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军队在世界大战时是否有类似政委的职务？如果没有，为什么？ 第1页

其实呢，在俄语当中，和中文“政治委员”描述比较相近的词大概得有3个，3个。

即：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政治委员、政治领导（政治指挥员）

Военный комиссар——军事委员、政治委员、（地方党政机关事企业单位）军事代表。

Комиссар——专员、政治委员、特派专员、特命全权委员、政治干部、人民委员。

政委就是要解决大家思想上的疙瘩，使他们明白，不懂政治就不能打仗……假如一个军队搞不清楚去哪里打仗和为什么去打仗，就不够格。 ——《夏伯阳》

Военный комиссар和Комиссар在很多国家都有。

在沙俄时期用Военный комиссар和Комиссар指领受沙皇旨意，得到沙皇授予便宜行事权的“钦差大臣”。此外，亦指指受命在民间为军队和战争筹措粮草的人，以及地方政府/总督府中专门负责地方军事、警察治安事务的官员。

据称在16世纪，军队当中军事委员/政治委员的雏形就已经出现，其目的在于为皇帝和国王监控其手下的各诸侯、雇佣军队，确保他们的忠诚。

在克伦威尔时期，英国革命者们也在军队安插了政治委员。

近代在军队中安插政治军官/政治委员（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Военный комиссар）的举措出现在了美国独立战争之中，这些人奉（大陆会议？）命监督大陆军的指挥官，掌控军队和兵员的士气、政治和道德状态。

法国大革命中，在巴黎的共和国政府（还是国民公会来着？）向各地派出了特命委员，这些人奉命处置一切军政事务，可以不按照法律条令，直接对官军民进行处罚乃至死刑。这可以看做是后来苏维埃俄国“人民委员”、“特派员”、“契卡”和“三人小组”的雏形。

总结一下，国内所说的“政治委员”/“军事委员”，大概就是这几个大类：

• 由中央政府/国家最高领导机构派出的，有生杀大权的特命委员，“钦差大臣”。

“钦差”，我想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列宁数次把斯大林踹出莫斯科解救危局，给他的就是“特派专员”的名头

人民委员会任命人民委员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为人民委员会南俄粮食事务全权领导人。 各地方、各区域人民委员会、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各司令部和各部队长官、各铁路机关和车站站长、各内河和海上商船的组织、各地邮局和粮食机关、所有专员和代表均须执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人民委员会主席 乌里扬诺夫（列宁）

随同斯大林一同到达的是400名红军战士，其中包括100名红色拉脱维亚步枪射手。

换言之，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特派委员一样，斯大林取得了独裁式的生杀大权，而这保证了他能在一片混乱中开展工作。

列宁同志：
因急赴前线，只写要事。

一、察里津以南线路仍未恢复。我在督促并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责骂的人，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复。尽可放心，我们不宽恕任何人，不论是自己人或其他人，粮食总会运去。如采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多亏了军事专家，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
二、察里津以南有很多粮食装车待运。等铁路打通，我们就用直达列车把粮食运给你们。
三、您的通知已经收到。为预防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将做好一切准备。请放心，我们的手决不发抖。
四、已经派信使持信去巴库。
五、突厥斯坦的情况不佳，英国正通过阿富汗进行活动。请授予某人（或我）全权（军事性质）的，以便在南俄地区及早采取紧急措施。 由于各边疆地区同中央的联系很差，必须派一位掌握大权的人常驻当地，以便及时采取紧急措施。如果为此目的任命什么人（不论是谁）来担任，请以直达电报告我，委任状也请用直达电报拍发，否则有重演摩尔曼斯克事件的危险。
送上关于突厥斯坦的电报。暂写至此。
您的斯大林，1918年7月7日于察里津。

