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治国的起源是什么？核心又是什么？ 第2页

8.1补充：

很多人强调苏联的影响，“从苏联引进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顺带把苏式计划经济的专家霸权引进了”。在我看来这要分开看，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体系、一大堆XX工业部，确实是苏联影响。但至于所谓的“专家霸权”，就有点生搬硬套了。这方面，新中国和苏联的区别非常大。

苏俄成立的时候，苏共只有三十几万党员，是一群左翼知识分子+工农兵骨干的政治社团，连正规武装都没有，也没有独立自主且长期地组织运作过政权，革命成功后必须大量接收旧帝国的技术官僚甚至军队系统。相较之下，中共在1949年10月已经有448万党员，控制着几百万人的自己一手创建的军队（战争结束后意味着大量的复员军转干部），有着在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执政”的长期经历（丰富的治理实践经验），可以说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国家机器架构（当然建国初期出于统战需要，让出了很多技术部门的高级职位给党外人士），接管并充斥了大量的部门。而且旧中国基础很差，一穷二白，技术官僚、技术专家的体量远小于沙俄（还被台湾分流了一大批），更支撑不起所谓的“专家治国”，可以说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是鲜明的“党领导一切”。甚至很多现代化、工业化的部门，本身就是党一手创建的（很多部门的缔造者本身就是党政军干部而不是“专家”）样。很多技术单位，甚至到了八十年代，仍然是“行政技术两张皮”，行政管理人员仍然是老革命，而不是“工程师”（以杭州某司局级设计院为观察样本）。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一波又一波的各类“运动”，“白专路线”vs“又红又专”,"马钢宪法”vs“鞍钢宪法”，新中国在经济管理、组织人事等方面，一直在进行有别于经典斯大林体制的探索。在“政治挂帅”面前，“专家”还敢有“霸权”？这一历史时期，“治国”的也不是什么“专家”，反倒是大量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兵基层群众，倒是接着各类“运动”的契机，一飞冲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历史时期高等教育方面的变化（这为后来的“工程师治国”埋下了伏笔）。1952年院系调整后，因为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求，新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向理工科倾斜，而“法皇汉帝”们则被打入冷宫。1960年的64所"全国重点大学"，32所是工科，加上农业和医学的，一共40所是科技类的专门学校。而十几所文理科综合大学，也会培养一部分理工科人才。而经过后续的建设、增补，到了改革开放初期，100所左右的“全国重点大学”，除了16所综合性大学、10所左右的财经政法文体艺类专门学校，剩下的几乎全是理工科（及农学医学）专门学校。比例进一步提高。直接奠定了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中，“工程师”的数量和比例优势。

这个数量和比例优势，加上没有制度性的流动阻碍（具体在下面论述），到了八十年代，各类老革命、老干部退出历史舞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风潮下，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工程师”们获得了很多升迁机会。有意思的是，这个时期是中美蜜月，苏联是假想敌的待遇。而到了90年代“工程师治国”时代开启，则更是完全“去苏联化”的历史时期了。

需要指出的是，八十年代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并没有刻意向“工程师”们倾斜，更多是没得选，数量和比例摆在那里。而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读大学的新一代年轻干部群体中，财经政法、人文社科的比例急剧增加（感兴趣的可以看最近十几年成为高层的很多领导的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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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治国”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具体而言：

1.高度国有化、体制化的经济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政企不分”，几乎每个大类的工业领域，尤其是工程师扎堆的重工业领域，都有一个“一一对应”的专属行政部门，这种部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工程技术人员“从政”的过渡站。很多大家熟悉的大领导，从企业技术人员到党政领导，中间都有在“XX工业局”任职领导的经历。而这些行业部门的下属企业，也是“国家单位”，其全民身份的职工，是“国家的人”。“下属企业”和“上级机关”，是同一个“系统”，垂直方向的人员流动，远比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和如今的“行业监管部门”之间，要容易得多。9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改革，行业部门基本上被裁撤，或者演化为发改、工信等部门的一些内设机构，和企业的人事联系被基本切断。地市级以下，技术类工业类的国有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一堆平台类、投资类的国企，和“工程师”没啥关系了。

2.“一盘棋”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90年代之前，虽然也有行政、事业、企业等编制性质的区别，但更多还是强调“干部”身份，国有单位相互间的流动并没有法理上的障碍，组织上的阻碍也比后来要少很多。之后的《公务员法》则阻断了普通工程师调动到党政机关的通道，就算你考过去，之前的职业履历基本作废，和应届生一起慢慢熬资历。另一方面，改革后的国企系统（相较之前的行业部门，普遍降级，政治地位、在政府内部的话语权都大幅下降），其内部的“垂管”特征在不断强化。虽然法理上厅级国企的中层干部可以调任党政机关副处以上领导职位，但实际当中基本上要国企的领导层才会交流到党政机关，并且同等级别下，由于组织架构、人员规模等因素，同年龄起步的国企人员比机关人员，提拔要难得多。央企二级单位（比如省电力公司）和地方政府的人事联系也大幅弱化。杭州某厅级央企，二十年前干部任命文件要抄送省委组织部，对口支援之类也参加省里组织的，后来则基本上只和同系统上级单位玩了。而随着国企改革“管资本”大方向的强化，党政机关和工业技术类国企的人事联系会进一步弱化。

3.赶超型工业化的国家战略。理工科专业、理工科学生、工程师，获得了空前绝后的高地位。五六十年代很多大领导的子女学的就是工科，一些工科院校甚至二代扎堆，这个群体工作后提拔的机会天然大于普通人，也成为“工程师治国”的巨大助力。但现在嘛……

高级别的干部，需要大一个数量级的下级干部作为后备。计划经济年代，工程师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干部队伍中一度达到较高的比例，经过时间的递延（中基层干部到大领导的提拔周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举世瞩目的“工程师治国”的现象，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模式”的成功要素之一。

但如今五六十年代上大学的那一代领导人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八十年代之后上大学的领导，文科商科的比例就显著增加。而今天在“逢进必考”（国企工程师不能调任）、专业限制（大量工科只能卷三不限）、文科化考试（公考除了少数初中小学级别的数学内容，基本上可以归类为文科）的制度背景下，未来“治国”的更可能是“法皇汉帝”。

当然，恐怕这才是与国际接轨。大家熟悉的那些西方国家领导，有几个是工程师出身或理工科背景？但嘲笑别人是“讼棍治国”，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毕竟术业有专攻，“劳心者”治理“劳力者”，天经地义。人家在学校里就开始研究社会、洞察人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当然比整天研究机器的，更懂“治国之道”。工程师嘛，应该立足本职工作，老老实实坐冷板凳，发挥工匠精神，建造大国重器，贡献红利。各种职业间只是分工不同，并无贵贱之分。而如果心浮气躁，整天琢磨着升官发财，怎么对得起国家的培养、人民的养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