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刘彻到明朝中后期，有没有办法解决文官集团威胁皇权的问题？
汉武帝时期：威权与集权的前奏
汉武帝本人就是一个极度强势的君主，他大刀阔斧地加强皇权，推行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可以说是在为后来文官集团的“崛起”埋下了伏笔，同时也试图从源头上控制它。
独尊儒术与思想控制：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看起来是巩固了官方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也为文官集团提供了一套统一的思想体系和价值标准。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虽然初衷是打破门阀，但最终确立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选拔标准，也为形成一个以读书人为核心的官僚集团奠定了基础。
设立中朝与内朝： 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在原有三公九卿之外，设立了“中朝”和“内朝”。中朝由他信任的亲信官员组成，负责处理机密事务，绕过了外朝的官僚体系。这是一种直接的权力分散和集中，削弱了外朝文官的集体影响力，但同时也为皇帝的亲信提供了另一条权力之路。
严酷的法律与监察： 汉武帝在位期间，法律严酷，监察体系也得到加强。这使得官员们普遍感到惶恐，不敢妄为，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文官集团的野心。
“内诸府”的建立： 汉武帝大力发展皇家的私产和经济，设立了“内诸府”等机构，负责管理皇家财政和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朝廷财政的依赖，也为皇帝提供了一定的经济自主性，不至于完全受制于负责财政的文官。
然而，汉武帝的这些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巩固了皇权，但也埋下了隐患：
儒家士大夫集团的形成： 独尊儒术，虽然统一了思想，但也培养了一批具有共同价值观和职业认同的士大夫群体。他们拥有政治理想，并且通过科举制度进入权力核心，一旦形成集体利益，就可能对皇权构成挑战。
外戚与宦官的崛起： 汉武帝对文官的压制，也为外戚和宦官提供了干政的空间。当皇帝需要突破文官集团的阻力时，往往会倚重这些非文官系统的人，从而引发新的权力斗争。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外戚、宦官与门阀士族的三足鼎立
进入东汉，文官集团的威胁进一步显现，但更突出的是外戚、宦官和门阀士族之间的复杂博弈。
门阀士族垄断： 随着时间推移，选官制度逐渐被世家大族垄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些大家族通过联姻和相互扶持，牢牢掌握了官员的选拔和晋升，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利益集团。他们对皇权的挑战，更多体现在对皇帝决策的左右，以及对权力分配的争夺。
外戚与宦官的利用与反噬： 皇帝为了对抗门阀士族，常常需要借助外戚或宦官的力量。但这种“借力打力”往往是饮鸩止渴，一旦外戚或宦官势力过大，又会反噬皇权，引发朝政混乱。
分封制与割据：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多采用分封制，诸侯王或地方豪强势力强大，对皇权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这与文官集团的威胁性质不同，但同样削弱了中央集权。
隋唐时期：科举制的优化与文官集团的成熟
隋唐是科举制发展并成熟的时期，这既是文官集团力量壮大的重要因素，也是皇帝试图通过更系统化的选拔来控制官僚体系的尝试。
科举制： 隋朝创立、唐朝完善的科举制，打破了门阀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这扩大了官僚队伍的来源，也使得皇帝可以从更广泛的阶层中选拔人才，理论上可以减少对某一特定群体（如士族）的依赖。
三省六部制： 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宰相权力分散，加强了皇权对行政过程的监督。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这种相互制约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宰相的权力，也使得皇帝的意志更容易贯彻。
