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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治国的起源是什么?核心又是什么?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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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两点就可以说清楚。

第一,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中文科专业的比例远高于理科,而到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大多属院校的文科类专业都被砍掉了十之七八甚至全部砍掉。当时的中国一度是全世界文科类专业占比最低的国家之一。在那种情况下,就算是你想不用工程师治国也不可能。

第二,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当时的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了所谓的“工程师治国”带来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今天众所周知的选调生制度。一般公认的选调生制度的政策起源是1965年批准的《关于分配一批高等文科毕业生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请示报告》,这里面明确指出选调生选调的就是文科生。但由于后来文革的爆发,这一政策并未得到推行。

到1980年代,选调生制度开始慢慢恢复,此时由于高等教育规模很小,文科专业也难以满足社会需求。比如80年代初,中国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一年才20多万,文科专业的本科生不过区区一两万人,完全是不够用的。因此大量的干部仍然是从中专、大专等院校的毕业生中选拔的,而这些院校的大多数专业显然都是理工科。但进入2000年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之后,随着文科教育规模的扩张,选调生制度的倾向性也越来越明显。如今的选调生专业范围限定跟考公务员区别不大,经管、法学、文学等依然是选调生最主要的专业来源。

另外还有一点可以补充的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在国家层面对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也已经有了区分。比如某经济类院校对其经济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就是: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经济学基础理论、分析方法和实践等方面的基本训练。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掌握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 能够运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方法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3. 熟悉国情,熟悉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等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法规;
4. 了解经济学理论前沿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5. 具有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6. 掌握经济学相关科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向相关学科扩展的能力。

而另一所著名院校的土木工程专业所制定的培养方案是:

本专业培养秉承“大工至善,大学至真”的校训,服务国家建设需求,适应未来科技进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掌握土木工程领域相关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能够在土木工程相关工程领域从事勘察、设计、施工、管理和科学研究等工作,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一流工程师。

另一所院校将其土工专业的培养目标总结为:

目标1:具备坚实的土木工程学科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
目标2: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
目标3:具备系统解决土木工程专业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目标4: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综合素质。

中国的文科教育搞得不好是一回事,但至少从培养方案上说,哪个专业培养的学生在行政管理方面更对口,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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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到中国古代我都乐了。

说一千道一万,事实无非是从苏联引进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顺带把苏式计划经济的专家霸权引进了罢了。

苏式计划经济,如果纵向研究其发展史,其α ver1.0 就是内战后开始的“电气化计划”。列宁有个著名的口号:电气化+苏维埃=共产主义。

那么列宁的老朋友,电力工业专家крижановский г.м. 在电气化委员会主持了一项全苏范围电气化的计划,也就是著名的ГОЭЛРО План.

斯大林搞的那一套五年计划,就是在ГОЭЛРО План基础上搞的beta ver 2.0.1。

苏式的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实现唯理社会这一总目标的经济手段,那么资源配置必然是由专家说了算,论证方式必然是基于数学的。

这就决定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个超大型多人在线经济管理游戏,数据驱动、数据导向。也就是说,苏联的计划经济管理更像是超大号的、学界控制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实验。

这样一个超大型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实验,必然有其历史文化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简单来说,俄国的现代化历史并不是经济利益驱动的,而是统治集团主观愿望驱动的。我硕导的父亲有个很精辟的论断,那就是俄国本质上是一个权力中心型的社会(влатецентричный мир),在这个社会里,政治权力才主导一切。

既然是统治集团主观愿望驱动的,那么实现统治集团愿望的就必然有一批职业文官和技术专家。这些专家,如果具有了政治上的能动性-就是俄国革命思潮的中坚力量-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т)。从这个角度来说,俄国的革命史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夺权史,夺权最终章就是知识分子建立智识霸权,建立基于智识霸权的统治秩序。

所以赤潮在20世纪上半页在知识分子中非常的有市场,因为它满足了次先发国家知识分子建立基于智识霸权的统治秩序这一诉求。包括中国,也能发现接受马列的,主要都是知识分子。段位越高的知识分子,接触马列就越早,研究马列就越深。

所以苏联被知识分子长期视为人类的希望,原因就在这。因为苏联最先建立了基于智识霸权的统治秩序。

也正因为建立了基于智识霸权的统治秩序,并且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所以劳动分工(разделение труда)在苏联也是极度细化的:苏联的计划经济管理系统和计划经济执行系统是两个部分:前者基于数学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监测,并承接来自最高决策层的政治意志,将最高决策层的政治意志和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结合,进而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后者是计划的执行部分,主要负责国民经济计划在各领域中的贯彻。

