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权利在苏联受到了怎样的保障？
种族灭绝式的驱逐及其后果：
最直接也是最残酷的侵犯发生于1944年，斯大林政府以“通敌叛国”的罪名，对整个克里米亚鞑靼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制迁徙。这次行动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数十万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塞进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运往中亚地区。在此过程中，无数人死于饥饿、疾病和恶劣的运输条件。
这次流离失所完全剥夺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对自己家园的权利，他们被剥夺了土地、财产、文化和语言。在迁徙过程中，他们遭受了严重的歧视和迫害，几乎所有与家乡联系的痕迹都被切断。在新的居住地，他们被视为“敌人人民”，受到严格的监控和限制，行动自由受到极大束缚，就业和教育机会也受到了系统性的歧视。许多人被强制劳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文化和语言权利的压制：
苏联政府还致力于系统性地压制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文化和语言。他们的学校被关闭，使用母语教学被禁止。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历史和文化遗产被歪曲或掩盖，他们的民族身份被视为不合时宜甚至危险的。试图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使用母语，往往会招致当局的审查和惩罚。他们创作的歌曲、文学作品常常被禁止出版或演出，民族服饰和传统习俗也被视为“落后”而受到排斥。
政治参与和自治权利的剥夺：
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剥夺了任何形式的政治参与权和自治权。他们不能在当地政府中担任要职，也无法影响对他们民族事务的决策。克里米亚本身，在被驱逐鞑靼人后，其民族构成被改变，并成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而非一个独立的民族自治共和国。这种政治上的边缘化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限制性定居”的陷阱：
尽管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政府曾名义上“平反”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罪名”，但并未真正恢复他们的全部权利。他们被允许返回克里米亚，但这种“返回”是被严格限制和监控的。当局设置了重重障碍，阻止他们回到自己的故土。即使是那些成功返回的人，也面临着无法获得住房、土地，以及继续遭受歧视的困境。他们被置于一种“限制性定居”的状态，无法真正融入当地社会，也无法恢复往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返乡运动中的抗争与打压：
在苏联后期，克里米亚鞑靼人开始组织返乡运动，为恢复权利和回归故土而斗争。他们通过写信、请愿、集会等方式向苏联政府和国际社会呼吁。然而，这些抗争活动遭到了苏联当局的严厉镇压。许多参与者被逮捕、审判，并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苏联媒体也常常将他们描绘成“民族主义者”或“反苏分子”，以妖魔化他们的诉求。
总而言之，在苏联统治下，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权利不仅没有得到保障，反而受到了系统性的、国家层面的侵犯和剥夺。从种族灭绝式的驱逐到对文化、语言和政治权利的全面压制，他们的民族生存和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虽然在后期出现了一些名义上的“平反”和有限的“回归”，但这远不足以弥补过去所遭受的巨大伤害，也未能真正实现权利的恢复和保障。他们的权利保障，在苏联的语境下，几乎是一片空白。
网友意见
