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推翻了人们对历史认知的考古发现？ 第2页

“染华碑”的出土，推翻了所谓「“武悼天王”冉闵屠胡数百万，子孙被胡人报复杀尽」的通常认知，并详尽记述了冉闵的祖先来历、死后谥号和子孙下落，填补了《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典籍不曾提及的关于冉魏政权相关历史的空白。

公元1990年秋，在河南省偃师县城关镇杏元村的东砖厂，出土了一块石碑，根据碑上文字写明时间源自北魏年间，正是考古学家和书法爱好者最喜爱的"魏碑"，所谓“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风”。

而这方魏碑的格外与众不同之处，便是记述了历史上一个转瞬即逝却布战四方的彗星政权，一个常被传统史学家忽略的枭雄人物，及其后世子孙的下落。他就是冉魏帝国的皇帝冉闵。

这方石碑便是冉闵后世子孙，北魏官员冉华的墓志铭，全名《唯大魏孝昌二年岁次丙午十一月丙申朔己酉故镇远将军射声校尉染府君墓志》，现藏于偃师市商城博物馆。当时“冉”字和“染”字长期通用，冉闵在有的古籍里也写作“染闵”，而冉华在此碑文上写做“染华”。冉华生于公元465年，死于公元524年，享年60岁，是冉闵的玄孙，官居北魏的射声校尉、镇远将军之职位。

《元和姓纂》：【《石赵录》云，石季龙将染闵，魏郡内黄人，或作冉氏。】
《宋本广韵》：【又姓，石勒时有染闵。】

根据“染华碑”所述，冉闵的远祖是上古五帝之帝喾，直接远祖是周文王姬昌的少子冉季。他的父亲冉良12岁时被后赵军队俘虏，被石虎强迫收为养子，改名为“瞻”，28岁时在进攻匈奴前赵政权时战死。

冉闵自幼才干出众，得石虎重用，成为后赵大将，在石虎死后夺取后赵政权，自立为帝，建立冉魏政权，并追谥自己祖父为“隆元皇帝”，父亲冉瞻为“烈祖高皇帝”。

冉闵屠尽几十万羯人，并下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对四方胡族政权公然宣战，招致他们围攻，血战两年，兵少粮竭，终于在廉台之战寡不敌众，被鲜卑慕容氏的燕国俘虏后，被执送至燕都薊城，燕王慕容儁责其“汝奴仆下才，何得妄称帝？”冉闵对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況我中土英雄，何得不称帝邪！」此言称得上气壮山河，掷地有声。
慕容儁大怒，狠狠责打冉闵三百鞭，一边分遣诸将攻略魏地，魏国太子冉智闭邺城拒守，城外疆土皆降于燕。冉智一边假意谈和，一边又以传国玉玺为质，向东晋求救。慕容儁不久将冉闵斩首于燕旧都龙城，当地大旱、蝗灾，慕容儁认为是冉闵鬼魂作祟，遣使祀之，谥曰“武悼天王”。

冉闵在龙城遇害时，其子冉智在邺城正式继承皇位，追谥冉闵为“魏平帝”。冉闵的庙号原不可考。参照他父亲被追谥为“烈祖高皇帝”，那么冉智给冉闵上的庙号当是“太祖”或者“高祖”。

数月后，燕军克邺城，冉智投降，受封海宾侯，冉魏灭亡。又过两年，冉智及其旧臣宋斌等，以所谓“谋逆罪”被杀，这也是古代对亡国君臣排除后患的通常做法。然而冉闵子孙并未被燕国赶尽杀绝。
根据冉华的墓志，冉闵另一个儿子冉叡，在燕国被封散骑常侍、海冥县侯，此后一直延续了冉闵血脉。

燕国被北魏击败后，冉叡之子、冉闵的孙子冉兴，投效北魏，定居其国都平城，封安远将军、殿中给事、蒲阴伯，死后赠官为辅国将军、洛州刺史，谥号为惠侯。

冉兴之子、冉闵的曾孙冉雅，在北魏封征虏将军、怀州刺史、北平侯，转任武卫将军、北中将、光禄卿、太府卿。死后赠官为平西将军、河州刺史，谥号为贞侯。

而冉华自己，是冉雅之子，冉叡的曾孙，冉闵的玄孙，成年后作为北魏庶姓勋贵中地位较低的“归附降人”子弟，以“北海王常侍，镇远将军，射声校尉”这种被当时人认为是“至浊”的“起家官”入仕。而北魏孝文帝改制之后，平城故都的低等武官勋贵，已经逐渐被摒弃出北魏政权的政治中心。

所以冉华虽然饱读经史，通晓典仪，出口成章，然而始终不受重用，弱冠之年登朝，终年已然花甲，整整四十年间，可以说是历仕“浊官”，沉沦下僚，死后赠官为乐陵太守。此后冉闵的子孙后裔更无显贵，回归到碌碌众生中去。

《唯大魏孝昌二年岁次丙午十一月丙申朔己酉故镇远将军射声校尉染府君墓志》

【君讳华，字进乐，魏郡内黄人也。其先帝喾之苗裔，周文王之少子冉季之后。高祖闵，赵武帝初，封西华王，侍中、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黄钺大将军、录尚书事、武信王。赵祚既微，遂升帝位，号曰魏天王。群臣依皇图，奏改族，因即氏焉。崩，谥曰平帝。曾祖叡，仕燕散骑常侍、海冥县侯。祖兴，圣世太武皇帝安远将军、殿中给事、蒲阴伯。崩，赠辅国将军、洛州刺史，谥曰惠侯。父雅，孝文皇帝为辇曹给事，迁使持节、征虏将军、怀州刺史、北平侯，转武卫将军、北中将、光禄太府二卿。崩，赠平西将军、河州刺史，谥曰贞侯。】
【休祚烈昌，洪业洋溢，君统基承緖，在於旧京。于时普选高门子，蹔卫皇宫，乃出身应召，得为领表。及迁鼎洛邑，料隔清浊，既夙厕混流，释褐乖分，太和廿年除皇子北海王常侍，稍迁镇远将军射声校尉。君仁才英挺，体量潜深，躯皃超伟，仪范莫羣，志操霜严，贞节素皎。澄情冰澈，若明镜之在高台；凝怀内朗，如沚水之去烦淤。恬性笃好，敦究史籍，遍览三坟，备详五典，剖析毫氂，精辩幽赜，吐音方韵，出言有章。弱冠登朝，预知应关，规矩神谟，股肱三帝。言参天心，行合圣旨。虽班非台弼，实蒙负寄，荣荷任重，光绍祖先。惟正光五年十月卅日，构疾崩於京都。乾不报善，歼此名德，春秋六十，奄然归化。临终明寤，辞理端庠，亲故请诀，罔不执手，别言周至，悉有义方。皇上以绩业隆重，追赠乐陵太守。】

“天王”是当时胡族政权首领流行的称谓，如后赵君主石勒、石虎在称帝前，皆长期称大赵天王，前秦苻坚、后凉吕光、后秦姚兴、北燕高云等胡族君主，统治时期亦称天王。

冉闵自诩为堂堂汉家“中土英雄”，魏国皇帝，现代一些人却以讹传讹，每每以敌方鲜卑人给予的谥号“武悼天王”称呼之，实有不妥，冉闵若泉下有知，亦绝不可能接受“冉天王”“武悼天王”这种对他而言是贬低性质的称呼。如果确实是这位古代帝王的崇拜者，建议还是改以“魏平帝”称之。

超多图预警！！！！！

声明：

1.这个长回答与本问题没有关系，只是应邀解释一下【与那国岛海底奇特地貌】的现象。想了解考古进展的朋友，可以跳过本回答。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点赞了，多点些反对，免得把其他真正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回答压下去了。

2.与那国岛西部的这个水下构造，目前确实尚无定论，我只是发表点地质工作者的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3.若最后这个回答还是被顶到很高，也许我会考虑请知乎后台帮助折叠，内容则放入专栏。

希望各位理解并配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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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邀请，我来从一个地质工作者的角度解读一下与那国岛海底“结构”可能是什么。

传送门：

（与那国岛海底人造遗迹说）

我认为，那个“结构”并不是人工建筑，而是地质成因的自然岩体。

理由如下：

1.可以在岩石表面观察到三组相交的节理缝。

下图为“海龟”构造的近景，图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最上层的三角形岩石的下层，岩石表面有两组相交的节理缝。