那么这就出现了“工程师治国”的两个必要条件:

1.初步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2.计划的制定和计划的执行被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

但是,和苏联不同的是,中国的计划经济长期处于人才和技术装备双重匮乏的状态:

根据苏联控制论大手Глушков的研究,他认为苏联经济计划所需的计算量在40年中增长了一百倍,从10的14次方次增长到10的16次方次。如果没有先进技术装备进行自动化数据搜集、整理、分析和交换系统,国家计委大概需要上亿的数学专家。如果计委的数学专家不够,那么自然要从其它地方外调人肉计算机进行数据计算。

所以第三个充分且必要的社会条件就呼之欲出了:

如果物质条件足够充沛,那么工程师更多会停留在计划的执行层而不是规划层。如果物质条件不够充沛,则工程师必须参与到计划的制定中去,产生“工程师外溢”现象。

从苏联的角度来看,斯大林时期及以前,也出现了红色工程师治国的现象。比如别尔乌辛本人就是电气工程师,最后晋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化学工业部部长。但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苏联的工程师也逐步退出管理舞台。工程师对计划可行性的经验性验证已经无法提高经济管理的效率。

以中国当时一穷二白的物质条件,则必须依赖有生产经验的知识分子(即工程师)对计划的可行性进行经验性验证,实际上使工程师成为各大工业部的人肉智能信息终端,实际上从计划的执行层“外溢”到计划的规划层,这才有后来的“治理经验”。

所以说,这个现象只是穷困时期+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罢了,因为当时严重缺乏适格管理者。随着劳动分工的加速深化和学科间壁垒的不断加高,纯粹的工程师治国早晚也会成为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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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是先治国,再顺便搞个工程师职称,因果关系搞反了。

另外看不懂知乎上一些人的心态,别什么文科生这个那个理工科生这个那个了,不管人家是啥治国,我保证人家和刷知乎的基本不搭界,甚至可以说是两个物种,还文理撕起来,好像跟你刷知乎的学生们有关系似的...

就拿这哥们来说,77年,某地级市一把手,大佐东北老乡兼二十年前的同系学长,工科毕业。

这会儿已经不需要考个工程师职称了,人家就没有。


再拿这哥们来说,76年,文科生,去了大佐老家重工业老城当一把手,不照样没有。


user avatar   tang-xun-83 网友的相关建议: 
      

伪命题,几个最高票答案根本没有常识,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党内从来就没有这种说法,中国也从来就没有过“工程师治国”,该说法是典型的海外观察人士倒果为因的事后诸葛亮在网络以讹传讹,不懂党内组织人事。

根据元老会的职业经历来推演出所谓“工程师治国”,无异于南辕北辙。本质上都是党的干部治理,只不过恰好具有工程师职称(党的干部在某领域任职都会获得该领域的最高技术头衔,比如某水利出身的干部任职法院院长后,会获得四级法官的称号,反之亦然。)主政一把手有两个核心能力,一是领悟和贯彻中央意图的能力,另外一个是决策、调研的能力,将各类建议、信息统合起来,综合、平衡做出各项决策。所谓理工科专业知识反而没这么重要,专业知识有的是各类机构出谋划策。因此红是前提,专是加分。

改革开放时期,不少经济人才都是来自国企、事业单位,而这些单位的人事制度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所谓专业人才都有技术职称,如果硬要套上所谓工程师治国的话,那么中国也可以是经济师治国。另外,主管经济、社会领域的是国务院,国务院各核心部委历任领导的简历在网上都有,是不是工程师一目了然。

我觉得提问者应该换一个问法,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领导苏联的都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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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治国的起源是美帝国主义。工程师治国的核心是赶英超美。

每当中国觉得自己取得了一点成绩,开始翘尾巴的时候,历代美帝大统领都会仿佛听到了大洋彼岸的声音,制定对华制裁清单。

美鹰:我要制裁你!
TG:啥意思啊?
美鹰:啥意思,就是发现你最近有点偏科。这几个技能树要点了。真让人操心啊!
TG:哦。

你以为这是制裁清单。不,这是衡水中学的错题本。这是查缺补漏的问题总结。这都是爱❤️啊!!

