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为什么可以存在1000年之久？ 第1页

英格兰王国（及后续联合王国）从埃塞尔斯坦起算至今1089年，从诺曼征服起算至今950年；
法兰西王国墨洛温不算了，秃头查理起算至路易十六掉脑袋949年，从卡佩家族上位起算805年；
首先要指出一点：在近现代以前，不管是东亚文化圈，南亚文化圈，穆斯林文化圈还是西方文化圈历史传统中“国家”的概念、组织形式和政治意义本来就是不完全对等的 ；我们熟悉的东亚历史图景下的“朝代/国号”既不能简单跟欧洲史学惯用的“王朝”等价，也不好类比其“国家”。再加上东亚帝国系统比较特殊的发展历程，容易让我们对政权延续时间产生一些错位的疑惑。

然后回到问题。。这个问题问得很模糊，但大致可以拆解为以下一系列内容：
1.1 为什么西方没有比罗马更早的，或是大致同期的古典国家留存到近现代？
地中海地区的古典国家大多在罗马扩张的过程中被吞并消化了；而中西亚地区首先在稍早的时候经过了亚历山大征服的清洗，而躲过的或随后与罗马大致同期形成的诸政权又都没活过7世纪后的伊斯兰征服，事实上在当时西方视角“已知世界”中硕果仅存的其他独立有记录古代政权恐怕也只有一向缺少存在感的阿克苏姆王国了。

2.1 为什么罗马活过了三世纪危机？
2.1.1 为什么罗马西部政权最终解体而东部没有？
这一组问题的核心内容在
为何罗马帝国后期治权被迫一分为二？ - lzhalzx 的回答
中已经有了很好的介绍，我不再过多赘述。简单来讲三世纪危机可粗略视为（出于各种原因）元首体制下依赖军队确立统治，依赖统治保障利益，依赖利益拉拢军队的“公平循环”难以维系，不断发生军事势力谋求以暴力或阴谋扶植己方代理人上位事件，以至于内战形成惯例的过程。
结束这一混乱时期的核心因素也来自元首制后期自身的一系列演化。行省开始被拆分，官僚序列扩张并渗入原先由城邦、王国自行管理的地方基层，元首本人的控制的军队和各地军官辖下驻军的定位分化。。。到戴克里先再一次赢得内战掌控全国时，他掌握着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比此前大多数短命元首拥有更好的财政情况，同时可能也比此前任何一位元首都能更加有效，详细而深入地管（插）理（手）治下地方的事务（也因此有了设立多个中央政府分管各个大地区的需求）。从戴克里先都君士坦丁一世的过程是一系列制度探索（以及时不时继续内战）的过程，涉及一系列或成功或失败的改革，完成了罗马向一个行政司法系统相对完善，军政分离的（多元）君主国的转变。狄奥多西一世再次改革（此前尤里安开倒车）后，东部政府确立了单一中央政府，军队受文官节制，文官政府与教会（民意代表）协同管理地方民政事务的体制；东部地区随后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上升通道，恢复了稳定和繁荣。
西部政府的崩塌传统上一般归咎于西部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财政困难（从现有资料来看，四到五世纪中期似乎也并不是很困难。。。）与蛮族活动的冲击；现代的理论中也提到了尤里安破坏君士坦丁体系以及狄奥多西体系未在西部推广造成的“三世纪危机事实上在西部延续”的现象；此外还有西部四大地理板块缺少天然地缘中心的指摘。。。总之关于西部解体的原因有多种多样的观点和讨论，其解体过程基本可以大致描述为：在内战与动荡中西部的土地和人口（不管组成形式是城镇还是庄园）不断选择依附于地方上的实权军事力量（不管是官军，“蛮族”官军，“蛮族”外籍军团还是正儿八经的蛮族），导致西部中央政府实际有效辖地（那些土皇帝名义上还是“皇帝”的官员）不断萎缩，皇帝渐渐蜕变为政令不出家门的光杆司令乃至傀儡，最终默默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和记忆里。

2.2 为什么罗马活过了查士丁尼瘟疫？

“大瘟疫”，以及其后间歇性复发的瘟疫事件直接夺去了全罗马约1/4~1/3人口的生命；而大量人口死亡的后续效应除了社会性的精神创伤外还有长期的生产活动停摆，引发了物资紧缺，饥荒，行政管理缺位等一系列严峻的乱象；而到此时罗马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已跳水为瘟疫前的1/3。本已进入收尾阶段的意大利战事（第二次哥特战争）因此陷入僵局，又拖了整整十年；此外罗马-波斯战争（54 BC – 629 AD）的日常剧也恰逢一幕武戏（拉齐卡战争），这些军事压力让帝国财政和人力雪上加霜。

至于为何罗马挺过来了，主要还是归因于自古以来，特别是4世纪末以来帝国积攒下的好底子，作为当时已知世界里唯一的超级大国（一超一强一地草头王的格局），此时的帝国家大业大，国力全面领先，内部地雷尚小，硬扛下了所有的损失；并在十年的坚持中以相对体面的姿态结束了各条前线的战火，经过了二十年的对内救火对外收缩才基本稳住了局面，从持续了一百多年的黄金时代过渡进了略显惨淡的“新常态”（另一方面似乎是叙利亚小亚等几个地区恢复较快，起到了不小的支持作用）；最后还要考虑到帝国的敌人本身也多在这场瘟疫中或多或少承受了损失，让可能的外部环境相对平稳了不少。这一切才使得查士丁尼在他临终前大致为自己擦好了屁股，其继承人虽然对面对的危机四伏+缩紧裤带的状况大加抱怨，但好歹接手的是个已经恢复运作（当然之后很快意大利等外围地区就顶不住了）的政权。

