向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赖以形成和维持自己的影响力的最后两个微观要素了。前三个宏观的因素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现象提供了舞台，而这两个因素则决定了他们能够持久的表演。
具体的说就是一个能够支撑和容纳公共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首先必须要有持续不断的话题供这些知识分子发表意见，其次他的公众要对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有持久的兴趣。这两个条件其实同样不是可以轻易具备的。
一个社会如果有持续不断的公共议题可供知识分子辩论，那几乎只能说明一点，就是这个社会在普遍关注的公共议题上的分裂甚至是撕裂。只有一个在公共议题上陷于分裂甚至撕裂的社会，才可能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源源不断的议题。
如果一个社会在大部分公共议题上都有普遍的共识，无论这种共识是自上而下的一元化，还是自下而上的普遍一致。那公共知识分的价值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整个社会像英国一样认为工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和自由贸易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灵药，那其实是没有人关心知识分子怎么说的。大多数公众或许不能清楚的理解社会的普遍共识的涵义。但解释永远 都是乏味的。人们听一次听两次不会听第三次。没有人需要专业知识分子不厌其烦的从各个角度去为他们反复诠释一个他们早就知道的答案。
真正能够吸引人们的是“争论”是“斗争”。而争论和斗争把人民的注意力吸引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论战当中去的结果，就是这个社会的舆论界成了战场。只有一个社会高度多元化，或者高度撕裂的社会，它的舆论界才可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斗场。才可能让观众在思想上跟着公共知识分子跑的同时，哪怕跟不上也能得到看热闹的乐趣。
而一个陷入不流血的内战的典型国家就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它六十多年的历史整个就是一场不流血的内战。这个国家的人们围绕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要不要恢复君主制分裂成两个阵营。而从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又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比如信仰问题、民族主义、对普鲁士复仇和对军队的态度。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最基本的国家体制之争的延续和发展，它从君主制这个基本问题出发蔓延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第三共和国坚决的反对天主教。因为作为法国国教的天主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站在“合法君主”一边的。这个国教的教会掌控着法国的乡村，也就掌控者法国的农村选民，它还掌控着法国的初等教育，也就掌握着共和国未来的公民的思想。它还掌控着一系列圣事，包揽了一个法国人从摇篮到坟墓的绝大部分人生大事。如果一个这样的教会站在反对共和国的立场上，共和国即使睡觉也闭不上眼。
但法国的大多数人信封天主教，所以共和国并不敢直接禁绝天主教，他只能宣布在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实行信仰自由。世俗化和信仰自由是基本的进步主义要求，谁也无法反对。但反过来说如果宣布了生活的世俗化，那么婚姻的登记权就从天主教的圣事变成了世俗政府的登记服务。同样的既然生活整体应该世俗化，那么教育自然也要从教会转移到政府手中。可假如你把教育从教会手里完全剥夺，这样做是不是就触犯了那些希望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天主教教育的虔诚的父母的利益呢？于是围绕教会问题，整个法国社会从结婚到孩子上学到父母离婚全都成了左右两派斗争的战场。而且这场战斗还是双方都有自认为合理的一面的，各执一词的斗争。