苏联每个公民都随身携带说明自己所属民族的身份证，各族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平等是苏联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但很显然，现实并不像苏联官方所承诺的那么美好。
曾经在苏联，物理上存在着这么一些民族，他们是合法存在的，但处境却与其他民族大不相同，他们曾一度被同国其他民族称为「苏联最爱闹事的民族」，实际上，他们的不安分不是由于他们的文化特异性，也不是宗教属性的不同，而是他们所遭受的结构性的压迫与制度性的歧视导致的，这个无奈游离于苏联之内孤儿民族就是克里米亚鞑鞑人（类似情况的族裔还有日耳曼人、犹太人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受人尊敬的英雄格力戈连克将军由于维护鞑靼人的权利而被判为违反苏联法律，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鞑鞑一词对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喀山的鞑靼人具有不同的含义，后者在莫斯科以东拥有自己的自治共和国。苏联的统计资料将这两部分鞑靼人混为一谈，把两地的鞑靼人口加起来，在1970年统计出将近有600万人之多，成为苏联的第五个民族。
但实际上，克里米亚鞑靼人是一个在语言和文化上与喀山鞑靼人不同的民族。苏联于1921年承认鞑靼人在克里米亚已居住上百年，承认他们的民族特性与俄罗斯过去对他们的统治。在以克里米亚共和国的名义加入了苏维埃联邦时，曾经有几年享有了使用「语言、学校和文化」的权利，一种理所应当的权利，但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们脱离了共同体，变成了一个有着异乎寻常的、不幸的民族。鞑靼人一直到1944年4月一直生活在德占区，德军撤走之后，鞑靼人马上被列入了斯大林武断地编制的「与敌人合作的民族」名单里，这个民族的全体居民被迫对此承担集体责任。
1944年5月18日，即在整个克里米亚领土被解放刚刚六天，包括孩子和老人在内的所有人在几个小时内都被放逐到中亚、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有20多万人遭到这一厄运，其中大多数被指定在乌兹别克定居。虽然这种放逐来得突然，但到很久以后才正式公布和最后确定下来。1946年6月25日，苏联终于颁布一项法令宣布，由于克里米亚共和国的居民与德国人合作，该共和国(还有车臣和印古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被宣告取缔，其居民“被安置在苏联的其他地区，他们在那里得到土地和政府的帮助”。
鞑鞑人在他们的流放地经常受到监视，同时，苏联政权在克里米亚竭力滑灭鞑鞑居民遗留的一切痕迹。去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移民源源而至，并取消了所有鞑鞑人的地名，有计划地拆除了他们的住宅。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们今后不可能返回家园。直到1956年，鞑鞑人与被斯大林斥为叛徒的其他六个民族都一直遭受着这一悲惨命运。1956年之后，只有鞑鞑人被排斥在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恢复名誉的措施之外。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把1944年的流放列为斯大林一系列罪行之一；但在列举被放逐的民族时，他没有提到鞑靼人。所有被放逐的民族都恢复了名誉，并于1957年1月重返了他们的家园，恢复了他们的民族地位。而鞑鞑人只得到了秘密范围内的有限宽大措施。
1954年，斯大林逝世之后，鞑鞑的老战士和游击队员的流放条件有所改善。1956年4月28日的一项法令赋予所有鞑鞑人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享有正常的地位。但此法令一方面没有公布于众，另一方面还明确规定，鞑鞑人不能收回以前被没收的财产，也不能返回克里米亚。此外，他们原先的领土已被苏联官方在1954年划归乌克兰。这样，鞑靼人不得不留在他们当时的所在地(除了克里米亚外，可以在苏联任何地方定居的权利丝毫不符合他们的愿望)，不得不作为仅拥有很小文化权利的、孤独的少数民族而活着。1957年以后在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出版了一份鞑鞑报纸，这是鞑鞑作家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出版的报纸，但只有十分有限的、分散的读者；之后，被允许成了一个艺术团。