还有一份

列宁同志：
只说几句话。
一、如果托洛茨基不加考虑地乱发委任状给特利弗诺夫（顿河区域）、阿弗托诺莫夫（库班区域）、柯培（斯塔夫罗波尔），乱发证件给法国使团人员（理应予以逮捕）等等，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月以后我们在北高加索的一切都将全部部垮台，我们将完全丧失这个边区。 托洛茨基现在的行径正和安东诺夫某一时期的行径一样。请让他牢牢记住，不得到当地人的同意不应该随意委任，否则就会给苏维埃政权丢脸。
二、如果不给我们飞机和飞行员、装甲汽车、6英寸炮，察里津战线就守不住，铁路也将长期丧失。
三、南方粮食很多，但是要得到这些粮食，必须有一个不受各军用列车、各集团军司令员等等阻挠的健全机构。不仅如此，还必须让军人帮助粮食工作人员。
粮食问同军事问题是自然地交织在一起的。从工作利益着想，我必须拥有军事全权。这一点我过去提过，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好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自己作主，不经形式上的手续而把那些损害工作的集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撤职。 工作的利益要我这样做，当然，我不会因为没有托洛茨基的公文而不去行动。
斯大林，1918年7月10日于察里津。

从这一份委任状、两份电报上，相信大家已经对“特命全权委员”的职责和工作有了一个大致了解。

• 政府和民事、企事业单位中负责军事问题的“军事委员”，以及地方党政干部战时配合当地驻军，进入该部军事委员会后的“军事委员”。

这类“军事委员”大多都是负责地方上的军事事务，以及作为民间/地方代表进行军地沟通配合工作的人员。其职责包括组织民兵、游击队、军民党政工作，国防教育、预备役登记、征兵、征募军事辅助人员、征募民间物资和车辆、退役伤残军人安置，牺牲军人抚恤等等。

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人们围拢在街上的大广播前收听领导人的讲话。大人们都很担忧，我们这些孩子倒显得很平静。年轻人们都坚信，我们将在敌人的土地上与敌军激战。就如当时流行歌曲所唱的，我们英勇的军队将“以最小的代价和最有力的打击”，只需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击败德国法西斯。德国的工人阶级也会爆发革命，让德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的想法太天真。就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商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龙。对于经历过战争和饥荒的敖德萨居民而言，提早储备好生活必需品是一个很好的应对方法。

大家都开始找敌特份子。任何从外表或者举止上看起来可疑的人员，比如某人对着某一个地方稍微多看了几眼，他就会被要求出示证件接受检查。如果被发现有一丁点异样，他就会被一群小伙子扭送到当地警察局。

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那年我才16岁，正跟11岁的弟弟在郊外参加少先队组织的夏令营。一天下午，我们看到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突然间，从营地石墙后面传来了高射炮射击的声音。我们一直都不知道那里竟然还部署着一个高射炮连。高射炮弹炸开的黑烟在飞机周围绽开，飞机之后就往西边飞走了。

为什么要对着自己的飞机射击？

马上就真相大白了，我们已经同德国开战了，那架是德国人的侦察机。尽管没有遇到危险，但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场战争并不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当天晚些时候，又拉响了两到三次防空警报，伴随着警报声，人们都躲进了防空洞。当天晚上及后来的几天的晚上，在敖德萨市中心都遭受到了夜间轰炸。到了白天就只有德国的侦察机会露面，但我们一架也没有打下来。

不久爸爸带我们回了敖德萨市中心的家。父亲是敖德萨市伏罗希洛夫区兵役局的军事委员和区党委委员。他总是忙于工作，常常在办公室里忙碌到深夜。我不时的回去看他，帮忙递交征兵材料，帮助执勤卫兵维持秩序或打扫办公室。

而在战争中，苏军各方面军、集团军就吸收了当地驻军所在加盟共和国/州的党委书记进入军事委员会，负责军地事务和政治工作。例如以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进入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任委员的尼基塔·赫鲁晓夫。

一张堪称奇特的照片：1941年在西南方面军任委员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交谈。

请注意，当时（1941）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勃列日涅夫的领章上有旅级军衔（而他此前任有军衔的州军事委员），而赫鲁晓夫的领章是空的，这也凸显了军事政治干部和地方政治干部战时拥军的不同。

嗯，这回儿中将委员赫鲁晓夫同志算是满意了。

还有一种，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种。

• 在军队中负责政治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确保军队士气与忠诚，监督军官与士兵政治与道德倾向的军官。

