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如果在大帅死后，由杨宇霆接手，会不会比张学良好？
关于杨宇霆能否在大帅（张作霖）死后比张学良做得更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复杂的历史假设，涉及到东北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和事件。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杨宇霆和张学良各自的性格、能力、政治主张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一、杨宇霆的能力与局限
杨宇霆，字“子惠”，是张作霖麾下一位颇具实力的人物，尤其在军事和财政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军事才能与治军经验： 杨宇霆是奉系的重要军事将领，曾任奉军参谋长、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处长等要职。他在整顿奉军、制定军事计划方面展现了相当的能力。尤其是在统一军令、加强训练、发展军事工业方面，他有自己的思路。例如，他力主建立飞机制造厂，推动东北军的现代化进程。
财政管理与经济建设： 杨宇霆对财政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也更倾向于通过发展经济来支撑军事力量和政治统治。他重视金融、工业和交通的发展，试图建立一个更稳固的经济基础。他曾提出“财政兴军”的口号，并积极推行相关政策。在张作霖时期，他一度掌控东北的财政大权，对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市场做了一些努力。
政治手腕与权谋： 杨宇霆出身官僚家庭，在政治斗争中也颇有心得。他深谙官场规则，善于经营人脉，在奉系内部拥有一定的势力基础。他敢于挑战权威，甚至在张作霖去世前，就已显露出不容忽视的政治野心和影响力。
然而，杨宇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刚愎自用，与军中将领关系紧张： 尽管有能力，杨宇霆为人较为傲慢，容易得罪人。他与奉系内部的许多将领关系并不融洽，甚至存在矛盾。例如，他与张学良、郭松龄等人的关系就非常复杂，充满了猜忌和权力斗争。这种内部的不团结，是其难以整合东北力量的最大障碍。
脱离群众，缺乏政治魅力： 杨宇霆的治军和管理方式，更多是基于传统官僚和军事统帅的模式，相对而言，他并不擅长笼络人心，也缺乏感召力。他更像是一个务实的管理者，而不是一个能激发士气、团结各方的政治领袖。
与日本人的微妙关系： 历史研究表明，杨宇霆与日本方面曾有过一些接触，甚至被认为是相对“亲日”的人物。虽然这种“亲日”是否是策略还是真心，存在不同解读，但这种联系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无疑会成为一个潜在的负面因素，容易引起疑虑，并在危机时刻成为被攻击的软肋。
对张作霖的“跋扈”： 在张作霖晚年，杨宇霆的势力日渐膨胀，甚至对张作霖的决策也时有染指或提出异议。这说明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判断，但也暗示了其对上级的尊重程度可能不如张学良，一旦成为最高领导者，如何处理与旧部和新势力的关系，将是一大挑战。
二、张学良的优势与劣势
张学良，作为“少帅”，尽管在军事指挥和政治手腕上常被认为不如其父，但也有其独特的优势。
政治继承性与合法性： 作为张作霖的嫡长子，张学良拥有天然的继承权。这在那个讲究“父传子”的时代，是任何其他将领都无法比拟的优势。这种合法性使得他在接任后，更容易获得奉系内部大部分人的认可，至少在初期能够维持住权力结构。
与新兴力量的联系： 与老派军阀出身的杨宇霆不同，张学良相对更年轻，也更愿意接触和接受新思想、新知识。他与一些留洋归来的青年军官，以及当时在东北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都有一定的联系。这为他未来在政治和外交上进行改革，甚至与国民政府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对张作霖的忠诚与尊重： 尽管两人关系有时也受到父子、君臣关系的影响，但张学良对张作霖的感情和对父亲事业的继承意愿是毋庸置疑的。在大帅遇刺后，他迅速稳定局面，处理善后事宜，也表现出了责任感。
“不抵抗政策”的争议性： 张学良最受争议的，莫过于他后来在东北沦陷时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这一点，恰恰是与我们假设中的杨宇霆形成鲜明对比的关键点。
三、假设的比较与分析
现在，我们回到核心问题：杨宇霆接手，是否会比张学良做得更好？
如果杨宇霆接手，他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展现出优势：
1. 军事整顿与军事工业发展： 凭借其在军事管理和工业发展方面的经验，杨宇霆可能会更有效地整合奉军的残余力量，并继续推动东北的军事现代化。他可能不会像张学良那样因为年轻或缺乏经验而步履维艰。