随着镜头继续向下走，很快我们看见了第三层岩体，与中间那层一样，岩体表面同样可以观察到两组相交节理。

通过在线量角器，读出夹角近似60度。考虑到拍摄视角的倾斜，这个角度可能有误差。

上面两组图，黄色虚线是一组节理，浅绿色虚线是我用错了……两组图的浅绿色虚线并不是同一组节理缝。

这个视角来看，这三组节理缝彼此的角度关系就明了了。

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每一组“台阶”边缘，这种角度关系都有所体现。

从其他的角度，我们似乎发现这三组呈特定角度的节理随处可见。

此外，白线箭头显示出该处岩层具有一定的成层性，紫色箭头则继续表明红色节理缝在底部岩层上依然发育。

地质解释：这是在挤压应力背景下，地层整体发生的剪切破碎，形成了具有规则夹角的“剪节理”，同时还形成了一组红色箭头代表的破裂缝。

有规则夹角的节理缝、在岩石的各层均发生破碎、在风化等外力作用下会逐层切割崩解，如下图所示，照片下部为高处，上部为低处。岩层破碎后一层层崩解。

有没有更好看的剪节理海岸呢？看这里~

那么，与那国岛的这处海底“结构”，其地层具有成层性吗？

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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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观察到，组成该“结构”的岩石具有良好的成层性。

紫色代表一层层的地层，从左边可以看出成层性非常好，右边虽然远了一些，可是依旧可以看出成层性。白圈内的岩石显然是从高处崩落下来的，还是可以看见紫色的地层成层性。而如果你注意到白圈左侧一根紫线的左边，一条明显的缝出现了——你猜对了，这也是一条节理缝。

地质解释：剪节理控制下的、具有良好成层性的地层，随着节理缝逐渐切割岩石，可能在地震等因素下沿着某些薄弱的小层逐层崩解。这是因为地层并不总是均匀的，对于这些分层明显的岩层，有很大的概率是不同类型岩石的互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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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水沟”构造并不是单一的浮于表面的现象，而是根基很深的构造。

仔细观看这个排水沟，它下层的岩石上也有两条等宽的缝隙。

这表明了一种可能性：它也许是一个岩浆侵入岩墙，由于岩性不耐风化，在海平面低的时期（水深并不大，几米而已），这条岩墙优先遭受风化，形成一个小沟——我们称这个过程为差异风化。

来一点立体想象力：

知道这个泳者转身的瞬间，我发现了什么吗？

你看，这不是人工开凿的排水沟，而是一个贯穿上下地层的特殊条带。

或者是岩墙，或者是两条节理缝中的破碎体。

然而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它比两侧的岩石更加破碎，这可能表示它的抗风化能力更弱。

来看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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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那两个圆洞，为什么不可以解释为海蚀孔/穴呢？

众所周知，海浪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在岩石裸露的基岩海岸，各类海蚀地貌可以构成丰富多彩的地

貌。你们谁注意到上图的上一张，左下角有个圆形的浅坑？隐藏彩蛋哦~如果那个坑继续发育，

就会变成两个洞，像这样——

至于这两个圆圆的洞，事实上我奇怪于为什么只有两个洞而已……海蚀孔应该是广泛发育的才对呀。注意到这两个洞周围的岩石显得不那么棱角分明吗？是的，这是海浪侵蚀的结果。

对于能量巨大的海浪而言，在岩石表面掏几个洞那是轻松随意的。

就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图不好找，因为这个构造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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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底可以看见一个典型的海蚀崖，说明这个构造似乎并不是一个“堡垒”或者“金字塔”什么的。

在视频中，有一处提到所谓“城门”，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个海蚀拱顶（arch）嘛，而且还只是规模很小的海蚀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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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斜坡台阶是什么？

凭借我的经验，这个结构非常类似于正断裂发育部位的transfer zone构造，也叫构造转换带。或者relay ramp（转换斜坡）【因为我就是研究这些东西的，囧】

转换斜坡构造，可以出现在各种尺度的正断裂结构下，如上图的米级尺度。

或者贝加尔北岸的数十公里尺度，再或者美国大峡谷某个地区的百米尺度（明天找图，今天有点晚了）

该水下构造的“阶梯”真的是“relay ramp”，那么必须满足该结构南侧发育一个倾向朝南的正断裂。

我们来看看该海底地形是否满足这一条件：

终于通过文献调研，找到了这个海底“地形”的确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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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国岛位于一个特殊的弧后拉张环境【即冲绳海槽，Okinawa Trough】南缘。北侧是年轻的弧后拉张盆地冲绳海槽，南侧是菲律宾板块（Philippine Plate）俯冲带。

小红点是与那国岛所在地，注意它的构造位置与B字母指向的冲绳岛很类似。

在上图红圈标出的A-B位置，是一个地震剖面，示意如下：

从A向东南方向，跨国冲绳海槽（Okinama Trough）以后，会来到琉球列岛脊（Ryukyu Ridge）。而在琉球列岛南北两侧，则分别具有发育北倾断裂（倾向冲绳海槽）和南倾断裂（倾向太平洋）的构造背景。

终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与那国岛本身作为琉球列岛的一个组成部分，构成了Ryukyu Ridge的一份子，于是也具有在岛屿南侧发育南倾正断层的构造背景。

这个时候，我们来放大谷歌地球，看看海底地球物理探测究竟隐藏了哪些秘密——

还记得白色箭头所指的，“与那国岛海底遗迹”所在点吗？

黄线是对海底地形的简单模拟，可以歪着脖子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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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小结：

1.与那国岛，位于冲绳海槽西部中末端南缘，琉球列岛脊上，从海底地形可以看出发育明显的南倾正断裂系。

2.“海底遗迹”南侧的斜坡/阶梯状物，可能是一组微型南倾正断层控制下的，具有转换斜坡背景的正断裂软连接系统（soft-linkage）。

3.“海底遗迹”本身发育砂泥岩薄互层（我忘记文献从哪看的了，但记住了岩性）。泥岩是脆弱地层，容易在海水冲刷下首先破碎，从而使上部砂岩地层容易崩解掉落。

4.通过一系列潜水视频，我们可以发现该“海底遗迹”至少发育两组X共轭剪节理，并在一组或为节理、或为微型正断层的裂隙控制下，构成规则的几何外观，形成“海龟”、“五角星”等夹角清晰的地貌。

5.海底可以看到明显的海蚀崖结构，形成了各种海蚀孔、海蚀拱顶、崩落岩块等。

6.两组节理缝控制的一条狭长破碎带，或者一条岩浆岩侵入形成的狭窄条带，构成了会首先被海浪破坏的脆弱条带（差异风化），形成类似“排水沟”的地貌。

综上，通过一系列视频资料、图片资料和相关的地质文献资料，我认为该处海底地形为自然形成的概率要远远大于人工建筑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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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1.

网页内的视频地址：

2.视频地址：

3.

维基百科

4.Fabbri O, Fournier M. Extension in the southern Ryukyu arc (Japan): Link with oblique subduction and back arc rifting[J]. Tectonics, 1999, 18(3): 486-497.（地质图出处）

5.木村政昭, 中村俊夫, 本山功, 等. 与那国島海底の第 1 遺構形成年代に関する調査・研究[J]. 名古屋大学加速器質量分析計業績報告書, 1999, 10: 149-166.（具体位置出处）

6.木村政昭. Paleogeography of the Ryukyu Islands[J]. Tropics, 2000, 10(1): 5-24.

7.Letouzey J, Kimura M. Okinawa Trough genesis: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 backarc basin developed in a continent[J]. 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 1985, 2(2): 111-130.

8.

（基调为否认该“地形”为人工痕迹）

关于转换斜坡：

8.Peacock D C P, Parfitt E A. Active relay ramps and normal fault propagation on Kilauea Volcano, Hawaii[J]. Journal of structural geology, 2002, 24(4): 729-742.

9.Trudgill B D. Structural controls on drainage development in the Canyonlands grabens of southeast Utah[J]. AAPG bulletin, 2002, 86(6): 1095-1112.