2.3 为什么罗马活过了与萨珊的战争与后续的伊斯兰征服？
2.3.1 为什么罗马活过了四大哈里发时期的爆炸式扩张？
2.3.2 为什么罗马活过了倭马亚时期的多次决战式进攻？
2.4 为什么罗马活过了破坏圣像运动？
2.4.1 为什么罗马活过了第一保加利亚帝国的扩张？
2.4.2 为什么罗马活过了阿拔斯时期的边境冲突？
2.4.3 为什么罗马活过了查理曼帝国的敌视？
2.5 为什么罗马活过了十一世纪中期的动乱？
2.5.1 为什么罗马活过了塞尔柱扩张？
2.6 为什么罗马活过了十二世纪末期的动乱？
2.6.1 为什么罗马活过了第四次十字军？

2.7 为什么罗马在两约翰内战后还能存续了100年？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大概是走狗屎运吧。
2.7.1 为什么罗马活不过1453年的围城？
这难道是个问题么？

其中每一组都可以是一个庞大的议题，希望题主可以查阅资料自行学习思考下。。或者哪天有心情了再慢慢补上。。

我觉得这个问题拜占庭学界的大部分学者都不敢答，也没兴趣答。不敢答是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归纳和综合，很难做到每一步推理都论从史出，言之有据，容易为人诟病；同时它还涉及到很多相关的理论知识，需要花大精力去了解。而没兴趣答是因为这个问题所预设的一些概念本身存在争议。若预设被否定，所做的便是无用功；加上在已知帝国长期存在的情况下谈原因，很难避免被这一已知条件所绑架。如何科学分析这类问题在史学和社会学界仍处于讨论之中。这些不确定性都影响了这个问题的研究价值。学界愿意趟这摊浑水的一般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学者，不是为了科普，就是希望推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例如讨论世界范围内帝国得以维系都有哪些共同的原因。我只转发其中的一个答案，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现任国际拜占庭学会（AIEB）主席John Haldon教授早年的研究方向是拜占庭制度史、军事史，后来延伸至社会文化史、环境史。他在2016年出版的专著The Empire That Would Not Die: The Paradox of Eastern Roman Survival, 640-740讨论的就是题主的这个问题，不过集中考察的是阿拉伯人扩张时期。后来在2017年3月份伯明翰大学的英国拜占庭研究促进会（SPBS）春季研讨会上又做了题为A 'global' empire: The structures of East Roman longevity的报告，大体基于16年的专著，但是没有限定时期，可以用来回答题主的问题。以下是依据报告内容结合专著（我只浏览了引言和结论部分）总结出来的，很可能会有遗漏和不准确的地方。

首先是题主问题相关的几个概念：

“帝国”

在拜占庭廷时期并没有我们现今所认为的帝国的概念，而是使用诸如Βασιλεία，πολιτεία，αὐτοκρατορία等词。所以Haldon教授对帝国的定义仅是象征意义的，即一个文化群体对附属群体的统治；而这些附属群体，至少在征服和同化的语境下，一般来自不同的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背景。依据这一定义，他认为拜占庭是帝国。需要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反对用帝国来描述七世纪之后的东罗马政体，认为此时文化和语言都已经具备了高度的同质性（Kaldellis 2012， 2009）同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国家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更像城邦而非帝国（Magdalino 2007）。

“存在1000年之久”

Haldon教授认同拜占庭帝国"存在1000年之久"的论断，他对此的定义是在这段时期内帝国统治者不间断地继承，制度和社会文化保有延续性，同时领土范围也具备连贯性。具体时间上，他表述比较模糊，但是他引用了Cyril Mango(2002)的观点，也就是说根据对1204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所带来影响的不同理解，可以认为拜占庭帝国延续了九个世纪或是十一个世纪。

“衰亡”（failure/collapse）

谈存在就必须要理解什么是衰亡。Haldon教授认为现今学界所谈论的国家或社会的衰亡更多的是指它们转型的过程（关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可以参考李隆国对罗马帝国衰亡/转型讨论的梳理，《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范式的转变》）。用“衰亡”来表述通常仅是为了便于描述和分析。

国家为什么会衰亡？几个理论来源（无关紧要，可跳过）

Haldon教授对衰亡原因的理解受以下几个理论的启发：

1. 根据政治学的观点，衰亡是社会/经济/政治系统“故障”（malfunction）的结果。它可能是系统逐渐复杂化增加了失衡的可能性：一旦其中一环断裂就会造成整个系统奔溃的连锁反应，例如商贸和国际政治体系。Haldon教授认为这一解释可以借鉴但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复杂化也可能意味着更强的灵活性和韧性（resilience）。

