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第1页

会活着，依靠“商业化”而活着。

这张照片中所有人员均为农民，箭头所指蓝胖子为龙牙本人，红圈为该村年轻一代农民的代表。

蓝胖子在该村承包了382亩土地，目前还没有开工建设。这个村子位于西藏山南市贡嘎县，101省道旁边，去往日喀则珠穆朗玛峰、阿里冈仁波齐、羊卓雍措、卡若拉冰川等地旅游的游客必须经过该村子。日均20座以上旅游车经过数量在800台以上，这算成旅游人次不低于16000人。长期以来，空有游客经过却没办法留下消费，村子里的人都跑到拉萨打工补贴家用。

蓝胖子准备在这个地块建设一个旅游服务区，一片农业温室大棚。

蓝胖子的赢利点主要在于：

1、旅游服务收入。

蓝胖子准备首先修一个厕所，一个干净卫生可以洗手的厕所，并以此为基础发展餐饮与购物、旅游用品出租。

很多人到西藏旅游，首先表示最痛苦的就是膀胱和肺。膀胱主要是憋的，肺不但要缺氧，还要忍受各种旱厕所的不明气体味道。龙牙君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先把厕所建起来，有蹲便、坐便，能冲水，能洗手，看不到排泄物，这样就会有人气。

然后，您好不容易放空了膀胱，一身轻松，顺便吃个午饭呗？旁边有洗好切好的水果，不买点带上？零食瓜子口香糖？

最后，您看到有出租充电式制氧机的，晚上宾馆充电两小时，全天有氧气供应，妈妈再也不担心你上珠峰大本营高反了。

2、农业收入。

农业和旅游服务是互补的，吃自产菜，卖自产水果，省不少钱。

附近还有两个国家级新开发区：贡嘎机场空港新区和雅鲁藏布江江北新区，就近供应，直销配送，能省不少钱。

红圈非常支持蓝胖子在此投资，并且有明确的利益共享计划。

红圈表示只要蓝胖子的园区建起来，他愿意组织村民提供旅游项目，愿意组织村民参与园区劳动。

红圈的赢利点主要也是两点：

1、旅游项目收入。

红圈准备组织村民弄一批藏族特色旅游项目，比如歌舞表演、藏民家访、牛皮筏子漂流。

藏族人民能歌善舞，组织几个大老爷们、小姑娘，搞点歌舞表演是没问题的。

藏族人民表示欢迎任何游客来家里坐坐，酥油茶管够，各种民俗表演都有，只要给钱。

藏族人民表示你们汉族人真是没见识的渣渣，牛皮做船有什么稀奇的，祖祖辈辈都有牛皮筏子，想去雅鲁藏布江漂流，没问题的。

反正小钱钱，真心甜，小钱钱拿来，美好回忆带走。

2、就近务工收入。

交通费也是钱，能够在自己村子打工，干嘛跑到拉萨去呢？

红圈表示，蓝胖子在人力资源够用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雇佣本地人。本地人保证积极参与劳动，学习农业知识，提高技术水平。蓝胖子应当保证同工同酬，保证对农业技术不能藏着掖着。

基于以上共同利益需求，红蓝双方达成协议：

红方组织本地旅游项目并负责管理，独立运营，蓝方不干涉不参与，只提供稳定客流；

蓝方组织旅游服务区建设并负责管理，独立运营，红方不干涉不参与，但享有优先客流权；

红方组织本地村民参与园区劳动，负责劳动质量，保证劳动效果；

蓝方拓展市场、提供新技术，独立经营并且仅支付劳动报酬。

红蓝双方就其它问题进行了交流，确保不出现“脸上笑嘻嘻、心里MMP”的情况。然后就是喝青稞酒，拍照完事儿。

中国农民正在走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接受市场经济商业化，基于市场决定自己的经营模式。

死守土地当然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问题不光是你们城里人知道，农民看得更清楚。当一个劳动力在土地上获得的报酬，低于他进城务工的收入的时候，放弃土地是自然的选择，不用你去教。

条件合适的地方，农民会开展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经营活动；条件不合适的地方，农民自然会放弃土地进城去。

所以我们看到眼下农民的做法就是，地里随便糊弄点庄稼，拿到国家农业补贴就行。平时都在城里打工，挣钱要紧。

这种模式其实是一种过渡模式，总要改变的。

土地总有吸引力，种地的人太少了，种地的利益就会自然大于进城务工，农民自然会开始种地。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个问题，问题本身就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是，从业人员过少，人力成本就会上升，劳动力自然会回流。从业人员过多，人力成本太低，甚至不愿意使用机械和自动化，劳动力自然会外流，干别的活儿去。