2. 经济发展与财政稳定： 杨宇霆对财政和经济的重视，可能会让他在发展东北经济、稳定金融秩序方面做得更扎实。他可能会推行更务实的经济政策，为军事和政治提供更坚实的后盾。
3. 内部整合的“铁腕”： 面对奉系内部的派系林立和权力真空，杨宇霆可能更倾向于采取铁腕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镇压反对派或挑战者。这可能在短期内稳定局面，但也可能加剧内部矛盾。
但是，杨宇霆接手也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更糟糕的结果：
1. 内部的巨大阻力与分裂： 杨宇霆与奉系内部许多重要将领（如张学良、汤玉麟、韩麟春、常荫槐等）的关系并不好。他一旦上位，很可能会遭遇强烈的反对和抵制。郭松龄事件就已说明，杨宇霆的强势地位也面临挑战。他能否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整合这些人，尤其是说服张学良接受自己的领导，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如果无法整合，东北军很可能陷入内斗，实力大损。
2. 政治手腕的不足与群众基础的缺失： 杨宇霆缺乏张学良那种与新兴力量接触的可能性，也缺乏在平民中建立声望的手段。他更像是一个“军头”，而不是一个能代表国家民族利益、获得广泛支持的政治领袖。在国民政府和中共力量逐渐壮大，以及民众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背景下，他纯粹的军阀统治模式，可能更难适应变化。
3. 对日态度的潜在风险： 如果杨宇霆真的如一些人猜测的那样，与日本方面有更深的牵连，或者在应对日本侵略时采取了妥协或软弱的态度，那么他在东北的统治将更难获得人心，也更容易被日本操纵，甚至可能加速东北的沦陷。我们知道，张学良即使是“不抵抗”，至少在名义上是遵从了中央政府的命令（虽然这个命令的合理性也存疑），并且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展现了抗日决心。杨宇霆能否做出类似的选择，难以预料。
4. 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 在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成为中央政权的背景下，一个纯粹的奉系军阀领袖能否获得合法性，以及他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如何自处，都会是个问题。他的崛起很可能被国民政府视为挑战。
与张学良的“不抵抗”相比，如果杨宇霆选择强硬抵抗，他是否就一定能做得更好？
这也要打个问号。当时的奉军虽然人数不少，但装备和训练水平参差不齐，与日军的现代化战争能力差距巨大。强行抵抗，如果缺乏充分的准备、有效的战略和国际支持，很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流血和更惨重的损失，最终仍然无法阻止日军的推进，甚至可能因为内部不团结而导致军事上的彻底溃败。
更重要的是，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虽然备受批评，但也避免了东北地区在1931年就陷入大规模、残酷的战争，为日后的抗战保存了部分有生力量，也为东北人民争取了相对平静的几年时间，以便进行一些基础的生产和组织。 （当然，这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权衡，并非主动选择的理想状态。）
结论：
综合来看，虽然杨宇霆在军事和财政方面可能展现出比年轻张学良更老练、更务实的一面，但他最大的致命伤在于其严重缺乏整合奉系内部各派系的能力，以及政治手腕和群众基础的薄弱。如果他接手，很可能因内部的巨大矛盾和分裂而无法有效统治东北，甚至可能导致东北军迅速瓦解，反而比张学良更早地面临崩溃的局面。
更坏的可能性是，如果杨宇霆未能妥善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或者在面对日本压力时选择绥靖，那么东北人民将面临更深的灾难。
因此，从概率上讲，杨宇霆接手未必会比张学良做得更好，甚至很可能因为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上的孤立，导致东北局势更加动荡和糟糕。 张学良虽然有其缺点和局限，但他毕竟继承了父亲的政治遗产，并在后来的历史中，在关键时刻展现了“拥蒋抗日”的决心（虽然时间晚了一些），这是杨宇霆在史料中并未展现出的政治遗产。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史料和人物分析，来推测一种可能性。杨宇霆若能克服其性格上的缺陷，团结各方力量，并形成一套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理念，或许能有另一番局面，但这无疑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从历史的走向来看，张学良虽然也犯了错误，但他的接手，至少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东北的统一性，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东北军也以另一种形式加入了抗战洪流。
