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山西，河南，山东设巡抚，而不是总督？ 第1页

山西在清朝曾经有过总督，如山陕总督，但在清朝的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间内山西是没有总督只有巡抚的。一般的省份，尤其在南方或者西北地方，各省都既有巡抚也有提督，而北方的几个省如山西、山东与河南是没有提督的，地方的巡抚都兼任了提督。相较于南方督抚提镇并存的省份而言，山西巡抚实权较大一些，掣肘也少一些。不过，山西地处京师附近，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山西巡抚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山西巡抚却与陕甘总督一样，是满人优先出任的官职，属于满缺制。而且历史上也有不少名人出任过山西巡抚，如马齐、阿里衮、勒保、伯麟、英桂、沈桂芬、曾国荃、李宗羲、张之洞、刚毅、胡聘之、毓贤、锡良、岑春煊、张人骏、陈宝琛、陆钟琦等。

清朝时代，山西巡抚所管辖的区域与如今山西省的区域基本上是相同的，只不过多了内蒙古的一部分。清朝时候的山西，其实也是很尴尬的一个省。山西当时的人口不多，只有一千五到一千七百万人左右的规模，财政收入也不多，驻军也不多，反正是存在感不强。可另外一方面，山西的任务也很繁重，山西地邻内外蒙，防务和垦荒是重点，对西北甘肃新疆的协饷，还有日后的走西口，山西素来也是大头省份。除此之外，山西经常有灾荒，到了晚清时代，山西更是教案频发的重点地区之一。还有山西巡抚虽然看起来不温不火的官职，但山西境内的票号、盐商却很有名气。而票号和盐商历来与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在北方的封疆大吏中，山西巡抚估计是最不好干的官儿了。尤其在晚清时代，山西财政收入有限，每年给北京还有甘肃新疆等地的协饷就占了三分之一，还有不时的自然灾害，还有不断频发的大小教案，麻烦事儿一堆。北方的封疆大吏，直隶总督位置显赫，是疆臣之首，山东河南也不错，山西是个穷地方，鬼地方，麻烦的地方，许多当官的都视在晋为官为畏途。山西的巡抚里，尤其在晚清时代里，只有张之洞还做的不错，其余的大多难有作为。毓贤因为鼓动义和团被杀了，末任巡抚陆钟琦被革命党给砍了。

山西地处高原，境内山地较多，农业发展有限。而有清一代，田赋始终是财政收入的正款。在进入近代以前，山西的财政收入一年一般稳定在三百多万两，进入近代后，有所提高但也不多。1908山西收入587万两，位居全国第十五位，是湖北的三分之一，直隶的四分之一，山东的一半多，支出却达614万两，亏26.8万两。清朝有协饷制度，一般是中东部地区对西部或者中央专项项目的财政支出。山西是清朝全国各省中，完全的承协省份。光绪年间，山西每年承担的协饷很多，有：边防经费100000两；固本练饷6-6.5万两；乌科二城经费76666两；归德镇兵饷 14000两；金顺所部军饷24-26万两；科布多饷银50000两；乌里雅苏台饷银 84000两；归化防兵防饷10000两；甘肃新饷 840000两。这还不算归属山西管辖的河东道承担的甘肃新饷52万两，总计这些加起来，山西每年负担的协饷接近两百万两，占据山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此外，庚子赔款，山西每年的摊派是90万两。在这些协饷与摊派中，边防经费、甘肃新饷和庚款摊派是等级最高的，是按照京饷的标准考成的，属于绝对的硬性政治任务，如果迟了或者达不到最低标准，巡抚和相应的官员是要受到严惩的。山西的巡抚不好当啊，官儿不好当啊。