中书门下联合与皇帝的周旋： 尽管有三省六部制，但中书省和门下省往往由同一批文官担任，他们可以形成联合，对皇帝的旨意提出“封驳”。皇帝为了绕过这种制约，会通过其他途径，例如设立“知制诰”、“学士”等，直接与亲信官员商议政事。
唐朝中后期，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严重，文官集团的挑战也转化为对中央权威的侵蚀，但更多的是与宦官、藩镇等势力交织在一起。
宋朝：文官集团的“黄金时代”与皇帝的“弱势”
宋朝可以说是一个文官集团势力极其强大的时期，皇帝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文官的制约。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经历，让他对武将保持高度警惕，同时也对文官表现出一种“笼络”的态度。他明确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一种主动的权力分享，但也导致了文官集团拥有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
重文抑武的国策： 宋朝采取了严厉的“重文抑武”政策，削弱了武将的地位和权力，而将更多的权力交给了文官。这使得文官集团在朝廷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谏官制度的强化： 宋朝的谏官制度非常发达，谏官可以对皇帝的言行进行批评，甚至可以“封驳”皇帝的旨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皇权的一种制约，也促进了政治的理性化，但有时也让皇帝感到“无所适从”。
集思广益的决策机制： 宋朝的决策机制往往需要经过多层文官机构的讨论和审批，甚至需要集思广益。这种机制虽然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乾纲独断”。
皇帝的反制手段： 尽管如此，宋朝皇帝也并非完全没有反制手段。他们可以利用“差遣”、“知制”、“院判”等方式，让非正式的权力结构介入，或者对某些关键部门进行直接控制。例如，宋神宗时期推行的“新法”，就是皇帝试图突破文官集团阻力的典型例子，但最终也因为遭遇强大的阻力而失败。
元朝：蒙古贵族统治下的特殊情况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模式与汉族王朝有很大不同。
蒙古贵族的特权： 蒙古贵族是统治阶层，他们拥有对汉族官员的绝对优势。文官集团虽然存在，但其权力受到蒙古贵族的制约，难以形成对皇权的实质性威胁。
民族矛盾的制约： 汉族文官集团的政治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被民族矛盾所掩盖。汉族官员更多的是在努力适应蒙古统治，争取民族内部的利益，而不是直接挑战皇权。
皇权的高度集中： 元朝皇帝（大汗）拥有绝对的权力，并且通过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来解决继承和权力问题，文官集团在此过程中很难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明朝：高度集权与文官集团的博弈
明朝建立后，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以及前朝的经验，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废除丞相制，设立内阁：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将行政权和决策权集中于皇帝手中。他设立内阁，作为皇帝的咨询机构，但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受到皇帝的直接控制，不具备独立的决策权。
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 明朝建立了强大的特务机构，如锦衣卫、东厂、西厂等，负责监视官员和民众。这些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拥有调查、逮捕、审讯的权力，成为皇帝钳制文官集团的利器。
廷杖制度： 明朝皇帝经常使用廷杖，直接惩戒甚至羞辱朝廷官员，这在心理上对文官集团构成了巨大的威慑。
八股文与思想控制： 明朝进一步规范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八股文为主。虽然这看似强化了文官集团的文化基础，但严格的内容限制也使得文官集团的思想容易被皇帝所引导和控制。
文官集团的“抱团”与皇帝的“制衡”： 尽管皇帝采取了种种措施，文官集团依然是明朝政治的主体。他们通过“党争”、“弹劾”、“集体辞职”等方式来表达不满和抵制皇帝的政策。皇帝也需要文官来治理国家，因此，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博弈关系。皇帝会利用宦官、勋贵，甚至挑拨文官内部的矛盾来制衡文官集团。
