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九起义前，蔡锷歃血为盟为何说要恢复汉室？

关于重九起义前蔡锷歃血为盟为何说要恢复汉室，这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考量。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他真的想复辟某个具体的汉朝王朝，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象征意义和策略考量。下面我将详细展开来说明。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辛亥革命前的历史大背景。清朝末年，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西方列强环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革命党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是当时的主流思潮。蔡锷作为一位深受新思潮影响的军事将领，也并非一个守旧派。那么，他为何要在起义前提及“恢复汉室”呢？

1. 政治宣传与号召力的需要：

在那个年代，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虽然已经深入人心，但“汉族”这个概念依然是凝聚人心的重要符号。满清入关，统治中国两百多年，被许多汉族士人视为“异族”统治。虽然清朝已经实行了民族融合政策，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在很多底层民众和部分士大夫心中依然有强大的号召力。

蔡锷作为一名军事领导者，深知动员民众、团结力量的重要性。在组织革命力量时，他需要一个能够被广泛理解和接受的旗帜。而“恢复汉室”，至少在表面上，能够唤起许多汉族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将矛头指向满清统治者。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宣传手段，可以最大化地聚集支持者。

2. 打破旧有统治合法性：

“恢复汉室”的口号，本身就是对满清统治合法性的否定。它暗示着满清的统治是非法的、是篡扰了“汉室”正统的。通过这样的表述，蔡锷等人能够更旗帜鲜明地与清朝政权划清界限，将起义的性质定性为“拨乱反正”，而非简单的叛乱。这对于争取国内外舆论的支持，尤其是争取那些对满清统治心存不满的保守派人士，是很有利的。

3. 策略上的模糊性与包容性：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恢复汉室”并非指向某个具体的汉朝皇帝或王朝复辟。在当时，已经有共和制作为革命的目标。蔡锷等人的目标是推翻满清，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因此，这个“恢复汉室”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它所代表的是“汉民族”的独立自主，是中华文明的正统传承。

这种表述也为日后革命的推进留下了空间。一旦革命成功，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塑造新的国家形态和历史叙事。如果过早地将目标限定在“恢复某个具体汉朝”，反而可能引起新的政治矛盾，例如其他民族的排斥，或者对具体历史细节的不同解读。使用“恢复汉室”这种相对模糊但富有感召力的口号，可以暂时团结更广泛的力量。

4. 历史情结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历史悠久，汉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视为中华民族强盛的象征之一。许多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对汉朝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蔡锷本人虽然接受了西方教育，但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能够引发人们情感共鸣的传统符号，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力量。

可以说，蔡锷在歃血为盟时说“恢复汉室”，并非要回到古代的封建制度，而是借用了一个具有强大历史文化号召力的符号，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凝聚人心： 团结汉族革命力量，激发民族情感。
合法化革命： 将推翻满清描绘成恢复民族正统的行动。
政治策略： 在宣传上具有包容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
文化象征： 表达对中华民族独立和文化传承的渴望。

因此，理解“恢复汉室”这句话，不能拘泥于字面意思，而要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社会思潮的特点来解读。这是一种巧妙的政治语言，既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又服务于革命的当下目标。

网友意见

先说结论：突出满汉对立实际是辛亥革命初期比较常见的现象，所反映的是革命党长期以来的宣传策略，即注重“光复”多于“共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共和观念难以被普通民众和新军理解，宣传“光复”或“排满”能够更有效的起到动员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以“排满”为主要导向的宣传策略持续时间并不长，尤其是随着孙中山回国以及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专制与共和的矛盾取代了满汉成为主要矛盾，这种变化也体现出革命观念的深化。

首先来看几个革命初期强调满汉关系的例子，首先是武昌首义，由于武汉两大起义组织之一的共进会本身就是相对偏激的革命组织，所以在首义的过程中，排满的倾向十分鲜明，比如指代汉地十八省的“铁血十八星旗”本身是共进会的旗帜，随着首义成功，他也成为军政府甚至革命的象征。在武汉军政府发布的第一张布告中强调：“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勿差池，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在《布告海内人士电》则称 :“为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报二百六十年之仇 ……我汉人四 万万之生命, 死活在此一举。”