一、杨宇霆的能力与局限
杨宇霆，字“子惠”，是张作霖麾下一位颇具实力的人物，尤其在军事和财政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军事才能与治军经验： 杨宇霆是奉系的重要军事将领，曾任奉军参谋长、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处长等要职。他在整顿奉军、制定军事计划方面展现了相当的能力。尤其是在统一军令、加强训练、发展军事工业方面，他有自己的思路。例如，他力主建立飞机制造厂，推动东北军的现代化进程。
财政管理与经济建设： 杨宇霆对财政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也更倾向于通过发展经济来支撑军事力量和政治统治。他重视金融、工业和交通的发展，试图建立一个更稳固的经济基础。他曾提出“财政兴军”的口号，并积极推行相关政策。在张作霖时期，他一度掌控东北的财政大权，对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市场做了一些努力。
政治手腕与权谋： 杨宇霆出身官僚家庭，在政治斗争中也颇有心得。他深谙官场规则，善于经营人脉，在奉系内部拥有一定的势力基础。他敢于挑战权威，甚至在张作霖去世前，就已显露出不容忽视的政治野心和影响力。
然而，杨宇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刚愎自用，与军中将领关系紧张： 尽管有能力，杨宇霆为人较为傲慢，容易得罪人。他与奉系内部的许多将领关系并不融洽，甚至存在矛盾。例如，他与张学良、郭松龄等人的关系就非常复杂，充满了猜忌和权力斗争。这种内部的不团结，是其难以整合东北力量的最大障碍。
脱离群众，缺乏政治魅力： 杨宇霆的治军和管理方式，更多是基于传统官僚和军事统帅的模式，相对而言，他并不擅长笼络人心，也缺乏感召力。他更像是一个务实的管理者，而不是一个能激发士气、团结各方的政治领袖。
与日本人的微妙关系： 历史研究表明，杨宇霆与日本方面曾有过一些接触，甚至被认为是相对“亲日”的人物。虽然这种“亲日”是否是策略还是真心，存在不同解读，但这种联系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无疑会成为一个潜在的负面因素，容易引起疑虑，并在危机时刻成为被攻击的软肋。
对张作霖的“跋扈”： 在张作霖晚年，杨宇霆的势力日渐膨胀，甚至对张作霖的决策也时有染指或提出异议。这说明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判断，但也暗示了其对上级的尊重程度可能不如张学良，一旦成为最高领导者，如何处理与旧部和新势力的关系，将是一大挑战。
二、张学良的优势与劣势
张学良，作为“少帅”，尽管在军事指挥和政治手腕上常被认为不如其父，但也有其独特的优势。
政治继承性与合法性： 作为张作霖的嫡长子，张学良拥有天然的继承权。这在那个讲究“父传子”的时代，是任何其他将领都无法比拟的优势。这种合法性使得他在接任后，更容易获得奉系内部大部分人的认可，至少在初期能够维持住权力结构。
与新兴力量的联系： 与老派军阀出身的杨宇霆不同，张学良相对更年轻，也更愿意接触和接受新思想、新知识。他与一些留洋归来的青年军官，以及当时在东北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都有一定的联系。这为他未来在政治和外交上进行改革，甚至与国民政府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对张作霖的忠诚与尊重： 尽管两人关系有时也受到父子、君臣关系的影响，但张学良对张作霖的感情和对父亲事业的继承意愿是毋庸置疑的。在大帅遇刺后，他迅速稳定局面，处理善后事宜，也表现出了责任感。
“不抵抗政策”的争议性： 张学良最受争议的，莫过于他后来在东北沦陷时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这一点，恰恰是与我们假设中的杨宇霆形成鲜明对比的关键点。
三、假设的比较与分析
现在，我们回到核心问题：杨宇霆接手，是否会比张学良做得更好？
如果杨宇霆接手，他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展现出优势：
1. 军事整顿与军事工业发展： 凭借其在军事管理和工业发展方面的经验，杨宇霆可能会更有效地整合奉军的残余力量，并继续推动东北的军事现代化。他可能不会像张学良那样因为年轻或缺乏经验而步履维艰。
2. 经济发展与财政稳定： 杨宇霆对财政和经济的重视，可能会让他在发展东北经济、稳定金融秩序方面做得更扎实。他可能会推行更务实的经济政策，为军事和政治提供更坚实的后盾。
3. 内部整合的“铁腕”： 面对奉系内部的派系林立和权力真空，杨宇霆可能更倾向于采取铁腕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镇压反对派或挑战者。这可能在短期内稳定局面，但也可能加剧内部矛盾。