2. 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就历史研究而言，这一理论强调因果关系是复杂而有很大随机性的，一个原因并不一定会导向一个特定的结果。Haldon教授借用这个理论是为了强调对因果联系的解读需要置于相应的社会文化和物质环境下。例如，拜占庭帝国政府在大量给予地方精英免税特权及丰厚的薪资时，并不一定会因为增加了财政负担而加速其崩溃，相反，通过这一方式，它拉拢了潜在的地方分裂势力，保证了他们的忠诚，对于维系帝国可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史前史和史前考古学研究中的韧性理论（resilience theory）。Haldon教授借用这个理论是为了说明拜占庭帝国在危机中维持生存的关键应是其韧性和适应能力。通过解读这种韧性和适应能力如何在拜占庭国家和社会中得以实现，才能理解拜占庭帝国存在千年之久的原因。

4. 现有国家衰亡解释模型之间的共性因素，例如越发冗杂的管理和功能性需求、人口变化、分裂割据势力对资源的争夺、战争的影响等等。但这些因素对特定国家或社会所带来实际影响的大小，与他们的灵活性或韧性直接相关，需要具体分析。

以下是Haldon教授对“拜占庭帝国存在1000年之久”的解释（只是结论，具体例证大家可以结合专著进行理解）：

1. 政治和文化观念的长期团结。 具体来说，通过末世论（eschatology）来理解帝国及其统治者（即皇帝是上帝的代理人，他最终会战胜所有敌人，建立东正教的世界统治，进而迎来基督再临、时间的终结和末日审判）与东正教会的神学理念相吻合。由此激发的神圣皇权（皇帝是绝对的首脑而非大教长）、神圣帝国的意识形态以及作为东正教徒、“罗马人”的身份认同，通过世俗和教会法、宫廷礼仪仪式、教会网络等具体方式深入到拜占庭社会各阶层之中，极大地消解了后者对帝国系统、军队、教会组织的敌意。
2. 帝国的精英阶层（elites，此处指所有在首都和省区拥有政府或教会职位的人；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是帝国得以维持的关键），尤其是其中领导军队、供给中央财政的精英，将帝国的利益视为自身的利益，即便二者在具体层面存在矛盾和冲突。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精英阶层和帝国是既得利益的共同体：他们保持对帝国的忠诚，而国家给予他们头衔、特权和薪资来维持这种忠诚。另一方面，帝国在政治和文化观念上的团结（见1），尤其是对神圣皇权、神圣帝国意识形态的认同，激发了精英阶层的作为帝国公职人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3. 帝国的地理和地缘政治格局使其能够对省区及人口实施相对有效的强制性措施，维持统治。
4. 拜占庭的国家和教会管理体系庞大而深入，在应对危机时具备卓越的稳定性，其中任一环节的断裂都难以对整体的运作造成致命打击。即便在遭遇政权更替时，首都和地方的官僚系统仍能够为继任的统治者提供充足的资源来维系帝国的运作，有效缓冲危机带来的影响。

此外，Haldon教授还提及了君士坦丁堡卓越的防御能力、历史人物的远见和才能等因素，但大多仅是为了通过对比来强调以上四点的重要性，并未将它们列入他的答案之中。

仅针对640-740这一时间段，他还在专著里提及了以下几点因素：

1. 自然灾害、气候转冷、瘟疫等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帝国部分地区，如安纳托利亚，的经济模式发生转变：七世纪早期大规模、“国际化”的商贸体系逐渐被高度地方化的商贸体系所取代。这种地方化、带有自给特征但却内部相互连接重合的商贸网络在面对危机时相比此前具备更大的灵活性和韧性。
2. 在外地入侵时，安纳托利亚的地理环境使得对战略要地的永久性占领十分困难，便利了拜占庭帝国的反击。
3. 在涉及人员、补给这类关键性军事资源的分配和调拨方面，帝国拥有有效而灵活的机制。例如，现存这一时期κομμερκιάριοι的印章表明，帝国政府有能力对紧急情况作出快速反应：κομμερκιάριοι很可能是负责在有需求的情况下为首都或军队提供谷物或军事装备的官员，并且他们拥有相应的仓库和基础设施网络为其工作提供支持。

当然，从Haldon教授以往的研究重点能看出来，他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从他所熟悉的方面入手寻找原因。所有这一问题的答案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我说不上原因，但是我在阅读历史的时候发现，罗马在几乎每一次遭遇危机的时候，都能在临死前找到解决办法，然后再续百十年，这在全球的文明里都是少见的。

长期战争的出现导致小农破产和土地兼并，大量公民失去生产资料沦为流民，共和国兵源也因此枯竭，这时候罗马出了格拉古兄弟。

共和国的扩张导致过去的体制难以维持，必须要有一个人物来掌握更多权力，变共和国为帝国，这时候罗马出了前后三巨头。

随着生产力发展，帝国逐渐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但是旧的生产关系并不适应新的生产力，而扩张的停滞又断绝了奴隶的来源。经济生产的凋敝反作用于政治，帝国陷入了长期的混乱，这时候罗马出了奥勒良和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缺乏长期运行的基础，始终无法建立一个符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时候罗马出了君士坦丁。

六世纪上半叶罗马帝国天灾人祸不断，地震、尼卡起义、瘟疫、波斯人、东哥特人、汪达尔人、匈人余部，这时候罗马出了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