手动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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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洛伦·R·格雷厄姆认为“科学与国家,或知识与政权之间的不断变化和互相矛盾的关系”是俄罗斯和苏联社会的一个特色问题。尽管科学家和国家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但科学与政权当局之间却“一直充满着戏剧性的斗争”,并认为“问题的根源是,一个国家既想实现现代化,又要维持独裁统治时,与之俱来的矛盾”。[1]

1921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当局开始任用从旧政权接收过来的“资产阶级专家”,执行有戒备地信赖的合作政策。当局与科技和知识界的走近,一度使人们开始设想国家与科学和知识界联合的可能性,甚至可以形成一种“专家主政”。这种思潮在当时也同样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在一战期间所有参战的工业国政府都采取了统制经济的措施,这大大提高了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专家的地位,一些人呼吁在和平时期也应创造一种更为合理的经济管理模式。在美国,甚至有人提出要“把政权交给工程师”。[2]

在苏联,矿业工程师彼得·帕尔钦斯基成为专家治国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工业规划纲领注重合理性,主张用公开与合理的方法处理每一个问题,认为影响工程决策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的资料”,但同时也对工程师的自主权和大范围的需求提出了更高要求,认为工程师应该成为一个“主动的”经济与工业规划人,提出经济在什么地方和应当用什么方式发展。[3]不过,这种主张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显然无法实现,斯大林并不信任革命前培养出的工程师。他对工程师的社会功能的认知是“生产的组织者,不是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照命令来干……不能想象科技知识界能够独立地发挥作用”。因此以帕尔钦斯基为代表的“专家治国论”遭到严厉镇压,被批判为“意图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工业党”,帕氏本人被秘密枪决,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中的专家治国论者及其他几千名工程师被捕,并关进集中营。“专家治国论”的式微使人们认识到当局不允许工程师提出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4]

不过,斯大林并不排斥技术专家。1935年5月4日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总结了“技术决定一切”这一旧口号的背景和作用。他认为“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5]并提出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旧口号,因为“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源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6]但斯大林时期工程院校培养新一代工程师的重点是专注于科学技术,学科划分细致、专业,强调应用性,人文与社会科学素养的培养相对薄弱,也影响了工程专家的发展视野,如果考虑到苏联高级领导都有技术专业教育背景,这种狭隘技术教育对其知识结构、管理方式和政策倾向的影响就更为深远。[7]

参考

  1. ^ 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叶式辉、黄一勤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5-176页。
  2. ^ 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叶式辉、黄一勤译,第178-180页。
  3. ^ 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叶式辉、黄一勤译,第180-181页。
  4. ^ 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叶式辉、黄一勤译,第182-184页。
  5.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1页。
  6.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73页。
  7. ^ 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叶式辉、黄一勤译,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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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读一读港中文三十书系的这本,我粗略翻过,非常好的视角。


非常有趣的是,在中苏关系最密切的时候,掌握中国权柄的是军人和工农干部。待到中苏矛盾激化期间,军人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在革命热情最高涨的时代,工程师被列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成为贱民。反而是在中美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及其后继的90年代,具有鲜明的苏联特色工程师治国现象开始出现。


消灭阶级差别和技术专家(所代表的的理性)治国,是共产主义愿景的两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两个部分其实又是矛盾的。如何做出抉择,是共产主义实践当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多的就不写了,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这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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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死回答一下“工程师治国”,先看别人家怎么看。首先是深深地怀念。

然后是“好棋”!


但实际上,只给了毛治国13个月。13个月,治毛线个国?所以,工程师治国,无论对于美国、英国、还是台湾和大陆,都很难是个常态。这个人性有关,只不过我们的中国文化更强化了这个效果(不展开了,得罪太多)。

我只说一下历史事实。

建国以来,一直是“南下干部”,后来文革时期,这都谈不上“工程师治国”。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当然不是工程师。真正开始“工程师治国”要过了30年一代人的领导时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工程师治国”的。而真正启动“工程师治国”是小平同志。因为组织内部的升迁的组织选用原则,是由邓公主导拍板确定的。

小平同志提出“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确定:“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这就是我们共和国“工程师治国”开始时间,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开始。

必须要牢记一个历史事实,工程师治国的时期不长。

治国意味的权力,“干部四化”的组织条例客观上对文人和秘书们不利,但文人是掌握舆论的。所以,整个90年代,社会一直有对“工程师治国”的颇有微词,百姓静静的被文人洗脑了10年。只要把经济和法律,挤入“知识化、专业化”即可。恰巧,墨客们有这样的权力。


