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印度医疗，「教会+特蕾莎嬷嬷」和「赤脚医生」制度，哪个成效会更好？
首先，让我们来审视“教会+特蕾莎嬷嬷”模式。
这个模式的核心可以理解为由宗教组织主导，以慈善和关怀为驱动，提供医疗服务的体系。特蕾莎嬷嬷及其创办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是这一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她们的医疗服务，尤其是对那些最贫困、最绝望、最被社会遗弃的人群——比如临终者、麻风病人、孤儿——提供的关怀，无疑是巨大的。
优势与成效：
人文关怀的极致体现： “教会+特蕾莎嬷嬷”模式最突出的成效在于其对生命尊严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守护。在疾病的痛苦之外，她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情感支持和精神慰藉。对于许多在绝望边缘的人来说，这种温暖和被重视的感觉，其价值甚至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治疗。
覆盖社会边缘群体： 她们的服务对象往往是那些无法获得或不愿接受主流医疗体系帮助的人。这包括被社会歧视的麻风病人，无家可归的穷人，以及那些身患绝症、无人照顾的临终病人。她们的存在填补了政府和商业医疗体系中的巨大真空。
榜样力量与精神感召： 特蕾莎嬷嬷及其姐妹们的奉献精神，激发了无数志愿者和捐助者参与到慈善医疗事业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这种精神感召力，对于一个国家整体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提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医疗技能的普及（有限）： 虽然不是以提供尖端医疗技术为目标，但她们的机构也提供基本的护理、伤口处理、疼痛缓解等医疗服务，这些是许多贫困人口最迫切需要的。
局限性与挑战：
规模和覆盖面的限制： 无论是仁爱传教修女会还是其他类似的教会医疗机构，它们的数量和覆盖面终究是有限的。它们更多的是分散在城市和乡村的角落，难以满足印度庞大人口的普遍医疗需求。
对疾病的“治愈”和“预防”的侧重不同： 她们的模式更侧重于“照护”和“临终关怀”，对于许多可治愈的疾病或需要长期康复的病患，她们的能力和资源可能不足以提供系统性的治疗。预防性医疗和疾病筛查也不是她们的核心工作。
资源依赖性强： 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捐赠和志愿者的支持，这意味着其服务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可能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专业医疗人才培养的不足： 虽然有医生志愿者参与，但整体而言，这种模式并非一个系统性的医疗人才培养和输送机制。
接着，我们来看看“赤脚医生”制度。
“赤脚医生”制度起源于中国，但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有其变体和影响。其核心理念是培养和训练基础医疗知识和技能的社区卫生工作者，让他们在基层提供初级医疗服务，承担疾病预防、健康教育、基本治疗和转诊等职责。
优势与成效：
基层医疗的覆盖与可及性： “赤脚医生”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能够深入农村和偏远地区，将基础医疗服务带到那些最难以触及的人群身边。他们的存在极大地提高了医疗的可及性。
疾病预防与健康教育的强化： 由于他们根植于社区，能够更有效地开展健康教育，普及卫生知识，推广疫苗接种，以及进行常见病的早期识别和干预，从而有效降低疾病的发生率。
成本效益高： 相比于培养高学历的医生，训练“赤脚医生”的成本较低，且他们通常提供的是基本服务，收费也更低廉，对经济困难的民众来说更容易承受。
快速响应和初步诊断： 在突发疾病或流行病爆发时，“赤脚医生”可以快速进行初步诊断，提供即时治疗，并协助向上级医疗机构转诊，大大缩短了救治时间。
减轻层级医疗压力： 他们能够处理大部分常见病和多发病，将更复杂的病例转交给上级医院，从而有效减轻了国家和地区的二级、三级医疗机构的压力。
局限性与挑战：
医疗技能和知识的局限： “赤脚医生”的培训周期相对较短，其医疗知识和技能水平与正规医学院毕业生存在显著差距。对于复杂疾病、罕见病或需要精细操作的情况，他们往往力不从心。
质量控制的难度： 如何保证成千上万的“赤脚医生”的服务质量和遵循医疗规范，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继续教育机制，可能导致误诊、漏诊甚至治疗不当。
职业发展和激励机制的不足： 如果没有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和合理的激励机制，“赤脚医生”可能缺乏持续学习和提升的动力，服务热情也可能随之下降。
系统性整合的挑战： 如何将这些分散在各地的基层医疗人员有效地整合到国家整体医疗体系中，并与上级医疗机构形成顺畅的转诊和协作网络，需要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政策支持。
