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是真有其事，还是后人杜撰？ 第1页

西晋太康年间，汲郡的盗墓贼不准在盗掘了魏襄王墓后，其中除了有著名的《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书，还有一部很重要的志怪小说《琐语》十一篇，而在《汲冢琐语》中则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宣王之元妃献后，生子不恒，期月而生，后弗敢举。天子召问群臣及元史，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体有不全，诸骨节有不备者，则可。身体全，骨节备，不利於天子也。将必丧邦。”天子曰：“若而不利余一人，命弃之。”仲山甫曰：“天子年长矣，而未有子。或天将以是弃周，虽弃之，何益？且卜筮言，何必从？”天子乃弗弃之。（《御览》八十五，又一百三十五）

这个故事大意是说，周宣王的元妃献后，生子的时候不寻常，满一个月就生下了婴儿，献后不敢养育这个孩子。于是周宣王召集群臣和太史询问此事，太史皆（“皆”为人名）回答说：“像这样的男婴，如果身体有不健全的地方、各个骨骼关节有不完备的地方，那么就还行。如果他身体是健全的、骨节是完备的，这对天子将不利，将来必然会导致国家灭亡（意味着这个婴儿不是正常的早产儿，而是妖孽）。“周宣王说：”如果这个男婴对寡人不利，就下令抛弃他吧。”仲山甫进谏说：“天子年纪有些大了，还没有子女。或许上天就要抛弃周朝了，即使抛弃这个男婴，又有什么益处呢？况且对掌管卜筮之人的话，又何必听从呢？”于是周宣王就没有抛弃这个婴儿（即周幽王）。

《汲冢琐语》虽然不能被视为信史，但是既然有这样的故事传说，则说明尽管周宣王在位长达四十六年，但是周幽王却是到了他晚年才生下的。而东晋干宝《搜神纪》卷六云：“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岁有马化为狐。”而《开元占经》卷一一八引《竹书纪年》曰：周（灵）［宣］王三十三年，有马化为狐。《搜神纪》中的这段内容极可能是依据《竹书纪年》而来的，这正好与《汲冢琐语》中周宣王晚年得子的故事相吻合。也就是说，周幽王继位时只有14周岁，被犬戎所杀时也仅有24周岁。

这本来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搜神纪》的这段记载其实一直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有，但却似乎长期被研究两周之际历史的人所忽视。翻阅网上有关于两周之际的论文，除了看到有一篇程平山先生写的《两周之际“二王并立”历史再解读》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其他大多数论文貌似都没有注意到幽王、伯服、平王等人的年龄问题。

《毛诗正义》孔颖达疏引《帝王世纪》：“幽王三年嬖褒姒， 褒姒年十四。”古人一般用虚岁来计岁，那么周幽王16周岁时娶13周岁的褒姒，大体上也符合当时早婚的习俗和年龄上的相配。幽王八年， 废申后， 逐太子宜臼而立伯盘（伯服）为太子。程平山先生认为幽王灭时平王约9虚岁，伯盘则为6虚岁，但这只是他的个人推测，毕竟没有相关的确切记载。而如按《史记·周本纪》中的“ 当幽王三年, 王之后宫见( 褒姐) 而爱之, 生子伯服” ,似乎伯服才是9虚岁。

对周平王，历代的学者多指责其是弑父弑叔弑兄弟，认为他才是西周灭亡的罪魁祸首。但现在来看，虽然不清楚幽王灭时平王的年龄，但他在当时肯定只是个小孩子，只不过是利益集团手中的一枚棋子，自然也怪不到他的身上。

然后再看清华简《系年》第二章：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

其中的“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与《国语·郑语》中史伯说的“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愁求之申，申人弗畀，愁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互为印证，本身《国语·郑语》大体上就是战国时期楚人的作品，清华简《系年》又是楚国的史书，两者的语言风格自然比较一致。周幽王为何狠毒到了要杀死自己亲生儿子平王的地步？