清朝时代，山西有一次特大的灾荒，即丁戊奇荒，是中国华北地区发生于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间的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饥荒。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因此史称“丁戊奇荒”。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甚至南方的江苏和安徽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人吃人，狼吃人的现象都大规模发生了，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对中国晚清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时任山西巡抚为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时，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2000张，命他数日内离京赴任。五月，朝廷一次给山西的灾民划拨了20万两赈灾银，令曾国荃采买粮食，运往山西赈济。从此之后，朝廷中枢开始大规模的赈济灾民。曾国荃起程奔赴山西之际，清政府已经下令：允许各省开设捐局。所以，曾国荃到山西时，手里已经拿上了户部发放的两千张空白“鬻爵”文本，可以筹措款项了。自此，山西得到清政府的多项赈灾政策，不能不说与曾国荃有关。史料记载：当年8月，同样灾荒的河南、山西两省，其得到的赈灾救济是不一样的。山西其时已经得到了国家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救济银两。同时，朝廷又把八万多石粮食给了山西，给河南的仅仅是四万多石。除了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之外，山西还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筹措的十万两银子。之后，朝廷又拨了二十万两赈银，而且又明确：七成归山西，三成归河南。几天之后，不知通过何种渠道，清政府认识到河南的灾情也一样厉害，而给山西的赈银似乎还不足以体恤民艰，所以就改为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不再分配，全部划给山西，另外追加二十万两拨给河南。由此，曾国荃与山西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与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巨子接下了不解之缘。现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许多地方留下了曾国荃的足迹；而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大户，许多院落甚至留下了曾国荃的墨宝。光绪五年(1879)。曾国荃两次上奏朝廷，请示重修山西通志，获准后即下全省修志檄文，设馆聘人，展开工作。曾国荃离任后，几任巡抚对纂修工作皆予以支持，《山西通志》遂于光绪十八年(1892)付梓。这次大灾荒以山西和河南最严重，山西获得的支持最多，死亡也最多。山西境内多山，交通远不如河南便利，运费就十分高昂，所以朝廷拨付的款项和争取来的款项得有相当一部分花在运费上。

除了灾荒之外，山西在晚清遇到更大的一次灾难就是庚子国变，庚子国变属于政治性的大灾难。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山东，山东巡抚李秉衡任上，就已经默许纵容义和团，后来毓贤就已经公开支持了。毓贤后来被调任山西巡抚，袁世凯接任了山东巡抚。袁世凯对义和团是大加围剿的，而毓贤到了山西后，对义和团更是大加鼓动，原有的在直隶山东混不下去的义和团更是跑到了山西，山西成了庚子年义和团闹的最凶的地方。任山西巡抚时，毓贤排外更加激烈，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对拳民首领款若上宾。之后对传教士假称兵力不足，未能在各县对其保护，设计命全省教士集中到省城太原一室之内。1900年7月9日，在巡抚衙门西辕门前，毓贤将这46人尽数杀害，妇孺皆不免（12名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主教、修士和修女，34名英国浸信会传教士，包括11名幼童）。毓贤亲手杀死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毓贤这个人不是贪官，相对而言是清官，是酷吏。是典型的“清官若自以为是、危害比贪污严重”的代表。慈禧和光绪在北京被攻陷后，一路逃亡西安，山西是必经之地。山西巡抚先后换过了锡良和岑春煊。山西当时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直隶已经几乎全部被八国联军占领，如何能阻挡联军于太行山以东，不让联军进入山西进而西入陕西是重中之重。幸亏一方面有一部分军队抵抗，一方面和谈有所成，联军进入山西的并不多，后来基本都撤走了。不过事后为此付出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赔款计四百余万两白银。清廷还停止山西人士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若干年，以示惩罚。

