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拿境外诈骗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要我说，这话说得也糙，但道理不假。的确，要拿这些境外诈骗犯“一点办法都没有”是不太准确的，但要说有“办法”并且能轻易解决，那更是痴心妄想。 事情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里面涉及的复杂性，就像绕在一起的毛线团，一头扯错了，可能越扯越乱。
咱们先捋一捋这事儿为啥这么难办。
一、地理的鸿沟：隔着千山万水，够不着！
首先，最直接、也是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地理位置。这些诈骗犯，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境外”是他们的保护伞。他们可能藏身在那些法律体系、司法合作与中国差异巨大的国家。这就好比你想抓个在自家院子里捣乱的，跟想抓个在别人家后院里捣乱的，难度不是一个量级的。
司法管辖权的壁垒： 就算我们掌握了证据，知道对方在哪儿，但我们中国的法律，我们中国的警察，在那里没有执法权。你不能跨国境去抓人，也不能直接过去搜查。
引渡的困难： 理论上，可以通过国际司法协助来引渡罪犯，但这个过程极其漫长且复杂。首先，需要罪犯所在国与中国有引渡条约，其次，条约的条款、罪名的匹配度、甚至是政治因素，都可能成为阻碍。很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公民，或者出于政治考量，并不愿意轻易配合引渡。就算引渡成功，审判也需要在引渡国进行，或者按照引渡条约的约定。
证据收集的障碍： 即使有合作意愿，要在异国他乡收集到符合其本国法律要求的证据，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信息不互通、语言不通、法律程序不同，这些都是横亘在面前的难题。
二、技术的迷雾：藏得深，来去无踪影！
现代诈骗，尤其是境外诈骗，往往高度依赖技术手段。骗子们利用网络和通讯工具，可以轻松地改变IP地址、使用虚拟号码、伪装身份，让追踪变得异常困难。
虚拟化与匿名化： 电话卡、银行卡、甚至是诈骗团伙的服务器，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在境外获得，甚至可以直接使用加密通讯软件。这些手段都极大地增加了追踪的难度。
跨境支付的隐蔽性： 骗子们使用的支付渠道也多种多样，可能是海外的银行账户、虚拟货币、甚至是第三方支付平台，这些都给资金的追踪和冻结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跑分”与“卡头卡老鼠”： 国内也有一群人，充当了这些境外诈骗的“帮凶”，他们通过手机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帮助诈骗分子转移资金，这些人被称为“跑分”者。还有一些人，专门利用他人信息注册银行卡或手机卡，再卖给诈骗团伙，这些人就是“卡头卡老鼠”。这些国内的辅助人员，虽然在国内，但抓捕和审判他们的难度也不小，而且他们往往只是一线执行者，背后真正的诈骗团伙依然逍遥法外。
三、法律的差异：同一种行为，在不同国家可能不是罪！
不同国家对某些行为的法律定义和处罚力度存在很大差异。一个在A国被认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在B国可能仅仅是民事纠纷，甚至根本不受管辖。
罪名不匹配： 即使我们认为对方是诈骗，但在其所在国，可能没有完全对应的罪名，或者定罪标准非常高，导致对方国无法进行有效的打击。
证据标准不同： 很多国家在定罪时对证据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需要直接的物证，而我们通常依赖的电子数据、通信记录等，在某些国家可能不被采信。
四、信息不对称：我们知道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面对这些跨国犯罪，我们国内的执法部门，在信息获取、情报研判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骗子们往往有组织、有预谋，且信息更新速度快。
但是！
虽然困难重重，但说“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也太悲观了。这几年，我们国家在打击境外诈骗方面，也在不断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加强国际合作： 这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途径。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一些关键国家建立常态化的执法合作机制，共享情报，联合办案。很多在东南亚地区，特别是缅甸、柬埔寨等地活动的诈骗团伙，也正是通过国内公安部门与当地执法部门的合作，才得以被打击和遣返。虽然不是所有国家都配合，但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增加。
提升预警和劝返能力： 现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公安都在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预警和防范。通过电信运营商、银行等部门，对可疑电话、短信、交易进行拦截和预警。对于一些被骗去“工作的”受害者，公安部门会进行劝返，让他们认清形势，尽早回归，也避免他们成为帮凶。
技术升级与反制： 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也研发出了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来对抗诈骗，比如在网络安全、数据分析等方面。同时，也在呼吁和推动国际互联网公司加强内容管理和用户身份验证，从源头上减少诈骗信息传播。