《汲冢琐语》中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

周王欲杀王子宜咎，立伯服，释虎，将执之，宜咎叱之，虎弭耳而服。（《御览》八百九十一，《事类赋·注》二十）

说的是周幽王甚至放出老虎来要吃掉自己的亲生儿子平王，结果却被平王吓退了。《汲冢琐语》中这两则故事传说都是倾向于把周幽王妖魔化，而对平王则持同情态度。

“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最初是出自于《吕氏春秋》中的“击鼓戏诸侯”，烽火台萌发于战国而流行于西汉，所以到了西汉这个故事从“击鼓戏诸侯”演变成了“烽火戏诸侯”，而《吕氏春秋》只是一部寓言集，其中的故事情节自然是不可信的。而幽王要废立申后而另立褒姒，也不应该简单地理解成是好色，这是由于申国是一个势力较大的诸侯国，褒国则是势力很小的诸侯国，西周的灭亡原因和商朝一样，都是在于王权与族权的争斗，周幽王作为一个年轻人想与一群有势力的老贵族作对，他自然想立褒国出身的褒姒为正宫来摆脱申国大族对自己的制约，其结果反而是被以申侯为代表的贵族集团联合犬戎给灭了。

周幽王八年，驱逐了平王而立伯服为太子，“平王走西申”，本来也没必要继续追究下去了。但是之后为何要“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呢？这大体上说明晁福林《论平王东迁》中的猜测是有道理的，申人有意地与幽王作对而把平王这个幼儿立为“天王”以与幽王相抗衡，在幽王之时就已形成了“二王并争”的局面，这样幽王就必须通过讨伐申国要求交出平王。至于幽王是不是一定非要杀了自己亲生儿子则还不能确定，因为《国语·郑语》和《汲冢琐语》中的幽王要杀子的记载可能只是后人的传说。“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说明周幽王领兵包围了西申国却打不下来，这时不是申人去求救而是由其邻国曾国（应该不是湖北的曾国，不清楚是哪个曾国）去向犬戎求救，犬戎于是领兵攻击周幽王的后方，最后可能的确是杀死周幽王在骊山脚下。

《系年》的这段记载其实与《竹书纪年》有很大不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竹书纪年》：“（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其中“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的记载不见于清华简《系年》，《竹书纪年》用的是晋国史料，晋国大概不承认“周无王九年”的历史而认为一开始就是“二王并争”，而清华简《系年》则根本不认为有“二王并争”之事而认为只有携惠王和平王的先后顺序。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提到“携王奸命”，《竹书纪年》也只将其称为“携王”，而在《系年》中却称其为“携惠王”，“惠”这个谥号是褒义的，这体现了《左传》、《竹书纪年》的作者与《系年》作者在价值观上的不同。《左传》是战国时期魏国子夏学派的作品，《竹书纪年》则是战国后期魏国官方的编年体史书，而《系年》则为楚人的资料，自然前两者的视角和后者会不一样。《竹书纪年》采用晋国史料，必须强调一开始就是“二王并争”，否则晋文侯杀死“唯一合法天子”的周携王将是大逆不道之举。而在《系年》作者看来，尽管周平王在申地时已被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为“天王”，但这是不合法的，作者只承认晋文侯拥立平王于少鄂后的合法性。

这也涉及到我们该如何评价平王和携王这两个人的问题。看到一些学者写的论文里似乎还是持着成王败寇的视角，褒平王而贬携王，认为携王是暗弱无能所以被诸侯抛弃，个人不能赞成。比如说，清华简《系年》中的“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虽然用的是“杀”而不是“弑”，但是《系年》第二章后文中“其大夫高之渠弥杀昭公而立其弟子眉寿”用的也是“杀”而不是“弑”，然而高渠弥杀郑昭公却是典型的“以臣弑其君”，这只能说明《系年》作者不重视“弑”字的用法，不能据此判断《系年》作者就不以携王为正统。在“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中对晋文侯直呼其名“仇”，这是作者对晋文侯的批判态度，而这里的“惠王”又是褒义的称呼。所以《系年》的作者其实是同情携王一边的，并不认可周平王前期的合法性。而周平王被立于少鄂之后，此时携王已死，他为何非东迁不可呢？除了躲避犬戎以外，躲避秦国的嫌疑也很大，毕竟秦国作为“周世陪臣”应该是站在幽王、携王一边的，当然也不排除平王把丰镐地区送给秦国以收买获取秦国支持的可能性。