但是，杨宇霆接手也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更糟糕的结果：
1. 内部的巨大阻力与分裂： 杨宇霆与奉系内部许多重要将领（如张学良、汤玉麟、韩麟春、常荫槐等）的关系并不好。他一旦上位，很可能会遭遇强烈的反对和抵制。郭松龄事件就已说明，杨宇霆的强势地位也面临挑战。他能否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整合这些人，尤其是说服张学良接受自己的领导，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如果无法整合，东北军很可能陷入内斗，实力大损。
2. 政治手腕的不足与群众基础的缺失： 杨宇霆缺乏张学良那种与新兴力量接触的可能性，也缺乏在平民中建立声望的手段。他更像是一个“军头”，而不是一个能代表国家民族利益、获得广泛支持的政治领袖。在国民政府和中共力量逐渐壮大，以及民众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背景下，他纯粹的军阀统治模式，可能更难适应变化。
3. 对日态度的潜在风险： 如果杨宇霆真的如一些人猜测的那样，与日本方面有更深的牵连，或者在应对日本侵略时采取了妥协或软弱的态度，那么他在东北的统治将更难获得人心，也更容易被日本操纵，甚至可能加速东北的沦陷。我们知道，张学良即使是“不抵抗”，至少在名义上是遵从了中央政府的命令（虽然这个命令的合理性也存疑），并且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展现了抗日决心。杨宇霆能否做出类似的选择，难以预料。
4. 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 在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成为中央政权的背景下，一个纯粹的奉系军阀领袖能否获得合法性，以及他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如何自处，都会是个问题。他的崛起很可能被国民政府视为挑战。
与张学良的“不抵抗”相比，如果杨宇霆选择强硬抵抗，他是否就一定能做得更好？
这也要打个问号。当时的奉军虽然人数不少，但装备和训练水平参差不齐，与日军的现代化战争能力差距巨大。强行抵抗，如果缺乏充分的准备、有效的战略和国际支持，很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流血和更惨重的损失，最终仍然无法阻止日军的推进，甚至可能因为内部不团结而导致军事上的彻底溃败。
更重要的是，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虽然备受批评，但也避免了东北地区在1931年就陷入大规模、残酷的战争，为日后的抗战保存了部分有生力量，也为东北人民争取了相对平静的几年时间，以便进行一些基础的生产和组织。 （当然，这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权衡，并非主动选择的理想状态。）
结论：
综合来看，虽然杨宇霆在军事和财政方面可能展现出比年轻张学良更老练、更务实的一面，但他最大的致命伤在于其严重缺乏整合奉系内部各派系的能力，以及政治手腕和群众基础的薄弱。如果他接手，很可能因内部的巨大矛盾和分裂而无法有效统治东北，甚至可能导致东北军迅速瓦解，反而比张学良更早地面临崩溃的局面。
更坏的可能性是，如果杨宇霆未能妥善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或者在面对日本压力时选择绥靖，那么东北人民将面临更深的灾难。
因此，从概率上讲，杨宇霆接手未必会比张学良做得更好，甚至很可能因为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上的孤立，导致东北局势更加动荡和糟糕。 张学良虽然有其缺点和局限，但他毕竟继承了父亲的政治遗产，并在后来的历史中，在关键时刻展现了“拥蒋抗日”的决心（虽然时间晚了一些），这是杨宇霆在史料中并未展现出的政治遗产。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史料和人物分析，来推测一种可能性。杨宇霆若能克服其性格上的缺陷，团结各方力量，并形成一套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理念，或许能有另一番局面，但这无疑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从历史的走向来看，张学良虽然也犯了错误，但他的接手，至少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东北的统一性，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东北军也以另一种形式加入了抗战洪流。
网友意见
如题，毕竟杨宇霆外交，谋略更胜一筹，当然了，这是我个人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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