山西是个穷地方，财政负担非常的重，可山西的商业非常发达。票号生意是做到了全国，晋商在清代是非常有名的，而晋商的显贵与地方督抚甚至中央大员和亲王贵胄都有密切的联系。票号最初的功能，是为旅外的晋商解决银两搬运的难题，属于民间金融服务，而它最终能够控制全国金融业，却是因为获得了中央政府的种种特权，而这些特权又成了晋商最终衰落的原因。极盛之时，山西票号汇兑银两总数约在4至5亿两，实际控制了全国金脉。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认为，晚清的金融业由北方的晋商票号与南方的江浙钱庄所分享，其中，票号掌控了国库和省库，钱庄则控制了道库和县库。票号获得的第一个特权是获得京饷及协饷等大宗款项的汇兑权。京饷是地方上缴中央的财税，协饷是各省之间的官银往来，这两笔金融业务无疑是最大而最为丰厚的，自汉唐以来，官银押解均由军人执行，不容私人染指。1851年太平军起事之后，各地商路断绝，朝廷不得不于1862年（同治元年）同意各省督抚选择票号设法汇兑，这为晋商打开了一道获得大利的口子，从此，票号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后来的十年中，山西票号从14家增加到28家，业务由经营民间银两汇兑，转为大额公款汇兑。这些存放在票号的公款都是不计利息的，因而为票商带来巨额利润。自从胡雪岩倒台后，山西票号更是占据了许多汇兑业务的大头，如承接协饷、海防经费、铁路经费甚至借款的汇兑权，这是非常有利可图的。晋商获得的第二个特权是行业准入资质。在票号出现的前六十余年间，设立票号不需向政府申请注册。1884年（光绪十年），在晋商集团的多方游说之下，清廷出台政策，规定票号在开业前须向当地的道台衙门呈请批准，领取“部贴”（营业执照）。而这一“部贴”必须得到同业者的联保，由户部派人调查股东的籍贯、保证人的地位以及经营方针。由于此前的票号多由晋商开办，所有很“自然”地形成了进入壁垒，票号产业渐成晋商专利。这显然是一项“魔鬼交易”。聪明的晋商通过与政府“结盟”的方式，屏蔽了其他商帮的进入，同时也将产业的规则裁判权上缴，票号从此披上官商经济的外袍。清帝国的最后十年，是山西票号的“黄金时代”。1900年，北京爆发“庚子国变”，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至山西境内，祁县乔家的大德通票号率先得到密报，设法将老佛爷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还献上了三十万两白银作为孝敬。慈禧大为感动，下令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票号总号。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将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交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解付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31个分号，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每股可分得年红利1.7万两，按总股本60余股计算，年盈利超过百万两。因为利润均来自于官家，所有票号的经营日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掷于公关和钻营。史料记载，票号“在京师则交结内府，走动各部，在外省则应酬仕宦，出入衙门，借势借财，能益自丰，措置裕如。”另据陈其田在《山西票庄考略》中描述，各大票号都找到了自己的靠山，其中，侯家的蔚盛长与庆亲王最为亲密，李家的日升昌与伦贝子、振贝子、粤海关监督以及赵舒翘等走动频繁，其余，大德通投靠端方，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拉拢董福祥，如此等等，各显神通。票号商人对官府的打点可谓无微不至，每到年关，从旧历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止，每天要拉两三车的礼物，去打点相关官府的上上下下，从管事到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与向来崇尚享受的徽商相比，北方的晋商一向以“俭为美”，可是自从票商发达之后，也“由俭入奢”，极尽奢靡之能事，一位在太谷任教的私塾老师记录道：“此间生意奢华太甚，凡诸富商，名曰便饭，其实山珍海错，巨鳖鲜鱼。”《太谷县志》中也记载，“风俗数十年而一变，而其迁移渐染，转厚而为薄，转俭而为奢。”“极炫耀处，即衰落处”，这似乎是万物轮回的公理，票商之没落也因它们的既得利益过大，与政府的“交情”太深。票号极盛之时，正是西方银行模式引入中国之际。1904年，朝廷筹办户部银行，奉谕主事的户部尚书鹿傅霖与票商素来亲密，盛邀入股。平遥的各票号总号开会商议，集体决定不入股，并禁止山西籍经理参与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让浙江绸缎庄商人参与筹办。四年后的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邀票号每号出二人协办，票商大股东不愿与江浙财团“同台分利”，又予拒绝。此时，在一线经营的北京票号经理们已经察觉到银行对票号的致命冲击，他们意识到，“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我帮等隐受其害，若不易弦改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此处时局，非立银行不可。”蔚丰厚京城分号经理李宏龄率先倡议，提出票号联合组建晋省汇业银行，驻京的各票号经理在一年内给平遥总号连发了数十封信函，急催此事。然而，蜗居在平遥大院里的股东们仍然无动于衷，他们指斥李宏龄等人是企图“自谋发财耳”，如果各地再来信函游说，总号将不予讨论，直接束之高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庙堂瓦解，王公星散，以公款业务为支柱的票号生意顿时断流，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国的殉葬品。1914年10月，日升昌宣布破产，清查帐簿，其最大的京城分号存款额为80万两，放款则只有四五万两，与兴盛时不可同日而语。就在日升昌破产的8个月后，留美归国的风华青年陈光甫在上海创办第一家与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民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票号之衰，其实蕴涵着一个十分简单而朴素的规律：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远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