10.Athmer W, Luthi S M. The effect of relay ramps on sediment routes and deposition: A review[J]. Sedimentary Geology, 2011, 242(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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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的话：

木村政昭（Masaaki Kimura）教授是一个在冲绳海槽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地质学家，在谷歌学术搜索他的名字，可以搜出很多正经的关于冲绳海槽的地质学paper。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出于不知什么样的想法，将一个本应能够做出地质学判断的海底现象，解读成古人类活动遗迹，在日本国内外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任何人的建树，也只是限于自己的领域，一旦超出自己领域去搞跨界研究，是很容易犯错的。我想，这个故事不管结论如何，对每个从事科学研究的后辈都应该有教育价值吧。

更新完毕。

《孙膑兵法》的出土

原来史学界一直有观点认为孙膑和孙子可能是同一个人。除了史书记载以外，也没有看到孙膑的任何著作。甚至有人认为《孙膑兵法》就是《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出土后，基本确定了两人、两书是完全分别存在的。

贴一份当年读书时候写的作业吧，主要是自己读书摘记的整理，因为是作业，所以注释方面没有很规范的来做，一切原文版权归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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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秦汉魏晋简牍综述

回顾简牍发现出土的历史，可以说既是由来已久，又是近世新事。说由来已久那就是永垂青史的两次重大发现，即西汉景帝末武帝初年，鲁恭王在孔子旧宅获得的“孔壁中经”：《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西晋武帝咸宁五年（２７９）在汲县战国晚期魏墓里出土的“汲冢竹书”：《穆天子传》、《纪年》、《师春》、《琐语》等。这两次发现对后来的古文献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说近世新事，那就是从２０世纪初以来至世纪末，全国各地不断出土的简牍文物，不仅出土地域大大扩展、时代距离拉长，而且数量和内容都是远盛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发现，可以说二十世纪是简牍的大发现时代。这个时代简牍之发现，概括有以下五个特点：

１、出土地域不断扩大 最早以新疆尼雅、甘肃敦煌为起始，其次延伸至内蒙、甘肃额济纳河流域，从而扩展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有简牍问世。目前可知有新疆、甘肃、青海、内蒙、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等１７个省市自治区。其中甘肃、内蒙、湖南、湖北四省出土最多。充分反映出汉文化覆盖面的广大和汉文化势力的强劲。

２、简牍时代的延长 过去出土简牍，以汉代为大宗，其次为战国。而现在可知上至春秋晚期，经战国、秦、汉至三国两晋，其时代是连续的。另外，就民族文字来看，还有汉晋文、唐代吐蕃文和宋之西夏文木牍。不仅反映了汉文简牍的存在时限，而且也可看到对其他文化的影响。

３、内容越来越丰富 过去，墓葬出书籍，边塞遗址出屯戍文书。以此形成了简牍的两个基本特征。而现有资料，内容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不仅有传世文献中可找到的古书籍，也有早已佚失的古文献。不仅有屯戍文档，而且还有法律、法规条文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书。

４、数量不断增加 过去出土简牍，一墓出土数十枚、遗址出土数百枚，已是极为稀有罕见了，而现在动辄数以千计万计，甚至以１０万计，不能不说是惊天动地。粗略统计，用各种材料写成的文献、文书，总数已达２６万余枚（件）之多。

５、发掘与研究国际化 ２０世纪简牍的发现，一开始就带有国际性，二斯（斯文赫定、斯坦因）之中亚探险，发现了尼雅晋简和敦煌汉简，虽然他们的发现带有偶然性和文化侵略性，但将汉晋简牍的研究推向了国际学术界。以后贝格曼又发现居延汉简，更是震动国内外。三次发现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简牍的研究热。为此，２０世纪简牍的出土，一开始就走上国际化的研究轨道，成为全世界史学家所注目的对象。随着大量简牍的不断涌现，中国简牍学已成为国际显学。、

百年来简牍的发现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１９０１—１９２０年；第二阶段从１９２７—１９４５年；第三阶段从１９５１—１９９９年。

第一阶段

主要是瑞典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沙俄科兹洛夫、日本橘瑞超等人在新疆尼雅、楼兰、甘肃敦煌、内蒙居延发现的汉晋木简、残纸及祛卢文、吐蕃文、西夏文木牍。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07年至1909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发掘，这也是中国近代简帛学研究的开始。发掘后没过五年，于 1913年由法国人沙畹（Edouard Chavannes）将研究结果及大部分照片公开发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而在这一时期首先整理简帛材料的虽然不是中国学者，但首先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却是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他们在尚未见到实物的情况下借助沙宛赠与的材料于1914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全书分为图板和释文三部分，每部分皆分：一、小学数术方技书。二、屯戍丛残。三、简牍遗文三大类，对沙畹的释文进行新的考订。这部书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简牍学的奠基之作。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结合传统文献，写出了一批研究汉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论文。内容涉及汉代边郡的组织系统、屯戍状况、烽燧制度、历史地理等等。

第二阶段

主要是前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黄文弼和瑞典团员贝格曼在新疆罗布淖尔、内蒙居延地区发现的居卢訾仓汉简和居延汉简。其次是夏鼐和阎文儒在甘肃敦煌和武威喇嘛湾发现的汉代木牍以及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帛书。这一时期中，简帛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其中劳干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成就卓著。他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出版并发表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补证》等一批有分量的简帛论著。其间重要论著还有贺昌群的《流沙坠简校补》、《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邦福的《汉魏木简义证》，马衡的《汉兵物簿记略》，傅振伦的《道院简牍说》、《汉武年号延和说》，陈般的《汉简遗简偶述》、《汉简遗简偶述续稿》，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严耕望的《西汉郡县属吏考》及补证，夏鼐的《新获之敦煌汉简》及考证论文等。

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不仅老的简帛材料获得重新整理，新的简帛材料也在不断出现，运用简帛资料进行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成就也更卓著。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证史。历史上许多有疑义的问题，由于简帛资料的出土而使真相大白。如秦汉之际的楚爵问题，文献上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江陵汉简《奏谳书》的公布确证了楚爵制在秦汉之际的确实行过。许多先秦古籍，其流传情况如何？是否是后人伪造？单从文献上争论不清。出土简帛廓清了诸多迷雾。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中的《仪礼》，临沂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定县汉简中的《论语》、《儒家者言》等，阜阳双古堆汉墓中的《苍颉篇》、《诗经》、《周易》等，以及郭店楚简中的《老子》三种，《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对证实、辨伪、辑佚、校定典籍意义重大。第二，补史。简帛在补充战国秦汉魏晋史史料之不足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关于秦汉边郡的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边郡行政组织的特殊性以及防御系统、屯田、烽燧、戍卒等问题的基本情况，又如文书制度和职官制度，简帛提供了包括诏书在内的各级上行、下行、平行文书，提供了为文献所少载、缺载的各级低级行政吏员官名。简帛为法制史研究补充了极为重要的材料。以秦汉为例，文献所载法律内容较为简略，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西北简的出土，使秦律研究不再限于描述性的语言，也证明了汉初法律更多直接继承秦律的历史事实，认识到汉初法律的“宽松”是有限的，而对秦汉法律程序、名词的分析研究也有了更多具体案例佐证。第三，简帛材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汉代公文文书研究是目前秦汉史研究中的前沿课题之一。关于汉代邮传制度研究以往也未予重视，简帛中的大量材料直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形成，随着悬泉置汉简的公布，研究将更加深入。其它如日书研究、边郡地区社会生活与文化研究、汉代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物价比较研究等也因简帛材料的出现而出现。

总揽全部之发现，现按简牍的朝代列表如下，进而择重要发现详述之。

共计281960枚。下面开始按年代对重要的简牍发现详细阐述。

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年12月至次年初，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孝感地区和云梦县文化部门在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号墓出土大量秦代竹简，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秦简。出土竹简原藏棺内，经整理拼缀，记有1155枚，另有残片80枚。简牍内容可以分为十部分：《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篇。下择要介绍。

《编年记》。凡五十三简。逐年记述秦昭王元年（前306）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发生于全国的大事，同时记有墓主喜的生平及有关事项。《编年记》有些记载与史书不一致，如《六国年表》记载昭王元年“秦击皮氏，未拔而解”，简文记载此事发生在昭王二年。有些可补史籍所缺。如《史记•秦本纪》载昭王“七年，拔新城”，简文记载则比较详细。

《语书》。凡十四简。正文为秦南郡守腾于秦始皇二十年四月初二颁发的教戒文告。后段附件列举良吏和恶吏的种种表现。

《秦律十八种》。凡二百零一简。每条律文的末尾都记律名或简称。各种律都不是该种律的全文，而是抄写人按其需要摘录的。十八种律包括：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律、军爵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律、内史杂、尉杂和属邦。

《效律》。凡六十简。详细规定了核检盘点县和都官物资账目的制度，对于军事物资的规定有为详细。对度量衡器明确规定了允许误差的制度，过限受罚。

《法律问答》。凡二百一十简。采用问答的形式对一些法律条文做了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内容大多属于秦律主体，即刑法部分。时间大多在秦统一之后，也有少量统一前的。许多条款以“廷行事”及判案成例作为依据，表明判例办案已成为制度。

有关睡虎地秦简的介绍与研究见季勋《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文章首次介绍了云梦睡虎地秦简。《文物》1976年也分三期连载了《云梦秦简释文》，公布了《日书》以外的秦简释文。

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

1986年3月，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林局党川林场职工在放马滩护林站发现古墓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6月至9月进行了发掘。此处古墓群面积达11000余平方米，有古墓一百多座。这次发掘共十四座。其中秦墓十三座，汉墓一座。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简牍和文物。

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竹简四百六十枚，简长23至27.5厘米，设三道编绳，留天地，每简右侧有三角形契口，见编痕。简文无标题，出土时已散乱，整理者依据字迹及竹简形制分其为《日书》甲乙篇及《墓主记》，又据内容排序。