而在湖北以外，其他地区的革命新军中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在湖南，当新军打到抚署时，湖南巡抚余诚格出来说：“弟兄们，我们都是汉人。”然后亲书“大汉”二字挂在桅杆上，到后院挖洞逃跑；在陕西，张凤翙以“兴汉灭旗”为口号发动起义，并于次日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的名义发布安民布告；在山西，姚以价在起义时演说道：“满清入关，虐我汉人二百余年，可算是穷凶极恶，现在外患日亟，而满贼仍用盗憎主人的伎俩，来以压制汉人，谄媚外人为宗旨……今天我们要不当这家奴，要救我们的中国，非先推倒满清不可。”还有问题中所说的云南，在起义之前，革命党新军在白纸上写下“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起义于10月30日晚爆发，蔡锷发表演说：“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河山，兴我汉室之为愈耶！果能如此，诚汉族之荣，军界之光也。”

而在新军以外，在劝导旧官僚归顺革命时满汉关系也是极为常见的口号。比如在江苏宣布独立，程德全就任江苏都督时，各街头悬挂起“兴汉安民”的旗帜；为了劝说广西巡抚沈秉堃加入革命，省城四处高悬“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广西独立，广西独立万岁”旗帜。而最夸张的是，是赵尔丰为了暂避风头，将政权暂时交给蒲殿俊，成立了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其中《宣告独立书》中甚至滑稽的写道：“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而与世往极。”将“共和”与“帝国”并列，显然对于革命的意义毫无了解。

就革命时期的整体形势而言，对于排满的强调在时间与空间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革命开始后的前一个多月，之后革命军便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并极力阻止，武汉军政府颁令强调：“吾辈当知革命宗旨在光复，不在报复。”而在空间上，排满行为主要集中于同盟会活动薄弱的中西部地区，最典型的是陕西，如果说其他地区的革命力量是新军的话，那么陕西的革命武装主要依靠会党，因此革命思想的贯彻也最为薄弱，同盟会曾主张仿照其他省份，定名为“秦陇革命军”，但是最终确定为“秦陇复汉军”，而部分哥老会成员甚至主张“秦陇洪汉军”，以体现其会党背景，或许正是因此，陕西的排满行为最为激进。总体而言，除西安、荆州、武昌等个别地方外，其他地区并未出现过激的排满现象。

革命初期的排满口号，与此前革命党的宣传策略有关，清朝作为一个“异族王朝”，同时具有“异族”和“王朝”双重属性，因此革命党也针对性的提出了“驱除鞑虏”和“建立民国”两项目标，由此也就产生了强调“光复”与“革命”的两种宣传策略，而就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而言，“排满”比“共和”更能有效的动员新军与民众，比如在辛亥革命前组织最大的黄花岗起义，革命党倪映典便在新军中选编洪秀全、岳飞、韩世忠和清兵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故事，在新军内部进行宣传，传播革命思想，因此被新军们称为“讲古仔”，而这种宣传方式显然侧重排满多于共和。立场最为极端的章太炎更是在《革命之道德》中强调：“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

当革命党在事后进行回忆时，也大多承认相比于共和，排满的口号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胡汉民曾指出：“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阎锡山回忆：“辛亥之改革可以说民主主义的力量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的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甚至连孙中山本人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也承认：“没有革命以前，大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譬如当时参加同盟会的同志，各人的目的都是在排满……他们本人的心理，许多都是注意民族主义，要推翻清朝，以为只要推翻满清之后，就是中国人来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

但是实际上，孙中山本人基本做到了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并重，诚然，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祭拜了明孝陵，以显示自己的“光复”之功，但是早在1906年《民报》的周年庆典的演讲中特别强调：“有些人认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在革命开始后，由于边疆形势的动荡以及立宪派的参与，在孙中山回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后，革命军排满的倾向便被五族共和替代了，在孙中山12月30日起草并公布的的《中国同盟会意见书》特别强调革命之使命“不卒之于民族主义，而卒之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是孙中山在 1912 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特别加以强调:“国家之本, 在于人民。合汉 、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 即合 汉、满 、蒙、回 、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 。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 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 。是曰领土之统一。”

总体而言，始于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止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的辛亥革命，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段，前半部分是南方各省相继宣布独立，由此与清廷形成南北对峙的局势，后半部分是南北双方通过议和的方式最终推动清廷退位，在革命伊始，为了动员新军发动武装起义脱离清廷，排满的宣传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当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双方聚焦于议和谈判时，主要矛盾便变成了专制与共和的矛盾，五族联合成为南北双方的共识，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1月26日蔡锷本人所发出的通电：“即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可见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南北双方革命意识的深化。而在几年以后，当袁世凯复辟时，“共和”更是彻底成为全国不可侵犯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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