六、七世纪，罗马四面受敌，穆斯林还吞掉了北非和东地中海，把罗马在经济和人口上大砍了一刀，帝国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时候罗马出了希拉克略和君士坦斯二世。

后面的历史我就不熟了，但不得不说，罗马历史真的是帮助人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微妙关系的绝好教材。

从表面上看是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和秘密武器希腊火，实际是拜占庭的独特文化优势起作用，总结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可以用四个字：流光千年。

史学界将拜占庭帝国的历代王朝视为一体，没有割裂开来进行研究，还是合情合理的。王朝虽然频繁更迭，但是文化主心骨不变。

语言：希腊语

宗教：东正教

文化：继承发展古希腊古罗马文化

拜占庭的文化在中古时期的西方可谓一枝独秀，对周边国家有压倒性优势。导致拜占庭人视周边为蛮夷，自我身份感认同极强。拜占庭文化的传播对后期的文艺复兴贡献也很大。拜占庭文化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内容极为丰富，尤其是在教育、文学、史学、造型艺术、法学、哲学、神学等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

所以，拿希腊火和君士坦丁堡的城防解释拜占庭持续时间长，太过肤浅，应该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希腊火为拜占庭人所独有？为什么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如此严密？

1、教育

拜占庭人的教育方式主要沿袭古典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传统，强调对基本语言的掌握，以便对经典文本的准确记忆，并在此基础上以基督教思想原则对古代文明遗产进行深刻理解。这种对两个似乎对立文化因素的结合是7世纪以前拜占庭教育的特点，它导致相应的拜占庭教育方法和内容的产生。7世纪以后，拜占庭教育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教会一度垄断了教育事业，世俗教育大都由私人教师和父母在家庭中进行。直到毁坏圣像运动以后，教俗教育才重新获得了同步发展的机会。就拜占庭教育中心的分布情况来看，巴尔干半岛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和阿提卡地区、意大利南部地区以古典文化教育为特点，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在西亚的安条克和巴勒斯坦地区以基督教教育为特点，而埃及和北非地区则以综合这两种教育为特点。9世纪中期以后，拜占庭帝国摄政王巴尔达斯建立国立学府再度使教俗教育分别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此后，首都君士坦丁堡一直是拜占庭帝国最大的教育中心，其教育水平在欧洲和地中海世界首屈一指。13世纪前半期，拉丁帝国的统治对拜占庭教育是沉重的打击，迫使其中心一度转移到流亡政府所在地尼西亚。拜占庭人重新恢复对君士坦丁堡的控制以后，拜占庭教育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末代王朝巴列奥略王朝兴起的文化救亡活动中，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与拜占庭国家衰亡形成反比，此后，其中心逐渐转移到意大利，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培养了大批人才。

拜占庭人继承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也继承古希腊人重视教育的传统。拜占庭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其完善的教育制度具有直接联系。在拜占庭帝国，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每个人的愿望，而缺乏教养则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不幸和缺点，几乎每个家庭的父母都认为不对子女进行适当的教育是愚蠢的行为，被视为犯罪，只要家庭条件许可，每个孩子都会被送去读书。公众舆论对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人进行辛辣的嘲讽，甚至有些行伍出身未受到良好教育的皇帝和高级官吏也会因为缺乏教养而遭到奚落。

拜占庭帝国社会各阶层均有受教育的机会，王公贵族的子弟几乎都有师从名家的经历，4—5世纪最著名的拜占庭学者阿森尼乌斯受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之聘进宫教授两位皇子，9世纪的大学者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佛条斯曾任皇帝巴西尔一世子女的宫廷教习，11世纪拜占庭学界顶尖人物普塞罗斯是皇帝米海尔七世的教师，皇帝利奥一世甚至为其女单独聘请宫廷教师。社会中下层人家的子弟虽然不能像上层社会子弟那样在家中受教育，但也有在学校学习的机会，我们所知道的许多学者作家都是出身于社会下层，其中一些没有进过学堂而靠自学成名，例如4世纪最重要的修辞学家利班尼奥斯即自学成才。

儿童教育从6—8岁开始，孩子们先进入当地的初级学校学习语言。语言课首先包括希腊语音学习，以掌握古代语言的发音和拼写方法为主。10—12岁时，学生们开始学习语法，语法课的目的是使学生的希腊语知识进一步规范化，使之能够使用标准的希腊语进行演讲，能准确地用希腊语读书和写作，特别是学会用古希腊语思维，以便日后正确解读古代文献。语言课包括阅读、写作、分析词法和句法，以及翻译和注释古典文学的技巧。早期拜占庭教育和学术界尚古之风极盛，普遍存在抵制民间语言，恢复古代语言的倾向，因此语言课的教材主要是古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如《荷马史诗》等。此外，语言教材还包括基督教经典作品和圣徒传记。语言课除了读书，还包括演讲术、初级语言逻辑、修辞和韵律学，但这种语言课一般要在14岁左右才开始进行。修辞和逻辑课被认为是更高级的课程，安排在语言课之后，使用的教材是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作家的作品，《圣经·新约》也是必不可少的教材。逻辑学教育通常与哲学教育同时进行，属于中级教育的内容。

