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人生比小说精彩」的传奇人物？ 第1页

郑守一(정수일,1934－)，韩国权威学者,阿拉伯学领域第一人。其人生路迹为中国朝鲜族外交官→朝鲜平壤外国语大学教授→朝鲜劳动党南派间谍→韩国学者。

郑守一于1934年出生于中国吉林省延吉市，朝鲜族，原籍朝鲜咸镜北道明川郡，在延吉高中（今龙井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并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完成北大学业，被政府公派到埃及开罗大学阿拉伯文学专业留学（1955-1958），随后进入外交部，1958-1963工作于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

与现在不同的是，那个年代部分中国朝鲜族的国家认同一直到五六十年代都没有完整地构建起来，由于解放战争兵源拉拢、国际主义及统战等各项因素，党在内战及建国早期允许朝鲜族公民的双重认同（当时中国朝鲜族知识界还流行过“三祖国”说法，即民族祖国朝鲜、法律祖国中国、精神祖国苏联），后来政府逐渐淡化朝鲜族的朝鲜认同，强化中国唯一认同。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认同异质感强的中国朝鲜族精英及知识分子选择了回到朝鲜。这一部分历史背景及有关环境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章。https://zhuanlan.zhihu.com/p/28627947

而郑守一也是其中一员。他更希望回到朝鲜、建设他心中的民族祖国。而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不愿失去这么一个秀才，极力反对，郑民族主义倾向较强，性格也非常执着，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而接到郑守一来信的周恩来总理最终拍板，允许郑守一回归朝鲜并开具证明，郑持证明独身一人回归朝鲜。（应当注意的是由于中国1992年以前和南韩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五六十年代当时的朝鲜族可选择的民族祖国只有北朝鲜）

郑守一回归朝鲜后，在平壤国际关系大学和平壤外国语大学担任教授一直至1974年。1963年的劳动新闻上还能看到郑守一在金日成身边做口译。

而郑教授因为其出色的阿语能力、对阿拉伯世界渊博的了解以及异国式的外貌，被朝鲜劳动党情报部门盯上，命运也随之改变。

（图：郑守一在首尔潜伏时的证件照，化妆后的外貌同阿拉伯人高度相似）

1974年9月起，郑教授接受了朝鲜劳动党长达4年5个月的间谍培训。

1979年1月，郑守一携带一万美金飞赴情势混乱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并在当地亲朝组织“黎巴嫩-朝鲜亲善协会”及朝鲜大使馆的帮助下取得了黎巴嫩国籍。为了更加精致（当时黎巴嫩国籍容易取得，公信力也低），随后赴突尼斯留学取得硕士学位，并留在当地的社会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员，试图取得突尼斯国籍，然而由于突尼斯国籍法过于严格，遂予抛弃。随后赴马来西亚任客座教授，并先后辗转澳洲、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但皆未能取得当地国籍，倒是在这一过程中，学问不断升级到了大佬级别。最终，郑守一于1983年在菲律宾身份洗白成功，成为了黎巴嫩母亲与菲律宾父亲生的菲律宾国籍混血儿穆罕默德。

1984年，“穆罕默德”历经波折进入了韩国，并装模作样地在延世大学语学堂学习韩语，随后进入檀国大学做教授。事实上郑守一进入南韩没多久就遇到了危机。韩国当时的货币单位是圆，郑却误以为是旧货币单位圜，从而遭到了房东的怀疑。此外他说话中总是露出咸镜道口音，最终被房东举报。幸好南韩境内的伊斯兰有关人士对其进行了身份担保，把他解救了出来。据说当时举报他的房东还感觉非常愧疚。

1984.6-1996.7月郑守一通过收音机先后接受了161次来自平壤的指令，分析南韩月刊的有关内容，将克林顿访韩、韩军最新战车的生产情况、韩国民运动向、申相玉避身处等情报以书信形式（表面为英文书信，背面实藏特殊笔水书写的暗号文）发往北京及沈阳的朝鲜情报站点。郑在1987-1995年先后4次秘密进入朝鲜，被授予祖国统一奖，并领取了19000美元活动资金及新暗号表、毒药等。

书信这种原始方法反倒非常安全，韩国安记部一直没有发现。然而郑守一1996年作死更改了传送方式（改用传真），韩国情报当局发现部分军事政治情报通过首尔一些宾馆的传真机被发往朝鲜驻华大使馆，通过监控查到一“阿拉伯人”时常出入这些宾馆使用传真机。是年，郑守一被捕。

随后的审判中韩国当局发现郑守一并没给平壤发送过有价值的情报，发过去的信息并非难以获取的信息，这种内容朝鲜在日本的网络几乎可以实时获取。逮捕当时在其住处发现了著作中的各种专业书籍，还带有庞大注解。可见其间谍活动中的主业是学术研究。朝鲜派一学者教授做间谍，可以说是一个败笔。

检方要求判处郑守一死刑，郑守一本人也要求判处自己死刑（以免拖累在北朝鲜的家属），然而鉴于其造成的危害不大，且具备超强的研究实力与研究成果，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实际蹲了不到4年）。其在学校带的研究生弟子们出席旁听了老师的审判，郑见到学生流泪不止。服役期间郑守一撰写的学术原稿达三万余张。

2000年韩国政府特赦郑守一，郑出狱，2003年韩国政府再次赦免郑，使其恢复政治权利并回到校园及研究所做学问。

2008年郑设立韩国文明交流研究所，产出许多阿拉伯、伊斯兰有关研究成果及欧亚丝绸之路研究成果，被学界称为文明交流学的世界级权威。直至今日仍在出席各类学术论坛交流，发挥自己强大的学术光芒。

郑守一通晓11种语言如下：

1.韩语：作为朝鲜族出生开始就使用的母语

2.日语：满洲国时期学校教授，在南韩监狱服刑时狱官见到他经常阅读日本书籍

3.汉语：在中国的经历（具体而言是高中开始学习的汉语，但由于其学习能力超强，达到了能在外交部工作的程度，在摩洛哥给中摩两国高层做过翻译）

4.俄语：在高中及大学学习，在平壤做学问时深入学习

5.英语：在大学开始学习，留学埃及期间深入习得

6.阿拉伯语：阿文权威教授，不再详述

7.德语：埃及留学期间为研究古籍而习得

8.法语：作为外交官被派驻原法属北非国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期间习得

9.西班牙语：在摩洛哥期间常接触西班牙人，作为兴趣习得

10.波斯语：处了许多伊朗朋友，作为兴趣学习

11.菲律宾当地语：在菲律宾取得国籍期间习得

目前其在朝鲜有前妻及三个女儿（妻子是剧场编舞、长女工作于平壤市委宣传部、次女工作于朝鲜中央通讯社、三女工作于贸易公司）。郑守一入狱刚开始拒绝转向，正是因为他在北边的家人。

郑在首尔出于伪装目的也结了婚，但并不是真爱。郑甚至在睡觉时用阿语说梦话、按穆斯林风俗生活来欺骗南韩妻子。入狱后郑守一和南韩的后妻道歉并要求她忘记自己，然而南韩妻子对入狱的郑不离不弃，一直来监狱面会他并关心他，最终郑动摇了，向当局提出了转向，两人的爱情也从此开始。

郑守一来到韩国后为韩国学界的发展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却没对社会带来任何实质性损失。而朝鲜等于是白白将一大牛拱手送给了韩国，针对此事韩国坊间笑称北朝鲜非常大方。

纵观郑的人生，无论是留在北京还是继续生活在平壤，都将是旁人羡慕的精英人生。然而几次抉择让他的人生犹如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另一方面他也是幸运的：五六十年代正是金日成肃清甲山派、延安派、留苏派，树立一人体制的时期，众多和郑一起回归到朝鲜的中国朝鲜族精英不少人被称为宗派分子从而遭遇惨烈的肃清，郑却由于其学术能力的稀缺性及后来的间谍培训逃过了厄运;在韩国被捕的时机也比较幸运，倘若是军阀政府时期就被发现逮捕，郑毫无疑问将被判处死刑，然而他被发现已是韩国民主化（1987）后的第十个年头，再一次使他逃过死亡，甚至没有几年就重新回到了校园。