至于平王东迁的年份问题，则有多种说法，而且“九年”、"三年”这种表述也是有歧义的，究竟是过了九年的时间还是间隔九年？是过了三年的时间还是第三年？总的来说目前至少存在四类说法：

1、认为“周亡王九年”的“亡王”是末代君主幽王，因此是周幽王九年时诸侯不来朝，那么平王东迁年仍为前770年。

2、认为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杀周携王，“周亡王九年”是指周幽王被灭后的九年，则平王于前762年或前761年继位，那么平王东迁为前760年或前759年或前758年。

3、认为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杀周携王，而“亡王九年”时指这之后的九年，那么平王立于前751年或前750年，平王东迁则为前749年或前748年或前747年。

4、认为周携惠王二十一年（前750年）被晋文侯所弑，此后周无王九年，诸侯莫来朝，到了前741年或前740年平王被晋文侯立于少鄂，平王东迁则为前738年或前737年。

这些不同的说法自然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没有足够的其他史料作为参照的情况下也无法判定谁对谁错。

古人记事在思维方式上通常都比较直，不会刻意绕来绕去，所以“前738年或前737年”这个说法其实是最直观的理解。而且这又有《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年）中秦、晋两国在秋季迁陆浑之戎于伊川，随后假托平王东迁时辛有的预言“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作为佐证。看到 @林屋公子 先生采用的是前738年这个说法，个人觉得既然要迎合这个预言，那么还不如把“周无王九年”直接理解成是前749年到前741年这间隔的九年时间，那么平王于前740年继位，前737年东迁，这样距离前638年伊川“戎化”正好是99年，与“不及百年”更合。如果平王东迁不是在前737年，那就只能是在前738年冬季了。

而《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杜预注曰“计此去辛有过百年，而云不及百年，《传》举其事验，不必其年信。”，但杜预的注语一定正确吗？比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杜预注曰: “携王，幽王少子伯服也。”这是明显的错误，可见杜预看《竹书纪年》不是很仔细。同理，杜预认为辛有的预言超过了百年，但这可能是他对《竹书纪年》的误读或者是依据传统的前770年东迁的说法。而且《竹书纪年》使用的是晋国的史料，晋文侯弑周携王是非常不光彩的事，因此《竹书纪年》中对“平王东迁”前后过程的描述也有可能讳言其事。《左传》作者作为战国时人预知结果而假托预言，也不至于犯出“超过百年”的低级错误来。

如果平王东迁是在前737年，最大的问题则在于《史记》中春秋初年的诸侯编年都要出严重问题。晋文侯按《晋世家》是前780年—公元前746年在位，而前740年立平王于少鄂已经超出了其年限。这也是很多学者不敢贸然采用这种说法的原因。但是《史记》在战国部分的编年就已经错误百出，比如《田敬仲完世家》中把齐湣王误当成了在位四十年，导致齐襄王之前的纪年都是错的，《魏世家》中给梁惠王少算了十五年在位时间，结果在魏襄王之后补出一个不存在的“魏哀王”。到了春秋部分，可信度就更不可靠。前722年至前468年由于太史公有《左传》可参考还能认为纪年不误，但是《史记》中前722年之前的纪年则很不好说。我个人也比较赞成前737年之说，只是这一定要纠正春秋初年的诸侯纪年，曲沃代翼的年份也需要调整了。再比如程平山先生就提出，秦襄公和秦文公的在位年数有可能弄反了，这样秦国的编年就能自圆其说了。