《日书》甲种凡七十三枚，整理者将其分为八章：月建、建除、亡盗、人月吉凶、男女日、生子、禹须臾行、忌。《日书》乙种凡三百七十九枚。整理者按内容分为二十章。有七章与甲种同（少《忌》），其余有：门忌、日忌、月忌、五种忌、入官忌、天官书、五行书、律书、巫医、占卦、牝牡月、昼夜长短、四时啻。

放马滩的《日书》与睡虎地《日书》相比，有明显的不同是前者言鬼神较少，后者言鬼神较多且屡见楚地词汇。反映了秦地重政治而轻鬼神，楚地反之。

《墓主记》凡八简，记当事人的一些生平。

相关的研究情况，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2期），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同上文）。

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故城1号枯井

位于龙山县里耶镇，东临酉水，面积约2万平方米，基本为里耶学校的范围。为配合省重点工程碗米坡水电站的建设，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02年4月以来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面积已达1000余平方米，发现古城墙、古井、古墓群及简牍、青铜器、铁器、玉器等文物，尤为珍贵的是，在一号古井发现的三万余枚简牍，字数达数十万，记述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战国至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其中秦代简牍不仅超越了20世纪出土秦简的总和，而且纪年完整，秦王政廿五年至始皇卅七年，记事详细到了月、日，是罕见的秦代地方文献，弥补了史载的缺失，因而震惊学界,被评为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负责发掘和清理里耶秦简的张春龙副研究员介绍，里耶古城出土的简牍约有20余万字，字体属古隶，内容多为官署档案，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极大地增添和充实了秦代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崇文认为，里耶秦简对研究秦的统一和秦文化的传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也是研究秦王朝地方政权的一个标本。

四、敦煌汉简

甘肃敦煌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汉代简牍，人们俗称“敦煌汉简”，其中二十世纪上半叶出土的汉简称为敦煌前期。斯坦因始于1906年的第二次以及始于1913年的第三次中亚考察曾深入甘肃西部地区，沿疏勒河流域考察并发掘了汉代长城遗址，获得一千余枚汉简和少量的帛书以及纸文书。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城玉门关外发现木简十七枚。1944年，前中央博物馆、中研院和北京大学共同组织了西北科考团，11月，领队之一的夏鼐偕阎文儒在敦煌小方盘城北发现无字木简两枚、有字残简四枚，接着在斯坦因编号17的遗址获得简牍三十八枚，在敦煌23E的小屋遗址中发现木碣六枚，共获得有字简牍四十八枚。以上这些简牍，绝大部分为汉简，年号最早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最晚为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7年）。内容大多与屯戍活动有关。常见的如烽火品约，《疏》691：“望见虏一人以上入塞，燔一积薪，举二烽；夜二苣火。见十人以上在塞外，燔举如一人□□。望见虏五百人以上若攻亭鄣，燔一积薪，举三烽；夜三苣火。……”还有一些是传递烽火的记录、传递邮书的记录、日迹符券以及勤务统计。

五、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是指今额济纳河流域鄣隧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1927年由黄文弼首先发现。1930年，西北考察团中瑞典团员贝格曼首先发现大批简牍。这次考察，范围在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月250公里及布肯托尼之博罗松治60公里的区域。共发掘32个遗址，外开568个坑位，总简数达一万多枚。出土简牍较多的地点有大湾、地湾和破城子三处。关于这次考察发掘的情况，详见1956～1958年在瑞典出版的《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

居延前期汉简的内涵非常丰富。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部分仍与屯戍相关。简牍所见诏书的记载怎反映了政治及政局的变化发展，如《合校》225·32、312·6：“……室，以土德代火家□”所云乃王莽班符命事。还有一些诏令是关于使用符券。而提醒边塞将士加强警备的清塞诏书尤为多见。当然，其中数量最多的还是往来公文及用于统计、会计的各种帐簿和名册。劳干早年撰《居延汉简考证》，曾按所涉及内容设小标题，计有：简牍之制、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有关史实文件举例、有关四郡的问题、边塞制度、边郡生活和书牍与文字，足以说明居延前期汉简内容涉猎之广。

关于居延前期汉简的整理成果，早年有贺昌群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马衡也写成《居延汉简释文稿册》。劳干些成了《居延汉简考释》，分释文部分和考证部分两本。1959年，社科院考古所在陈孟家的主持下，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篇》。在此基础上，参照劳干和上述索马斯特罗姆的作品，1980年社科院编纂了《居延汉简乙篇》，并有大量附表。其他的还有：台北马先醒《居延汉简新编》（1981）、李均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987）、《居延汉简补篇》（1998）等等。

六、新疆罗布泊汉边塞遗址

1927年4月，中国和瑞典组成中国西北科考团。1930年，中方队员黄文弼在罗布卓尔的莫德沙尔发现汉代木简七十一枚。最早的纪年是宣帝黄龙年号，较晚的是西汉成帝元延年号。这批竹简首次公布于黄文弼撰写的《罗布卓尔考古记》第四篇，名《木简考释》。分九个专题：释官、释地、释历、释屯戍、释廪给、释器物、释古籍、杂释和简牍制度及书写。这批简牍记载的西域职官中武官甚多见。如黄文弼依据竹简考证：“戊己原为两部：戊部居车师前部，在乌垒之左；己部居龟兹城南，在乌垒之右，则简文之左右二部，亦即《后汉书》之戊己二校。”简文见“车师戊校”即证戊校居车师。简牍尚见各式通行文书及日记、器物簿等。这批简牍的释文已收入李均明与林梅村合编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附录。

七、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

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数次出土汉简，其中的《仪礼》简469枚，日忌杂占简11枚；同时，在第18号墓中出土“王杖十简”，记述优待老年人的规定以及惩处不孝不敬虐待老人的案例。其中，《仪礼》简为《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资料，由于简册保存完好，墨迹如新，对于复原古代简册制度提供了具体例证。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整理的《武威汉简》，公布了这批简牍资料。

下面具体的介绍一下简本《仪礼》的内容。因其简背皆书顺序号，可分为甲乙丙三个版本。

甲本《士相见之礼》第三，存十六简。比今本少两句，其余大致相同，正文共九百三十九字。

甲本《服传》第八，存五十七简，比原册少三简。与今本相比，传文大致相同，经、记少很多。正文存三千一百四十三字。

甲本《特牲》第十，存四十九简，比原册少四简。与今本稍有差异。正文存三千一百一十八字。

甲本《少牢》第十一，存四十五简，比原册少两简。

甲本《有司》第十二，存七十四简。可以补今本之不足。

甲本《燕礼》第十三，存五十一简，比原册少两简。简文所引《周南》等片名与《毛诗》异。当属齐《诗》。

甲本《泰射》第十四，存一百零六简，少原册八简。与今本相差很大。今存六千一百四十五字。

乙本《服传》第八，存三十七简。与甲本同源，凡二本相异之处，乙本往往近似与今本。

丙本《丧服》，存三十四简，多残。与今本大致相同。

上述《仪礼》共九篇，总字数二万七千四百多字。

八、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发布了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发现竹简312枚。简文所记皆为随葬物品。所属物品包括副食品、调味品、酒类、粮食、漆器等食物和生活用品。1973年12月到74年初，发掘了马王堆2号和3号墓。其中3号墓出土简牍600余枚。竹简中有四百余枚是遣册，具体记载随葬物品的名称及数量，其中有关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以及所持兵器、乐器等，是1号墓简又牍中未见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3号墓出土的220枚医简。主要涉及养生之术。

197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发掘简报》，公布了1号墓的发掘情况。次年，又出版了《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上、下册），刊登了1号墓的发掘报告和出土简牍的全部照片释文。关于3号墓，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收录了3号墓出土的帛书，竹简本医书。

九、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

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1号2号汉墓，发现大量竹简。1号墓出土约7500枚，2号墓出土三十二枚。墓葬的年代大约从建元元年（前140）到汉武帝时期。银雀山汉墓简牍的内容，整理者拟分三辑出版，目前已出版第一辑，收录的古书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等。

简本《孙子兵法》分上下两篇。凡存2700余字，今本十三篇的文字，除去《地形》外，都有出现。据篇题木牍所见之简本十三篇篇次与今本不尽相同。文字方面也有许多优于今本。简本《孙膑兵法》含禽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等。这些篇即可能是《孙膑兵法》的本文，也可能是其佚篇。许多人曾经怀疑《齐孙子》的存在，简本《孙膑兵法》出土，解决了此疑点。

银雀山汉墓的研究过程。银雀山汉墓竹简所见的先秦古籍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政治、军事乃至历法文字等等都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简报》首次介绍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之后陆续发表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所作的有关释文。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壹）》1985年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同年出版的吴九龙所编的《银雀山汉简释文》。