直到本世纪初,

到了,2009年《聚焦“60后”省长:将改变“工程师治国”的局面》 2009年03月16日


转型完毕以后,工程师会和以前文人一样,受到排挤吗?这需要全社会的回答。当人民富足了,觉得工程师从政受到排挤也没啥,那也是人民的选择。或许,让人民富裕,工程师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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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学生,尤其是我们工科生,总有一个幻觉,那就是自己会一个技术,那么就能在所有方面吊打文科生。我们总觉得,文科生们学习的东西无非是死记硬背,无非是人人都会的东西。

包括当领导,包括治理一个组织、地区、乃至国家,都不如自己脑袋里的那点“技术”强。

而事实上,这些瞧不起文科生的理工科学生们,(包括曾经的我),并未真正地去了解多少所谓”文科生们“学习的内容。

我们觉得:历史有什么用,背一个个日期人物事件有啥意思。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历史本质上是一次又一次的周期律,每一个历史上真正的王者无不是熟读历史,包括教员。我们在自己生命中每一次没有跟上时代,也能从无数的历史史实中找到踪影。

我们认为:学外语有什么用,一个谷歌翻译加上查一查字典不就搞定了?然而,我们连China Daily都看着一头雾水,遑论外媒的严密而长篇累牍的社论。我们错过的是外语吗?不,我们错过的是世界上其他精英的思维方式。

我们一厢情愿:文科不讲究逻辑思维。咳咳,法学生发来了满头问号。而我自己后来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我们觉得最没用的贸易、经济、管理学科的通用基础课),不断被一个个逻辑缜密的数学模型所震惊,这也是我彻底顿悟我自己的错的起点之一。

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也不想一一枚举。

@盖因斯iFortune 妹子的回答已经非常好了,我没必要班门弄斧。

但是,你们想一想,别人花了十年时间,甚至一辈子时间去揣摩和研究的学问,我们仅仅凭着几十小时不到的相关领域阅读量就能超过吗?

当一个国家在百废待兴中起来,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而国内的高学历者非常有限的时候并几乎都是工程师的时候,让工程师治国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因为这个国家只有,也只能从这些人中找最聪明的人去兼任治国理政的重任。这才是工程师治国的核心原因。

而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的工业国了,最高的时候每年有60%的毕业生是工科生。大量的工科生毕业只能去工厂干比工人好一点的活。

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在工科生里选拔官吏了。业术有专攻,让真正花费了大量时间历经的人去干他们trained to do的事情,不是应该的吗?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就应该是将财富创造者与分配者路径分清楚的制度。比如,学工科在工厂创造财富,学文科在政策领域分配财富。

我们先瞧不起人家,然后再抱怨为什么现在不让工程师治国了,这是自己狭隘而线性的思维的final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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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治国”这个现象,在中国漫长的5000年历史中,只是非常短暂的特殊现象,持续时间不过几十年而已。

并且从当前的局势看,“工程师治国”现象正在逐步消失,并且逐步回归到“文人治国”这一我们坚持了数千年的经典治国道路上去。

@盖因斯iFortune 在回答中对于这一变迁讲的非常透彻。


中华文明,泱泱五千年。维系我们这一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是历代先贤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这是我们文明之所以存在的基础。

公元前3000年左右,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开始形成;
公元前2070年左右,第一个世袭制的统一政权夏朝建立;
公元前17世纪,甲骨文已经出现。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有着较严密系统的成熟文字。
甲骨文的记载,明确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迄今已有3700多年。
正是因为有了文字系统的成熟和广泛使用,才使得中华文明的历史谱系得以追溯,也使得中华民族从文明源头处逐渐积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得以代代相传。
公元前1000年左右,《诗经》中最古老的部分——《周颂》和《大雅》已经产生。
《诗经》产生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定型的时代,不仅文学形式从此定型,而且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也从此定型。
公元前600至300年间,中华文化迎来了自己的“轴心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易》《诗》《书》《礼》《春秋》《老子》《庄子》等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典籍都在这个时期出现。
这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奠基时代,这个时代的先哲们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这个时代的著作成为后世代代相传的经典,中华文明的思想版图由此形成并延续至今。
这些构成中华文化基本框架和特质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基本典籍,就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并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两千多年。

隋唐之际,科举制度诞生。从此,读书、科举、做官,成为历朝历代选拔官员的最主要方式。此后的大一统王朝如唐、宋、明等,其主要执政者均为文人出身,文人治国成为古代社会的主流。