2011年77周岁的郑守一时隔六十年回到了中国东北的故乡，其故乡村落行政区划已从延吉市被划到了龙井市，母校也被改名为龙井高中，在当地老人的帮助下郑守一找到了原来的母校，甚至找到了当年自己的学籍和照片及成绩表等各种记录，上面显示着郑守一半世纪前毕业时身高172cm，体重60kg，三年成绩全优。母校得知其是两个首批考入北大的本校毕业生之一后将其照片挂在了校史资料馆里（另一个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也选择回归朝鲜，在朝鲜社科院工作，不幸被金日成肃清）。郑守一还在延边见到了其83周岁的大姐，两人相拥许久，郑用手轻抚了大姐的头发，随后与留在了中国的弟弟妹妹还有侄子家族见面。在村落里郑守一向父母陵墓磕头，其弟大呼大哥回来了。妹妹告诉郑守一母亲一直至去世，只要稍有动静就以为是自己的儿子回来了。村落和朝鲜会宁隔江相望，有小桥连接。郑望着这一景象泪流不止，1961年赴朝前他最后一次回了趟家，两年后回归了他日思夜想的朝鲜祖国。1968年他从平壤来到会宁，持渡江证回过一次中国这边的村落，那是他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在双亲陵前郑的家国思绪和情怀大概迸发到了极点。

会面过程中，郑守一发现自己的小侄孙们中有一两人已被完全汉化，不再会使用韩语，感到十分悲憾。郑飞回首尔前在延边大学主持了一个讲座，随后走向了机场。

国庆特稿。

这是一个只读了小学四年级，后来当了中科院院士的传奇，

而这只不过是他传奇人生的十分之一。

他出生在浙江的一个普通城镇，很早他就死了父亲，勉强读了四年小学，家里没钱，读不下去，就送他去了上海，在一个布店当学徒。

在当年，去上海当学徒，是一条很普通的生存之道，不普通的是，他很聪明，也很热爱学习，总是没事就找书看。布店经理倒也爱才，就允许他少干活，多看书。

渐渐的，他开始对机械感兴趣，觉得科学和工业才能救中国，所以更加发奋读书，在朋友圈里，多少也有了一点名气。

正好几个朋友开了家布店，生意不好关了门，手上有点闲钱不知道干嘛，就找到了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给了他一笔风投，既然兴趣在机械，他就拿着这笔风投，加上自己的存款，凑了5000块钱，开了个机械厂。

做什么呢？当时正好碰到一二八事变，也就是淞沪抗战，打坏了很多房子，锁的生意很好。机械厂刚开张，设备不完善，水平也一般，需要积累经验，锁这个东西有点技术含量，但是不太复杂，那就做锁吧。

于是，上海利用锁厂开张，这个布店小学徒，摇身一变，成了利用锁厂的合伙人和CEO。

正如预计的那样，利用锁厂的生意果然很好，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但挤进了上海市场，作为国货精品的代表，还远销香港和东南亚。

锁的问题解决了，他又想折腾新的东西，这次是汽车零配件。30年代的上海，汽车很多，车坏了需要修，进口又太麻烦，一些不复杂的零件，在本地做最划算，正好有车队经理找到他，希望他能承接修车生意，他当然也愉快的答应了。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可能会走先做汽车零配件，最后自己造车这条路，但是不幸的是，日本人打过来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对民族工业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工厂撤到后方，继续生产，支持前线。怀着报国之志的他，和诸多爱过实业家一起，拆迁自己的工厂，辗转来到了武汉。

对了忘记说了， 他叫沈鸿，那年他32岁。

冒着枪林弹雨，把机器和工人带到武汉的沈鸿，很快就失望了。在武汉，兵荒马乱，找不到一个适合生产的场地，国民政府对此也不甚热心，况且，战况日益糟糕，工厂还得西迁。

去哪里呢？四川的杨森给沈鸿发了offer，表示欢迎沈先生去四川，这个关键的档口，一个神秘的人找到了沈鸿，问他，共产党也想打鬼子，你愿意去延安么？

沈鸿开了两个条件：

1，机器只能无偿借给共军，打完了帐，机器要还；

2，工人工资和八路军一样。

这个条件的意思是，我沈鸿去延安，不为钱不为利，就是为了打鬼子。共方代表十分感动，照单全收。

不过，把东西运到延安，国军是不干的，所以，沈鸿谎称去西安做修车生意，先把设备运到了西安。到了西安，沈鸿就发现有特务监视，东西运不出去，怎么办呢？正好那几天赶上过年，防备稀疏，于是就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沈鸿带着工人和设备，开着车，绕过哨卡，到了延安。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长假，也要注意防火防盗防师兄啊。

沈鸿的设备到了延安，几乎是决定性的改善了延安的机械生产状况。沈鸿带过去的不是一般的设备，而是母机，是一整套可以制造机器的机器。延安当年和现代世界隔绝已久，几乎没有像样的机器设备，沈鸿的设备简直就是救命稻草。史载：

沈鸿一行带到延安的机械，除去10台车床、钻床、铣床、刨床等母机外，还包括电动机、发电机等9部设备，千分尺等47种194件工具，131支钻头和一些其他工具。虽说都是极其平常的机械工具，但对于几乎与世隔绝的延安来讲，弥足珍贵。

这些珍贵的设备，甚至生产武器都是浪费，生产什么呢？生产机器，比如说，沈鸿设计生产了30台简易枪械修理设备，用两匹驴子可以拖走，一头牛可以提供动力，有了这台机器，可以很方便的修理大部分枪械。类似的机器设备，沈鸿在延安做了几百台。

在延安，沈鸿出任边区军工厂的总工程师，得到了“边区工业之父”的雅号，拿了主席亲笔的“无限忠诚”奖状，也和党的各路高级干部混了个脸熟。

时间过得很快，日本人总算被打跑了，之前的承诺总要兑现，不过机器设备已经坏了不少，没法原样还给上海利用锁厂。党还是守信用的，给了8000大洋，充作设备的赔偿金，到了上海，8000大洋再置一套设备，不是难事。

顺便说一句，利用锁厂在建国以后一直在给上海的汽车厂做生产配套，主要就是做汽车锁，这个厂现在还在，大概有两三百工人，算是不忘初心。

话说回来，设备好买，人才难得。沈鸿留了下来，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

很快，全国解放了，沈鸿作为机械专家，反复穿梭于中苏之间，协调机械设备引进工作，不曾想中苏交恶，中国得自力更生自己干，于是沈鸿接到一个大案子：万吨级水压机，地点就在上海。

二十多年前，沈鸿离开上海的时候，是一个小锁厂老板，而这次回到上海，沈鸿成了新中国第一台万吨级水压机的总设计师。

万吨级水压机是什么呢？本质上说，这玩意就是个打铁的锤子。巨型的几十几百吨的零件，小锤子打不了，必须用大锤。这玩意到现在为止全世界也就几十台，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什么样的零件需要这么大的大锤呢？这么说吧，现在这台万吨级水压机还在上海重型机械厂，这个厂是江南造船厂的配套厂，而江南造船厂，正在建造我国最新型号的航母。

如何历经千辛万苦，把这个万吨级水压机做出来，那是另一个传奇故事，总之，在这个队伍只有沈鸿一个人见过万吨级水压机长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大家硬是把这个水压机弄出来了。

其实水压机还没弄完，沈鸿就被调走了。毕竟国家还有新的任务，比如说两弹一星这种国防工业。为了做两弹一星，国家规划了9套大型设备，用来生产一系列战略级产品，比如飞机的机翼，火箭的铝板，炮管用的无缝钢管，还有导弹弹头的玻璃钢成型，这些设备一共是九套，国家把协调九套设备生产的工作，交给了沈鸿。

这个时候，沈鸿实际上已经成了我国机械工业的总工程师。

九套设备的麻烦之处在于协调。当时中国有很多工业部，比如机械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冶金工业部，这么多部，条块分割，对上对下的工作和利益协调都很复杂。这个时候，沈鸿在延安的资历就十分管用了。

他首先找到了徐驰，这是他的老搭档，在延安的时候，两个人合伙建过一个高炉，一年能生产两三百吨铁，算是基本解决了延安的炼铁问题，这次合作，沈鸿是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徐驰是冶金工业部副部长，这次的设备基本上是机械工业部做好，给冶金工业部用。老大们亲密无间，底下的兄弟们自然也就不好意思推三阻四了。

于是，沈鸿和徐驰一起，制订了九套设备的整体时间表，制订了部门之间的沟通纪律，信息披露和保密制度，制订了一系列工作方法，尽管中间有干扰，但是1970年前后，这些设备也陆续做完了。到现在为止，这些设备大多还在正常运行，其中相当一部分设备都放在了四川重庆一带，现在那边正在量产歼-20。