十、内蒙古额济纳汉边塞遗址

此即所谓的居延新简。1972年，由甘肃文化局等单位组成居延考古队，沿额济纳河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获得大批简牍及实物。73、74年，分别对三处不同类型的遗址进行了全面地发掘，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出土简牍19000余枚。76年，该队又于额济纳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区展开考古调查，获木简173枚。

居延新简最显著的特点是出土了大量的简册，其中甲渠候官22号房舍遗址保存的完整册书最多，而且都是当时的实用档案文件。据何双全统计，居延新简中能编联的册书达三百四十余册。主要的有：《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是一份民事诉讼案卷，内涵三分爰书以及一枚案卷标题碣。《劾状》册见十份以上，属于起诉类文书。《建武八年三月以令祠社稷》册，述官府发布文告确定祠社稷日期及要求。《塞上烽火品约》册，是东汉初年实行于居延都尉府所属甲渠、殄北、三十井塞的燔举烽火规约。《相利善剑》册，介绍鉴定善剑恶剑的方法。《居延都尉吏奉》，是建武三年（27年）领河西五郡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窦融下达供给居延都尉下属各级官吏俸禄的规定。《传置道里簿》，详述通往河西的二十个传置的名称及里程，对确定敦煌以东的交通路线有重大意义。

十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五座汉墓出土竹简2787枚，内容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册等，内涵十分丰富，涉及西汉早期的律令、司法诉讼、医学、导引、数学、军事理论等方面内容，对于研究西汉社会状况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具有重要的价值。《二年律令》的发现，不仅使秦汉法律的对比研究成为可能，而且是系统研究汉、唐法律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也有重大的参考意义；而《奏谳书》则是秦汉司法制度的直接记录，从中可以了解秦汉律的实施情况；《算数书》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

张家山汉简最早公布的是《脉书》和《引书》两部医学简的释文，部分内容可与马王堆帛书相互印证。《文物》1993年第8期和1995年第3期相继发表了《奏谳书》全部释文，包含春秋至西汉时期的22个案例。2001年12月，学者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一书终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除了收录已经公布的几种简文外，还有第一次发表的《二年律令》和《盖庐》两种。特别是《二年律令》简，包含了汉律的主要部分，内容涉及西汉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对于当时的司法诉讼程序、法令文书格式、历法、医学及丧葬礼仪也有翔实的记录，为研究西汉前期的法律制度、刑罚体系、民法原则及政治、经济制度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更是研究秦汉法律的异同、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详细点说，今见于简文的律令名称有一部分与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所见同。而前者包含了汉律主体《盗律》《贼律》的内容，而后者并不包括。与《秦律十八种》的情形一样，汉简《二年律令》也是对当时适用律令的摘抄，并不是《九章律》的全部。

《奏献书》两百枚左右，是有关疑难案件的报告。大部分属于汉高祖时期，部分为秦始皇时期，可以看出汉代法制是对秦志的继承。另外有《脉书》，是关于人体经脉的学说。《引书》，是讲述导引术的医书，详细说明导引的各种动作。

这一段时间内的主要研究作品: 李学勤先生写了《〈奏谳书〉解说》（上）、（下）（《文物》1993年第8期、1995年第3期）两文，认为《奏谳书》是议罪案例的汇集，其作用为供官吏审理案件时参考，或学吏者阅读的文书程式。彭浩也写了《谈〈奏谳书〉中的西汉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和《谈〈奏谳书〉中秦代和东周时期的案例》（《文物》1995年第3期）两文，对《奏谳书》中各案例的年代和文书格式作了说明，阐述了秦的乞鞫制度，西汉诉讼制度、录囚制度、审讯程序等，并分析、梳理了秦代司法实践和西汉法律的实际执行情况。高敏先生《汉初法律系全部继承秦律说——读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札记之一》（《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一文，从文献记载、萧何制定汉律九章的时间、及《奏谳书》简文三个方面，对传统“汉承秦制”说法作了验证，指出《奏谳书》所反映出来的汉律，全部继承秦律而来，这是汉初法律的最大特点。

李均明先生参加了张家山汉简的整理工作，对汉简所反映出的相关问题有更深的体会。他结合睡虎地秦简、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汉简，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全面论述了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种种问题。主要有：《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汉简所反映的关津制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简牍所反映的汉代诉讼关系》（《文史》第60辑，中华书局，2002年）、《张家山汉简所规范继承关系的法律》（《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1期）、《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适用刑罚原则》（《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等等。

著名学者高敏先生撰写了《论西汉前期刍、蒿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一文，比较了睡虎地秦简《田律》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中关于刍、蒿制度的异同点，表明从秦到汉初，刍、蒿税制度朝着日益加重的方向发展，而文景时期刍、蒿制度的巨大变化，是在汉初刍、蒿制度逐步演变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弥补了史书记载的缺漏。而《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赐爵制度》（《文物》2002年第9期）一文，认为西汉初年的赐爵制度特点有二：一是还有“卿”这个爵名的残留，且在20等爵制的爵名之外；二是获爵者在政治和经济上均可获得许多权益。此外，他还写了《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西汉前期的“傅年”探讨》等文。

十二、甘肃敦煌汉悬泉驿遗址

1990年到1992年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甜水井附近的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全面地清理发掘。该遗址规模较大，发掘者认为这是建立在河西要道上的一处集传递邮件、传达命令、接待宾客为一体的综合机构，其建制相当于县级，受所在郡直接领导，同时所在县对它亦有部分的领导权。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三万五千余枚，有字者两万三千余枚，木简为主。

简牍的内容非常丰富，含大量的诏书、官府通行文书等，择其要者如：简牍中有大量的通行证件——传。从中可以看出其形式、用途、过往人员的身份及任务，以及不同级别的人乘车的状况。悬泉置简牍所见的律令大多残断，司法文书则相对完整。法律文书简大约二十余枚，大多未见律名，多少可以填补传世古籍所缺。司法文书中最常见的是爰书，其中与船车、驿马相关的爰书最多。再者为逮书——为追捕和羁押犯人所专设的文书。此外还有劾状等诉状。簿籍是常用的会计、统计账簿及名册。常见的名目有：《田簿》《入租簿》《平籴租税簿》《出谷簿》《入钱簿》《出钱簿》《钱出入簿》《出传车簿》《传车簿》《器物簿》等等。其他的还有档案典籍之类，其中典籍多破损。

关于过往和常住人口的构成，整理者归纳为六种：西域使者和宾客；中央朝廷和各地的政府官员；归义羌人；官奴婢；内地移民；刑徒。这几种人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地区及西域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从《田簿》和《租税簿》考察，敦煌的耕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种。公田的分配以人口多少而定，租税的缴纳以实有亩数定，按年缴纳。私田可交易，但要照章纳税。

有关报道见甘肃考古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均刊于《文物》2000年第5期。

十三、尹湾汉简

1993年春，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发掘的西汉后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简，经过整理和初步研究，这批竹简共计有17种，大致包括：《集簿》、《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东海郡吏员除名升迁簿》、《东海郡吏员考绩簿》、《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神龟占卜法》、《元延元年、三年历谱》、《元延三年日书》、《衣物疏》、《赙赠名簿》、《神乌傅（赋）》等，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批郡级行政文书档案，为研究汉代上计制度、行政建置、吏员设置、官吏迁除、国家盐铁生产、国家兵器制造与贮存以及户口、垦田等等，均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用来补充订正《汉书》、《后汉书》等史籍记载的缺漏和讹误，并据以判定前人有关研究的是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尹湾汉简的主要内容：《集簿》木牍。所设项目近六十项，完整而成体系，都是当时朝廷必须掌握的情况，当属国家统计所设项目。五方面内容：机构、行政区划类；人员类，乡三老、孝弟、力田数；县、邑、侯国吏员数；户口类；土地类，提封田数量，侯国的邑居园田等；钱谷类。每个方面通常又分为若干项。

《东海郡吏员簿》木牍。分类明细统计机构官员。有些项目在《集簿》中已经被合并。同时，其中出现的地名，对研究历史地理乃至正《汉书•地理志》的错误有很大的帮助。《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分别记在东海郡官员的姓名、籍贯和升迁等情况。其他内容还有：《东海郡属吏设置簿》、《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赠钱名籍》、《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以及几份历谱。

藤昭宗主持了尹湾汉墓简牍的释文工作，在《尹湾汉墓简牍概述》（《文物》1996年第8期）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出土简牍的内容及其价值。例如《集簿》中所记东海郡户口数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相差一万户，说明《汉志》所载户口数很可能有不实的成分。此外，《汉书•地理志》东海郡属县名记载错误也得以澄清。如将“海西”误作“海曲”，“况其”误作“祝其”，“兰旗”误作“兰祺”，“南城”误作“南成”等等。