文人的巅峰时代是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充分吸取了唐朝亡于藩镇、五代十国战乱的经验教训,杯酒释兵权,限制武将权利,并给予了文人士大夫阶层极高的权力地位。

宋太祖赵匡胤去世时,留下三条遗训: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从此之后,宋朝历代皇帝优待士大夫。宋太宗极为重视选拔人才,对于有能力的官员并不需要从低开始做起,一旦发现有能力,便任用于高位进入国家权力中枢,这就使得了文人治国的实际性有了大大增加。

关于宋朝文人的地位,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话。这次对话发生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的一次廷对上,参与者有宋神宗赵顼、枢密使文彦博、宰相王安石等。

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

文彦博敢在廷对上,当着皇帝的面说出天下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这种话,并且皇帝也没把文彦博怎么着,足以证明宋代文人阶层至高的地位。

北宋时,神童汪洙作有长诗《神童诗》一首,其中金句颇多,摘录几句: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

与地位崇高的文人相比,中国古代的工匠阶层地位就差的太远。

管仲在《管子·匡君小匡》中写道“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其原文中士农工商为并列关系,并没有分出尊卑。

但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统治者需要将社会阶层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种阶层,且士要在最前面,以体现士人阶级的特权和地位,农则紧随其后,体现出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高度重视。工匠在古代并不受重视,所以还要排在农后面。而商贾在奉行重农抑商的古代,自然只能排在末位。

明代科举考试时,家庭成分有官籍、民籍、军籍、监籍、灶籍、匠籍之分。明代工匠社会地位低下,把罪犯家属籍充为匠几成惯例,造作工役,以囚人罚充。

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匠役永充,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脱籍,家中必须有人习匠,手艺世代相承。

除了建造故宫的蒯祥、建造永寿宫的徐杲之外,鲜有出身工匠而做官的案例。工匠作为一个阶层而言,从来就没有真正在中国数千年的政治舞台上唱过主角。


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国家对于工业人才有着极大的需求。同时,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体制,也培养了大量懂技术、懂生产、懂经济的理工科人才。

在那个农业人口占比超80%,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并且没有公考的年代,在城市中、工厂中工作的工程师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于国家政治体系而言也是极好的知识人才来源。从众多国有企业工程师群体中选拔公务员,无疑是一种非常高效的人才选拔手段,并且工程师群体也非常符合当时国家对于发展经济的需求。

正是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造就了一大批出身工科专业,从钢铁、机械、航空航天、石油、建筑、矿山类国企中脱颖而出的高级官员。

但一段特殊历史,随着公考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已经走向结束。

  • 1989年,原人事部在监察部、审计署等6部门进行公务员考试录用试点,当时叫做“国家工作人员录用考试”。
  • 1994年《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正式颁布。
  • 2000年公务员考试开始考查《申论》这一科目,笔试部分由《公共基础知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组成。
  • 2002年开始,国家公务员考试只考查《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

随着“40后”、“50后”官员的退休,“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开始走上舞台,这批高级干部中,文科出身的干部占比已经超过了理工科出身的干部。

统计发现,在158位获得学位的省部级官员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有97人,占比61.39%;理工科学位获得者61人,占比38.61%。
这说明,“工程师治国”的时代渐渐过去,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的领导干部群体崛起,这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趋势。
在97位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中,管理学学位获得者最多,为39人,占比40.21%;其次是经济学学位获得者29人,占比29.89%,而法学学位(包括法律、政治学等专业)获得者有19人,占比19.59%。经济、管理、法律知识与中国国情和发展所需相适应,因此拥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官员脱颖而出。

就公考本身而言,专业偏好也更多的向法律、金融、经济、中文、管理类倾斜,理工科仅有计算机、统计等少数专业受欢迎,而机械、土木、材料、化工等大部分传统工科专业岗位要少的多。

这一现象足以证明,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更加需要具备人文社科背景的人才,辅以计算机、统计等现代理工科人才。对于传统工科类人才的需求相对较少。

总而言之,“工程师治国”这一现象是我国进入工业化时代顺应经济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并非属于常态。

随着社会发展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进入成熟稳定期,“工程师治国”这一特殊时代现象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符合中国数千年来政治传统的“文人治国”将重新回归,人文社科背景的人才更加符合当下以及未来社会稳定治理的需要。

希望考公进入体制内的你,明白应该选什么专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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