当时，在苏联呈现着非斯大林化和为被迫害的人恢复名誉的欢欣景象，而鞑鞑族却被大众遗忘和排斥在这种变化之外。正是在那时才真正出现了鞑鞑问题。对鞑鞑族采取的限制性的和无理损害其返回家园权利的规定表明，该民族仍然是一个有罪的民族。这不仅关系到在此情况下鞑鞑族在道义方面的地位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它能否作为一个民族而生存下去的问题。鞑鞑族由于失去了自己的领土和发展自己文化的权利，势必逐渐被相邻地区的民族和文化所同化。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小小的民族那么勇猛顽强地进行着反对苏联政权的艰巨战斗。它所希望的是政治上恢复名誉，有权返回克里米亚，把克里米亚归还给鞑靼人，并能为鞑鞑族能够拥有与其地位相应的一切权利。
鞑靼人从1957年起开始了为生存而展开的合法斗争，因为那时，显而易见的是苏联政权无论如何也不会自动归还对鞑鞑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当时，在整个苏联都相信请愿和上告能解决问题。苏联官方在二十大之后提出的口号不是要恢复法制吗？这一情况说明为什么鞑鞑人在初期的权利要求不怎么引人注目。由于要考虑使自己的行动符合苏联政权所提出的合法的原则，他们只能求助于苏联政权。从1957年7月到1961年10月，他们向党和国家各级机构递交了六份请愿书6，每份请愿书签名的人数达6 000到25 000人不等。这些请愿书都只有一个要求，即要求得到与其他被流放的民族不等对待，恢复该民族的政治和民族权利。苏联政府对这些集体联名的要求不置一词，却指责最活跃分子煽动“民族仇恨”、破坏公共治安，并对他们进行镇压。所有这一切都很快激起鞑靼人寻求新的活动手段，但仍是合法的手段。
鞑靼人深信，要使苏联政权听取他们的呼声，就必须接近它。于是在1964年，他们决定向首都派驻一个常设代表团。鞑鞑人居住的各城市和大的乡村开始选举代表，这些代表身负着合乎法律手续的委托，用集体的经费千里迢迢去莫斯科。他们的使命是设法让当局正式地听取他们以受委托的名义提出的申诉，向当局递交有他们本人签名的请愿书，并登报广为宣传。苏联当时的申诉程序是有欺骗作用的，仅有的申诉渠道都由苏联政权所控制。但是这种程序符合鞑靼人的处境，他们被夺了政治权利，因而便丧失了民族的代表，谁都没有权利作为民族来代表他们。这种程序也符合当时的精神状态。1961年，赫鲁晓夫宣布建立“全民国家”时，号召他的同胞们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于是，在苏联展开了如何使公民们参与政治生活的讨论，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纷然而出。鞑靼人在采取这类参加政治生活的行动时，正当地认为他们是顺应正在发生的变化的。
他们曾为这种表面的解冻而感到欢欣鼓舞。在1965年和1966年，苏联最高苏维埃这个社会主义法治的卫士、苏联人民的代表，似乎终于关心他们了。身负委托并带着请愿书的鞑鞑代表们在1965年8月受到了当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米高扬的接见，1966年3月又受到主席团秘书格奥尔加泽的接见。一个受歧视的民族的代表们受到非俄罗斯民族出身的领导人的接见，这一切似乎是奇迹，但事实并非如此。鞑靼人受到一些高加索人的接见实际上于事无补。
紧接着，鞑靼人掀起了大规模的申诉运动。1966年初，在准备接待苏联共产党“二十三大”代表们的莫斯科，有一个为数125人的鞑靼“代表团”。鞑靼人向握有实权的所有负责人发去了属名的15 000封信件和电报。最后，还准备了一份递交给代表大会秘书处的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12万人。实际上所有的成年人都签了名。在六十年代的苏联，还没有出现过这么多请愿书，而整个鞑靼族能这样一致采取行动确实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请愿书已摆在那里，格奥尔加泽也许正因为此才装出让人放心的样子，答应立即调查鞑靼人人的情况。但却不见任何动静。