而市场化、商业化的农民，自己知道怎么调整自己的经营行为，依靠商业化的头脑在农村里活下来。

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农广天地”告诉我们，农民想要增收，靠山，就要种山货、养蛇、养纯天然有机猪，顺便搞旅游；靠海，就要养鱼养虾养螃蟹，顺便搞旅游和垂钓；靠着城市，就要种草莓、蓝莓养带刺的豪猪（用来吃肉），顺便搞搞采摘农家乐什么的…

那么问题来了，上哪去找又有闲又有钱、上山下海、又是采摘又是垂钓的人呢？好像只能从城市里找，那么怎么能让城里人又有闲心又有闲钱往乡下跑呢？那就得让城市繁荣富强起来，那么怎么让城市繁荣富强起来呢？那就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比如大飞机小芯片什么的。所以说，城市的产业升级是否成功直接决定了农村能不能发展起来…

去年我和父亲大吵了一架。原因是我想把屋旁的二十亩水田推成旱地种上果树，但父亲想继续种稻谷。

父亲出生于重庆云阳，年轻的时候是走南闯北的弹花匠，去过许多城市，也到过乡野。后来他到鄂西农村弹棉被，喜欢上这片丘陵地带，在我三岁的时候，全家迁徙于此。

起先住在小山顶，山下有四亩水田。

每每割完稻谷，捆成一捆，父亲便拿着钎担挑回家。这两百多米的上坡，一场秋收下来，父亲需要攀爬近百次。

有回给田里的母亲送水，回来时我走在父亲前面，他挑着一百多斤的草头（连着桔杆的稻穗）步履轻盈，很快便超越我，嘴里还哼着听不清的歌谣。

回到家我气喘吁吁，父亲把草头整齐地码放在一起，用肩上的毛巾擦试额头的汗水，笑着说，“儿子，给爸爸倒杯水来。”

后来父亲买了山下一位老人的房子，田随房走，他名下的十多亩水田也归了我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不像如今靠房地产和企业产生税收，而是农业支撑财政。农民不仅要交农业税（国家税收），还要交地方政府的提留。曾经家里卖了一万斤稻谷，时价7角每斤，挣了7000，但提留交了3800。

有的水田土质沙化、距离河沟较远，由于无法灌溉导致秕谷（米粒不饱满的稻谷）众多，俗称“望天田”。村民们不愿意种，到头来白忙活不说，还有可能亏本。村民上报给村里，只要不种就不用交提留。

水田一年不种就荒草成片，还长出手腕粗的小树。

附近的几块水田，父亲看着舍不得，拿着镰刀花了好几天把树木和杂草砍伐干净；买来抽水机和数百米的塑料管灌溉，把干硬板结的泥土泡软；然后耕田，赶糙数遍；最后插上秧苗。

这几块水田隔上三五天必须抽水，但往往供应不足，后来田里长满杂草，父亲和母亲又下田去拔除。虽然小心呵护，但还是有很多秕谷。

由于多了四亩水田，那年稻谷比往年多了2000斤，但除去提留还亏本。父亲本以为种的是荒田，不用交提留，但村里的干部说，“你种了国家的土地，不交粮食像话吗？”

父亲听完欲言又止。

第二年母亲反对父亲再种这几块水田，但父亲不听劝，一个人默默地抽水、耕田。母亲拗不过父亲，只好又跟着插秧。

这几块水田在父亲的拾掇下逐年增产，虽然不亏本，但相当于白干。直到几年后政府取消提留，再过两年国家还补贴粮食款。

这时村里一户人家眼红，叫父亲偿还当年他嫌弃的水田，父亲不答应，这户人家耍赖，抢先在田里种上玉米。父亲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么好的一块水田又被糟践了。”

02

水稻种植过程复杂，不仅劳动强度大，还需倾注大量心血。

每年四月初父亲买来谷种，拆开包装倒进蛇皮袋子，然后放进围满旧棉袄破衣服的箩筐中，保存温度。

种子发芽期间，父亲经常睡不好觉，每隔三四个小时要揭开查看，并且需要温水喷洒，这样可以保证水的温度适宜，并且均匀淋洒谷种。

父亲必须用手感觉谷种的温度，因为温度低了发不出芽，温度高了又热死芽苗。记得有一次父亲睡过头，第二天发现芽苗全被烫死，他只好又去粮站重新买种子，但因为晚几天，丧失最有利的气候条件，稻谷减产。

