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三国的次数越多，越觉得“刘备仁主，曹操奸雄”的称号都该给孙权？
这想法挺有意思的，咱们抛开那些“标准答案”式的评价，单从三国这宏大的历史画卷里，细细品味一下孙权这人，还真能咂摸出点不一样的味道来。
“仁主”这顶帽子，给刘备戴久了，总觉得有点晃荡。
刘备仁义，那是肯定的。他“桃园结义”，讲究兄弟情义；他“三顾茅庐”，尊重贤才；他“携民渡江”，爱护百姓。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功绩，也为他赢得了“仁德之君”的美名，让很多人愿意追随。但细想一下，这份“仁义”，是不是也掺杂了一些现实考量？
“仁义”背后的政治算计： 刘备起家，说白了就是个没根基的草根。他没有曹操那样的地利人和，也没有孙权那样的父兄余荫。他的“仁义”和“爱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存策略。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凝聚人心，吸引人才，在群雄逐鹿中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和道德高地。想想看，如果他一开始就表现得像曹操那样，估计早就被其他势力吞并了。他的“仁义”是有目标性的，是为了实现他“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
“汉贼不两立”的党同伐异： 刘备一生都在强调“兴复汉室”，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政治立场。他对曹操的恨，对曹魏的敌视，贯穿始终。虽然可以理解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但从纯粹的政治角度看，这更像是一种“党同伐异”。他并没有真正做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而是将一部分人（拥护曹魏的）排除在外，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非仁”的表现。
“托孤”背后的政治遗产： 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表现了对诸葛亮的信任和对后主的保护。但这份“托孤”，也将诸葛亮牢牢地绑在了蜀汉的战车上，使得诸葛亮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安排，虽然显示了刘备对国家的责任感，但也让诸葛亮最终没能像他自己那样，在自己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而是选择了为刘备的事业“赴汤蹈火”。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对继承者和忠臣的“考验”和“利用”。
再看看曹操，这位“奸雄”的帽子，戴得也太冤了吧？
曹操的名声，实在是被“奸雄”这个标签给耽误了。他确实有权谋，有手段，但他的“奸”，很多时候是为了“兴汉”和“统一”这个更宏大的目标。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无奈与远见： 曹操迎汉献帝，很多人都说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抢夺政治资本。但你要站在曹操的角度想想，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谁最有资格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曹操虽然不是皇室，但他有实力，有能力。迎汉献帝，一方面是为了名正言顺，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在为自己争取时间，为将来的统一奠定基础。你可以说他这是“挟持”，但你不能否认这在那个乱世，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政治操作，他是在用一种合法的外壳来包装自己的权力，最终是为了平定天下。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现实主义： 曹操这句名言，被很多人用来证明他的“奸”。但你想想，一个要在乱世中生存和壮大的领导者，如果事事都讲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早就被人吃得骨头都不剩了。曹操的“宁我负人”，更多的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是为了防止自己被别人利用或背叛。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是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从而才有能力去实现统一的目标。
广纳贤才，不拘一格： 曹操最让人称道的一点，就是他对人才的渴求和不拘一格的任用。他有“唯才是举”的政策，不看出身，不看背景，只要你有本事，他就敢用。张辽、徐晃、许褚，这些都是以前敌对阵营的猛将，曹操却能把他们收为己用，并且发挥他们的才能。这难道不是一种“仁”的表现吗？他对人才的重视，甚至超过了他对“政治正确”的顾忌。