谢桂华先生也参加了尹湾简牍的整理工作，他在《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对《集簿》简逐句考述，认为它是郡国向朝廷呈报的上计簿，包括数十个项目的综合统计，均不见于文献记载，尹湾汉简填补了这一空白。

他在另一篇《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第1期）中，分析了西汉地方行政建置，还澄清了乡、里与亭的隶属统辖问题，《集簿》将乡、里与亭、邮分别列项进行统计，说明乡统辖里，而亭、邮是与乡、里属于不同性质的行政系统，解决了史学界长期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难题。

高敏先生撰写了三篇读尹湾汉简札记，在《试论尹湾汉墓出〈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中，他认为尹湾汉简中吏员定簿最具史料价值。他在另一篇《尹湾汉简〈考绩簿〉所载给我们的启示》（《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中，指出此篇所载诸县“输钱都内”的时间和作用，可以明了汉代地方向中央上缴钱财的制度梗概。他在第三篇文章《〈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文章中，对《集簿》内容逐一进行句读解释，提出疑问对其在当时的作用和意义加以阐发，认为上计集簿的内容有明确的规定，即史书所记载的“户口垦田”与“钱谷出入”两项内容的具体化。

其他对于尹湾汉简研究的代表论文还有：

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案例——读尹湾汉墓出土木牍》（《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

卜宪群先生《西汉东海郡吏员设置考述》（《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高大伦先生在《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作了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尹湾汉墓木牍《集簿》反映了汉代户籍管理制度，是研究汉代人口史的重要资料。

杨际平《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亭里关系——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尹湾汉墓所出《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吏员考绩簿》等，都是与上计有关的资料，对于了解汉代上计制度很有帮助。高恒先生《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谈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一文，认为墓主师饶可能担任过东海郡的上计吏。《集簿》所载上计内容性质有五类：（一）地区面积和行政机构；（二）农业经济；（三）财政；（四）民政（包括户口、流民、赈济贫困、矜老幼、尊高年等项）；（五）置三老孝弟力田以导民。

于琨奇《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分两部分探讨了西汉官制：（一）对《尹湾汉墓简牍》一书作了文字考释和订补；（二）根据尹湾汉墓简牍中有关东海郡辖长吏名籍为主，对各级官吏的姓名、籍贯、官职等问题，分项列表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并以郡太守属下少府机构的设置为例，说明从统一前的秦到西汉，地方行政机构重心有一个从县到郡的变化过程。

尹湾汉墓简牍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所著的《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一书，考订严密，见解新颖独特。如认为西汉东海郡属吏升迁的途径除传统的荫任、富赀、纳赀、军功等10种外，因功升迁也是主要途径之一，深化了汉代仕进制度的研究。严耕望先生认为汉代地方官吏之任命有籍贯限制，即长吏不用本籍，属吏必用本籍。廖伯源先生除补证严说外，并得出侯家丞及文学无籍贯限制，盐铁官有籍贯限制的新观点。

2001年8月，在长沙举行的“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尹湾汉墓简牍也成为会议的议题之一，与会学者有几篇涉及尹湾汉简的论文。如卜宪群先生的《西汉东海郡长吏升迁考述》一文，廖伯源先生的《尹湾汉墓简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释证》一文，韩国学者李成珪先生的《前汉帝国中央武库收藏目录之发现——关于尹湾简牍〈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探讨》一文等等。

十四、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

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J22遗址中发现数量达10万余枚三国吴简，超过20世纪所发现简牍的总和，时代大多属于吴国嘉禾年间（公元232——238年），正是吴鼎盛之际。这批简牍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从目前整理的一少部分看，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券书、官府文书、户籍、名刺及帐籍五类，涉及赋税、黄簿民籍、仓库管理、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各个方面。

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纷纷著文进行介绍、研究，特别是第一卷《嘉禾吏民田家莂（音别。古人把写在竹简帛上的契约从中剖开，双方各执一半，用作凭证。）》于199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有关吴国赋税、职官、仓储制度的讨论，有关户籍人口制度管理的辨析，对简牍文书及其某字、某词的考证与探讨，对这批简牍埋藏原因的推究等，陆续刊登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邱东联在《长沙走马楼佃田租税简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一文中，对其中的佃田租税简作了简略介绍。探讨了这批古代文书档案的深刻内涵，通过对长沙郡官府保存的农民佃田和向官府交纳租米、租布、税钱券书的分析，澄清了丘与里的区别，男子、大女、大男的年龄界定以及常限田、余力田、旱败田和熟田的划分标准等问题。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写的《长沙走马楼J22发掘报告》（《文物》1999年第5期），简要介绍了走马楼简的主要内容，说明这批牍具有多方面学术价值，其中赋税、户籍、仓库管理、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领域的简文，对于吴长沙郡府、临湘县及临湘侯国内社会基本情况的复原研究，了解吴国历史帮助极大。

宋少华、罗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指出“复民”是当时专门配给功臣的一种特殊依附人口，不服官役，不属国家正户，史书也未见服役记载。口算（人口税）是政府颇为重要的财政收入。

胡平生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文物》1999年第5期）一文中，对其中考实、举荐版、案查等三件文书作了考证，指出其史料意义：（一）牍文所见职官多可补史；（二）几件文书中法律史资料非常重要，丰富了法律政治制度史的认识；（三）对当时物价有所了解，是重要的经济史资料。

高敏在《〈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士”和“复民”质疑》（《文物》2000年第10期）一文中，对简文中出现的“士”和“复民”两个问题作了澄清。他在《〈吏民田家莂〉中所见“馀力田”、“ 常限田”等名称的涵义试析》（《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吏民田家莂》中的“吏民”是国有土地的租佃者，为“吏户”与“民户”的综称，“馀力田”是田家租佃国有土地中不属于“二年常限”田的另一种纳租田地，有旱田与熟田之分，但主要是熟田，地租率较小。

其另一篇《关于〈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州吏”问题的剖析——兼论嘉禾五年改革及其效果》（《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指出简牍内容反映出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的“州吏”是有不同于其他租田者的五大特征，在与五年田家莂的比较中，“州吏”的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即“州吏”在嘉禾四年为特殊租田者的优厚身份消失了。

在《从〈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诸吏”状况看吏役制的形成与演变》（《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中，他通过对嘉禾四年、五年《吏民田家莂》中“诸吏”状况与孙休永安元年11月诏中“诸吏”的比较，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徭役制度——吏役制——从初期形态到典型形态的演变过程，其特征为服役者通过官府给予的职务而减免的徭役负担，也称为“职役”。

200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学会、长沙市人民政府联合在长沙召开了“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日本、韩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近200名学者参加了这一盛会，与会专家就百年来简帛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大会提交的论文有一部分涉及走马楼吴简，这对于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深入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走马楼吴简中有许多法制文书，涉及现代法律分类中刑法、民法、经济管理法、行政管理法和诉讼法等门类，为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增添了新材料。徐世虹《走马楼三国吴简户籍所见刑事制裁记录》（《简帛研究》第四辑）一文，通过对走马楼简文的考释与解读，指出刑事制裁记录是户籍登记的要件之一，同时也使我们认识了除肉刑之外的新刑种。

她的另一篇文章《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法制述略》，探讨了简文中所见的法制状况，（一）自从汉文帝13年（公元前167年）废除肉刑以来，肉刑虽没有作为国家正式刑法得以恢复，但从吴简民籍登记中所见来看，普遍存在着肉刑，可见成文法在制定与执行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二）吏民田家莂虽不是严格意义是的民法契约，但从记录事项推测，纳税人与国家形成了契约关系，同时明确了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三）许迪盗卖官盐案反映了管辖中的犯罪地原则，县对此类案件只有审讯权而无判决权。这份考实文书说明了上一审级（郡）要求下一审级（县）行使审讯权而将真实结果上报，在结罪的基础上行使判决权，审讯的过程为考问——辞服——结罪。

走马楼吴简公布后，日本学术界由明治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等六所著名大学于1999年联合成立了“长沙吴简研究会”，定期开展活动，内容包括对吏民田家莂木简、赋税类竹简、名籍类简牍和官文书简进行研讨，展开对走马楼吴简的研究。

1贾湖遗址的发现，推翻了母系社会在前父系社会在后的谬论

贾湖文化距今最早9000年前，文物以七孔骨笛和刻有符号的龟甲为代表，虽然可能不属于华夏族群，但其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一开始就以撑杆跳的方式跃上了一个难以想象的高度。她那发达的农业，精巧的器物，以及让人眼花缭乱的科学艺术、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堪称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典范和榜样，并引领了当时中国新石器文化的潮流，后来又通过融合、扩张和迁徙，把她的文化内核播之四面八方，成为了远古时代“中国文化圈”的精神导师，并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起到了启蒙和催化的作用。但就是这么一支最先成熟的新石器农业文化，其社会性别比却相当高，可能存在杀女婴和猎头的野蛮习俗，巫师基本上由男性担当，婚姻以对偶婚为主，一般是女方跟随男方居住。