中级教育之后，学生分流，一部分进入修道院寻求“神圣的灵感”，而另一部分则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人对拉丁语和“蛮族”知识的排斥，利班尼奥斯即声称不学“野蛮的”拉丁语，在狄奥多西二世任命的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中，希腊语教授远远多于拉丁语教授。总之，4世纪以后，拜占庭帝国教育界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拉丁语则保留在法律文献和实用技术领域中，在拜占庭帝国众多教育和学术中心的名单里，贝利图斯法律学校是唯一的拉丁语言中心。

在初级语言、逻辑和哲学教育的基础之上，学生们要在大学里接受高级修辞学和哲学以及“四艺”教育，即算术、几何、音乐、天文的学习。高等修辞课主要通过阅读古代作品来完成，学生们被要求背诵古希腊文史作品，并按照古代写作规范和文风撰写论文或进行演讲练习。读书是学习的主要方式，例如在哲学课程中，学生必须通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以及新柏拉图哲学家的全部著作，他们还被要求背诵希腊文本。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善的人格，造就举止优雅、能说会写的人，而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探索真理和传播真理的人。拜占庭帝国大学教授认为，探索和传播真理的人首先必须是了解和掌握所有知识的人，因此在大学里，学习必须是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普塞罗斯曾自豪地说他已经掌握了哲学、修辞学、几何学、音乐、天文学和神学，总之“所有知识，不仅包括希腊罗马哲学，而且包括迦勒底人、埃及人和犹太人的哲学”。这种教育应囊括知识所有分支的思想体现在教育的全过程之中，基础教育更重视百科式的教育，我们今天使用的“百科全书”一词来源于拜占庭人基础教育的概念。法律、物理和医药学虽然属于职业教育的内容，但是学生们在大学中可以自由学习。据记载，佛条斯、普塞罗斯等大学者都对 医学有相当研究，能够准确诊断出疑难病。无论主张教育分为“百科式基础教育”、“语法教育”和“高级学问”三阶段的普塞罗斯，还是主张各级教育都应包罗万象的马克西姆都认为探索真理必须首先了解所有知识，因此大学生应学习文学、历史、算学、几何学、地理学、天文学、修辞学和哲学，而神学学习应贯穿教育过程的始终。

一般而言，立志读书做官的人必须受过系统的教育，他们首先要接受基础教育，而后在贝利图斯等地的法律学校通过拉丁语言和法律课程，毕业后最优秀的学生将继续在君士坦丁堡大学学习，这些学历是普通人仕途升迁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希望在法律界发展的学生则必须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和贝利图斯法律学校的专门教育，他可以不像其他学生那样从事体育锻炼，也不必取得戏剧课程的成绩。神学课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但是，专门的神学研究不在学校而是在教会和修道院里进行，对神学问题感兴趣的学生将在修道院里继续深造。

拜占庭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内容相互交叉，只是深浅程度不同而已。有些学者既是大学教授，也是普通学校教师。例如，4世纪的学者巴西尔在雅典大学教授语法、政治学和历史，同时在当地的职业学校担任算学和医学教师，他还是某些贵族的家庭教师。

拜占庭教育机构大体分为国立和私立两种，前者包括大学和普通学校，后者只包括普通学校和私人家教。国立学校早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已经出现，正式的大学则是出现在狄奥多西二世时期。国立学校教师由政府支付其薪俸，而私人教师则以学生缴纳的学费为生。11—12世纪的拜占庭作家安娜·科穆宁在其《阿历克塞传》中描写农村人为送子读书而出卖家中牲畜的事例，反映了拜占庭普通民众重视教育的情况。中央政府在国立君士坦丁堡大学，任命10名希腊语言教授、10名拉丁语言教授、10名希腊语演说术教师和多名法学家及哲学家任教。这些学者使该大学成为中古时期地中海和欧洲地区最好的学府。除了首都的国立大学外，在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等地也建立了国立高等学府，其中雅典学院以其高深的哲学成就闻名，加沙学院以修辞学见长，贝利图斯学校则以法学著称于世。

拜占庭各类学校普遍采取古希腊人的教学方法，以提问讨论为主，讲授为辅。学生一般围坐在教师周围，或席地而坐，或坐于板凳上，使用的教材放在膝盖上。教师主要是就教材的内容提出问题，请学生回答或集体讨论，阅读和背诵是基础教育的主要方式，而讨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学习方式。在中小学，教师经常使用鞭打等形式的体罚督促学生用功学习，最严厉的惩罚是停止上课和开除学籍。在学生中不乏专事玩耍、 声色犬马的贵族子弟，国立学校教师对他们严格管教，而私人教师顾及自己的衣食问题大多不加过问。教师的水平、声望、讲授艺术决定听课学生人数的多寡，好教师能够吸引众多学生，像普塞罗斯教授的班上就有来自英格兰、阿拉伯、埃塞俄比亚、波斯和两河流域的学生。教学效果是衡量教授水平的唯一标准，而所谓的效果则是看是否培养出杰出的学生。在课堂上，教师要求学生精力集中，不许迟到早退，不许打瞌睡，学习态度要认真，禁止随便提出愚蠢的问题。教师负责组织课堂活动，或要求学生大声朗读和背诵，或要求学生写作和讨论，教师经常提问，但是更多情况下是回答学生的问题。在保存至今的一份11世纪的教学材料上，有关于希腊语语法课、修辞学课、物理课、柏拉图和新柏拉图哲学课的思考题和答案。