公共卫生政策的依赖： 他们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公共卫生政策的顶层设计和资金投入。
比较与结论：
那么，哪种模式的成效“更好”？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它们服务于不同的目标人群，解决不同的医疗需求层次。
如果我们将“成效”定义为最大化生命尊严、提供无条件的关怀，尤其是在最绝望的时刻拯救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个体，那么“教会+特蕾莎嬷嬷”模式无疑取得了巨大的、难以用数据衡量的成效。她们的服务是对人类良知和同情心的呼唤，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但这种模式无法成为印度整体医疗体系的基石或主力军，其成效是深刻的，但却是局部且难以规模化的。
如果我们将“成效”定义为提高全民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有效控制常见疾病、降低死亡率、以及提升整体人口健康水平，那么一个强大的、覆盖基层的“赤脚医生”式的制度，其在规模和系统性上的成效会更为显著。这样的制度能够触及更多的人，解决更多人最迫切的“看得见病”的问题，并在预防性医疗上发挥关键作用。然而，如果缺乏足够的培训、监管和资源支持，“赤脚医生”也可能面临服务质量滑坡的风险。
在现实的印度，这两种模式并非互斥，而是并存且具有互补性。 印度医疗体系的现状是，既有政府主导的公立医疗网络，也有蓬勃发展的私人医疗市场，还有数量庞大、形式多样的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其中教会和类似特蕾莎嬷嬷的组织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印度也在不断探索和发展其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尽管可能不直接称为“赤脚医生”，但其理念在国家卫生任务（如ASHA工作者）中有所体现。
因此，与其说哪一个“更好”，不如说它们在印度医疗生态中扮演了不同但都至关重要的角色。
“教会+特蕾莎嬷嬷”模式为印度社会提供了宝贵的人道主义视角和对边缘群体的深度关怀，是社会道德良知的闪光点，其成效更多体现在对“人”本身的尊重和守护上。
“赤脚医生”制度的理念（即基层卫生工作者）则代表了提高全民医疗可及性和效率的根本途径，是解决印度大规模基层医疗需求的有效策略。
要实现印度医疗体系的全面“成效”，需要的是一个整合的、多层次的、并能有效结合人文关怀与科学医疗的体系。这意味着，一方面要继续支持和发扬“教会+特蕾莎嬷嬷”模式所代表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另一方面，则要大力发展和完善像“赤脚医生”这样的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并不断提升其专业能力、质量标准和系统性整合水平。一个成熟的医疗体系，既需要触及灵魂的温暖关怀，也需要扎根大地的实用医疗服务。
网友意见
特蕾莎嬷嬷自己生病去欧美国家看贵族医院，她给病人提供的与其说是“收治”不如说是“收容”，比如说劝解病人“忍受的病痛是上帝的爱”，跟诈骗岛台湾的某几个秃驴差不多的货色……
有个例子我讲过N遍，山水沟卫生学校附设南新街卫生院作为教会慈善机构的时候，三等病房7成的费用靠泰西上国的善人财主们捐资补贴，当时一张病床一天要赔2.25元……也就是说，住三等病房的病人一天还要自费7毛钱，一个月就是二十多块，相当于跳河自杀的银行职员黄省三先生两个月的工资，相当于北京某“臭脚巡”民警两个半月的工资，相当于北京某环卫工人时传祥师傅半年多的工资，相当于北平某人力车夫客串卖出的两匹骆驼……一般平民根本享受不起。
虽然卫生院针对贫穷家庭实施免费，有一大批基督教青年会的热心教徒终日为穷人奔走，但是卫生院全年仅有2%~3%左右的病人是免费的。因为当时接受现代医学、有“生了病要看病”等相关健康意识、能找到且有能力前往卫生院的穷人就这么多……周边县的农民有了“急腹症、外伤等在当地老中医那里治不好就必须进城做手术”的意识都是50年代的事情了。
1936年，为了感谢善人大财主美国油王府的洛克菲勒大老爷捐款35万美元盖新楼，南新街卫生院写给洛大老爷一份备忘录。写备忘录的原因是洛大老爷捐钱的同时还通过中华医学基金会赐了一张图纸，要求大楼盖的跟大城市芜湖的弋矶山医院大厦一样。卫生院说老爷只捐了盖楼钱，不捐日常运转费用，一张三等病床一天赔2.25元，这大楼盖好了我们用不起，所以现在只盖三分之一，但是善款我们会妥善放好，等到有了日常运营的善款一定把大老爷赐图纸的另三分之二盖了。然后这楼再次动工，工程师已经是苏联来的了，自然没按照旧图纸。洛大老爷的善款到底没有用，用的是计委拨款。那么，1936年的中国人真的不需要看病么？1936年，南新街卫生院一个月的门诊量相当于2016年的一天。
靠慈善撒胡椒面粉饰太平，不改变社会，能够得到现代医学救治的病人就是现在的百分之三。
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慈善这种至多算三次分配的分配途径毕竟不靠谱，还是要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尽量别把三次分配的慈善事业当铁杆庄稼。
