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评价司马光？ 第1页

@菜头会飞 的回答有很多事实错误，同时我很反对这种拉一踩一的做法，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们可能会把去兼并济贫民作为口号甚至形而上的政治理想，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局限性，他们是不可能对宋代繁重的役法状况做出根本性的改革的。他们首先考虑的也是宋代国家的正常运转而不是贫民的利益。所以各位读者看到下面出现王马二人视贫民如草芥的情况也不要见怪。

首先他说

王安石变法下，四五等户需要为他们从来不需要服的差役交钱

且不说据《云麓漫抄》明载壮丁和乡书手两个职役名目就是由第四第五等户出（当然从法律上四五等户充职役还是少数），作者还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就只关注机械的法条，不关注具体的制度实践。实际上王安石变法之前便有相当职役转移到四五等户身上了。据陶绪《北宋差役与乡村下户——兼析“下户半曾差作役”》，仁宗时期弓手制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弓手人数猛增，弓手差役下移。据统计，弓手总数最多达19万多人。仁宗皇佑时，（陕西路）“乡村人户不问贫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拣一丁充乡弓手及强壮”,民始“骚然愁苦矣”。此外，职役下降到下户是普遍现象，并非陕西等沿边地带独有。

川峡，河东，广西，河南等地都有这种情况，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视其为地方现象，而应该把这当作宋代中期已降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为什么法律规定对下等户的职役免除不能落到实处呢？简单地归结为贪官污吏与豪右纠结是没啥意义的，必须要从宋代职役的特殊地位来看。宋代职役本身就是国家基本职能转移到地方的体现，许多基本的职能，比如收税，追捕盗贼，宋廷国家不愿意承担，于是就转移到地方。这就导致职役一般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为宋廷很难不去收税或者镇压各路盗贼。而乡村上户实际可以通过做太常寺的乐工，析分家产等手段免除或者减少职役，这就导致职役必然会向中下户摊派。

第二，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王安石变法下等户到底要不要交钱？我个人认为可能在不少情况下需要交钱(注意，这里是不少情况而不是全部）。因为免役法有一个很核心的敷配原则。敷配原则是“以一州一县之力供一州一县之费，以一路之力供一路之费”。役钱的敷配方法有三:一 是各地役钱的岁额确定后，将役钱“均敷至第三或第四等，不足，听敷至第五等”;二是坊郭户的役钱“随逐处等第均定”;三是各地造五等簿时，根据户数增损情况，相应调整民户的役钱，但总数“不得溢额”。同时免役法还规定民户遇凶歉后，诸路不待奏禀，便可自行如蠲放租赋法减免役钱。实际上第四第五等户出钱不多，但是这并不代表免役法并不对下户造成损害，以苏轼的奏议为例

这里苏轼的意见有两处值得注意：第一，单纯免役钱可能并不多（最富有的一等户甚至有交三四百贯免役钱的，相比较之下四五等户的几百文确实不多），但是其带来的吏人骚扰等问题（比如折变，因为免役法是要交钱的，但是四五等户未必有一定的铜钱储备）相当严重。第二，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如果中下等户的役钱免除的话，雇役体系就没办法维持了。后者与其说这是免役法的制度缺陷，不如说职役本身就是一个零和博弈。当然，王安石也注意到了相应的情况，并采取了对策。首先是大规模地缩减职役。怎么缩减呢？第一，裁并州县（吊诡的是，裁并的不少州县又在元祐元年重新恢复过来了），缩减职役，以福州为例

第二，最害民的衙前一役靠出卖坊场的钱来募人。苏辙就说，“昔嘉祐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第三，实行仓法，给吏人发工资，以此希望能减少对民间的勒索。至于效果只能说是有一点吧。

当然，王安石其实本来就动机不纯。他实行免役法的一大目的就是为了收钱。李师中在洛阳多收免役钱然后民怨四起还被提拔就是一个重要例证。在熙宁九年的免役钱统计中，除了夔州路基本都多收了不少，甚至部分路分盈余大大超过支出，这些钱，大都被宋神宗封存起来投入到他和他的儿子拓边西北的事业中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王安石如此焉坏，我们追随司马公的号召重回差役法的“黄金岁月”（迫真）难道不好吗？现实给我们上了一课，来看看司马光是如何恢复他心目中的差役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