所以1980年评院士的时候，沈鸿自然而然的成为了院士。

1998年，92岁的沈鸿院士安然离世，享年92岁。

从一个学徒，到一个锁匠，到兵工厂总工，到万吨级水压机总设计师，到共和国机械工业总工程师，沈鸿的成长的背后，也是一个国家的成长。

中国，终将成为一个工业国。

谨以此文，向为中华民族工业化进程中做出不懈努力的诸位同仁致敬！

抗日战争国军最著名的的莫过于徐州会战，共军最著名的莫过于百团大战，而有一个人同时参加过这两场战役，就是解放后带领地质队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基地的李玉平。

李玉平1916年出生于四川合川（今属重庆）的普通农家。20年代末由于连年天灾兵祸，李玉平家彻底揭不开锅，不得不“四散各过各的”：父亲李赤成在家继续种二亩半地。李玉平的两位哥哥李禄万、李修身各自投靠妻丈。李玉平的二姐因家中借黄义唐四十元更洋，不得不嫁给黄义唐的弟弟黄万盛抵债。而不满十四岁的李玉平，则被迫离家当学徒、打短工。

大炮山打红军

1935年，李玉平参加了给在西康追缴红军的国民党部队运送补给的“肩路”，抵达康定。结果李因为机灵果敢，被国民党16军53师314团1连连长彭云伦看上，要来当勤务兵。

其时，作为半中央军的53师驻扎康定、泸定，一方面抵御草地分裂后的红四方面军南下，一方面压迫西康地头蛇刘文辉离开西康。

1936年1月，携百丈关大捷之势，53师313团突破康定、丹巴边界的大炮山红军防线，向驻丹巴红5军（原一方面军董振堂部）发起进攻。1月20日，314团从康定二道桥出发，翻过大炮山驰援313团，进逼东谷。1月26日，红军采纳丹巴藏民独立师师长马骏的建议，由独立师诱敌军深入，红军主力约三个团在泥冲沟设伏。结果53师两团被伏击，激战四小时，314团腹背受敌，死伤三百余人，被俘一百余人，此即“五里桥伏击战”。3月24日，313团和314团被迫退回大炮山以南，314团负责在大炮山、海子山、新店子、中谷一带守备，同红军对峙。此后，李玉平作为侦察员长期在大炮山、海子山等雪山之中活动，环境异常艰苦。

1936年7月，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314团结束了长达半年在大炮山地区同红军的对抗，部队还驻康定。

抓壮丁再入国军140师

1936年底，由于蒋介石同刘湘关系紧张，53师从西康调重庆弹压局面，而在部队吃了不少苦头（53师克扣兵饷，除了包饭，一文不发）的李玉平，则趁机脱离部队跑回家中。然而家中光景更不如前，无法收留，李玉平只好回到重庆继续打短工，在朝天门当“棒棒”，露宿街头。后来，李玉平在九龙坡石头工冷伯成那里找到了一个固定的“抬石头”、“修保坎”的工作，并因工作勤奋，每月开始有结余可以寄给家里。

1937年11月29日，正在九龙坡某茶铺喝茶的李玉平，被抓了壮丁。李玉平回忆，被办兵役的抓住，“用棕绳子拴好后即乘木船到了朝天门”。然后被“装在某轮船上，次日拂晓开船”，过三峡到汉口后乘火车到陕西渭南县。经过三个月整训，正式编入140师836团2营5连，师长王文彦、代团长李祖明、连长刘建章。

140师本是黔军部队，不过在蒋介石接管贵州后，经过多次整训，已经中央化。师长王文彦系何应钦妻弟，自然在补给方面“不受欺负”。

中条山打鬼子

1938年3月，日军进犯晋南，攻占运城、芮城、永济。3月22日，蒋鼎文致电蒋介石，表示：“诚以欲巩固河防，必须保有山西。欲挽回山西现在战局，非增加有利部队渡河出击，不易振起士气，藉图补救。……潼关以东迄陕州对岸各要点之恢复拟由樊军指派部队担任并攻击永济方面之敌。”

随后，根据樊崧甫的命令，140师令836团团附王俊臣率领2个营及837团两个连从灵宝、阌乡渡过黄河，在运城、永济、夏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阻击日寇，为黄河南岸部队从容布置、加强防御工事争取时间。这是李玉平第一次走上抗日战场，承担的就是艰苦的半敌后任务。

根据李玉平的回忆，他所在的连负责的区域是中条山二十里岭地区，可是“不到十天就被日寇包围打散了”，随后李玉平等人在敌后同日军周旋坚持，直到四月初根据命令于某日夜间“集在一起渡河回到阌乡”。

时任836团代团长的李祖明在《一四〇师参加晋南及台儿庄会战的回忆》中追忆，此次渡河作战，140师胜利完成战略任务：

日寇先遣部队千余人渗透到永济、芮城附近，企图接近河岸。一四〇师为了阻击南犯之敌，以便有较充裕时间加强河防工事，并掩护抢运聚集在潼关对岸风陵渡车站一带的军事物资，奉军部之命，派出一支机动部队由潼关渡河北进，阻击南犯之敌和扫荡渗透到永济、芮城一带之敌。师部令八三六团副团长王俊臣（贵州遵义人）率本团两个营和八三七团两个连先后渡河去执行任务。王俊臣先率第一营（营长刘植斋、湖南芷江人，抗战开始前，王曾任第一营营长）渡河，其余部队随后亦渡过对岸。
第一营活动于永济附近之中条山区；第二营（缺一个连）活动于运城及其以北地区；八三七团两个连（副营长指挥）活动于夏县附近。各个营、连先后与敌发生多次战斗，阻滞敌人前进速度。敌之先遣部队蒙受很大损失，打乱敌人迫近黄河并企图掠取我方聚集在风陵渡军事物资的计划。
抗战初期，我国军民均敌忾同仇，团结杀敌，不仅官兵为救亡图存而不惜牺牲，我国各地民众均激发爱国热忱，不顾生死，除老幼和妇女暂时疏散外，一般中青年多自动组织起来与国军配合，捍卫家乡。
我师挺进到晋南之部队虽不足一个团之兵力，且分散活动到几个县之地区，然有当地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也能与数倍于我军的强大敌人相抗衡。且我贵州部队能吃苦耐劳，又长于夜袭和山地战、运动战，晋南各地山峦起伏，地形复杂，适合我军展其所长。日寇初侵入我国境内，孤军深入，耳目蔽塞，群众不为敌所利用，即使收买了极少数汉奸，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与此相反，民众在提供情报、向导引路、供给粮秣、协助守岗望哨、运送补充弹药、抢救负伤官兵、掩埋忠骨等等，都对国军以极大助力。所以我方虽以极少数部队能与大量敌人相周旋，终于打乱敌方进攻计划。我八三六团第一营在中条山之五老峰及永济、芮城一带地区，曾多次歼灭了不少敌人，使敌龟缩于狭小地带，不敢轻易出动；该团第二营和八十七团两个连先后在运城、夏县一带阻击南下之敌。我师这支机动部队凭借中条山脉的复杂、险峻地形和民众的协力，不断打击敌人。日寇渗透到芮城、永济一带之先遣部队得不到后援，并大部被我军消灭，残部最终狼狈逃回运城以北地带。
将要迫近黄河的敌人，遭到我师这支机动部队的阻击和牵制，又慑于中条山地形的险阻。同时，原由临汾、侯马、闻喜一带撤退到晋西和晋东南地区之友军。看到敌人遘到我师的阻击，敌人迟滞不前，也随时乘势袭击敌人，使敌人摸不定我军的布置。尤其敌人虽占领了太原及附近一带地区，但我军原与敌作战之部队仍在山西境内。……敌人只占领据点而不是“线”，对山西能控制的范围极小。中共指挥的第八路军防守陕北及在晋绥敌后广大地区活动，经常袭击威胁敌之后方和侧翼，牵制敌之大部份兵力，加以黄河较为险峻，不易强渡。由于这些原因，敌不可能贸然集中使用兵力冒险倾巢南犯，仅派遣一个旅团和部份特种部队试行南侵。无非是企图稳住它对太原的占领，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形成拉锯战和相持状态。
我师这支入晋部队在与敌多次战斗中，曾给敌以沉重打击，仅八三六团第一营，即先后毙伤敌人二百余人；第二营和八三七团两个连先后毙伤敌人三百余人；并击毙敌大队长少佐一人及尉级军官数人，敌军遗尸遍地，仅抢救受伤者后运，我方并曾生俘敌官兵二十余人。我师这支部队由于机动灵活，指挥官王俊臣行伍出身，曾在铁军——第四军历练多年，富有作战经验，勇敢善战，能团结官兵，又凭借有利山区和爱国民众之支持，所以仅伤亡连排长八、九人，士兵百余人，其中一副营长受重伤。我方牺牲之官兵，均得到附近民众协助掩埋，受伤者均及时抢运过河，转送后方救治。
1938年3月，山东战事吃紧，敌人企图迸犯徐州，鲁南战幕揭开，我师奉命再度整编后准备赴徐州驰援。师部令入晋部队迅速撤离中条山区战场，渡回南岸待命。并令王俊臣派第二营（营长肖泽洲、贵阳人，崇武学校和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将来不及抢运尚待在风陵渡北岸一带老火车机车、车皮、汽车，以及交通、仓储等设施，和其它未及抢运过南岸之军需物资等，悉数炸毁，以免资敌利用。

