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为什么要拆北京城墙？ 第1页

写得太长把很多人都看糊涂了，只能开篇划重点了。

1、梁、陈方案从来不是建一个新北京城，而是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讲白了就是政府办公楼群、家属区以及配套。根本就不是如今地方政府不过脑子的新城建设。

2、梁、陈极为强调循序渐进，各单位自行按照实际情况筹建，分几步走，根本就不是一次建完，没有任何一种规划方案是一次把楼盖完的；而且新中心的选址1950年已经铺设了水电，再往西可以接上日伪时期成形的新市街，在早期开工时成本可以控制得很好。所谓财政论和更为庸俗的钢产量论可以休矣。

3、梁、陈认为，新楼肯定得建（不然你让部委都住在四合院里吗），但在旧城改建新楼，需要大规模拆迁，劳民伤财，与直接在旧城外有规划地建新楼相比，事倍功半。他们的方案强调的就是经济帐、民生帐，强调少花钱、少动迁；然后才是兼顾古城风貌。就连认为旧城改建会更经济的阿布拉莫夫也指出旧城改建新楼要准备20%-25%的拆迁费（莫斯科经验）。

4、梁、陈规划的新的行政中心在哪里呢？在今天的北京西三环之内，那里也是北京，房价不低于五万一平。房山、延庆都算是北京。

5、梁、陈在1950年作为干了半辈子的顶级专家，而且在当时有整个都委会的技术力量，为了新首都做了大半年调研，键盘侠动了30秒脑筋张口就来“书生误国”之前请想清楚。说梁、陈目光短浅的，人家连北京将来会出现停车难（汽车，不是牛车马车）都预言到了，你还想如何，预言歼星舰吗。

6、私货：梁、陈方案最闪光之处不是什么古建保护，而是城市多中心的手笔。今天中央批准北京搞的两轴两带多中心，你猜是源于谁的设想。吴良镛先生说这是挽救北京旧城与新城关系江局的最后一次机会。梁、陈方案当然不是万能的，但其中的理念是极可取的，而且长痛和短痛都轻。

7、别把锅赖在苏联专家身上，真按巴兰尼科夫的设想，北京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比样。苏联专家确实从蛛网状的莫斯科经验出发，认为政治中心应该放在几何中心；而且，搬到城外去，给人一种钦定北京旧城和130万北京居民对新政权没有用处的感觉（真的是这么说的）。但苏方的方案也是极为强调统一的规划建设和对古建的保护，而不是今天这样东一个大院西一个大院。

8、现在有一个很可爱的倾向，就是什么事情都能赖规划，堵车赖规划，买不起房赖规划，看不上病赖规划，子女入学赖规划，宠物苟没牵住撞死了赖规划。中国目前的规划单位，首要的工作是体现甲方的意志，我明确地告诉你这一点。至于你真正应该批判一番的甲方是谁，无可奉告。

9、通水电、造房子，无论怎么搞，那怕是瞎比搞，都是要建的；多出几十万人，想要装得下，都是要大兴土木的，而且都是好几年的寸草不生，只不过是建在哪里、哪个更省钱更科学的区别，不存在梁、陈方案在成本和时间线上异想天开的问题。（下图是1954年，经过四年的多方论证，中央批准的北京市规划总图，这个规模怎么没有人来问诶水电都是**送的么、钢和水泥用量会把那个年代的中国榨干）

10、一点答疑：关于新的行政中心建设过程中部委会不会居无定所。首先，在旧城建办公楼一样不是直接变出来的，一样要临时安置。这是1949年12月中央各部会的分布情况。

在1949年各部委已经找好各自的办公场所了，中央领导进中南海，一般职员通过租房和收缴来的公房也能解决住房（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务院1951年4月出了一个报告，说新来的干部会通过一些手段干预北京的房价，因为1949.10-1951.4由于人口暴增，房租已经涨了10倍，房价涨了5倍），等到建完在搬出去进新中心，这整个过程没毛病啊。而进旧城的后果是，部委临时安置在旧城里，然后在旧城同时拆旧房子建新的办公楼，进一步挤占旧城的居住空间，给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压，房租再涨，普通民众苦不堪言。而且还得把被拆迁了的居民迁出去，并且给他们建新的住宅楼，铺新的水电，准备新的通勤，花更多的时间，用更多的钱，划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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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不回答此类撕逼问题的，但是看到有些人的姿势水平实在令人忍俊不禁。事先声明，我不是城市规划工作者，但是我还见过一些，我觉得有必要跟你们分享一些微小的阅读和见闻。至于保留北京城墙就等于把二环内变成断头路这种说法，这水平实在是太高了，还有之前另一个问题下钢产量的那个，我是断断没有脸皮说出口的。