在等种子发芽的同时，父亲还要整理秧田。

首先抽水浸泡田地，稍后耕田，为了使稀泥细软，把一些杂物赶出去，父亲需要用梨耙一遍又一遍在田里赶糙，然后整成一垄一垄，最后把发芽的种子撒播在此。

农村现在也有抛秧，可以节省一道插秧的工序，省下不少劳力，但抛秧容易有的地方密集，有的地方稀疏。

秧苗长成十多公分高的时候，就要开始插秧。

有的地方机械插秧，但我们那儿不行。因为田地分散，并不是一块几十亩的水田，而是由数块一两亩的田地组成；水田里有的地方是泥潭，稍有不慎牛都陷进去爬不起来，别说四个轮子的机械。

插秧需要农民一根一根地握着秧脚插入稀泥中，此项工作最熬人，猫着腰不说，往往双脚被肥料水泡肿。

插秧完成，农民最担心的便是水源。

水田旁本来有一条小河，但是小河的源头水库被村里承包给私人养鱼。所以不管多干旱，水库都不会放水，而河中早已杂草成片，只有一股涓涓细流。父亲不得不在河中挖出一个水潭，方便放入抽水电动机。

以前农村偷盗成风，电动机虽然只有四五百块钱，但我家有一年连续被偷两个。父亲再也不敢大意，晚上抽水必定会一直守着电动机，还要时刻注意小河里是否还有水，没水了电动机就干烧，很容易坏掉。水田灌溉完成，父亲把电动机背回家，才能安心睡觉。

稻谷长出一定高度，父亲和母亲就要进入稻田拔稗子。它和稻谷争养分和空间，往往比稻谷长得还高。有一年父亲拔稗子不知被什么蛇咬伤，腿瞬间肿胀，去医院住院半个月才康复。

离稻谷收割半个月左右时，父亲会挖开水沟的口子，让水流出去，此时不再需要水，只要安静地等待成熟。

父亲这时喜欢背着手，在围着长满稻谷的田梗上转悠，有时会拿株稻穗看看是否染上虫害。

晚上，父亲会任意摘十株稻穗带回来，叫我数数每株稻穗的谷粒。我数一遍后，父亲不相信又数一遍，直到双方数字吻合才肯罢休。数完谷粒，父亲会得出结论：“看来今年应该不会减产。”

这是全家最愿意听到的话。如果父亲沉默不言，肯定今年稻谷收成不如去年。

稻谷成熟后，以前是人力用镰刀收割，用稻草编成的绳索捆成一捆，纤担插上挑回家，铺满稻场，父亲牵着牛拖着石滚碾压，使稻谷脱壳。最后父亲还需要扬谷，使一些掺杂在谷粒中的桔杆和杂质通过风力剔除出来。

后来出现收割机，每亩价格70元，这为父亲节省了不少体力，但父亲总是抱怨收割机漏掉粮食，父亲亦步亦趋跟着机械，生怕收割得不干净，叫司机慢点开。

九十年代末期，鄂西农村开始流行养殖鱼类。村里百分之八十的农户把稻田推掉，挖出十亩八亩的鱼池，只留下一两亩水田种植稻谷作为口粮。那时鱼类价格高昂，养殖鱼类的农户一年收入至少三万。

那时我叫父亲推鱼池，但父亲不愿意。

也有其他人惦记我家连成片将近二十亩的水田，多次愿意出高价购买。但父亲总是以我和姐姐还小，需要稳定的收入为由推脱。

前几年栽树成风，有许多人把水田推成旱田，栽上柑橘、橙子、桃树、核桃树、观赏树。果农劳动强度相对于种植水稻轻松，而且水果年年涨价，赚得也更多，有的农户二十亩果林，一年收入十万。但这似乎跟父亲也没关系，他依然心安理得地种植水稻。

这些年江城乃至整个鄂省，小龙虾成了夏天最受欢迎的美味，其经济价值也水涨船高。村里一位有钱人，想在我家稻田里养殖小龙虾，到时候赚钱和父亲平分。

父亲气哼哼地回绝：“我好好的稻田给你养龙虾？龙虾到处打洞，到时候肯定种不了稻谷，那田不是毁了吗？”

父亲总守着他那将近二十亩的水田过日子，但种植水稻并没有让他富裕。

很多村里人靠养鱼、栽树，在城里买了房，有了小汽车，正式步入小康生活。而父亲作为村里的“产粮大户”，年收成近两万斤稻谷，卖不到三万块钱。去掉种子、请人插秧、化肥、抽水的电动机、电费、机械收割等等，净收入也就一万块钱左右。这是父亲和母亲两人四个多月费心费力的全部收入。