学生的作息时间各学校有各自的安排，例如，贝利图斯法律学校的课程大多安排在下午，上午的时间留给学生读书预习，准备下午课上讨论的发言提纲。学生中午在学校吃饭，自备饭菜，富有的家庭可以安排家仆送饭。在教育子女成才方面，拜占庭父母付出的心血绝不比今天的父母少，我们在8—9世纪的圣徒传记中经常读到母亲每天早上送子上学的记载。有些名牌学校还为远离家乡的学生提供住宿条件，他们又依据各自家庭的经济实力决定由几个同学合住。一般情况下，学生同时学习三四门课程，学习和练习都在课堂上完成，几乎没有家庭作业，但是学生读书的任务量很大，他们可以在大学、普通学校、修道院、教堂、公共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处借阅图书。

学校既是教育场所，也是研究学问的地方，教学相长，师生共进。最著名的教育中心同时也是学术中心。在拜占庭帝国各地兴起许多集教育和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机构。据考古和文献资料提供的证明，后人了解到，除了君士坦丁堡外，雅典是古希腊哲学和语言文学的教育中心，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是“所有科学和各类教育”的中心，贝利图斯是拉丁语和法学教育的中心，塞萨洛尼基是古代文学和基督教神学的教育中心，加沙和安条克是古代东方文学和神学的教育中心，以弗所和尼西亚是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心。查士丁尼法典记载，当时拜占庭帝国“三大法学中心”，包括君士坦丁堡、罗马和贝利图斯，规定所有政府官员和法官律师必须获得有关的学历才能任职。据记载，在贝利图斯法律学校中，教师使用拉丁语法学教材，但是完全用希腊语讲授，主要是介绍各派理论和观点，并在对比中作出评价，然后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各个学校均设有图书馆，例如君士坦丁堡大学图书馆藏书12万册，藏书数量仅次于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

拜占庭帝国的国立、私立和教会三类学校在拜占庭教育事业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教会学校由教会和修道院主办，办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教会神职人员的后备力量。拜占庭修道院学校办学方式 完全不同于西欧修道院，是专门为立志终生为僧的人开办的，因此，在教会学校中只学习语言、圣经和圣徒传记。国立大学和普通学校是拜占庭教育的主要机构，对所有人开放，其教授由国家任命并发放薪俸。国立大学的课程在7世纪以前不受任何限制，非基督教的知识也可以传播，其拉丁语教授多来自罗马和北非，医学和自然科学教授多来自亚历山大里亚，哲学教授来自雅典。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政府加强教育控制，对全国学校进行整顿，取消除君士坦丁堡、罗马和贝利图斯以外的法律学校，关闭雅典学院，停发许多国立学校教师的薪俸。基础教育的责任大多由私塾和普通学校承担。7世纪以后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是在私塾中完成基础教育，然后进入修道院接受高等教育。很多学者出师以后，自办私人学校。

拜占庭教育事业发展比较曲折，出现过高潮和低潮，其中查士丁尼一世废黜百家、独尊基督教的政策对拜占庭教育的破坏最为严重。查士丁尼一世以后的历代皇帝大多支持教育，例如，君士坦丁九世鉴于司法水平的低下，于1045年建立新的法律学校，并要求所有律师在正式开业前必须进入该校接受培训，通过考试。他还任命大法官约翰为该校首席法学教授，任命著名学者普塞罗斯为该校哲学教授。科穆宁王朝创立者阿历克塞一世除了大力支持国立大学和普通学校外，还专门开办孤儿学校，帮助无人照料的孤儿接受教育。许多皇帝通过经常提出一些测试性的问题，亲自监督国立大学和学校的工作，检查教学质量，任免教授和教师，对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增加薪俸。在拜占庭皇帝的亲自过问和参与下，学术活动非常活跃。

由于拜占庭帝国大多数皇帝接受过系统教育，因此，他们中很多人成为学者和作家，经常参加神学辩论、撰写论文、著书立说、制定法律，这里仅就其中有史可查且学问突出者列举一二。皇帝狄奥斐卢斯自幼接受系统教育，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熟悉天文、自然史、绘画，发明过油灯等生活用品，整理和注释古代作品，他还慧眼识金，重金挽留数学家利奥在首都任教。查士丁尼一世、利奥三世和巴西尔一世均精通法学，亲自参与多部拜占庭法典的制定。马其顿王朝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更是一位著名学者，在其统治时期，皇宫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他本人撰写过许多文史著作和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米海尔七世甚至视著书立说重于皇帝的职责，完成过多部著作。为了丰富知识，他亲自参加普塞罗斯讲授哲学的课程，在拜占庭古代绘画中至今还保留着“皇帝听课图”。阿历克塞一世和皇后热衷于神学问题，写过多部神学书籍和论文，他还通过立法大力提倡学习圣经，其子女均是名噪一时的作家和学者。曼努埃尔一世撰写的神学论文至今仍用作东正教的教材。末代王朝皇帝米海尔八世亲自撰写自传。约翰六世和曼努埃尔二世则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神学著作和书信。