《梁陈方案》既不是围绕古建和城墙展开的文物保护方案，也不是所谓新建一个北京城。其全称是《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中对于政府行政机关选址一共提出了11条原则，“保护旧建筑文物”名列第11，排在“省事省时，避免劳民伤财”（第5）和“不增加水电工程上困难而是发展”（第6）之后，排名第1的条件是“和于部署原则”（当然这是最基础的规则，这里不表）。

《建议》给出的总则性的概括是：“建议：早日决定首都行政中心区所在地，并请考虑按实际的要求，和在发展上有利条件，展拓旧城与西郊新市区之间地区建立新中心，并配合目前财政状况逐步建造。”所谓的“西郊”许多人都以为是门头沟，咋不说是太行山呢？西郊指的是现在的二环以外，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而且讲得明明白白，就是政府行政机关的用址。它的西面是行政人员住宅及其附属建筑，中轴线往东2公里就是复兴门。同时北京城东郊建设工业，形成大北京的都市计划。无论是工业、文教还是行政一方面能够与老城相呼应，可以彼此呼应，而且产业和住宅相互毗邻，就地解决就业解决通勤问题。为什么现在那么多新城都变成鬼城，就是因为“脱离工作地点的住区单独建立在郊外是不合实际的”。梁、陈就是希望新来的人跟着工作走，落户到城外去。

新建行政中心确实要花钱，但是定在旧城就不花钱吗？还是说会更花钱？1950年老城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21400多人/km2，环境且不论，行政中心迁入后进人要地，原来的市民到何处去？《建议》的论证在于，如果行政中心迁入老城，要建造行政建筑及其配套设施，势必要拆除原先的民房迁移居民，因此还要建造大量人民住宅（这还是良心的做法），然后才能拆除旧屋。《建议》比较两种方案的费用后认为迁入老城要增加四种费用：购买民房地产费（土地国有化以后也没有这回事了梁陈还是图样）、被迁移居民的迁置费（或者干脆政府甩锅不发扔给老百姓自己解决）、被迁移居民在郊外另建房屋的费用、拆除旧有住房及清理地址的工费及运费。一来一去，不仅相当于多建了一批拆迁房，多付了一笔款子，而且还滞后了行政建筑的建造效率，拆了建还不如出去建，直接在城外干干净净直接建个新的，比城内建得有效率、更科学，兼顾社会发展和文物保护。同时工业（东）、文教（北）、政治（西）三中心的建设，能够逐步把城中的人口疏解出来，进入到三中心中完成工业化，而城中已经一塌糊涂的基建可以有机会逐步改观，岂不美哉。当然你告诉我把老百姓的房子直接拆了赶他们走，一点补偿也不用给，也不用建安置房，而且他们还是自愿的，城中方案一下子就能经济实惠起来，当我没说。

这里补充一段官方文件。国家计委1954年10月16日对于北京市委《关于改进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意见向中央的报告中总结：

改建旧城区的主要困难之一，是拆迁与安置居民的问题。旧城内大部分地区建筑密度与人口密度过高，改建时需拆除建筑物与迁移居民的数目很大。据粗略估算，建筑100万平方公尺的7层楼房，需拆除旧房屋18万至28万平方公尺，迁移居民大约2万至3万人。这不仅要解决迁移居民的居住问题，而且要影响其中许多人的职业问题(如手工业者、商贩等)和生活问题(如子女就业等)，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以往几年北京市扩建多于改建，是有它的客观原因的。

关于“城墙”，《建议》是怎么说的呢？注意哦，这里是白纸黑字地原文引用：“因为城墙在心理上的约束，新的兴建仍然在城区以内拥挤着进行，而不像其他没有城墙的城市那样向郊外发展。多开辟新城门，城乡交通本是不成问题的；在新时代的市区内，城墙的约束事实上并不存在。”“今日这一道城墙已是个历史文物艺术的点缀，我们生活发展的需要不应被它所约束。其实城墙上面是极好的人民公园，是可以散步、乘凉、读书、阅报、眺望远景的地方（这并且是中国传统的习惯）。底下可以按交通的需要开辟新门。城墙在心理上的障碍是应予击破的。”所以援引的《新京报》的采访，说“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我大概读的是假的梁思成？

那位孔庆普先生还说：“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建议》要求的就是人民政府别进来，另建新中心，避免出现这些问题。你进都进来了，已经一团糟了，这时候梁先生一句话也不说，你们又不高兴，那怎么办？啊？呵呵。

我们有一位高赞答主说：

“还是你觉得只有老爷们才配在北京城里住，那些劳动人民就只能去城外找个地方猫着，然后每天来给老爷们上工？ 我呸！ 要我说，不能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生计的城市就是魔窟。能让劳动人民吃不上饭的拉不出屎的文物就该拆了。”

现实情况是现在到底是谁住在城里呢？劳动人民是不是猫在回龙观甚至城中村里赶着去上工呢？我好像不知道诶。但是我看到的《建议》就是反对这种做法，特别是反对打进北京坐皇城的封建心理，希望老爷住到西郊去，然后把历史原因产生的城市贫民带过去解决他们的生计，从而避免出现“每早每晚可以多至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建议》还说，如此会导致“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过的人口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欢迎来北京看看对不对。