（评论里有人指出把平王东迁年设为前737年会产生无法解决的诸多矛盾，尤其是按《左传·桓公二年》则鲁惠公三十年潘父弑昭侯，这样《左传》的编年中，从鲁惠公三十年（前739年）到鲁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年）辛有的预言就已经超过一百年了，即使假定晋文侯立平王于少鄂后不久就死去，但把平王东迁放到潘父弑昭侯之后又有一系列难解决的矛盾。所以更新并自我纠正一下。

早在清华简《系年》公布之前，王雷生先生在1997年就写过一篇《平王东迁年代新探——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47年说》，这与把携惠王定为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被杀之后“周无王九年······三年，乃东徙”的编年相合，而《史记·秦本纪》据《秦记》记载秦文公正好于前747年得陈宝。王雷生先生认为《左传·僖公十一年》中“夏，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说明前649年伊川就已被戎人占领，所以前747年东迁就可满足这个预言。但这样问题就在于《左传》作者为何不把这个预言放到《僖公十一年》呢？或者说是《左传》一书的组织编排不够好。目前平王东迁年的各种说法都有瑕疵，没有一个让人完全满意的说法，在没有更多文献出土的情况下，只能先搁置这个问题了。

而“周亡（无）王九年”也不应该简单理解成是“没有王”，平王再怎样也是幽王的嫡长子，即使自立为王也不能说就绝对没有合法性。“周无王九年”实际上应该理解为周王朝丧失了九年天下共主的地位，有九年里多数诸侯不来朝见。这就需要考辨周幽王死后携惠王是否会得到多数诸侯的朝见，如果朝见则说明“周无王九年”是指携惠王被杀后的九年，不朝见则说明“周无王九年”是指周幽王死后的九年。此外，也不能因为平王是嫡长子就认为平王绝对合法，比如《礼记·檀弓上》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晋献公杀世子申生》，申生作为嫡长子而晋献公要废他且杀他，申生连自我辩护和逃亡都不考虑就选择了自杀。这在现代人看来迂腐至极，但在当时却广为人称道，这也是周代伦理纲常中的一环。平王纵使是嫡长子，但在当时人眼里却不该违背父命，已被父亲废立自然就不具备继位的资格，而他又和申侯一同间接导致父亲与兄弟之灭，所以虢公翰等邦君诸正立幽王之弟携惠王是有其合法性理由的。）

而通过两周之际的这段历史，我们也可以猜出为什么孔子作《春秋》要从隐公元年开始了。首先，孔子不可能找不到鲁隐公之前的编年资料。《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从鲁国第二位国君考公酋开始都有年数，这还是在秦始皇烧书之后太史公仍能得到的残余资料，这说明鲁国的史书《春秋》至少是从鲁考公开始纪年的。而孔子作《春秋》是要记载东周以来的礼崩乐坏之情形，如果不从鲁隐公开始就只能从鲁惠公（前768年至前723年在位）元年开始纪年，这样就必须要记上“二王并争”、“晋文侯仇弑携惠王”、“周无王九年，诸侯莫来朝”、“晋文侯立平王于少鄂”等内容，那么这道礼崩乐坏的风景线简直美到不敢想象，“二王并争”这段历史一定是孔子所不愿意提及的。本身《春秋》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就自然选择从平王末期的鲁隐公开始纪年，此时“二王并争”已经成为过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诸侯纷争的时代。

另外，个人觉得我们对《竹书纪年》这本书可能存在一个很大的误会。一直以来，其中的“尧舜篡位”、“伊尹篡位被杀”都是其中最骇人的内容。但首先，《竹书纪年》是从五帝开始纪年还是从夏朝开始纪年一直是有争议的，《晋书·束皙传》中记载《竹书纪年》的部分并未提及尧舜之事，这说明“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之类的记载很可能是来自于《汲冢琐语》。同理，《今本竹书纪年》中太甲伊尹相关的部分后也注明有“约按：此文与前后不类，盖后世所益。”，这段内容很像是插入的，由于《汲冢琐语》中也记载了“伊尹篡位被杀”的内容，所以不排除西晋人整理竹简过程中把《汲冢琐语》中的内容误放入《竹书纪年》的可能性。