台儿庄殿后部队中的殿后部队

1938年3月，国军取得台儿庄大捷。然而到了4月中旬，日军卷土重来，徐州会战进入第二阶段。这时，140师奉令驰援台儿庄，划归孙连仲第二集团军。140师在滇军60军抵达台儿庄的第二天，也抵达车辐山车站（台儿庄南的火车站），随即，60军和140师开赴台儿庄东南禹王山——望母山一线抵御日军进攻。835团（晋南会战后原836团改番号）负责运河到望母山一线阵地。

60军和140师在禹王山——望母山阵地表现相当英勇。由于没有战车防御炮，为阻止日军坦克进攻，60军发明了“自杀式攻击”：以数人甚至一个班集体牺牲，靠近敌军坦克，用集束手榴弹炸毁坦克或装甲车，“这些壮士的血肉和敌坦克等破片齐飞，使敌胆寒”。140师随即也采用了这一战法。835团团附王俊臣就在组织敢死队冲锋时壮烈殉国，李玉平也参加了数次这种冲锋，幸得不死。835团代团长李祖铭回忆：

台儿庄及其附近战场战斗极为惨烈，日夜枪炮声不歇，机枪声有如瀑布奔泻，未闻中断；炸弹、炮弹爆炸声有如山崩海裂；至于手榴弹、步枪声等无法听出，完全为霍……霍……霍，似流水般的机枪声和雷鸣似的大炮声所淹没。入夜双方发射之照明弹、曳光弹、信号弹等交织和飞舞天空，整个战场周围数十里，夜间也如同白昼；敌机又日夜轮番飞临战场上空向我方阵地轰炸、扫射，阵地上仅凭简易的临时工事和交通壕，掩蔽困难，易暴露目标，因而双方均有大量伤亡。

虽然国军各部在徐州——台儿庄一线表现英勇，然而，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窄，第五战区长官部于19日从徐州撤退，各部奉命纷纷向西南撤退。18日，第60军奉令撤退，140师接替60军的广阔阵地掩护各部撤退，而140师20日才接到向苏北、皖北撤退的命令。而这时，140师又将835团作为最后据守运河掩护全师撤退的殿后部队。这样，835团于22日才从运河撤退，成为徐州会战中最后撤离战场的部队。

当835团撤到徐州附近时，徐州已沦陷2、3日，成了日寇大军的盘中餐。在无友军支援、无后方支撑之下，不停穿梭于日军缝隙之间，多次与敌遭遇。李玉平回忆：“北徐州被日寇占领，我们就向南徐州溃退，因迷失方向而走到双沟，又被日军包围，经一小时战斗，我负伤被俘。”一同被俘的还有李玉平的连长刘建章。

好在这时，日军已经不像在南京那样搞大屠杀，而是开始扶植伪军。李玉平回忆：“被俘后次日，（日军）就用汽车送到北徐州九里山营房关起来，并有日军看守和治疗。经伪医三个月治好后，每日被鬼子押着去火车站搬运东西或去修飞机场等。"

两年俘虏生涯

1939年2月，李玉平这一批俘虏被运往北平，关押在城北黄寺大院，每日修公路、打扫卫生、挑水。同年5月，这批俘虏被日军移交给伪临时政府建设局，被派到芦沟桥附近筛石子。据李玉平回忆，这段时间工作强度非常大，“不干活就不给饭吃”。同时，日伪方面不断对俘虏进行“洗脑”工作，并强迫俘虏给家人写信宣传。李玉平的父亲李赤成回忆，他曾经收到一封李玉平的平安信，说与日本作战负伤叫日本俘虏了，信上说：“带伤三枪，未叫杀害，中日同种”。

1940年4月12日，日军决定，将俘虏中在国军当兵超过一年的运往东北煤矿继续干苦力，而将当兵不足一年的编为伪建设局警备队受训，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工作。李玉平由于吃苦耐劳，且伪装较好，成为警备队的一个班长，带领16人前往平汉铁路高碑店车站负责押解民夫修被八路军破坏的公路。而李玉平的连长刘建章，则被押往东北做苦工，下落不明，很可能死难在抚顺煤矿之类的万人坑中。

投奔八路军

然而事实上，李玉平一直没有忘了国仇家恨，到高碑店仅仅五天，就和八路军做敌军工作的王苯山接上了线。李玉平回忆，王苯山一见到他，就问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怎么参加的警备队等等”。待到熟识之后，王苯山就和他谈“抗日消息”和“八路军的好”，并劝李玉平“到边区去参加抗日”。李玉平十分激动，立刻要求王苯山想办法。王苯山要求李玉平多联络几个人，于4月22日晨出操时在公路上跑步，跑到公路、铁路交叉口时，假装休息，王就来接他们。

4月22日，李率领同样不愿意当亡国奴的警备队员们，如约跑到交叉口，王苯山果然已经等在那里了。王苯山向投奔抗日的战士们讲了几句话，给了证明和路线图，就让他们前往晋察冀边区。

然而李玉平一行人毕竟不熟悉环境，走了几天几夜迷失了方向，于26日抵达完县（今顺平县）西小魏庄村，被日军小分队包围。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激战，李玉平一行人被晋察冀骑兵一团救出，当天被送到骑兵一团团部所在地齐各庄。

策动李玉平们反正的王苯山，1942年在唐县东南被日军包围，壮烈殉国。

中央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

4月27日李玉平一行抵达边区后，经过一周的休整，被编为骑兵一团完（县）、唐（县）、望（都）三县游击队，李玉平任排长。

晋察冀骑兵一团有着辉煌的历史。1935年10月7日，北上陕甘的红一方面军在青石咀突袭了东北军骑六师十四团，红军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红一方面军军团直属侦察连，组建了一个侦察骑兵排。随后，在吴起镇时红军又击败马鸿宾骑兵部队，再次缴获了一部分战马。军团部决定将步兵侦察连改为骑兵侦察连，从此，中央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首任连长梁兴初，副连长刘云彪。（红军最早的骑兵部队是1931年冬谢子长、刘志丹组建的西北反帝同盟军骑兵中队）不久，红一军团二师二团团长李荣华牺牲，军团部任命梁兴初接任二团团长，刘云彪出任骑兵连连长。1936年2月骑兵连参加东征，在洪洞又俘获敌人一个骑兵连，缴获战马二百多匹，绝大部份俘虏都自愿参加红军，遂扩编了一个骑兵连。5月返回陕北后，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正式成立红一方面军骑兵团，刘云彪任团长，彭胜和任政委，仝锡奎任参谋长。全团共有六百多人。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原红一军团骑兵团改为115师骑兵团。8月22日，全团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进驻五台后，根据国民党方面的要求，骑兵团改为骑兵营，但人马不变。9月7日，骑兵营攻占太行山险隘倒马关，取得对日首次大捷，并为平型关战役拉开序幕。随后，骑兵营先后收复平汉线西侧曲阳、行唐、唐县、满城、完县五座县城，奠定了晋察冀边区北岳根据地的基础。

1940年年初，骑兵营重新扩建为团，命名为晋察冀军区骑兵第一团（4月初伪军起义的骑兵部队编为骑兵二团），刘云彪任团长，蔡顺礼任政委。

摄影家沙飞长期跟随晋察冀骑兵一团活动，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珍贵的骑兵一团的照片。

骑兵团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隐蔽在青纱帐里的骑兵营

骑兵一团在训练中

参加百团大战与反扫荡斗争

李玉平刚刚加入骑兵一团，就赶上了百团大战。

1940年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行动命令》，确定了百团大战战役部署及作战地域 ：晋察冀军区以主力10个团破坏正太铁路平定（不含）至石家庄段，重点破坏娘子关、平定段：对边区周围的北宁、津浦、德石、沧石、平汉等铁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破袭之，阻击可能向正太铁路增援之敌。根据部署，骑兵一团负责在大沙河以南的行唐、灵寿、平山及平汉线与正太线相交三角地区进行战斗活动，进行破路战斗数十次。