“内相”与“外相”的角力： 随着内阁权力的增大，内阁首辅逐渐演变成事实上的“内相”，而六部尚书等是“外相”。皇帝往往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和周旋。
嘉靖、万历时期的“怠政”： 明朝后期，一些皇帝的“怠政”导致了内阁权力的膨胀，文官集团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甚至出现了“厂卫”与文官集团互相制约，而皇帝却成为“橡皮图章”的局面。
总结：
从刘彻到明朝中后期，根本不存在彻底解决文官集团威胁皇权的问题的办法。
文官集团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 随着国家统治的日益复杂，需要专业的、有文化的管理人才，而这些人自然会形成自己的职业群体和利益。
皇权与文官集团是一种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皇帝需要文官来治理国家，文官也需要皇帝的授权来行使权力。
各种“制约”的手段，往往具有双刃剑的性质。 例如，强化特务机构可能会导致恐怖政治；利用宦官或外戚可能会引发新的权力斗争。
最终的权力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个人的能力、魄力和政治手腕。 强有力的君主可以有效地驾驭文官集团，而相对“弱势”的君主则容易被文官集团所裹挟。
可以说，从汉武帝到明朝中后期，历代君主都在不断地探索和调整，试图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驾驭文官集团和发挥其作用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但这种平衡是动态的，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动的，“解决”从来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持续的政治实践和权力博弈的过程。
网友意见
其实从宋代开始，官员威胁皇权的问题就得到了制度性上的遏制
别看宋代皇帝经常吃瘪，被大臣怼。比如经常被大臣怼的宋仁宗，人家也是几年就换一次的文臣之首的，文彦博当初恋栈不去还搞出来一出祥瑞结果还是得走，腾位置。
可从宋徽宗宋钦宗完颜构这三个人的所作所为来看
权力都还是在他们手里。
明清也是这个样子，有杨廷和张居正鳌拜这种臣子权力极大，但是只是个别强人让自己的权力大，而不是制度性的让这个职位的人的权力大。
其实，宋代以后一直到清末
中国的朝代存在的问题就是
阴奉阳违、慵懒散、皇帝不推不动，一推乱动，到最后推也推不动。
美国的川普总统就想拆除黄石国家公园里边那些资本家修建的大庄园，就是死活推动不下去，拆不了，黄石公园的官员就找了一个快退休的副州长成立一个工作组负责这个事儿，多年来就是拆不掉。
汉武帝到明朝和清朝，也会逐渐的发现，就是自己和嘉靖、嘉庆一样，不管怎么折腾，什么事儿都干不成，每天要干的事儿就是和大臣们斗智斗勇。
某地大臣上奏干旱，请求减免粮草，你派出去的锦衣卫啊血滴子啊东西厂啊都说是干旱。你就同意了，
结果过了几个月你看到出征西域的军队奏折，说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雨大耽误了几天时间。
你才知道卧槽上当了！
原来当地的粮食已经被大臣们分了。
或者某个反贼打算进攻皇宫，所有的衙门都知道，所有的衙门都装看不见，最后区区几十人冲进了皇宫，一点预警都没有。
就是这样子了。
其实刘彻要解决的，不是威胁皇权，而是怎么在这一张大网里挣脱出来的问题。
有啊，一直都有。
扶持勋贵。
其实自大一统开始一直到北宋钱前，朝堂之上永远都是皇帝，勋贵（军事贵族），科举官僚三足鼎立。总体的趋势是勋贵势力越来越弱，科举官僚势力越来越强，虽然时有反复，但是在北宋，勋贵终于被彻底排挤出权力中心，文官独大。文彦博可以当着皇帝的面说“与士大夫共天下”，皇帝还能同意他的观点。这其实是科举官僚（儒学家）联合皇帝长期斗争的结果。
勋贵就是军事贵族，带兵打仗，通常会有世袭封地。有封地就代表着有脱离皇帝本人的合法权力，封地也可以提供税收和人力，皇帝管不着。这对于大一统是非常危险的，勋贵造反一直是困扰早期封建王朝的重大问题。自汉朝开始，皇帝联合科举（或者查举等等）出身的官僚，通常是儒学家，对勋贵的权力进行了长达千年的打压。汉朝首先获得初步胜利，之后到了汉末，三国，魏晋南北朝，遭遇了重大失败，到了隋唐，终于扭转了局势，再次获得胜利，唐后期到五代十国，勋贵势力再次回潮，终于在北宋，皇帝和官僚完全打垮了勋贵势力。
元朝过于特殊，不讨论。明朝早期封藩王的举动就属于勋贵势力的回潮，是历史的倒退，然后毫不意外的引发了削藩和靖难。明成祖削藩完成之后，除了宁王的小打小闹，明朝几乎没有再受勋贵的干扰。