拜占庭政府高度重视图书馆建设，以此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条件。建立国家的初期，政府即拨专款用于收集和整理古代图书，在各大中城市建立国家图书馆，古希腊时代的许多作品即是在这 一时期得到系统整理。查士丁尼时代推行的思想专制政策摧毁了很多图书馆，其中亚历山大里亚和雅典图书馆的藏书破坏最为严重。但是，民间藏书仍然十分丰富，著名的贫民诗人普鲁德罗穆斯就广泛借阅民间图书，自学掌握古代语法和修辞，并通过研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大部分著作，成为知识渊博的诗人。教会图书馆发展迅速，几乎所有教堂和修道院均设有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后来成为培养大学者的温床，它们至今仍是取之不尽的古代图书的宝藏。拉丁帝国统治时期是拜占庭教育和学术发展停滞的时期，文化上相对落后的西欧骑士在争夺封建领地的战争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破坏了拜占庭学校和图书馆，他们焚烧古书以取暖，其情形类似于4—5世纪时汪达尔人在罗马焚烧刻写罗马法条文的木板取暖。在民族复兴的政治运动中，拜占庭知识界掀起了复兴希腊文化的热潮。分散在各地的拜占庭文人学者纷纷集中到反对拉丁人统治的政治中心尼西亚帝国，在拉斯卡里斯王朝的支持下，开展抢救古代图书文物的活动，或游访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的文化中心，收集和抄写古代手抄本，或整理和注释古代名著，或建立私塾传授古典知识，组织学术讨论。这些活动奠定了巴列奥略王朝统治时期文化复兴的基础。著名的学者布雷米狄斯是尼西亚帝国时期拜占庭文化的旗手，他培养出包括皇帝狄奥多尔在内的许多知识渊博的学者，受到广泛尊敬。一次，皇后伊琳娜对一位天文学者提出的日环食现象是由于月亮处于地球和太阳一条线的说法表示异议，并指责他说蠢话，皇帝因此批评她“用这样的话去说任何一个探讨科学理论的人都是不对的”，后来，她在学习了有关的天文知识后，公开向这位天文学家表示道歉。

巴列奥略时代的拜占庭文化教育活动是民族复兴自救运动的一部分。当时的拜占庭国家已经衰落，国内政治动荡，外敌欺辱，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拜占庭知识界为挽救民族危亡，在尼西亚帝国文化事业的基础上，开展文化复兴运动，使拜占庭文化教育发展进入又一个辉煌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者群体。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和宗教事务，同时研究古希腊文史哲作品，从事教育，对古典哲学和文学的广博知识令其意大利留学生极为惊讶，这些学者及其弟子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直接推动者。直到拜占庭帝国即将灭亡之际，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仍然活跃着许多民间读书团体和学术沙龙，它们经常组织讨论最著名的古希腊文史哲作品，在为数不多的学校里，仍然保持较高水平的教育活动，欧洲各地的学生仍然继续到这里求学。

2、教俗文化并存共荣

拜占庭文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其宗教性和世俗性的结合，也就是说在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既没有出现中古西欧地区出现的那种基督教文化专制的情况，也没有出现类似于我国中古时代儒学一统天下或宋明理学称霸的局面。

拜占庭帝国的教会文化和世俗文化作为两大主流文化经历了最初的兴起阶段，中期的曲折发展阶段，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如前所述，拜占庭帝国初期曾出现了接受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高潮，这个时期也是世俗文化迅速发展的阶段。古典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重视自然的世俗文化，例如，以讲授哲学、法律、语言、算术、天文等课程为主的学校就属于世俗教育，学校中使用的教材也多来自古代希腊罗马的作品。世俗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普及世俗知识的热潮，诸如培养建筑人才的各种实用技术专门学校在拜占庭帝国各地大量涌现，当时为数不少的建筑师、法学家、世俗文学家都是从这类学校中毕业的。世俗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世俗知识的推广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国家因此设立了各种类型、规模不等的图书馆，并出资收集民间古典藏书，挽救了大量濒于佚失毁坏的古典文献。在此基础上，国家还集中一批著名学者从事古籍整理和翻译注释，这些学者中不乏世俗文学的高手，例如罗曼努斯即熟练地运用古代希腊诗歌的优美韵律写作了大量赞美诗歌，被后人誉为“伟大的天才”。5世纪初亚历山大里亚著名的世俗女学者希帕提娅曾协助其父修订注释托勒密《地理学》和《天文学大全》，出版数学专著，并因高水平的数学教学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民众宣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古典哲学而闻名于拜占庭帝国。正是由于她在世俗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后来引起基督教狂徒的憎恨，以乱石将她击毙。拜占庭历史早期世俗文化的长足发展为其长期存在和几度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无论环境如何艰难，世俗文化始终没有销声匿迹，因为它已经深深植根于拜占庭帝国的土壤之中，在拜占庭人中有广阔的社会基础。