百团大战结束后，日军随即对边区进行冬季“扫荡”，骑兵一团与游击队在曲阳、唐县、完县平原地区，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道路设施，相应打击小股分散之敌，摧毁伪组织。在这次冬季反“扫荡”中，骑兵一团进行了14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人89名，破坏公路35次，每次破路长度七八公里至十几公里，破坏程度使敌一两天不能通车。

在百团大战和冬季反“扫荡”斗争中，李玉平作战勇敢，在完县战斗中表现突出，被晋察冀三分区通令表扬，并被提升为副连长。而骑兵一团团长刘云彪因多年疾病被迫休息（1942年4月因病去世），政委蔡顺礼在战斗中受伤，李钟奇接任骑兵一团团长。

骑兵下马

1941年初，随着日军据点与封锁沟日益完善，骑兵部队活动日益受到限制，骑兵一团调整为一营步兵、一营骑兵和团直三个单位，马匹减半。李玉平仍为骑兵，跟随团长李钟奇在唐县的大洋、蔡庄，坡上，坡下一带活动。而范昌标副团长则带步兵营在下苇子、枣儿沟一带活动。1941年日军连续发动了3次“强化治安”运动（第一次是5月，第二次是7月，第三次是11月）和一次秋季大“扫荡”（8月）。骑兵一团以连为单位进行活动，在铁路、公路附近，组织了敌后武工队和侦察便衣队，打击小股敌伪的活动。在山区与平原之问，深人到敌据点周围，建立秘密侦察网，开展“反蚕食”斗争。1942年2月，李玉平因为战功，被提拔为连长。

然而这时，在边区军民吃饭都面临严峻局面，不得不以黑豆果腹的情况下，边区领导层不得不认真考虑骑兵这一“奢侈”兵种的存留问题了。

早在1941年初，时任晋察冀三分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就向聂荣臻提出了撤销骑兵一团的建议，结果聂荣臻动了感情，非常生气地说：“你们不要，那我就把骑兵团调走，不归你们指挥了！”黄永胜碰了个钉子。而到了1942年夏，随着日军“五一大扫荡”造成的“无村不戴孝，到处闻哭声”的凄惨景象，时任晋察冀三分区政委的王平再度向聂荣臻提出了撤销骑兵一团的建议，这次聂荣臻同意了，并指定王平代表他去改编骑兵一团，改编后仍归三分区建制。

时任骑兵一团副团长的范昌标回忆：

1942年7月，三分区政委王平到店头向骑兵团传达军区聂司令员指示：“为了适应今后斗争环境，取消骑兵团马匹，番号不变”。指示说：骑兵团是有光辉业绩的。抗战已经进行5年了，根据目前形势是接近胜利而斗争更加尖锐的时期，敌人使用各种方法企图封锁与毁灭我根据地。为着坚持根据地，与敌作更坚决的斗争，骑兵部队为了适应斗争环境与地形条件，将马取消，改为步兵。骑改步而更便于积极打击敌人，主动取消，就是为保存和发挥战斗力。聂司令员还强调指出：“今天，根据斗争环境，改骑为步，是暂时的。在今后的战场上，骑兵还是很重要的。只要形势好转了，即可将骑兵人员全部上马，仍成为有威力之骑兵。所以，要注意保存人员”。他还讲：“由骑兵连、营，发展成为骑兵团，有七八年的光辉斗争史了。有几年到十余年的身经百战的战士和指挥员，这些干部与战士必须在分区与抗大加强其教育学习，使之在政治上与军事上提高，将来成为骑兵之骨干。分区对骑兵改步兵要很好动员”。对如何进行改编，聂司令员指示：“为保存骑兵团的名声，骑兵团番号仍不取消。并以三分区的四十一团编入骑兵团，使之成为正规步兵团，归三分区领导指挥”。并对马匹、鞍具等具体事项的处理都作了详细指示。

这样，李玉平正式下马，并作为未来的“骑兵骨干”，编入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陆军中学四分队接收教育。

学习战斗两不误

1942年5月，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在抗大二分校组建了陆军中学，唐子安任总队长（1943年2月，李钟奇和唐子安对调，接任陆军中学总队长），其目的是“从部队中选调一批经过战斗锻炼的优秀班长、排长、连长和少数优秀战士，进行严格的军事、政治、文化训练，培养成为具有良好军政素养和一定文化水平的基层指挥员（排长，连长和少数营长），为战略反攻储备力量。”

陆军中学的生源为从部队中选拔的约600名优秀的班、排长和老战士（其中有个别副连职干部），编为四个学员队。这批干部年纪都在18岁至22岁，文化水平一般都是高小程度，少数初中程度，个别高中程度。而第四大队，则多是年龄偏大（李玉平当年已26岁）的战斗英雄，包括“狼牙山五壮士”中幸存的英雄人物葛振林、宋学义，被称为“老粗队”。在课程安排上，陆军中学按照文化教育占百分之五十，政治教育占百分之二十，军事训练占百分之三十进行安排。当然，同国府的军校不同，抗大都在抗日前线，学习的同时仍然经常承担军事任务，二分校的抗日中学，驻地长期离日军据点只有4公里。

其时在陆军中学担任老师的周平回忆了陆军中学开学的情景：

在开学仪式上，总队长唐子安和学员第一次见面，并且宣布陆军中学的办学宗旨是：从实战需要出发，从学员实际水平出发，遵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号召学员努力提高军事、政治和文化水平；号召为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团结一致教好学好。

陆军中学的教学条件相当艰苦，周平回忆：

记得是一个初秋的季节，田野里的秋庄稼好象劫后余生似的，东倒西歪。村里的老百姓躲避日寇的屠杀，刚刚撤回村来。我们部队进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老乡修盖房屋，整理院落。把老乡闲置的房舍借出来，作为新学员的宿舍和课堂。学员们从四面八方背着背包，到大队部报到。我们的校长孙毅同志是一位治学严谨、又爱护下级、处处以身作则的老红军将领。总队长也是久经锻炼，富有经验的老红军。在开学仪式上，总队长唐子安和学员第一次见面，并且宣布陆军中学的办学宗旨是：从实战需要出发，从学员实际水平出发，遵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号召学员努力提高军事、政治和文化水平；号召为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团结一致教好学好。从此，我们紧张、艰苦的教学生活就开始了。
夏天，树林里、屋檐下就是谡堂；冬天，营房的炕上、炕下是最暖和的教室。黑板是可以提着到处走的一块小木板。砖头就是凳子，膝盖就是桌子。只要能找到一个挂黑板的木钉或树枝，我们的课堂教学就能够开始了。学员们都是20多岁的男青年。虽然他们的文化程度，实战经验参差不齐，但他们都是守纪律勤学习的热血男儿。尽管我是总队上唯一的女教师，年龄比学员中的有些人还小些，但我们之间，既是战友又是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我是他们的老师，他们也是我的老师。我们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完全是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那时，找不到现成的教材，只能由教师一章一节地自己编成教案，教给学生。当时的纸张十分困难，学员们常常用树枝作笔，用地作纸来演算题，直到演算正确，才往很难买到的希罕的笔记本上抄写。条件虽然十分艰苦，由于学员们对抗战的胜利充满信心，从而化成了他们顽强学习的动力。回忆当时，每到下午自由活动时问，树荫下，场院里都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的学员们蹲在地上，围在一起，用树枝写字，算题。那种情景，真是让人难忘。
因为学员都是成人，不能用教孩子的办法去教他们。讲数学，不仅讲公式、法则的应用，还要讲公式、法则的原理。讲例题，就要着重讲解题的思路和基本方法。至于用什么方法最简便，我们常常鼓励他们动脑筋自己去寻求。总之，在教法上是必须讲究的。为了使学员满意，备课的时候，在这方面总要多花些功夫。
……
教员是受优待的人，别的人每月只发1元钱的零用钱，教员是每月发5元。这5元钱该怎么花销呢？最开心的办法就是买来几斤肉，熬上一大锅肉菜，大家一块儿解解馋。那时人们的私有观念很淡薄，过的是有乐同享，有难同当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师生之间既体现着严肃的工作关系，又充满着挚友般的情谊。陆中的学员在学习期间不象战斗部队那样去执行战斗任务。但是，有仗还是要打。有一次行军中意外地和敌人遭遇了，为了保卫群众的生命财产，保卫全队人员的安全，我队的学员和一股200多人的日军展开了战斗。我们在山上，敌人在山下，大家看着脚穿大皮靴的日军笨拙地冲上来，心头怒火立即燃烧起来。我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等到敌人冲入我们的火力网时，我们的手榴弹就象冰雹般往下扔去。只见浓烟起处，敌人七倒八歪。有个学员在战斗中由于激愤，甚至忘记了隐蔽自己。他站在山头上，对准正在上山的一群敌人扔下捆在一起的十几个手榴弹，炸死、炸伤了好几个敌人，他也负了伤。这次战斗，仍属敌众我寡，不能硬拚。在队长的带领下，我们一口气翻了五六个大小山头，从山沟里撤走了。这次战斗，我们虽然也有少量伤员，但却打死打伤了上百个日军。
战斗结束盾，学员又把随身携带的小石板捆在背包上，开始了新的行程。你看，小石板上写的是“XX沟战地随想”的作文题。学员们一边走路，一边构思，到了休息场所，他们就用笔写下战斗见闻式的记叙文或总结式的议论文。
学员们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进行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的。要问大家为什么有这样高昂的情绪和顽强的毅力，答案只有一个：学习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解放全中国，让中国人民摆脱奴役和穷困，做一个自豪的新中国的主人。