所以文官集团威胁皇权是皇权联合文官集团挤压勋贵集团的产物。要想在封建制度的框架下解决这个问题，唯有重新扶持勋贵势力。然而这毫无疑问是历史的倒退。
唯有一个更特殊的王朝，清朝，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清朝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是清朝。
清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天然和汉族文官之间存在隔膜，它们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完全信任汉族文官。所以清朝统治者高度依赖满洲勋贵来防止文官集团挤压皇权的天然趋势。汉族文官想和宋明的时候一样搞“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首先不答应的就是满洲勋贵。朝堂上无法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就会被皇帝各个击破。这时候文官们就成了一盘散沙，皇帝宠信识相的，惩罚头铁的，文官们就只能跪在地上高呼“皇上圣明”了。
那么满洲勋贵有没有造反的可能性呢？有可能，但是很小。首先，清朝虽然保留了一部分勋贵的政治权力，但是也施加了严格限制，这算是吸收了历朝历代的经验。第二，少数的满人面对多数的汉人，团结还来不及呢。第三，即使有勋贵想造反，也很难拉拢汉族官僚反水。所以清朝皇帝不用过于担心勋贵造反的问题。
但是这个体系到了后来也终于撑不住了。满洲勋贵不行了，武备废弛的封建军队在近代化战争中一溃千里。只能由汉族官僚掌握军队，解决诸如捻军，太平天国之类的问题。满洲勋贵一拉胯，汉族官僚马上就开始挤压皇权，而且开始勋贵化。这一趋势发展到巅峰就是东南互保。东南各督抚们只是表面上还以清皇室为尊，实际上在各自的下辖区早已是自己说了算。到了辛亥革命，掌握了新式军队的袁世凯已经完全把清朝皇室捏在了手里。勋贵造反的故事再一次上演。
明朝中后期，威胁皇权的从来不是文官集团。
威胁皇权的一直都是沙雕皇帝本人。
可别扯淡了，汉武帝刘彻要是穿越到明朝中后期，会高兴得哭：
没有外戚，没有能与其抗衡的丞相，军队大权就在皇帝手上，还有更加强版的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之类的，关键是北方的蒙古还不像匈奴那样能真的威胁中原，地方上也没有自行其是的诸侯藩王。
文官集团？？？
这些文官首先是靠着考试上来，其程序比汉代的举孝廉之类的更先进，然后真以为人家是铁板一块？如果真的铁板一块，明世宗早被弄死了。
说真的，近年网络明史学家把明朝灭亡等责任全赖在所谓文官集团上，无非就是给朱皇帝推卸责任。
其实吧，就知乎现在这个环境，有关明清历史话题已经进入到一种典型“屁股决定脑袋”的氛围中，在明朝皇权问题上，多数所谓粉汉是毫不犹豫站明朝皇帝。比如说就拿清朝皇帝的一个事例来说：
《清史稿》卷十六·本纪十六：（嘉庆八年）闰二月戊寅，上还驻圆明园。乙酉，还宫，入顺贞门，奸人陈德突出犯驾。定亲王绵恩、额驸拉旺多尔济及丹巴多尔济等擒获之，交廷臣严鞫。奖赉绵恩等有差。丁亥，祀先农，上亲耕耤田。己丑，诏曰：“陈德之事，视如猘犬，不必穷鞫。所惭惧者，德化未昭，始有此警予之事耳。即按律定拟。”是日，陈德及其二子伏诛。予告大学士王杰陛辞，赐玉鸠杖，御书诗章，驰驿回籍。庚寅，严申门禁。
陈德，祖籍河南泰县，本为清朝内务府厨师，失业后生活无着落，便于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日（1803年4月11日）在神武门刺杀嘉庆帝，未遂被捕，四天后被凌迟处死。
要是把清朝嘉庆皇帝换成某个明朝皇帝，肯定会有人说这是大阴谋，文官集团的阴谋。可惜是清朝，那就是：皇帝被砍死最好。哪有什么阴谋啊！
同样的，要是所谓清粉，就会辩解：
我大清皇帝哪有大明皇帝爽？清朝才是文官集团厉害的朝代，皇帝都直接受到人身安全威胁了都！清朝才是真正的文官政府，八旗旗人当的官多数难道不是“文官”？？？
这就进入一种诡辩的讨论环境中，指望知乎有正经历史讨论？要真这样，历史系之类的也没存在必要。纯属浪费国家财政支出，别说，在本乎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真大有人在。
然后，本乎的回答中，历史系和历史专业圈简直就是“薛定谔”的存在，当不符合某些群体观点的时候，历史专业圈仿佛个个是拿了满人钱的汉奸。当要证明大明多么流弊，其他朝代特别是清朝在大明面前抬不起头时，历史专业哪怕是个普通研究生论文只要有相关论据那就是“圣经”。
我已经佛了。。。。。
当然了，要说明中后期的明代统治集团较前期出现变化，这我是承认的。
不过，这种集团的成份变比，是在明中后期帝王所支持或帝王能力不足有意无意促使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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