鞑鞑人大失所望，但没有气馁，他们在1966年3月到6月的三个月里又征集了115 000人在新的请愿书上签名，还发出了近2万份信件和电报，派出新的代表扩大了驻莫斯科的代表团。直到那时，苏联政权还企图无视这个运动，避免直接接触。或许正是由于看到鞑靼人多么迅速地重新动员起来，这才促使苏联政权做出了反应。莫斯科的各旅馆受命不许鞑靼人居住。6月26日，到苏共中央委员会递交请愿书的一个重要的鞑靼人小组遭到逮捕，并立即被驱逐出莫斯科城。
在乌兹别克自治共和国，迅速得悉这个消息的鞑靼人被激怒了，他们接连不断地示威游行，到每家每户和各公共单位寻求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因为大家毕竟都是穆斯林。但苏联政权选择了强硬的手段。它之所以坚持这样做，尤其因为这件事的前景使它感到不安。
10月18日是克里米亚共和国成立45周年纪念日，鞑靼人并不掩饰他们为了自己的事业将要利用这一纪念日的意图，打算通过纪念活动来扩大游行示威，以便引起大家对他们的注意。对一个民族而言，应当做的是要让莫斯科乃至全世界听到他们的呼声，让自己的同胞们，让全苏维埃人，甚至让全世界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了解他们。苏联政权所要制止的正是这种国内的运动。它迫不及待地在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刑法中列入了两项条款，旨在阻止传播关于鞑靼人生存状况的消息和文件，并不许鞑靼人参加某些集会。根据这两个条款，原先最符合法律的行动变成了非法行动，从而为实行镇压开辟了道路。
尽管增加了这些镇压条款，尽管鞑靼人在莫斯科的逗留遇到了重重困难，但当时的斗争已如火如荼，以致不能半途而废。由于斗争的合法性越来越有限，他们便放弃了合法斗争，而选择了更加引人注目的方式，那怕这些方式不合法也罢。鞑靼人虽然被剁夺了在莫斯科住旅馆的权利，但他们到莫斯科去的人却日益增多，1967年夏天达400人，他们公开宣布，他们将在红场举行集会，以便让大家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对集会的时机做了选择。当时在莫斯科开办了旅游业，正值旅游旺季。鞑靼人于是第一次产生了这种主张；举行外国人能看得见的示威游行，让外界了解他们的运动。这种主张是明智的，因为急于保持控制局势的苏联政权不得不决定做出妥协。1967年7月21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会晤。一方是那些负责国家治安的人物：克格勃的头子安德罗波夫，苏联总检察长鲁金科，治安部部长谢洛科夫以及似乎成了这个问题专家的格奥尔加泽。另一方是这些鞑靼人，他们是自己同胞的代表，身负着苏维埃国家不愿承认但又不得不承认的委托。在这次会议上，安德罗波夫答应恢复鞑靼民族的政治名誉，答应赦免那些因进行申诉活动而受到惩罚的人，但对他们返回克里米亚持极大保留态度。至于恢复共和国的问题，根本只字未提。安德罗波夫保证还要立即采取一些措施。但过了一个半月，却未见任何行动，鞑靼人便怀疑，1967年的会议是否象前两次那样，只是为了暂时稳住他们，解除他们的武装，然后对他们进行新的报复。因而在塔吉克，到8月底时骚乱愈益迫近。警察不停地驱散示威群众，逮捕那些被指控扰乱公共秩序的人。
9月5日，鞑靼人获悉他们取得了胜利，因为当时颁布的一项法令说：“在克里米亚解放后，克里米亚的整个鞑靼族居民不公正地被指控与敌人合作，而实际上只有一些人通敌。这种对于居住在克里米亚的鞑靼民族全体公民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指控应予取消。这特别是因为新的一代鞑靼人今后将要投身于职业和政治生活”。
“以前居住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现在定居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和其他共和国………”这项法令使挞人重新拥有他们的一切公民权，居住自由和文化权利。毫无疑问，在下面这一点上他们达到了目的，即给他们洗掉了叛徒的罪名，他们重新成了与其他民族一样的民族。然而很快就看出他们感到的满意仅此而已，他们并不完全与苏联其他民族一样平等。这无疑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但可笑的是，苏联官方对此严加保密，只有他们所居住的几个共和国的报纸刊登了这一律令。