在学习之余，陆军中学多次参加反“扫荡”战斗，时任抗大二分校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回忆：

1942年底至1943年初，陆中在灵寿县慈峪与岔头之间和当地群众密切配合进行反“蚕食”斗争。主要活动是放哨监视敌人行动，掩护地方干部过封锁沟，有时派出小分队袭扰敌人或者捕捉特务，等等。1943年秋季反“扫荡”打时，晋察冀军区命令陆军中学坚持在陈庄以北、阜平以南地区，掩护地方机关，人民群众及部队的后方单位安全转移，保卫秋收，保护物资，并利用机会打击敌人。陆中受命后，总队长李钟奇、政治处主任陈宜贵召集会议研究布置，进行动员和战斗编组。组成若干飞行射击组开展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广泛袭扰敌人、打击敌人，并抓住战机打了些漂亮的战斗。10月中旬的一天，打了老虎尖伏击战。他们先把突击队埋伏在老虎尖有利地形上，由飞行组按预定计划诱敌进入我之伏击圈，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扫荡”队，以5人伤亡的代价，毙伤敌人五六十人。以后又打了一次赤瓦屋奔袭战。他们事先经过周密侦察，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详细勘察了地形，组织精干突击队夜行军30公里，拂晓前隐蔽到达赤瓦屋附近，占领有利地形，待敌人早晨集合队伍时，机枪步枪突然猛烈开火，毙伤敌数十名，然后迅速撤出战斗，我方无一伤亡。陆中胜利地完成了反“扫荡"斗争的任务，受到军区的通令嘉奖。
在敌后办学，每经历一次反“扫荡”，每遇到一次战斗，都要消耗一定的时间，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对广大教职学员来说，这些也都是非常实际的锻炼和学习，在实战中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这是课堂上、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正是在敌后办学的一大特色。通过战斗实践，总结战斗经验，充实教材，教育学员；同时学校的干部和学员也在反复的斗争实践中增长了指挥战斗（包括行军、宿营、侦察、警戒、作战等课题）和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才干。
……
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陆军中学在担负战斗任务取得很多胜利的同时，也有过损失和牺牲。有一次在栗树槽村与日寇“扫荡”队遭遇，战斗失利，但陆中的干部和学员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顽强的战斗作风。有的同志身负重伤，腿被打断了或下巴被打掉了还坚持射击，顽强拚搏，无一人被俘。学员郑洪年在被敌人包围时拉响了手榴弹，把敌人炸死，自己也负了重伤，昏迷过去，后来被我们打扫战场时救回来，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这次战斗我方伤亡20余人，陆中总队长李钟奇同志也负了伤，但陆中的同志以顽强的战斗，打乱了敌人的搜山“清剿”部署，掩护了白岔沟两侧隐蔽的数千群众和地方干部安全转移，至今仍为群众所称颂。学校和当地政府为牺牲的17位同志修了烈士墓，在墓地栽了很多树。每年清明节，当地群众和青少年都给烈士扫墓，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护送林迈可夫妇前往延安

1944年3月，二分校陆军中学奉命护送英国专家林迈可夫妇前往延安。

林迈可（Michael Lindsay）毕业于牛津大学，1937年，在风雨飘摇之际，林迈可接收了燕京大学的聘任，并绕道美国和加拿大，于12月2日乘船抵达中国。乘同一艘船前往中国的，还有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

1938年初，林迈可就对活跃在冀中的八路军很感兴趣，于1938年4月到7月，1939年夏天两次到抗日根据地访问，并拜会了朱德、聂荣臻、吕正操等抗日将领。在边区的访问时林迈可深深感动，他说：“任何有血性、有思想的人，都有义务去反对日本军队。”返回日占区后，林迈可积极为边区购买和运送紧缺药品、无线电通讯器材和书籍，协助进步青年和学生投奔解放区，营救和掩护地下工作者，成了一名“洋八路”。

1939年，林迈可一度出任重庆英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参赞，由于他大力宣传八路军的英勇战绩，使得重庆政府相当忌讳，1940年9月，林迈可重新返回燕京大学任教。这时，这个“洋八路”的胆子越来越大，多次借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给边区运送军需物资。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林迈可携妻子逃出北平，抵达晋察冀边区。1942年到1944年，林迈可在晋察冀各军区间从事无线电台设备的维修和教学工作，他的学生大都成为新中国通信界的技术专家和骨干。

1944年，为了打破日伪和国民党政府的情报封锁，让世界听到八路军的声音，党中央决定让林迈可前往延安，组建发射功率600瓦以上的高性能电台，而二分校陆军中学，就承担了这一护送任务。

林迈克夫妇后来分别回忆了这次转移，并公布了多张转移过程中拍摄的照片。

出发

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总队长李钟奇

行进中的陆军中学战士

林迈可回忆：

从晋察冀到晋绥根据地，我们必须通过日军的三条封锁线。第一条是滹沱河上游地区的公路。从这里，我们进入了向西南伸延的山顶，山顶上还留有残垣断壁的长城遗迹。这里不象南口长城那样通常会有人去观光，只有很少的一些六英尺多高的土墩。接着，我们通过了雁门关所在的山岭，这儿的封锁线是一条由日本人的碉堡把守的公路。最后，我们到达了同蒲铁路线。这是最难通过的封锁线。幸运的是李队长是一位极有才干的军官，非常善于判断日军的行动迹象，从而很精确地掌握我们行动的时间。而跟在我们后面的一支部队的司令员就缺少点李队长这种果敢决断的才能，他们拂晓刚刚到达铁路时，就与日军遭遇，蒙受了伤亡。
通过铁路这天的一大早，大约在六点钟之前，我们就出发了，一直走到下午三点左右停下来，在一个村庄休息、吃饭，等到夜幕降下，才可能偷渡敌人的封锁线。 天黑前开始下雨，四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行军时要一个紧跟一个，后一个人紧攥着前面一个人的皮带，排成一条线。李队长估计，日军可能知道他的四百人的队伍的行踪，在等着我们从两个据点的正中间过去。因此，他选择离一个日本人的据点很近的、紧挨着宁武县城的那段铁路，带领部队跨过。铁路被车站上一辆火车头的探照灯照得很亮，特别刺眼，也使我们担心是否会暴露我们的行踪。所幸我们安全过了铁路。接着向前进到往西的高山小道上。到了早晨，我们爬上了被雪覆盖的山腰。中午以后我们停下休息了几个小时，李队长说，这里还不是安全之地，我们没等到天黑就继续赶路了。夜里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才驻下。大家累得筋疲力竭，但可以放心地睡一觉了。
山西西北部同其它地区很不相同，常年积雪，地面仍旧覆盖着大片杉树林。但有的地方也能明显地看出由砍伐森林造成的侵蚀痕迹。在山谷的上游，山腰仍保留着森林，谷底有一条很窄的河床，两边则是农田。但在山谷的下游森林已被毁掉了，被洪水夹带的沙石冲成了一片平坦的地带。
李队长估计，日军会企图在通过大森林中部的那条小路上伏击我们，因此，他领我们紧靠着山下面一个日本人把守的县城边缘绕着走。后来我们知道，他的估计是完全对的，一支日军部队在这个大山森林里的铁路封锁线等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可是我们没有从那里过。