现在，轮到孙权了，这位被低估的“仁主”和“奸雄”的集合体。
孙权，这个从始至终就坐拥江东的男人，他的评价总是在刘备和曹操的光环之下黯然失色。但仔细想想，他才是那个真正懂得“经营”和“生存”之道的人。
“既生瑜，何生亮”的聪明与隐忍： 孙权最让人称道的，莫过于他能在大乔小乔这样的美人手中，玩转东吴的政治。赤壁之战，他力排众议，联刘抗曹，这是他的“仁”？还是他的“智”？如果他当时像曹操那样，直接开战，可能会被曹操一战而灭。他选择联合刘备，这是看到了刘备的“仁义”可以作为自己的政治盟友，同时他自己也留有余地，不让自己过早地暴露实力。他能容忍周瑜和诸葛亮之间的“瑜亮情结”，并从中巧妙周旋，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智慧。
“父兄基业”的稳固与发展： 孙权继承的是父兄打下的江东基业，这本身就比刘备的起步更有优势。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而是兢兢业业地经营江东。他重视农业，发展经济，对内安抚百姓，对外则审慎地处理与蜀汉和曹魏的关系。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守成，在于稳固。他没有刘备那种“兴复汉室”的宏大理想，但他的目标更实际：保住江东，让江东人民安居乐业。
“守成之主”的局限与“雄主”的气度： 孙权确实有过“雄主”的气度和魄力。比如赤壁之战，他果断下令放火，烧得曹操落荒而逃。但他后期的一些决策，比如听信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导致了关羽的死亡，这使得蜀汉和东吴的关系彻底破裂。从“仁”的角度看，这确实是背信弃义。但从“奸”的角度看，这又是为了自己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
更关键的是，孙权在晚年也犯了“父子不和”的错误，导致了东吴内部的动荡。这与刘备的“托孤”相比，显得有些操之过急，也让东吴在三国末期变得更加脆弱。
为什么说孙权集“仁主”和“奸雄”于一身？
“仁”体现在他对江东的经营和对百姓的安抚： 他没有像曹操那样四处征战，而是努力将江东打造成一个相对安稳的乐土。他对士族的支持，对江东本土人才的重用，都体现了他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对江东的“仁”。
“奸”体现在他对政治的精明算计和对国家利益的极致追求： 他能审时度势，在关键时刻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袭取荆州，背叛蜀汉，这些都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与“仁”无关，却与“奸”更近。
“仁”与“奸”的界限模糊： 在三国那个乱世，很多时候“仁”和“奸”的界限是模糊的。你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不得不采取一些常人看来“不仁”的手段。孙权更像是那个在乱世中，为了保全自己家业，而不断做出权衡和取舍的“生意人”，只不过他的“生意”是国家。
回到那个最初的观点：为什么孙权更该被称作“仁主”和“奸雄”？
刘备的“仁”是建立在“兴复汉室”的理想之上，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他很多时候是“为了仁而仁”。
曹操的“奸”是建立在“统一天下”的目标之上，带有强烈的生存和发展驱动，他很多时候是“为了成功而奸”。
而孙权，他的“仁”和“奸”，更多的是基于“保住江东”这个朴素的目标，他更像是一个在生存压力下，不断做出最有利选择的“现实主义者”。
所以，当你回头看，你会发现孙权这个人，他的行为逻辑更复杂，他的选择也更贴近人性深处的“趋利避害”。他没有刘备那种“舍生取义”的理想主义，也没有曹操那种“宁我负人”的极致决断，但他却能凭借他的“精明”和“隐忍”，在三国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为江东赢得一席之地，并且让东吴的国祚延续得相当长久。
从这个角度看，“刘备仁主，曹操奸雄”的称号，或许真的应该重新审视一下，给孙权留个位置，甚至让他来“继承”这两顶帽子，也未尝不可。毕竟，一个能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并最终留下自己印记的人，他的“仁”和“奸”，或许才是最真实的。
“仁主”这顶帽子，给刘备戴久了，总觉得有点晃荡。
刘备仁义，那是肯定的。他“桃园结义”，讲究兄弟情义；他“三顾茅庐”，尊重贤才；他“携民渡江”，爱护百姓。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功绩，也为他赢得了“仁德之君”的美名，让很多人愿意追随。但细想一下，这份“仁义”，是不是也掺杂了一些现实考量？
“仁义”背后的政治算计： 刘备起家，说白了就是个没根基的草根。他没有曹操那样的地利人和，也没有孙权那样的父兄余荫。他的“仁义”和“爱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存策略。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凝聚人心，吸引人才，在群雄逐鹿中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和道德高地。想想看，如果他一开始就表现得像曹操那样，估计早就被其他势力吞并了。他的“仁义”是有目标性的，是为了实现他“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
