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游戏》的结尾,那触目惊心的数字——1950年代,英国有49,000名同性恋者被起诉。这个数字背后,不仅仅是冰冷的法律条文,更折射出那个时代对于同性恋的深深的压迫和误解。你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同性恋者,这个问题本身就带着一种历史的误会。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关键点:1950年代英国“被起诉”的同性恋者多,并不是因为那个时期英国突然冒出了这么多同性恋者,而是因为法律的严苛和社会的敌意,使得大量同性恋者因此触犯了法律,并被揭发和审判。 换句话说,是法律和环境“制造”了这些被起诉的数字,而非同性恋本身的“数量”在那个年代激增。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法律如此严苛,社会又如此敌视同性恋呢?这背后是一个复杂交织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因素:
1. 严酷的法律:《1885年恶劣罪行法》(Criminal Law Amendment Act 1885)
这部法律是压在英国同性恋者头上的最沉重的枷锁。它将“猥亵罪”(gross indecency)的定义扩大,几乎将所有男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定为犯罪,即使是私下、双方自愿的行为也不例外。这项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卖淫和性剥削,但其模糊的措辞使得男性同性恋者成为了主要的打击目标。
“猥亵罪”的广延性: 任何“男性之间的任何公然或私下的猥亵罪”(any act of gross indecency between male persons)都可能被判刑。这个“猥亵罪”的定义非常宽泛,可以涵盖从公开的性行为到私密的亲昵,甚至仅仅是穿着打扮被认为“不合时宜”也可能被怀疑。
严格的惩罚: 触犯此法的同性恋者,最高可被判处两年监禁,并可能伴随强制劳动。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惩罚,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生活、事业和名誉。
举报和告密: 法律的严苛也催生了告密文化。人们可能会因为个人恩怨、嫉妒,或者仅仅是出于恐惧和偏见,去举报身边的同性恋者。许多案件并非基于确凿的证据,而是依靠证词和诱供。
2. 深厚的宗教和道德观念:
基督教在英国社会中拥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而圣经中对同性性行为的谴责(尽管其解释存在争议)为社会对同性恋的负面看法提供了宗教基础。
“罪”的标签: 同性恋被视为一种道德败坏,一种“罪恶”。这种观念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法律、教育和家庭。
“自然法则”的违背: 很多观念认为,性行为的唯一目的应该是繁衍后代,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违背了“自然法则”,因此是不可接受的。
公共道德的维护: 政府和司法系统往往将压制同性恋视为维护公共道德和秩序的责任。
3. 社会的恐惧和偏见:
在20世纪中叶,公众对同性恋的认知非常有限,且充斥着各种负面刻板印象。
“精神病”的误解: 当时,同性恋在医学和心理学界仍然被视为一种精神疾病或性反常(perversion)。这使得被发现的同性恋者不仅要面对法律的制裁,还要承受被视为“病态”的社会污名。
“社会毒瘤”的论调: 一些人认为同性恋者是对社会结构的威胁,他们会腐蚀家庭、传播疾病(尤其是后来对艾滋病的恐惧,尽管艾滋病在当时还未被发现,但对性传播疾病的普遍恐惧已经存在)。
男性气质的压力: 对于男性而言,社会对“男子气概”有着非常僵化的定义。任何被认为“不够男人”的行为或情感都可能引起怀疑,而同性吸引力自然被视为对这种男子气概的挑战。
4. 媒体的描绘和公众舆论:
虽然《模仿游戏》展示了艾伦·图灵作为天才的形象,但大众媒体对同性恋的描绘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妖魔化的,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恐惧和敌意。
“隐藏的威胁”: 媒体常常将同性恋者描绘成秘密活动的群体,对社会构成潜在的威胁。
道德恐慌: 媒体的报道有时会煽动一种“道德恐慌”,将某些社会问题归咎于同性恋的存在。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为什么英国有这么多同性恋?”
更准确的说法是:为什么在1950年代的英国,有如此大量的同性恋者被“发现”并“起诉”?
答案是因为:
法律的严苛定义和普遍适用: 《1885年恶劣罪行法》使得男同性恋者很容易触犯法律,即便是私下的亲密行为也可能被定罪。
社会的极度不宽容和猎巫心态: 宗教、道德和刻板印象共同造就了一个充满恐惧和偏见的社会环境,使得告密和举报司空见惯。
缺乏理解和科学认知: 对同性恋的误解将其视为罪恶或疾病,而不是一种自然的性取向。
《模仿游戏》中的49,000个数字,是那个时代压迫的具象化。 那个时期,能够勇敢地活出自我,甚至连公开承认自己是谁都充满危险。艾伦·图灵的悲剧,只是那个时代无数被压抑、被审判的同性恋者中的一个缩影。他们的数量之多,恰恰说明了这种压迫的广泛和深入。
直到1967年,《性犯罪法》的出台,才在一定程度上废除了法律对男性同性恋行为的刑事处罚,但这已经是漫长斗争之后的结果。而在那之前,无数人的生活被那个时代的法律和偏见所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