林迈可夫妇抵达延安后，顺利完成了高性能电台的搭建工作。这样远到美国旧金山，都可以收到延安的消息。

大生产、整风与历史问题

在完成护送林迈可夫妇的任务后，抗大二分校抗日中学抵达陕北清涧，改为抗大总校第二大队。李钟奇任大队长，政委方国南，政治主任黄作珍。

在清涧期间，李玉平主要是参加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和继续进行文化教育。在整风期间，李玉平向上级坦白了之前他胡诌的参加革命前的历史。为了夸大自己的能力和角色，之前李玉平有一套颇适合改编成电视剧的自述“历史”：

（我）从三岁过给李芳成，因家贫欠他七十元钱（银元）没法还债就将我给他抵了帐。李芳成在十六军任营长、团长、旅长及武功县城防司令等。十一岁我回到本家（李赤成）家里。因家贫在十六岁又到湖南芳成处三个月。因腐化酒醉玩枪打死周旅长儿子金贵逃跑到汉口。又被国军查出有枪说是红军探子，坐狱三月，出后参加五十三师三一师团一营一连当兵、勤务员等。后到四川雅州与红军作战被围。月余红军退至西康后我到大炮山侦察被俘六个月。又与宣传队长陈美娥带驳壳枪四支逃回原部（五十三师）。她与李保斌作了三太太。此时我到南京十五期军官学校受训八个月未毕业，因日本进攻南京跑到西安，又被第八军挡住编到暂一师任新兵排长三个月。

在向组织坦白后，鉴于情况无法核实，决定保留原叙述，待革命成功后再核实（1957年完成核实工作）。不过这一事件影响了原定的李玉平的入党计划，直到1948年，李玉平在多年的革命考验后才被批准入党。

50年代中期，李玉平在材料中描写了当初编造“历史”的原因：

关于我过去所填写的历史问题，如被红军俘后与陈带枪逃跑，即在伪十五期军校受训和在伪军任排长等事全是伪造的。那么为什么当时要这样填写呢？因当时自己并不知什么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问题，只是在思想上越把自己说的能干，可以使上级更相信我，这样又可以升官发财和不受别人的气等等。但经参加革命一年以后自己又后悔，可是当时不敢提出更正，直到四三到四五年在抗大学习时，组织培养我入党，才向组织提出更正我的历史，当时答复不要改，这样你的入党就成问题了。在三查三整中我又向组织提出仍不让改，所以一直在各种运动和写填表中都没更改过，因此一直到去年审干中才又提更正，希组织调查和结论。总之说明那时自己对革命是没有一点认识，只知道要想升官发财必须吹嘘自己，因而产生了伪造历史，这是那时真正的思想动机。

尾声

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总校二大队迁往张家口，改称“晋察冀陆军军官学校”。1946年1月，李玉平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察哈尔省察北军分区任教导大队大队长。

1946年11月，傅作义攻占察哈尔，解放军撤城，李玉平改任察北军分区机炮连连长。

1948年4月，察北军分区同内蒙古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组建蒙汉联军，李玉平任联军教导大队大队长。李玉平后参加平津战役，参与解放张北、张家口。1949年5月，察北部队改为骑兵第三师。随后，作为骑兵代表，骑兵三师参加了1949年的开国大典。

解放后，李玉平回到四川工作。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李又主动入朝作战，于1951年4月加入志愿军信川部，任九师四十五团团长。

朝鲜战争结束后，李玉平转到地方，任西南地质局野外队副队长、队长，先后勘探了綦江铁矿、中樑山煤田。凭借着抗大艰苦条件下的学习，从一个目不识丁的战士，居然变成了一个合格的地质工作者。

1955年8月，李玉平出任攀枝花铁矿勘探队（531队）队长，负责攀枝花铁矿的勘探工作。高峰时，全队正式职工1800余人，民工2000余人，开动转机28台。1958年，李玉平提交了《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储量计算报告书》，探明攀枝花地区总储量达50亿吨以上，正式宣布攀枝花大型钒钛磁铁矿区发现。

他叫包大庆。

父亲给他取名叫大庆，正是在“工业学大庆”的年代，响应时代号召，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工人。

包大庆高考失利后，读了一家钢铁厂的职校。

最后，也确实成为了福建三明钢铁厂的一名工人。

只不过20年过去了，工人这行当也没有那么吃香了。

包大庆的工作，主要是在自动化的氢氧焰切割机罢工时，提上手持的电动切割机切割钢胚。

但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无聊地坐在这闷热的车间，注视着这日复一日乏味的场景。

他已经在三明钢铁厂工作了17年，如无意外，他可能还要在这儿工作另一个17年，直到退休。

这不仅仅是他的宿命，更是三明钢铁厂两万工人的宿命。

他已经30多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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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包大庆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是两万钢铁工人中，唯一一个魔方爱好者。

他能够在40秒还原好一个三阶魔方，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可是，那有如何？对于他的工友来说，魔方玩得好就好比扑克打得好，顶多只是一种消遣。

除却魔方，他只是两万工人中最普通的那一个，17年，连个副组长都没当过。

没有人会关心这样一个貌不惊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他玩他的魔方，我打我的扑克，井水不犯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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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的，包大庆不再满足于还原普通的三阶魔方。

他开始四处搜罗，四阶、五阶、金字塔、斜转等等，研究它们的解法。

工人出身的他，使得他又对魔方的结构心生好奇。

他利用触手可及的工具，锯子、电烙铁、502等等，去探索和改造魔方的结构。

他觉得魔方这样一个「很多面都可以转，零件又不会丢出来」的东西充满了魅力。

同时，他也发现，市面上仅有的魔方，是鲁比克魔方的仿制品，几十年来没有大变化。

卡、易碎、刺鼻味、质量低劣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设计更好用的魔方呢？包大庆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当时我给杨淳提过一个理念，魔方旋转，卡角的轨道圈越小的话转动会越省力，速拧的魔方圆角越大越好，但圆角大的话，会影响外面的外观，我就想到靠外面的倒角不要很大，靠里面的倒角做大。」

这就是后来的内陷倒角，小轨道圈理论。

包大庆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提出了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魔方改造技术。

他因为爱抽烟，把网名取名“大烟头”，并以此为谐音，创立了“大雁”魔方品牌。

是的，不善言辞、不善交际的他，终是找到了自己擅长的事——设计魔方。

他一口气设计了，态炎、孤鸿、凌云、轮回、展翅五款产品。

世态炎凉、断雁孤鸿、壮志凌云、六度轮回、展翅高飞，颇为文艺的五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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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包大庆的名字出现在了美国《华尔街日报》上。

时年，泰国举办了世界魔方锦标赛，鲁比克魔方是该场比赛的赞助商。

但令人困惑不已的是，无论是世界冠军，还是顶尖选手，使用的魔方早已不是经典的鲁比克魔方了。

报道说，他们使用的都是一款名叫“大雁”的魔方。

「我的第一个速拧魔方就是中国设计的。」当年的世界第三，后来的世界霸主菲神如是说。

有哪些「本以为是巅峰，没想到才开始」的例子？

原来，鲁比克时代早已悄然远去，真正的速拧时代拉开了序幕。

大雁魔方创造的最广为人知的成绩，正是2011年菲神用大雁展翅创造的5.66秒。

https://www.zhihu.com/video/946173715780812800

中国魔方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霸占世界市场的。

目前，几乎全世界所有魔方都是MADE IN CHINA，同时DESIGNED IN CHINA。

魔方给大烟头带来了至少上千万的财富。

他从工厂辞了职，离开三明，举家搬到福州，开始全新的生活。

他设计了足够多的魔方，未来的17年将成为他全新的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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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14年开始，随着现两大魔方巨头魔域和魔方格的异军突起，市场格局又发生了大的变化。

大雁魔方和其他魔方品牌的矛盾，我就不详细展开了，就放两篇派魔方的最新文章吧。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大烟头和早期魔友的故事，请看：大「魔」王｜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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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个汉子，没什么文化，但是人帅，还贼能打。