法律法规的完善与宣传教育： 国内也在不断完善反诈骗的法律法规，提高对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惩处力度，比如对“两卡”（手机卡、银行卡）的管控越来越严格。同时，也在大力进行反诈骗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让大家不被骗，或者即使被骗了也能及时止损，并提供有效线索。
重点区域的专项打击： 对于一些境外诈骗活动集中的地区，国内会组织专项的打击行动，联合当地警方进行围剿。虽然不是一劳永逸，但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其嚣张气焰。
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真的拿境外诈骗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而是非常非常难，而且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斗争。 这种斗争，不光是执法部门的责任，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提高警惕，不轻信，不转账；一旦发现疑似诈骗，及时报警并提供线索；同时，也要支持和理解国家在这方面的努力。
我们不能指望一蹴而就，也不能期望一下子就把所有躲在海外的骗子都抓回来。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化、技术手段的进步以及我们自身防范意识的提高，那些以为可以躲在“境外”就可以为所欲为的骗子们，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只是这个过程，需要耐心，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和配合。
网友意见
境外诈骗团伙，其实不难侦破。
我表哥曾去往菲律宾抓捕诈骗团伙。
我陆续听他讲过大致流程。
首先，我国警察没有境外执法权。公安部要向诈骗分子所在的国家递交申请执法的信函，经当事国家批准，正式获取签证。我国警察方能去往其他国家进行办案，抓捕。
另外，两方国家的警察需要开多个视频会议，就案件细节，执法流程，反复推敲，磋商。其中林林种种，各方面都需要协调。
比如，将犯罪分子遣送回国，我们要向航空公司申请班次，对接其他国家的机场，并且协调时间。或者，我们能否带枪？能否开枪？如果不能带枪，你方如何保证我们警察的安全等等各种细节。中间的时间损耗，起码个把月。
我们这边的效率当然高且快，当大案要案去办，力求完美，就是一锅端。可其他国家的效率，简直是拖拖拉拉。
按我表哥说的话就是，光是签署一个确认“关于成立两国联合办案小组的相关文件”，就要签好几天。然后，选人，又要好几天。
两件事，成立小组，选人。我们一天能完成的事情，其他国家那边，愣是花了差不多十几天。
期间，如果诈骗团伙收到风，去往其他的国家，那么全部努力付诸东流。我方又要向其他国家重新申请执法权限，一切重头再来一遍。
如果，信函里明确抓捕对象是刘某等诈骗团伙。那么我方警察过去其他国家，就只能抓捕刘某等诈骗集团，不能抓其他诈骗团伙。也就是说，一个诈骗团伙等于一个案件，等于一封申请信函，多个案件就要多封申请信函。
我国诈骗案件时有发生，其他国家不可能一直同意我方警察过去执法。所以，我们公安部的申请信函，时常被拒绝或无视。偶尔情况下，对方国家才会同意。
而且，你凭什么认为诈骗分子的所在国，会让我国警察过去办案？
首先，诈骗不是针对当地国家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诈骗分子的犯罪行为，并不危害自己所在的当地国的社会安全与财产，而是我国出现了财产损失。
想要公安部去函其他国家打击诈骗行为，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之前，柬埔寨那边的网赌和诈骗分子，为什么被扫一波？
因为我国和柬埔寨正在推进双方国家层面的重大项目，例如铁路，港口的建设项目等等。柬埔寨重大利好，我方顺水推舟，提出要打击柬埔寨当地针对我国的诈骗，网赌等犯罪行为。
天下熙熙攘攘，无利不起早。诈骗我国人民的钱财，又不伤害当地百姓。从其他国家的角度出发，甚至于可以算上是一件“好事”！
那群犯罪分子用诈骗得来的资金，在当地国家进行消费。无形间，还增加就业岗位和市场繁荣。所以，当地警察对这种"没有危害到自己国家社会安全的犯罪行为”，持有无所谓的态度。
这就是，我国警察办理异国诈骗案件的难度所在。
还有，就是，诈骗团伙通过犯罪行为所获得的资金，未必就是诈骗团伙的所得资金。
诈骗分子大多是国内有案，征信黑户，或想来快钱的人。他们普遍文化程度低，对写代码不知云云，更别说是转移假App上的诈骗资金。
更上面一层还有一个犯罪团伙，他们可能同时操控多个诈骗团伙。或者不涉嫌诈骗，只是两方合作关系。这群人提供提供话术，管理模式，APP，洗钱渠道等一条龙服务。远程操控部分，或是一切。
这群顶层犯罪团伙才是重点，他们有技术，有人才，能灵活转移诈骗资金的流向。
他们待在哪？可能与诈骗团伙待在同一个国家，也可能待在其他国家。
如果，我国警察在他国和我国抓到诈骗团伙，能否缴获犯罪资金？
这要关系到诈骗团伙公司的组织架构，是否涉及这群顶层犯罪分子。
如果相关，那么犯罪资金就不在这群诈骗团伙手上，而是最顶层的犯罪分子手上。
如果不相关，只是合作关系，那么就能缴获大部分犯罪资金。
所以，警察抓到诈骗犯罪分子后，有些人能退部分，或是全退，又或说有些人没能退。
按照传统，这事你得等一个牛逼的二愣子骗子一杆子捅破天。
当年有个很之名的案例，有个性格比较较真的大哥，被无穷无尽的电话推销骚扰得不胜其烦，而且他还是个很懂“怎么搞事不把自己葬进去”的人，所以经常都能把压力干到通信服务商那里，最后服务商也被干麻了，给的解决方案是。
“把大哥的电话加进一个特殊名单里，这个名单不影响正常使用，但是，是不会有电话推销和骚扰的”
考虑到war war never change，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需要一个好运气的二愣子骗子摊上一个正好就合适的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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