梁引用沃罗宁的话说，建筑师第一条必须遵守的规则是人民的便利。梁、陈希望避免大拆迁给老百姓增加不便就是反动派，而1958年扩建广场建筑群的时候扒了16000多间民房（至今还有北京居民在讨说法和补偿）就是“向着人民的良心”？新时代的纪念碑和阔马路就能“让劳动人民吃得上饭、拉得出屎”了？马路宽了一年几度的阅兵、运动是好看，但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群众过马路怎么办？（PS.苏联专家也反对扩建长安街）这不是大象走路安问蚂蚁的逻辑吗？可叹的是，“给老爷上工”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越演越烈。我去北京某城中村做田野，村干部兴高采烈地说他们按照北京和中央疏解首都功能的部署，搞腾笼换鸟，把低收入的“外地人”用各种办法逼出去，把房子修修好租给白领住。连城中村都不给外来务工人员住，老爷们打算让他们住到哪里去？

很多自以为懂得规划的人，张口就来资金、钢产量不足的人，大概对规划的认识就当成城市营建游戏，还是幼齿沙盒模式的那种，还不是有点难度的升级养成类。手头有几分钱、几厘钢，确实只能就造几栋楼，但是就意味着之后的规划余量就留这几栋楼吗？1950年造不起，一五计划结束都能搞出十大献礼建筑了，还造不起吗？这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意识问题、路线问题。某位规划界大佬评图的时候有句石破天惊的话：你们啊不要为了省那几个亿，弄得最后大家都后悔。这不能不说是六十年规划教训的深刻总结。

我很好奇那些各种讽刺梁、陈书生误国的键盘侠是不是看过哪怕一个章节、一个字的《建议》，中规院、清规院没有聘你们做城市历史发明学研究真是太可惜了。《建议》里关于怎么一步步盖房子省钱、怎么组织财政预算有专门的一个章节。别不懂装懂，平时带带节奏大家还能忍忍，真正的专业问题少说两句。

北京走到今天这一步，恰恰是之前在规划上走了最糟糕的一条路——就是没有规划，或者说规划无效。既没有按照梁、陈的，也没有听苏联专家的，也没有随朱（兆雪）、赵（冬日）的。不仅老爷们进了老城，而且是自说自话、粗犷地进了城。各自占楼圈地，大院一个接着一个，城里地不够了就占到外面去。中间还有棕地及其职工住宅，以及形形色色的城中村，其中的住房权属和土地性质一团浆糊。而且你猜，北京的规划部门对那些比它级别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的中央单位有没有约束力？

补论：关于西安。

之前看过有个自称是城市大数据的研究，说即使按照梁陈方案来北京还是不能解决交通问题。我一看，人群当中钻出来一个**！哇！你都自称按照梁陈方案办了，还在摊大饼，不搞多中心，只不过是换个地方摊大饼，往东（老城）西（西山）都狗带，这不是花岗岩脑袋吗。西郊建政治中心只是一个变量，但它作为一种理念能牵涉一堆变量。同样，西安城墙也只是一个变量，交通的锅是不是要它来背还可以争论，但是这和北京没有可比性。因为城市研究就是一个混沌模型，不是有a就有b的关系。我也去西安看过，想到有几个问题：1、是否考虑了西安的公共交通运力不足的问题（西安前几年才有地铁）？2、西安是否也存在不该进城的进了城、该建的新城区（雁塔、高新）没建好、没用好的问题？3、是否也出现了圈大院、路网稀的问题？4、城墙上的一些门洞是否已经失去了交通节点的功能而完全变成了旅游景点（这才是真正的断头路）？5、西安城区与城郊及周边县市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直接把锅甩给城墙是不是太武断了？

欢迎专业人士和有理有据的讨论。评论区扣帽子、骂人的一律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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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给我点了赞的规划专业同学，你们坠吼了233333

参考文献

梁思成, 陈占祥.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左川. 首都行政中心位置确定的历史回顾[J].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2008, 1(3):34-53.

不拆城墙就是要200万人挤在一个超级大杂院里吃井水上旱厕，天天提着粪桶去倒粪。是200万人口只能靠17个最宽处仅能满足双向车道的出入口（含两个铁路出路口，真正日常出入口仅15个即老北京16座城门除去内外城之间的崇文正阳宣武再加上建国门和复兴门）来满足所有日常生活？还是你觉得只有老爷们才配在北京城里住，那些劳动人民就只能去城外找个地方猫着，然后每天来给老爷们上工？ 我呸！ 要我说，不能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生计的城市就是魔窟。能让劳动人民吃不上饭的拉不出屎的文物就该拆了。民族文化挡了人民的路就该扔进垃圾堆。良心不为老百姓想那就是黑了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