“汉贼不两立”的党同伐异： 刘备一生都在强调“兴复汉室”，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政治立场。他对曹操的恨，对曹魏的敌视，贯穿始终。虽然可以理解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但从纯粹的政治角度看，这更像是一种“党同伐异”。他并没有真正做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而是将一部分人（拥护曹魏的）排除在外，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非仁”的表现。
“托孤”背后的政治遗产： 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表现了对诸葛亮的信任和对后主的保护。但这份“托孤”，也将诸葛亮牢牢地绑在了蜀汉的战车上，使得诸葛亮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安排，虽然显示了刘备对国家的责任感，但也让诸葛亮最终没能像他自己那样，在自己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而是选择了为刘备的事业“赴汤蹈火”。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对继承者和忠臣的“考验”和“利用”。
再看看曹操，这位“奸雄”的帽子，戴得也太冤了吧？
曹操的名声，实在是被“奸雄”这个标签给耽误了。他确实有权谋，有手段，但他的“奸”，很多时候是为了“兴汉”和“统一”这个更宏大的目标。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无奈与远见： 曹操迎汉献帝，很多人都说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抢夺政治资本。但你要站在曹操的角度想想，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谁最有资格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曹操虽然不是皇室，但他有实力，有能力。迎汉献帝，一方面是为了名正言顺，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在为自己争取时间，为将来的统一奠定基础。你可以说他这是“挟持”，但你不能否认这在那个乱世，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政治操作，他是在用一种合法的外壳来包装自己的权力，最终是为了平定天下。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现实主义： 曹操这句名言，被很多人用来证明他的“奸”。但你想想，一个要在乱世中生存和壮大的领导者，如果事事都讲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早就被人吃得骨头都不剩了。曹操的“宁我负人”，更多的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是为了防止自己被别人利用或背叛。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是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从而才有能力去实现统一的目标。
广纳贤才，不拘一格： 曹操最让人称道的一点，就是他对人才的渴求和不拘一格的任用。他有“唯才是举”的政策，不看出身，不看背景，只要你有本事，他就敢用。张辽、徐晃、许褚，这些都是以前敌对阵营的猛将，曹操却能把他们收为己用，并且发挥他们的才能。这难道不是一种“仁”的表现吗？他对人才的重视，甚至超过了他对“政治正确”的顾忌。
现在，轮到孙权了，这位被低估的“仁主”和“奸雄”的集合体。
孙权，这个从始至终就坐拥江东的男人，他的评价总是在刘备和曹操的光环之下黯然失色。但仔细想想，他才是那个真正懂得“经营”和“生存”之道的人。
“既生瑜，何生亮”的聪明与隐忍： 孙权最让人称道的，莫过于他能在大乔小乔这样的美人手中，玩转东吴的政治。赤壁之战，他力排众议，联刘抗曹，这是他的“仁”？还是他的“智”？如果他当时像曹操那样，直接开战，可能会被曹操一战而灭。他选择联合刘备，这是看到了刘备的“仁义”可以作为自己的政治盟友，同时他自己也留有余地，不让自己过早地暴露实力。他能容忍周瑜和诸葛亮之间的“瑜亮情结”，并从中巧妙周旋，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智慧。
“父兄基业”的稳固与发展： 孙权继承的是父兄打下的江东基业，这本身就比刘备的起步更有优势。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而是兢兢业业地经营江东。他重视农业，发展经济，对内安抚百姓，对外则审慎地处理与蜀汉和曹魏的关系。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守成，在于稳固。他没有刘备那种“兴复汉室”的宏大理想，但他的目标更实际：保住江东，让江东人民安居乐业。