2良渚遗址的发现推翻了文明是从夏朝开始的成见，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推进到了4800年前

常所说的城市、文字、金属器文明三要素中，金属器最不靠谱，因为中西亚使用金属的年代超过了7000年，但那时中西亚并未进入文明时代，大约5000——4500年前，冶铜技术传入中国新疆甘肃一带，但这些技术掌握在一些原始部落手中，也未进入文明时代。而美州大陆，基本上就没有金属器，但人家也有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至于文字，印加人还处在结绳记事状态，但人家也算文明，所以文明的标准，最靠谱的就是城市了，不过，也不是随便一个土围子就可以判断为文明，还要看城内外有没有巨大的工程、精巧的奢侈品、明确的社会分工和等级、复杂的意识形态。按此标准的话，显然，中国最早的文明是良渚文明，该文明在5000年前就开始大规模推广犁耕，4800年就开始建造巨大的运河和拦河大坝，4600年前开始修建良诸古城（面积仅次于石峁，名列中国史前古城第二），同时还修建了宏伟的莫角山宫殿以及反山汇观山等贵族王陵。另外，该文明还出土了各种精美的丝绸、漆器、王器，甚至还有若干连字成句的文字，可能还出现了一神教，所以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文明。良渚文明毁灭后，其文化向山东半岛、中原、河套、甘青、四川、两湖、岭南扩散，山东龙山文化、陕晋石峁陶寺文化、甘青齐家文化、两湖石家河文化、中原二里头文化（据说是夏）、四川三星堆文化都受到良渚强烈影响，以运河、丝绸、漆器、玉器、稻米为特色的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良渚开创的。

3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碾压了冯友兰和钱穆孔前老后和庄前老后的观点

郭店楚简老子出土于郭店楚墓，根据其它出土文物，考古学家将墓葬时代定在战国中期，而《老子》的写作时间一定早于此墓下葬时间，另外郭店老子主要阐述的是无为自化的主题，既没有所谓的愚民和小国寡民的思想，也没有对儒家和法家的批判，所以冯友兰和钱穆等人的立论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4从前大多数人认为，老子无为而治纯属空想，但上博简《恒先》的出土，让人们意识到老子的无为而治，是建立在万民的自为上的，自为自化也是道家非常重要的概念。

《恒先》堪称道德经的姊妹篇，如果老子强调的是无为，那么恒先强调的是自化，它可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主要论述宇宙生成论，下半部分主要论述政治哲学，同时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即上半部分的宇宙生成论是下半部分政治哲学的根据。而在这两部分内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恒先》“自生自作”的观点，它通过论述宇宙生成论中的“自生”，最后导出“自为”之政治哲学的合理性。如果把视野扩展到与“自生”相关的各种表现方法，扩展到“自然”的问题，那就可以发现，“自生”决非孤立的现象，相当多具有道家倾向的文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全方位地、极其详尽地讨论过“自生”、“自为”、“自化”等相关的问题。从生成论角度讲，“自生”指的是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并不是被故意“生”出来的。从政治论角度讲，“自生”指的是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必然“自为”，所以最高的政治一定是“无为”。

5长沙马王堆《黄老帛书》的出土，推翻了道家出世的成见，也揭开了黄老道家尘封已久的辉煌历史，同时让《鹖冠子》等许多黄老书籍摆脱了伪书的指控。

马王堆黄老帛书写在老子之前，可见当时其重要性超过老子，根据文本内容和用词习惯，考古学家推测其诞生在战国早期，可能是古人记载的《黄帝四经》，主要阐述治国安邦的各种道理和策略。
黄老帛书的部分名言：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也。

6天水放马滩的出土简牍和纸笔，推翻了史记中关于苏秦张仪的各种记载，推翻了蒙恬制笔和蔡伦造纸的传统说法，推翻了十二生肖起源于汉代的说法，推翻了人死后变鬼的观念是从印度传来的说法。

天水放马滩出土了从战国晚期到秦汉时期的文物，其中的木板地图是世界最早的成熟地图，上面已经有了等高线；其出土的纸地图和毛笔推翻了蔡伦造纸和蒙恬制笔的传统说法；其出土的战国《日书》中已经出现了十二生肖和十二平均律，战国竹简《墓主记》上已经有了彼岸世界的描述，而且再次明确记载张仪对手是犀首，苏秦生活的年代晚于张仪，史记中苏秦和张仪斗法纯属关公战秦琼——乱弹琴。

7敦煌文书中各种结社契约的发现，推翻了中国古代民间组织不发达的成见

中国古代民间结社有很悠久的传统，但史官系统却很少记载，幸亏敦煌藏经洞让敦煌民间结社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让人们在熟悉的政治史之外，了解到了社会更普遍的情况。根据敦煌遗书，唐宋年间敦煌地区的民间结社，全体社人大会是最有权力的，也是最高权力的运作方式。制定章程、修改章程，决定接纳或开除成员，都要社员大会决定。结社的章程（社条）是最受尊重的，任何人没有超越社条的权力。社人是平等的，结社的领导人（三官）是选举产生的，他们在社条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组织工作。结社内部各种帐目是公开的，所以没有办法黑箱操作。民间结社是自愿前提下的民间组织，章程是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结社的目的是通过组织互助，解决众人都会遇到的生活困难。

还是海昏侯。

众所周知，古代诸侯或帝王下葬时都会在屁眼里放一个塞子，取封“九窍”之意，名曰“肛塞”。

海昏侯自然也有。

但海昏侯墓开棺之后，考古学家却只找到了一个战国时期的肛塞。

这个肛塞通体圆润，颜色微黄，上面有数十个圆球状凸起，和遗骸骨盆重叠在一起，上面还附有未消化的香瓜子。

在排除所有可能之后，考古学家最后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

海昏侯使用了一个战国时代的二手肛塞...

所以刘贺可能是中国最早有实物证实的“古董收藏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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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冲绳的考古工作者对玉城村的琉球王子尚布里之墓进行调查，发现盛放其遗骨的“厨子甕”的盖子上记载他的死亡时间为天顺八（1464）年，这一发现严重动摇了史书中言之凿凿的“志鲁·布里之乱”，使得不少学者对于琉球第一尚氏时期的尚泰久王的法统产生了质疑。

“志鲁·布里之乱”的最初史料

志鲁·布里之乱发生于1453年，最早记录见于尚泰久在当年二月对明朝的上奏，奏文中声称：

琉球國掌國事王弟尚泰久遣使來朝貢，因奏：
長兄國王金福薨，次兄布里與侄志魯爭立，焚燒府庫，兩傷俱絕，將原賜渡金銀印镕壞無存。今本國臣庶，推臣權國事，乞賜鑄換用鎮邦民。
命所司給之，賜使臣宴並鈔幣等物。[1]

尚泰久声称自己的哥哥尚金福王去世后，次兄尚布里和尚金福之子尚志鲁争夺王位，结果两人同归于尽。战乱焚烧掉了府库不说，明朝赐予的金银印也被烧毁。因此尚泰久乞求换取新的金银印。

因为对于第一尚氏的史料记载很少，并且1725年完成的蔡温本《中山世鉴》与1745年完成的《球阳》两本琉球官方承认的正史都进行了记录，因此一段时间这一说法无人质疑。

但是根据考古调查的结果，显然尚布里并没有死在“志鲁·布里之乱”当中。于是有人推测是尚布里当时逃了出来，之后隐居在玉城。

然而，根据常理来看，既然尚布里有实力可以弑杀世子，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凭借武力继位，反而还要逃走呢？这一点引起了一些琉球史研究者的注意，随着对相关史料的研究，于是一种新的理论随之诞生：

“志鲁·布里之乱”并不存在，尚泰久才是篡位者。

“志鲁·布里之乱”如何出现在琉球史书之中？

首先，《中山世鉴》这本史料最初是在1650年，由琉球摄政向象贤用汉文、假名所写成。之后在1701年，蔡温的父亲蔡铎将全书翻译成了汉文，并且进行修订。1750年前的部分则是三司官蔡温进一步搜集史料，最终定稿。

然而，向象贤和蔡铎版本的《中山世鉴》中并没有关于“志鲁·布里之乱”的记载，甚至连尚志鲁和尚布里的名字的记载都没有。

也就是说，在蔡温之前二百多年的时间中，琉球从来没有人记录过“志鲁·布里之乱”。

比如高濑恭子等学者认为，“志鲁·布里之乱”事实上反而是中国人介绍到琉球的。

这个“帮倒忙”的“好心人”是清代的册封使汪楫，他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六日作为册封使到过琉球。汪楫曾经作为翰林院检讨参与编撰《明史》，因此有机会自由翻阅收藏在宫中的《明实录》。