赤脚医生制度最大的贡献是把公共卫生知识和基本的医学保健知识普及到乡村，你们找到《赤脚医生手册》看，会发现前三分之一的章节是介绍卫生饮水、灾后防疫等公共卫生知识。疾病防治，“防”在“治”前。赤脚医生制度另一大贡献就是在社会整体很穷的情况下，摸索出了一条基层自治组织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道路。赤脚医生的多数用药可以靠自己公社种植或是集资购买，受益者承担得起。赤脚医生制度根植在一个完善的基层自治组织的环境中，让组织内部的人们在不依赖外界施舍的情况下得到自己能够负担的最基本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
我外公就是乡村医生，在原湖北省枣阳市清潭镇唐城乡，已经过世。
我就拿我所记忆的外公跟大家描述下。
外公是个胖子，解放前是中医学徒，我家迄今为止还留了半箱的医学手抄本，都是解放前留下来的，破四旧那会差点被毁了，解放后中医改西医，西医是解放后又学的。
外公经常出诊，一个挎一个红十字药箱就出去了，药箱里面的东西我基本上都记得，酒精，纱布，注射器，银针，听诊器和一些紧急用药，乡村卫生所里面用的最多的药就是青霉素。
打吊针用的不是一次性注射器，而是用橡胶管子的那种，每次使用后需要用个蒸锅蒸，算是消毒吧。
来乡村医院就诊的最多的是皮外伤，例如被狗咬需要狂犬疫苗，其次传染病，八十年代乡村医院处理比较多的是打摆子，红眼病，疥疮，头虱等等。比较复杂的病只能送大医院就医。
在乡村小学，只要遇到一个学生有头虱，红眼病或者疥疮，基本上一个班都会染上，然后扩大到全校，我小时候感染过多次疥疮和红眼病，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乡村医生处理。
头虱和红眼病大家估计都知道，疥疮这个东西在八十年代异常泛滥，手上长一些小痘子，痒的钻心，忍不住去挠，挠破了就会有水流出来，流到哪哪里就会二次感染，小孩子被感染后根本忍不住，到处挠，然后和同学嬉戏打闹，很快染一大片。
平心来说，乡村医生的医疗技术不算高，我外公打吊针经常扎回血，胳膊鼓起大包，然后拔了重新扎，我自己受过若干苦头，他们没有受过长期正规的医学训练，自己又是医生又是护士，而且是全科的，和今天大医院的医生是比不起的，而且器械极其缺乏，连基本的x光机都没有，他们最最主要的作用是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作为通向大医院的中转站，以及一些紧急处理或者预处理。
但是哪怕仅仅为了遏制传染病，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乡镇卫生所既是和乡政府一体，也和镇上卫生院一体，上面出政策，无论是消灭传染源还是普及预防知识落实到农村总得有人执行，真出了事，等大医院派医疗队来，黄花菜都凉了。
印度能建成什么样的医疗体系，倒不一定要学中国，主要是印度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即便强行推行乡村医院赤脚医生，真遇到什么流行性传染病之类的，不能行成一种统一对抗的力量，甚至于一些简单的流行病都没法处理。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拿头虱来说，这玩意简单又麻烦，简单的是它真不是什么高科技，麻烦的是一个学校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学生还有，其他全染上，尤其是那种寄宿的小学。
八十年代乡村小学的方法简单粗暴有效，由乡村卫生院派人到小学指挥杀虱，如果面积过大会有县城防疫站的人来，全校学生全部剃成秃瓢，无论男女，毛巾被子，梳子全部拿去高温消毒，医生拿着喷雾器挨个在寝室消毒，通知父母把家里消毒，如果父母执行不到位导致学生二次感染是要批评的。这法子说简单也简单，毫无高科技可言，说麻烦也麻烦，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强力执行。
红眼病也是，我记得有一次大规模红眼病感染，用了眼药水总不得好，学校也觉得奇怪，后来发现有一个农村小学用眼膏效果特别好，原来小孩子老是不停的揉眼睛，揉着揉着二次感染，但是用眼膏后眼睛被糊住了，想二次感染都难，于是通知所有的学校强制性用眼膏。
这东西能说的上什么高科技？关键还是强力执行，要是学校不听话或者家长不配合白搭，别的不说就说痢疾，我看印度基层就是搞不定。印度有个老鼠庙，庙里面全是老鼠，还给老鼠喝牛奶，部分人甚至出于宗教信仰还专门去喝老鼠喝过的奶，这玩意放在中国早被政府连锅端了。
现在中国农村有新农合，每年只需要150元，即便是农民也可以轻易承受的起，赤脚医生作为临时的应对方案已经是往日黄花。
另外，特蕾莎所建立的一系列体系并非是医疗体系，而是宗教体系和慈善体系，不应该拿过来和医疗体系比，印度有自己免费医疗制度，但是这个问题讲实话，在基层的疾病的防要远大于治，基层医疗必须和行政体系挂钩才有效果，尤其是防疫，否则起不到太大作用。
赤脚医生在中国也不是单独作为一个体系存在的，而是体系的一部分，新中国建立后进行过若干次的卫生运动，基本上都有赤脚医生存在，比如说为了消灭血吸虫病到处灭田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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