“守成之主”的局限与“雄主”的气度： 孙权确实有过“雄主”的气度和魄力。比如赤壁之战，他果断下令放火，烧得曹操落荒而逃。但他后期的一些决策，比如听信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导致了关羽的死亡，这使得蜀汉和东吴的关系彻底破裂。从“仁”的角度看，这确实是背信弃义。但从“奸”的角度看，这又是为了自己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
更关键的是，孙权在晚年也犯了“父子不和”的错误，导致了东吴内部的动荡。这与刘备的“托孤”相比，显得有些操之过急，也让东吴在三国末期变得更加脆弱。
为什么说孙权集“仁主”和“奸雄”于一身？
“仁”体现在他对江东的经营和对百姓的安抚： 他没有像曹操那样四处征战，而是努力将江东打造成一个相对安稳的乐土。他对士族的支持，对江东本土人才的重用，都体现了他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对江东的“仁”。
“奸”体现在他对政治的精明算计和对国家利益的极致追求： 他能审时度势，在关键时刻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袭取荆州，背叛蜀汉，这些都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与“仁”无关，却与“奸”更近。
“仁”与“奸”的界限模糊： 在三国那个乱世，很多时候“仁”和“奸”的界限是模糊的。你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不得不采取一些常人看来“不仁”的手段。孙权更像是那个在乱世中，为了保全自己家业，而不断做出权衡和取舍的“生意人”，只不过他的“生意”是国家。
回到那个最初的观点：为什么孙权更该被称作“仁主”和“奸雄”？
刘备的“仁”是建立在“兴复汉室”的理想之上，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他很多时候是“为了仁而仁”。
曹操的“奸”是建立在“统一天下”的目标之上，带有强烈的生存和发展驱动，他很多时候是“为了成功而奸”。
而孙权，他的“仁”和“奸”，更多的是基于“保住江东”这个朴素的目标，他更像是一个在生存压力下，不断做出最有利选择的“现实主义者”。
所以，当你回头看，你会发现孙权这个人，他的行为逻辑更复杂，他的选择也更贴近人性深处的“趋利避害”。他没有刘备那种“舍生取义”的理想主义，也没有曹操那种“宁我负人”的极致决断，但他却能凭借他的“精明”和“隐忍”，在三国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为江东赢得一席之地，并且让东吴的国祚延续得相当长久。
从这个角度看，“刘备仁主，曹操奸雄”的称号，或许真的应该重新审视一下，给孙权留个位置，甚至让他来“继承”这两顶帽子，也未尝不可。毕竟，一个能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并最终留下自己印记的人，他的“仁”和“奸”，或许才是最真实的。
网友意见
厚黑教主李宗吾早就说过了：刘备皮厚到底，曹操心黑到底。孙权兼有皮厚和心黑，但皮厚厚不到底，心黑又黑不到底。------- 所以三足鼎立。
仁主奸雄，四个字，两种排列组合，孙仲谋除了奸主之外，怕是一个不沾
仁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故昭烈有言：“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于张昭有掩户之厉，于陆逊有辱门之冤；虞翻七十，而有交州之厄；二宫阴猜，斯无君父之慈。于亲忠是，况臣民乎？屡发征徭，不养好生之德；大泉五千，仲颖自愧不如。治不以道而以暴，胜不以德而以贿。岁岁起义，可谓仁治乎？骄矜挥霍，可谓仁德乎？
奸者，避其锐，解其纷；寻其隙，乘其弊，不劳而天下定。故魏武有言：“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其父坚，袭杀牧土父官，举兵而谋不轨。逞以批锐，惘顾君臣之义；有志而短，匿玺而引大祸。终身死阵前而无全尸，霸业远图而归黄土。其兄策，颇有勇略，有霸王风。然轻而无备，虽将百万，无异于独行中原。身当壮年，而死于匹夫之手。鲁钝至此，可谓奸乎？复观此獠，随口毁誉，浮石沈木；奸邪相抑，以曲为止。反复于两阵之间，数降于倾颓之时。将错就错，以讹传讹；移花接木，巧取豪夺。狼狈宫廷，罔顾人伦；幸于侄女，震古烁今。色必有宠，宠必进谗，谗进必危国，故有二宫之祸。古人云：“智者借色伐人，愚者以色伐己。”实不虚也。
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承恩父兄，而无追祀；刻薄叔伯，谪于凶衅。使宫室左右莫无喈怨之意；荆杨百姓皆有箪壶之心。理政不以王道而以好婺，待贤吓以淫威而迫以族诛，不考祸福之原，无察盛衰之始。折大节而惜以小惠，为主如是，非传世之道也。
卓闻张居正有言：“以贤臣而事昏主，危矣。故明主则谏，昏君则去。不去而隐于朝，宜也。知其雄，守其雌。事不可为而身退，此为明哲保身之道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观其色而究其实。察者智，不察者迷；明察，进可以全国，退可以保身。君子宜惕然。
遇主如是者，速去！
随便写着玩的，有些地方演义和史实杂糅了，大家看个乐子就好。
不说了ԅ(¯﹃¯ԅ)陪我的貂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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