拜占庭基督教文化是从5世纪初以后迅速发展的，它随着基督教教会经济政治实力增强、势力扩张而兴起。其最明显的现象是出现了大量基督教文史著作和圣徒传记，神学论文和传教演讲作品也在宗教争论和斗争中成批涌现，充斥拜占庭大小图书馆，各教堂和修道院的藏书迅猛增加，借阅的信众趋之若鹜，大有取代国家图书馆之势。此期最有代表性的基督教学者是凯撒里亚人巴西尔，他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基督教同仁共同推动了所谓“教父文学”的发展，其作品一时为人争相传阅，成了热门书籍。自4世纪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撰写了第一部《教会史》以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文体便成了作家模仿的蓝本，据对现存史料的分析，仅撰写325—439年间基督教历史的作者就有5人之多，而同期世俗编年史既不连贯，数量 又少。教会对教育的控制是这一时期教会文化发展的又一标志，教会不仅设立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学校，而且将世俗学校置于其掌握之中。皇帝弗卡斯即下令关闭了君士坦丁堡大学，同时将许多传授世俗知识的学校交由教会管理，其后的希拉克略皇帝虽然恢复了君士坦丁堡大学，但是任命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为校长。教会对教育的垄断显然有助于教会文化的发展，同时阻碍了世俗文化的发展。

毁坏圣像运动是拜占庭帝国世俗统治集团打击教会势力的斗争。这场运动的目标直指教会，以民众暴力斗争的方式，捣毁圣像，游斗教士，没收教产，焚烧宗教书籍和艺术品，使基督教文化遭到了巨大破坏，教会庞大的经济基础从此瓦解，教会文化也因此陷入相当长时间的消沉。与此同时，世俗文化得到恢复。此后，教俗文化在拜占庭帝国专制皇权控制下进入了共同发展的阶段。

拜占庭教俗文化两大主流文化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存共荣。在各类学校中，基督教神学和世俗知识均是不可缺少的教育内容，学生既要学习《圣经》，也要背诵《荷马史诗》，哲学、算术、天文、法律、物理和神学课程均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国家政府官员和教会高级僧侣均被要求具有教俗两方面的文化修养，例如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尼基弗鲁斯一世即先从师于世俗学者后就读于教会学院。而在重新建立的国立大学中，集中了许多名噪一时的优秀学者，其中包括以哲学家为其绰号的利奥、杰出的编年史家约翰和百科全书式学者普塞罗斯，他们均具有博大精深的世俗学问和全面的基督教知识。普塞罗斯撰写的多卷本《编年史》既是研究拜占庭帝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了解同期教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拜占庭帝国末期，名垂青史的大学者几乎都是精通教俗文化的人物，只知神学的教士或对宗教问题无知的作家都难登大雅之堂，甚至许多高官显贵和政治家也是教俗知识兼通的学者。由此可见，教俗文化两大主流文化在拜占庭帝国不是作为对立物存在的，而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基督教文化在思想和艺术领域比较活跃，通过宗教活动和神学争论影响拜占庭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而世俗文化则在传统的文史哲、语言和自然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两者作为拜占庭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满足拜占庭社会精神生活的需要。

拜占庭教俗文化共同发展这一特点是拜占庭帝国特殊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决定的。自拜占庭帝国兴起之初，即形成了较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以皇帝为中心的庞大官僚机构层层控制包括教士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基督教大会明确规定，皇帝是基督教教会的最高首脑，拥有对教会的最高领导权。皇权高于教权的思想和制度虽然在拜占庭历史上多次受到教会的挑战，但是总体而言，教会权力始终服从皇权。直到1389年，大教长安东尼四世还致信莫斯科大公，“圣洁的皇上占据教会的最高地位，他不像其他地方的君主王公。皇上从开始即为全世界确立并肯定了真正的信仰，皇帝召集宗教大会，还以法律使人们服从神圣教会法确定的真正信条和教会正宗生活的东西，基督教不可能有教会而没有皇帝”。教会在拜占庭帝国只是作为国家的一个部门而存在，它不能无限制地扩大权力，当教会势力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时，世俗君主就必然采取限制措施。同样，教会文化也不可能主宰世俗文化。事实上，教会文化不可能涉及知识的所以领域，包揽所有的学术分支，单靠教会文化难以满足拜占庭社会多方面的需求。例如，拜占庭帝国各级官吏都被要求接受相应的专业培训和比较系统的教育，所有法官必须修满规定的法律课程，通过考试合格者方能获准从事法律工作。同时，教会对神职人员资格的严格要求也决定了教会文化长期发展的外在需求。较高的社会文化要求使拜占庭帝国教俗文化得以并存发展。

当我们在分析拜占庭教俗文化共同发展这一特征时，还应注意拜占庭帝国政府采取的文化政策，或者说，拜占庭国家推行的文化政策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拜占庭历史上既有像尤利安这样的皇帝公开支持世俗文化和多神教，也有像查士丁尼一世这样的皇帝为强化皇帝专制而大力推行基督教化政策。前者为发展古典文化建立的图书馆藏书达到12万册，而后者不仅关闭了传播世俗文化的中心雅典学院和许多法律学校，而且下令烧毁了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伊苏利亚王朝对教会势力的打击使皇权得以控制帝国物质和精神生活。皇帝根据统治需要制定其文化政策，使拜占庭文化不能不带有明显的专制君主统治的政治烙印。总之，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世俗文化都不可能摆脱皇权控制而独立发展，这一点是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统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