如果完全靠卖的稻谷生活，我家肯定入不敷出。父亲为此每年收完稻谷就出门打零工直到过年才回家；等过完年又出去做两三月，春播的时候回家买谷种插秧。

父亲即便是打零工，一天也能挣200，投入和产出也远比种地强，但父亲似乎不考虑这个。

去年有次晚上，我睡得正香，隐隐约约听见客厅一阵窸窸窣窣。打开手机发觉凌晨一点，我小心翼翼地起床，发现父亲正在看电视。

“爸，您怎么还没有睡？”

“我在抽水，河里现在没水了，秧现在正需要水呢。”

“爸，您去睡觉吧，别把身体累坏了。再说就算稻谷丰收，也卖不了几个钱，身体要紧。”

父亲乜斜着我，没有说话。此时我睡意全无，或许是时候和父亲谈谈。

我在客厅坐下，随手关掉播放着抗日神剧的电视：“爸，要不把稻谷收起来后，我们也把田推了吧？我看了一下至少可以推成二十亩地。种上任何果树苗，三年后就可以挂果。到时候您和妈也可以轻松一些，毕竟您也快六十岁了，您得为晚年着想。”

父亲沉默着不说话。

我继续说：“爸，您天天看新闻联播。不管中央还是地方上，都提倡和鼓励农民发展新农业。传统农业根本不挣钱，您种了这么多年的水稻，花的心血和劳累比谁都大，但挣的钱还不如人家的零头……”

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枝烟来点燃，或许太急，呛了几口。我给父亲倒了杯水，父亲没接，只是低头不语。

我知道自己没有说服父亲，最后打起了感情牌：“爸，要不您为我推了吧？假如我在城里混不下去，回家您总不能让我种田吧？我又不会弄那玩意儿，栽上橙树也算是对我有份保障。种稻谷现在是既不挣钱，还特别辛苦。”

父亲抬起头来说，“种谷有什么不好？我就是一个农民，我不种谷子我能干嘛？”

“行行行，您想种就种吧，我也管不了。到时候您老了，干不动了，受苦的还是您自己。”说完我走进卧室，使劲地关上房门。

第二天上午，我没有理会父亲。下午父亲主动和我说话，“儿子，我带你去田里走走吧？”

父亲背着手在田梗转悠，我悻悻然跟在后面，父亲突然说：“我知道你推田是为了我好，我轻松些，也能挣更多的钱。但是你不知道我小时候想吃一碗大米饭可能要等到过年。”

父亲出生于重庆云阳的一个偏远乡村。那里并不是丘陵而是高山，农民的田地本来就少，何况大多在山腰，坡度陡峭，这些田种植稻谷根本不行，只能种一些耐旱作物，比如红薯、土豆、玉米。

父亲排行最小，上面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本来是溺爱的对象，但现实并不允许，饥饿逼迫着所有人。

当时每顿会煮些粥，粥里没有多少米，能清楚地数清碗里有多少颗米粒，就是这样的清粥，也只有当天干了活的人才能享用。父亲当时十岁，算不上真正的劳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伯伯们和姑姑喝粥。

父亲一般只能吃红薯、土豆，并且不多，吃完厚着脸去灶上端伯伯姑姑的，为此父亲挨了不少打。

父亲那时认为能喝上粥就算幸福，吃大米饭更不可能，只有家里来了贵宾或者过年才能吃上。

后来伯伯们和姑姑带着父亲来到山下河边的水坝，坝堤上有一块一分多的水田（一亩面积660平方米，一亩十分），吃的米饭正是来自于这块水田。

当时没有抽水电动机，他们只能一担一担地挑水倒进田里。田地被晒得干裂，往往一桶水倒下去，全从缝里漏了下去。他们一直挑了两天，田里才开始蓄水。父亲年纪小，但为了能喝粥，也挑着小半桶水跟着伯伯们的后面，一天下来父亲的肩膀磨掉几层皮。

耕田撒种后，如果不下雨，每隔一周或十天全家又要出动挑水。

粮食后来收割不到一百斤，打完米后也就六十斤左右，这是七口人一年的米饭。

那时父亲的梦想就是种上几亩稻田，顿顿吃大米饭。

父亲讲完，我沉思良久。抬起头来看见父亲背着手，走在前面，突然发现，他比我厉害得多，他实现且坚守了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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