汪楫在1687年成书的《中山沿革志》中，便几乎按照《明实录》原文描述了“志鲁·布里之乱”。

金福既卒，其弟布里與其子志魯爭立，焚燒府庫，兩傷俱絕，所賜渡金銀印亦镕壞。國人推尚泰久權國事。

因此学者们认为或者是汪楫在作为册封使期间，与琉球人进行交流中，阐述了这段“历史”，或者是《中山沿革志》后来流传到了琉球，蔡温看到没有记载的史料，来源又是可信的史学大家，因此稍加润色，放进了《中山世鉴》当中：

景泰四年癸酉，會尚金福王薨，世子志魯將立。時王弟布里威勢甚盛，乃言曰：“吾系巴志王之子，宜承父兄業而立。”志魯怒曰：“汝乃王弟，非世子也。豈可妄奪兄王之業乎！”布里大怒，發兵攻撃。志魯亦擁兵拒戰。兩軍混殺，滿城火起，府庫焚燒。布里、志魯兩傷倶絕。朝廷所賜鍍金銀印亦致镕壞。國人議推王弟尚泰久就大位。

而《球阳》又是照抄《中山世鉴》的，因此“志鲁·布里之乱”再度回归到琉球人的视线之中，被当成了正史。

“志鲁·布里之乱”记述问题

蔡温在写史料的时候还脑补了尚志鲁和尚布里的对话，还有首里城着火的情节。

但是在他的版本的《中山世鉴》尚泰久王的土木工程记事中，尚泰久王重修了广严、普门、天龙三寺，以及许多巨钟，还有修建末吉山熊野权现社的记录，但唯独没有重修首里城的记载。

另外，1450年和1456年两批朝鲜漂流民，他们对首里城的样式进行了记述。

1450年漂流到琉球的万年、丁录是这么说：

朝會時，坐于三層殿上，群臣具冠帶，拜于庭下。^[2]

而1456年的梁成等则是这么说：

過一月歸王城，王城凡三重，外城有倉庫及廐，中城侍衛軍二百餘居之，內城有二三層閣。大槪如勤政殿，其王擇吉日往來居之。其閣覆以板，板上以鑞沃之。上層藏珍寶，下層置酒食，王居中層，侍女百餘人。^[3]

通过对比来看，很显然在所谓的“志鲁·布里之乱”前后，首里城并没有什么变化，自然火烧全城只是蔡温一时写嗨了口胡出来的，根据《明实录》和《中山沿革志》的记录，“火烧”的只是府库。

但是火烧府库真的会把国王的金银印烧掉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琉球国王的金银和册封的诏敕都是作为国宝，放在琉球国王所居住的正殿二层。显然焚烧外城的仓库是烧不到正殿的金银印的。

所以学者推测，尚泰久王丢失了金印的真正原因，是琉球世子尚志鲁在被追杀的过程中将金印藏了起来。尚泰久找不到金印，只好对明朝声称是在府库中被烧毁了。

篡权者尚泰久与“背锅侠”尚布里

并且在尚泰久王之前漂流到琉球的万年、丁录的口述来看，

中原使臣二船，持 、蜜、羊、酒等物到國，中山王弟率軍士，備旗皷、雨傘，出迎于郊，入殿內宴慰。

在尚金福王在世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存在感的有实力的王弟带着士兵迎接明朝使者，这位王弟大概就是尚泰久。

尚布里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个非常平庸的王子。但是其继位顺序可能在尚泰久之前。于是在杀死世子尚志鲁、甚至可能在杀死兄长尚金福夺取政权之后，尚泰久将自己的形象加在了自己的六哥尚布里身上，构造了一个能够击杀尚志鲁的实力派王弟“尚布里”的形象。

但是由于尚布里根本没有本事，所以一家人保全了性命，只是被剥夺了一切头衔乃至对外背上逆贼身份，作为一个“已死之人”，在放逐中度过了余生。

尚泰久王死后，他的儿子尚德继位。在1469年尚德王死后，尚氏政权便被权臣金丸冒姓顶替篡取，史称尚圆王。

可能为了模糊自己的身份和相似的政变经历，尚圆王很长时间内琉球国没有对第一尚氏修史，所以人们逐渐淡忘了尚泰久篡取政权的事实和他捏造出了的“志鲁·布里之乱”，因此最初的《中山世鉴》并没有相关记载。直到蔡温接触到中国史料，琉球人才重新拾起“志鲁·布里之乱”的记忆。

而尚泰久篡取政权一事，在对尚布里的考古调查之前，恐怕只会被人当做妄想而已。

正如百度百科对苏秦的介绍长期沿用《史记》一样，很少有人会根据学术著作编辑百科，编辑完了之后辛辛苦苦撰写的内容，又会被半瓶子咣当的人又改回“解放前”的一样，现在“志鲁·布里之乱”尚且还作为事实来介绍，见于各种琉球史料介绍之中。但是无疑尚布里之墓的调查结果，为还原事实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创作动力。

答案创作灵感来源自与@首阳大君的讨论，感谢受阳提供的创作动力。

关于尚氏第一王朝的扩张史可以参见这个回答：

尚圆弑君骗局和日本使者虚构的琉球-朝鲜外交可以参见这个答案：

参考

1. ^ 《明实录》景泰五年二月己亥条
2. ^ 《朝鲜端宗实录》元年五月丁卯条
3. ^ 《朝鲜世祖实录》八年二月辛巳条

抛砖引玉地说一条：秦始皇陵的K9801陪葬坑

K9801号坑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铠甲坑''，在发掘这个陪葬坑之前，很多学者的观点是认为秦代无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头盔，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秦代头盔的痕迹，就连之前兵马俑的发掘中，也只见到兵马俑身上的铠甲和武器，但并无头盔；其二是在文献中对秦军将士作战的记载也是不带头盔的，所以有“科头锐士”（大意是说不带头盔的英勇将士）之说。

通过对K9801陪葬坑的发掘，发现了大量的石质铠甲和石胄。据初步统计，在约70平方米的过冬内清理出了87领石甲和43顶石胄，这些甲胄基本上没有经人扰动，这是首批重见于世的秦代甲胄实物，以石质为原料的甲胄在古今中外更是闻所未闻。K9801铠甲坑的发掘推翻了之前学界对于秦代无胄的看法。

上图是修复完整的石胄

借这个话题多说几句，对于很对年代久远的历史事件，其看法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条的。所以你完全可以质疑历史，只要你拿出充分的证据甚至可以推翻历史。我们都明白战争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胜利的一方来书写的，还有很多文明和历史事件都是消失了很久才由后人重新书写的，所以这其中的偏颇和谬误可能真的存在，即使是可能很权威的正史。而考古的意义在于，你所见到的东西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即使它可能只是一块残砖片瓦，它也见证默默地见证着那个时代。我想这大概是考古的魅力所在吧。虽然其中的过程可能很平淡，田野考古总是艰辛而又问题不断，但是若能通过对器物的探寻能够拨开重重云雾，还原一段历史真相，这大概又一份不一样的感悟了吧。

然而有些历史真相是否真的有必要去探寻，这是我经常去想的一个问题，虽然有时候并没有答案。这令人沮丧。

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显示上古时代东部、东南部、西南部的文化并不比中原落後，甚至有时候可能还要比中原领先一点点，颠覆了人们对“蛮夷”的概念。

事实上“蛮夷”只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意思……不剃头髪的是夏，断髪的是夷；束髪的是夏，被髪的是夷；戴冠的是夏，椎髻的是夷；皮肤不敢毁伤的是夏，文身的是夷；衣服右衽的是夏，左祍的是夷；语言能互通的是夏，听不懂的是“南蛮鴃舌之人”……

古建筑阑额的“七朱八白”做法。

见载于宋《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中丹粉刷饰屋舍的方法之一。“七朱八白”说起来就是把阑额的立面之广分为五份(广在一尺以下的)、六份(广在一尺五寸以下的)或七份(广在二尺以上的)，各取居中的一份刷白，然后长向均匀地分成八等份。每份之间用朱阑断成七隔，两头近柱处不用朱侧阑断，隔长随白之广。

在唐代很多高规格墓葬的壁画、敦煌的壁画中，唐代的木构多都带有七朱八白，包括梁思成发现佛光寺那幅著名的壁画也是如此。

作为宁波人，国内现存最明显的一例七朱八白法式的地方，就在宁波慈城保国寺大殿，它是浙江地区现存最古木建筑，号称宋代《营造法式》最全的地方。真的大木构中的七朱八白，也只保国寺一家。不是在山西，而是在南方的大木构保存下来，也算是一段传奇。

曾在省文物局培训期间请教省古建院的老师，七朱八白做法的意义。

老师们也是存有疑惑。仿佛这只是一个极其古典的做法，但没有更明确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