而且因为法国人客观上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那么大张旗鼓的反对教会的人，支持信仰自由和世俗化的人，客观上很多就不是天主教徒。而如果他们不是天主教徒，他们十有八九就是犹太人或者新教徒。这样信仰斗争本身又带有民族之争的色彩。对很多法国人来说犹太人和德意志人、新教徒正在联起手来摧毁他们的信仰和文化，进而摧毁他们的民族和国家。这个时候原本已经占据了一个人大部分私人生活话题的信仰斗争又跟公共议题里的国家、民族、军队搅和到了一起。于是原本就分裂为两大阵营的人民就被卷进了一场从宽度到广度到持久程度都十组惊人的斗争里去，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轻松的把所有这些彼此纠缠互为依托的问题思考清楚。于是公共知识分子们就赢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消费市场。
要理解第三共和国的社会撕裂我们我可以从德雷福斯案件里入手。当德雷福斯案件撕裂法国社会的时候，普鲁斯特和他哥哥是铁杆重审派，到处去为了支持德雷福斯重审而收集签名，反过来他们的父亲老普鲁斯特则是一个铁杆的反重审派，为此在重审斗争的高潮期，这个家庭的父子两代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从不说话。
但这个家庭至少还能保持表面上的平静。德雷福斯重审期间法国有一对夫妻离婚的理由是丈夫在吃饭的时候打了岳母。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岳母和这对夫妻一起吃饭的时候，丈夫念了报上关于重审德雷福斯的文章，而且认为重审有道理。岳母对此表示反对，于是两个人发生争论。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岳母说女婿忘恩负义，女婿则说岳母是冷血杀手。然后岳母用盘子砸女婿的头，女婿则以拳脚还击。
再举个更有意思的例子是1918年一战刚刚胜利的时候，法国的一群艺术家在一起吃饭。其中一个人的女朋友是德国人，于是一位作家的法国妻子就大声说，“我无法想象一个法国人怎么可能跟一个德国女人在一起。”刚刚经历了将近五年的战争，法国大片领土变成焦土，一代人死在战场上。这种言论似乎也合情合理。但艺术家终究不是普通人，所以德国女士的男朋友用一句非常简洁明了的话替女朋友出了气，他指着那位女士喊道“女妓！”
对方没有理解他的意思，愣愣的看着他。他又一字一顿的说“我说你是军妓！”这下女士的丈夫愤怒了，扑过来厮打。在这个民族矛盾上升的瞬间，在场的多数艺术家都站在德国女士的男朋友一边。于是爱国的法国女士和她丈夫还有他们的追随者被打出酒店。胜利的艺术家兴高采烈的打开酒店的窗户对着街上高喊“打倒法兰西！”这次他们引起了街上行人的注意，于是愤怒的群众又扑进酒店展开战斗。一直到警察赶到才恢复秩序。
那么你们想想看所有这些人都对这些议题感同身受。都认为这些问题是足以让他们为之与朋友、家人大打出手的理由。同时这些男人还都有选举权。他们面对的政客讨论的还是这些彼此纠缠各执一词的问题。
那这些人拼命读报纸就毫不奇怪了。1900年代奥地利的斯蒂芬茨维格可以骄傲的说他看报纸从不关注政治新闻，大部分时候都是直接跳过去，看演出信息和比赛结果。所以奥地利的公共知识分子当中唯一拿的出手的就是卡尔-克劳斯。而法国则不同，法国人真的认真的去读那些政治评论。甚至认真的阅读那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宣言和声明。当夏尔-莫拉斯号召每一个法国人都把支持德雷福斯重审的知识分子的名单折起来放在自己的钱包里，当他们在街上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就用手边一切趁手的武器去制裁他们的时候。他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的敌人也知道他这种号召的结果是是。
每个人都在思考他们自己的见解。而公共知识分子的意义就在于向他们提供这些问题的简单的直接的答案。而每隔几年举行一次的选举结果又验证了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的变化和人气的升降。
公共知识分子因为第三共和国的议会普选而得以深深的介入法国的政治，而作为法国政治的主题的大众选民，也希望公共知识分子能够深入的介入政治，为他们的政治选择提供最直接最有号召力的支撑。这才是为什么第三共和国的能够形成独特的公共知识分子现象。
如果我们搞清楚了这个事实，我们就能总结出，公共知识分子的形成和良性发展。公共知识分子要对社会和公众形成一种持续的积极的影响力，其实都依赖于五个基本的要素。
第一人民的识字率
第二公共媒体的成熟
第三人民对人文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偏爱
第四社会在基本议题上的撕裂或者多元化
第五政治的民主化
从这个五个要素出发你们自然也就知道为什么其他国家无法形成像法国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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