那会儿天下不太平，或许是英雄救美，或许是两小无猜，汉子跟他乡间认识的姑娘结婚了。

这姑娘家世很好，但对汉子从无怨言，她总是望着汉子笑，说你是我的英雄。

汉子抿着嘴说：是我委屈你了。

姑娘笑着摇头：我不在乎的。

但汉子在乎，汉子说：你放心，我去从军报国，扬名天下一定回来！

于是汉子从军，在名将手底下当个小小的斥候。

从军

战场上，终于显出了汉子的功夫。

这位汉子有多能打呢，那天他跟兄弟们去前方探路，遭遇了数千贼兵。

兄弟们面面相觑，跑显然是跑不了，只能硬着头皮上去刚。

兄弟们果不其然，都死了。

汉子没有，汉子提着把刀，浑身浴血，死一个兄弟就爆一次血，在乱兵堆里刀光如龙，不知杀了多少人。

终于寡不敌众，被敌兵推下了矮山。

敌兵长舒一口气，正准备居高临下，万箭齐发射死这人，就又见到刀光一闪。

汉子暴喝一声，纵身卷起刀光，徒手攀岩，所向披靡，谁挡谁死。

须臾，汉子又提刀站在了岸上。

江风猎猎，乱兵与汉子遥遥对视，有那么几个瞬间的寂静。

耽搁时间过于长了，上司觉着不对，猜到汉子可能遭遇大波敌军，遂率兵支援。

然后上司就看见汉子一个人，正追着数千人在跑。

上司：？？？

就这么着，汉子开始在军中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

比如镇守孤城，守城也不好好守，天天晚上仗着自己能打，带着敢死队就出去砍人。

无意间，就砍死了一位主将。

还让人早晨打开城门，派老弱去城头晃荡，敌军顺手抓了一个，问他说：你们将军呢？

老弱：将军？昨天夜里走了啊。

敌军信了。

敌军开始争先进城，汉子突然跳了出来。

敌军：？？？

敌军心态崩了，被砍得抱头鼠窜。

敌军：……算了算了，我走还不行吗？

对不起，不行。

敌军撤退的功夫，汉子城也不要了，带人就冲出去一顿追杀，砍得敌军哭爹喊娘。

有个官员看汉子太能打了，跟着汉子一定有肉吃，于是派自己儿子和一千兵马助阵。

汉子：你们就在阵后喊喊加油吧。

儿子：？？？

年轻人，气盛，容不得这波嘲讽，疯狂在前面追击，结果全军覆没。

至于汉子，汉子没什么毛病，也就是顾虑着兄弟们的死伤，没有硬刚，敌军追过来就好整以暇，装作还有埋伏的样子。

敌军：怂了怂了，溜了溜了溜了。

敌军声势最大的时候，渡海而来，十几万人兵逼京城。

汉子的上司没能拦住乱军，只好传讯，让离乱军比较近的汉子先去挡一波。

汉子兵不满千人，乱兵十余万。

汉子就去了。

当时的场景，是汉子与乱军同时抵达丹徒，又这么巧，毫无防备就遭遇了。

丹徒守军早无斗志，汉子手下又长途跋涉，疲惫得很。

汉子说：没事，对面一样累。

遂率军就冲了出去，这场景大概就是：对面的十几万兵马，你们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

乱军：？？？

当时乱军的首领还在坐镇，正欢天喜地准备冲击京城，然后就突然发现自己的兵马阵容开始崩溃。

手下：不好啦！我们大军被几百人包围啦！

首领：？？？

也不知道怎么输得，首领满脸懵逼，就看着十几万人开始疯跑，一直逃到了海边，跳崖跳海的不计其数。

首领狼狈跑到船上，过了几天才把残兵又收拢起来。

其实这场叛乱里的十几万乱兵，纪律性实在也是差，大家打打顺风仗抢钱可以，真被不要命地冲进来，一下乱了阵脚，只要一个千人队崩溃，立刻就能引发万人败退。

就这样，汉子越打越强，有扬名天下之势。

多年后这场战乱平定，天下却仍旧不见太平。

乱世多枭雄，其中一位枭雄改朝换代，自己坐上了龙椅。

汉子的上司没能阻拦住枭雄，事后自尽身亡。

汉子葬了上司，隐忍不发，思虑着如何报仇。

那些年，这位枭雄还十分欣赏汉子，对汉子贼好，有人劝他说汉子太强，你得杀了汉子，才能坐稳位置。

枭雄说：不行，如今神州陆沉，北方异族占据了半壁江山，我只有用他才能荡平天下，岂能杀他？

但枭雄杀了汉子的上司，为了整顿军马，还大肆屠杀上司的旧部。

那些旧部能征善战，史称北府兵。

这些被杀的个个都是汉子的袍泽，是他生死相依的兄弟，汉子显然不能放下。

或许枭雄私下对汉子说过，光复中原，扫平天下，这才是我辈最该做的，儿女私情，不能太过在乎。

那些夜里，汉子或许想过这些话，但最终汉子还是决定起兵。

卿当为一代英雄！

起兵反攻枭雄的那天，汉子带着一千多北府兵旧部，说报仇雪恨，光复中原，我全都要，这些都要由我们来做！

刀光落下，汉子杀了枭雄的弟弟，祭旗出征，无人见到处有泪水滚落，汉子闭上眼，看到了枭雄的灭亡。

与此同时，枭雄也得知了汉子起兵的消息。

有人说他不必担心，汉子兵马很少。

枭雄叹了口气说：没用的，我死定了。

毕竟自己得位不正，此时有汉子这种名满天下的大将揭杆，四方涌来的「义士」绝不会少。

这个枭雄叫做桓玄，果然不久覆灭，他的男宠用性命给他挡箭，与他一前一后，共赴黄泉。

从这年开始，汉子开始成为南朝第一人物。

这时离汉子从军，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他的妻子在家里等了他很久，没等来汉子，却等来许多登门拜访的人，这些人手里都提着礼物，人人绫罗绸缎。

妻子看着这些礼物，瞬间就明白了真相。

她泪眼朦胧，把这些礼物都拒之门外。

而当汉子衣锦还乡，姑娘只想狠狠打他两拳。

汉子搂紧了她，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女人。

自此，汉子安置好姑娘，继续为他们生存的天地百姓打拼，要还江山朗朗乾坤。

在汉子很小的时候，有人见过他，观望良久才吐出一句话来：卿当为一代英雄！

汉子没有辜负这句话，既然已经成了南朝军中第一人，那北伐的重任就义不容辞。

有人劝他说不如再休整几年，现在整个南方被战乱打得一团糟，实在难以支撑。

汉子没理会，江淮以北是南燕王朝，这是膏腴之地，如今天下割据纷争，安心发育是没办法发育的，想发育只有一个办法。

把不让你发育的人都打死。

南燕新帝慕容超劫掠淮北，汉子当即北伐，南朝的国力慕容超当然也知道，对汉子的领兵北伐没太上心，直到汉子绕山过水，忽然杀出在南燕腹地，慕容超才反应过来。

慕容超匆匆御驾亲征，五万兵马抵达临朐，双方在城外平原激战。

汉子趁虚而入，放弃亲自指挥大战的机会，绕过战场，偷袭临朐城池，断了慕容超的粮饷水源。

当慕容超听到消息，三军震恐时，汉子又率亲兵，插入主战场，追杀慕容超。

南燕溃败。

既然正面打打不过，慕容超只好摇人，那会儿后秦在西边虎视眈眈，十万兵马屯在洛阳，当然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当即说汉子你再敢进逼南燕，我就抄你后路灭了你。

部下犹豫不决，汉子眼中精光四射，拍案就是一个字：打！

汉子给部下们分析，说后秦那群人虚张声势，要打早就打了，还放什么狠话，无非是他们西边也有压力，不敢倾国来攻，最多派人来试探。

敢来就是敢死！

汉子须发皆扬，气吞万里如虎。

果然，后秦只派了一万兵马，还没等汉子出手，就被同样盯着后秦势力很久的夏国给灭了。

两个月后，迟迟等不到援军的南燕君臣请求投降，割地赔款。

汉子笑了笑说：我是来克复神州的，谁要你割地赔款？

几个月后，南燕都城破灭，南燕灭亡。

只可惜汉子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与荣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南燕刚灭，岭南的叛军又烧起了火，叛军席卷江南，得信的汉子疯狂往回赶。

此时士卒多病，能战之力不过千人，十多万叛军进逼京城。

部下觉得要不还是撤吧，京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不如暂避锋芒。

汉子：避什么锋芒，老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暂避锋芒，老子就是锋芒！

当汉子进京之后，也有大臣说要不迁都吧，汉子力排众议，说迁个屁都，正该以死卫社稷！

朋友私下里找他，说你个大头兵什么时候也有这种觉悟了？

汉子无奈：那群读书人是智障吗，这又不是什么盛世，人心本就浮动，这会儿你别说是迁都，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军队哗变，自顾逃窜。

所以不能动，只能守。

而乱兵什么最弱：一是攻城，二是粮草。

攻城对方没有器械，粮草基本全都靠抢。

所以汉子进京，加固城防，坚壁清野，几次击退叛军进攻，硬生生拖得叛军身心俱疲。

敲黑板，考点来了，这个时候对面都身心俱疲了，以汉子的行事方式应该怎么办？

对，没错，他又杀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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