鞑靼人发现1967年律令不过是官方玩弄的话术，他们的成员可以去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地方(前提是“符合有关就业和身份证的规定条款”)，并被承认拥有某些文化权利。但是实际上，他们早在1956年以来就有迁居自由和1967年法令所规定的那种有限的文化权利。另一方面，律令中只字未提“鞑靼民族”，也未提可能恢复他们的共和国问题。律令虽然确认他们是“居住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但是却取消了民族与土地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确定一个民族存在的四项标准之一。这项法令把他们过去居住在克里米亚和现在移居到中亚相提并论。
此后又过了十年。在这十年中，鞑靼人不断努力在他们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争取，这就是「返回克里米亚」。为了成功，他们通过三条途径开展活动。一条是合法途径，即向苏联当局递交大量请愿书，特别是在苏联政权庆祝其民族政策取得成就的各种纪念活动时更要这样做。第二条是准合法途径，即把鞑靼人的权利要求与苏联民主运动的权利要求结合起来。莫斯科的持不同政见者过去不怎么关心民族运动，但从1970年以后注意听取鞑靼人的呼声，把他们的要求列入了保护人权的总纲里。第三条途径就不管合不合法了；这条途径从此成了鞑靼运动的康庄大道。被禁止在故乡居住的鞑靼人，无视这种禁令，纷纷向故乡迁移。然而只有少数几家成功地冲破了准许定居的重重繁琐限制。许多鞑靼人冒着在流放地区倾家荡产的风险，抱着能被克里米亚接受的一线希望，秘密地长途跋涉向故乡迁居，但却被迫遣回中亚。在争取恢复名誉的战斗赢得胜利之后，鞑靼人显然在重建正常的民族生活的战斗中吃了败仗。他们在中亚仍是外来人，这并不是因为当地不接收他们(相反，都很亲近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放弃返回失去的故乡的梦想。
流放的生活过了将近三十五年，新的一代已成长起来，他们站在返回克里米亚斗争的前列。鞑靼人像生活在异地的其他民族一样，如果不能重返故乡，就宁愿继续成为无国籍的人，成为叛逆者。对于这种挑战，苏联政府熟视无睹，企图否认把鞑靼人和克里米亚联系在一起的现实情况。
关于这个民族，官方的论点是：居住在克里米亚的有包括鞑靼人在内的各种民族的居民；而代表这块领土多民族性的，据《苏联大百科全书》说是现存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命名与其他民族共和国命名的一般规定相反，用的是地理名称，而不是某个民族的名称。这就无比明显地否认了鞑靼人在克里米亚居住的历史性权利。
为什么这样苛刻地对待如此弱小的民族呢？事实上，使苏联感到不安的并不是30万鞑靼人，而是是鞑靼人的民族主义，鞑靼人发明的Pan-tu***在革命前后对俄国的操图克语穆斯林的影响是巨大的。斯大林于1944年削减了鞑靼人占据的地盘，把他们赶出了克里米亚。之后，斯大林的继承者还要进行反对泛伊与泛图的斗争，苏联官方认为「这两种思潮通过为恢复克里米亚共和国的斗争，也将会恢复其所失去的其他领土。如果承认失去了故乡的30万人的正当权利，就是在为这两种「主义」的大厦添砖加瓦。」
鞑靼人的悲惨遭遇与他们的抗争史告诉世人，苏联不是一个消除了民族差别的、统一的大家庭，鞑靼人对自己家乡与文化的情结也不是单纯的对历史与传统的留恋。苏联官方对鞑靼人的歧视以及政策上的含糊其辞是产生鞑靼人防御性的、消极民族主义的根源，也正因此，鞑靼人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普遍的恢复了自己的民族特性，并积极地将这种特性与现代化结合起来。这也证明了一点，一个失去了领土和文化、并濒于被完全同化的民族仍可以在外界的影响下重新建构成一个民族。苏联官方蔑视民族权利的行为并没有为实现苏联民族一体化形成产生积极作用，这种蔑视也没能使鞑靼人顺从，相反，在来自鞑靼人、日耳曼人、犹太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等被压迫群体的不断抗争之下，苏联终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克里米亚鞑靼民歌 https://www.zhihu.com/video/1401620550062518273（附克里米亚鞑靼民歌一首，重申莫斯科匪帮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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