这么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尧舜在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四家眼里都是圣人，即使是厚今薄古的法家，例如《商君书·修权》：“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即使是商鞅这样的法家也称赞尧舜禅让，《韩非子·说疑》中的“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也只不过是引用奸臣的话而并非自己的观点。即使在法家内部，敢主张“尧舜篡位”的也不会是其中的主流。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和上博简《容成氏》也都支持禅让说。虽然有前316年燕王哙禅让子之的阴影，但是战国的主流社会风尚绝不可能把尧舜污名化。而在甲骨文中不仅有对伊尹的祭祀，在周祭次序中太甲的叔父外丙则排在太甲之后，这说明伊尹放太甲后立太甲的叔父外丙为临时摄政王此后再迎回太甲（《史记·殷本纪》则搞错了外丙和太甲的继位次序），伊尹篡位被杀是无稽之谈，而且伊尹在战国时期人眼中也是圣人。一切历史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思想史，《竹书纪年》是魏国官方的编年体通史，不应该采用与社会主流严重不合的观点，而《汲冢琐语》则是一部志怪小说，采用不合主流的观点并没有关系。试想如果西晋时期的整理者没有混淆这两本书的内容，那《竹书纪年》剩下的颠覆性内容都是容易被接受的，即使到了宋代也不至于被宋儒无法容忍而弄得失传，可见《竹书纪年》的失传可能本来只是毫无必要的一场冤案。

由于文献失传，有关于两周之际的历史谜团仍然很多。比如我在这里再提一个有关于两周之际的另一个话题——这涉及到先秦道家学派的一桩公案。

《文子》一书被长期视为伪书，直到定州汉简《文子》出土后才证明不伪。《汉书·艺文志》中说“《文子》九篇。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在今本《文子·道德》中有“平王问文子曰”，这个“平王”被现在的译者解释为“楚平王”，但果真如此吗？定州汉简《文子》中多次出现“平王曰”，而且其中“平王”还自称“吾为天子”，“文子”还称呼“平王”为“天王”。所以，《文子》中的“平王”只可能是周平王而不会是楚平王。把文子等同于计然大概率也是错的，计然是春秋末期宋国人，文子则是周平王时人。《文子·道德》：“平王问文子曰：吾闻子得道于老聃，”，那这里的“老聃”是谁呢？

要谈及两周之际的历史，有一个重要人物是很容易被提到的：

《国语·周语上》：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

《国语·郑语》：

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

《史记·周本纪》：

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唐固曰：伯阳父，周柱下史老子也。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索隐引许慎曰：有本字伯阳，非正也。然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

老子既然是“见周之衰”，只有在两周之际这个时间点上才是最合适的。而在后世又传言老子“字伯阳”，在整个先秦时期只有一个“伯阳父”，“史伯”应该是他的简称，年代与之最近的名字相仿者则是东汉的魏伯阳。《国语》中有关于伯阳父的言论记载，也可能是依托而不完全是实录，但至少在《国语》作者看来这是两周之际的一个神乎其神的预言家和思想深邃的哲学家。

而现存文献中对老子的描述扑朔迷离到了极点，《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说“至殷阳甲十七年，自太清境分神化气下降，託孕於玄妙玉女，计八十一年，於武丁九年庚辰二月十五日降生。生而皓首，故号日老子”，《淮南子·缪称训》说“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这里是说老子“尚阴贵柔”有殷代传统的渊源），东汉边韶《老子铭》则称“老子为周守藏室史，当幽王时，三川实震，以夏、殷之季，阴阳之事，鉴喻时王。”（边韶认为老子就是伯阳父），还有就是流行的春秋末期说和战国时期的太史儋说（就算有太史儋这个人，我也不认为会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古史传说中已经横跨了商、西周、春秋、战国四个时期，这个现象并不奇怪。比如“后羿”，有人说他是夏朝篡位君主，有人说他是帝尧时人，还有人说他是周幽王、厉王时人，但大概都是一个人的分化，这个历史原型还是会有的。而老子的历史原型，目前唯一能完全确定存在的就是西周末年的伯阳父，1975年2月在陕西岐县出土的青铜器“训匜”，所刻铭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法律判决文书，其中的法官“伯扬父”被怀疑可能就是《国语》中的“伯阳父”。清华简《良臣》则记载史伯与郑桓公一同出邦。“伯阳父即老聃”的说法其实也是自古就有之的，只不过总是被其他学者驳斥和否定罢了。我也看过网友修和写的《老子是伯阳父》，与我的想法也是不谋而合，虽然并不赞成一些细节。

而有关于关尹子（尹喜）的传说中，也常把他和周平王放在一起，比如宋代晁公武《史部郡斋读书志》：“《老子道德经》二卷，右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关尹喜”。现存《关尹子》虽然是伪书，而《文子》一书未必是周平王时的实录，但这两本书的古本至少是战国时人所假托。在战国时人的思想观念中，既然文子、关尹子作为老子的弟子又是周平王时人，那作为他们师傅的老子只能是西周末年的伯阳父。平王东迁以后向伯阳父的弟子文子“问道”，这自在情理之中。而伯阳父很可能被后人神化了，才变成了一个极其长寿、横跨一千多年历史的传奇人物。

在《汉书·艺文志》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家假托了不少商周时期的人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两周之际”同样是一个很好的假托时间段，而《文子》、《关尹子》、《道德经》这三部道家经典其实都是以假托两周之际的历史背景来写的，并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假托于春秋末期。尹喜和文子这两人在春秋初年也可能确实是存在的，只不过被后人收录言论或假托罢了。如果信古一点，也可以认为《道德经》最初的原稿或许就是伯阳父草创的（毕竟他生活在两周之际，对社会现状也是极其失望，最后觉得“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所以想退回到小国寡民的自然状态去），后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大量增补和润色。

回答地有些偏题了，主要是如果发到其他话题或者写文章的话，估计更没什么人看了，反正也都是围绕着两周之际的谜团展开的。就这样凑合吧。欢迎指正。

参考文献：

1. 程平山《两周之际“二王并立”历史再解读》，《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2. 程平山《秦襄公、文公年代事迹考》，《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
3. 魏栋《清华简<系年>与携王之谜》，《文史知识》2013年06期
4. 王晖《春秋早期周王室王位世系变局考异———兼说清华简《系年》“周无王九年”》，《人文杂志》2013年
5. 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
6. 晁福林《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历史研究》2013年06期
7. 王红亮《清华简<系年>由论两周之际的历史变迁》，《史学月刊》2015年02期
8. 刘国忠《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史实》，“简帛·经典·古史”国际论坛论文，香港浸会大会，2011年11月30日-12月2日
9. 王雷生《平王东迁年代新探——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47年说》，《人文杂志》1997年03期
10. 王雷生《平王东迁原因新论——周平王东迁受逼于秦、晋、郑诸侯说》，《人文杂志》1998年01期
11. 白国红，刘国忠《<春秋>始于隐公新解———以清华简《系年》为切入点》，《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4期
12. 葛刚岩《<文子>竹简“天王”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
13. 张立鸿《论见周之衰的老子是伯阳甫》，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
14. 修和《老子是伯阳父》，(360doc个人图书馆 ,2016-10-27)

“史公言幽王宠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举烽，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为之数举烽。及犬戎之，举烽，诸侯救不至，遂杀幽王。此委巷小人之谈。诸侯兵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之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不需举烽。史公对此番事变，大段不甚了了也。”——《国史大纲》钱穆

--------------------------------------------------------------------------------------解释下

1.点了烽火，诸侯不可能一起到、马上到。

那么难道幽王和褒姒在那等着吗，一个个来有什么可笑

2.诸侯来了，没有敌人可能是敌人已退走，诸侯有何不爽的呢

3.烽火示警是汉代才有的 ，说周朝有，只有这个烽火戏诸侯的例子，孤证不立

等等，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