这种军官的典型例子就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当中的议会军事特派员，俄罗斯革命和中国革命当中的红军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当中的政教/政战官长，纳粹德军中的民族社会主义督导官，英美法军队中负责处理政治、政审、清洗、秘密特务、军地事务的司令部参谋。

（别纳闷，在美军中担任一些职务或岗位需要通过不同等级的军队政审，例如翻译。所以不是说你会中英双语就能移民美国，舒舒服服的当个翻译官……）

政治指挥官大多与该部队中的军事指挥官同级，很多情况下军令需要政治和军事两位主官签字才能通过。而副政治指挥员、政治部主任、政治参谋则隶属于军事指挥员。

旅级政委，时任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勃列日涅夫，真的是人比人要死，尼基塔您的确是丑……

而在战争中，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突出作用。

苏联红军的政委和政工制度始于俄国内战时期，以这种制度确保前沙皇军官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随着时间的推移，部队政委和政工的角色却逐步转换成进行政治教育、鼓舞士气和进行宣传工作。在营连一级，基层政工人员(主要是指导员和营政委）还要亲自和部队一起参加战斗，并时常接替在战斗中伤亡的营连长指挥战斗。
事实上，连级指导员的伤亡率有吋甚至和连长一样髙。

下面是苏芬战争中一位临时政委的报告，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所负责的方向和日常工作。

致重坦克第20旅政委库利克同志（团级政委）：
一级技术指挥员、旅部布尔什维克党委书记阿列克谢耶夫的简报：

我奉命向您报告，在12月17日进攻战斗结束后，全营从战场上撤下来27辆坦克（25辆T-28坦克和2辆ВТ坦克）。

1、 2辆T-28坦克被击毁、烧毁并在战场上发生爆炸。这两辆坦克的车组成员，连长列舍托夫和他的驾驶员叶菲莫夫同志，以及另一人（姓名不详）都被烧伤，目前正送往后方的急救站救治。我没有关于其他坦克手的消息。
2、 我们没有关于这两辆坦克剩余车组成员的详细情况，很可能他们还留在战场上被击毁的坦克里：一个坦克排在一级技术官杜德科同志率领下，赶往战场收容。只有杜德科才知道这两辆坦克位置所在。
3、 一辆坦克倾覆陷入反坦克壕沟，由于敌人猛烈的机枪火力阻击，我们无法把它拖出战场撤下。车组成员、坦克的装备和武器都已撤走收容。
4、 撤回集结点的坦克群里共有6名指战员牺牲：
1连指导员诺维科夫，3名军事技术员列扎诺夫、奥尔洛夫和雷索夫，高级指挥员曼图罗夫和戈尔库诺夫。
12人负伤，大部分伤势严重，这其中就有营长德罗兹多夫少校，他的双手和膝盖负伤。一级军事技术官克拉夫丘克头部负伤。所有的伤员都受到良好的救治，并被送往医院。
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营政委杜布洛夫斯基和3连指导员博罗丁的消息，两人都失踪了。

我营剩下有战斗力的坦克不到5辆而已，10到12辆坦克需要小修，10搞坦克无法在营里完成修复（因为装甲带被贯穿，受到重创），这还不包括留在战场上的坦克。目前，我们正给坦克重新加油和补充弹药。我的头部也负了轻伤。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战场的，带着两辆坦克和三名车组成员回到集合点。

我暂代营政委一职。我给营里的党员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接着在营里开了个小会，动员战士们尽快让坦克进入战斗状态。我还指派了各连代理指导员，他们将随时填补营连指导员因伤亡带来的空缺。 此外，我还新任命了1连和3连的代理指挥员。 总的来说，我营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急需补充坦克和坦克手。 坦克手们还是很乐现的，在受损的坦克修复后，他们准备再次投入战斗。 我还没有拟好嘉奖人员名单，但我亲眼目睹坦克第91营指战员的表现不愧为真正的英雄，例如一级军事技术官杜多科、电信员波塔波夫和其他人。

稍后，我将从坦克第91营发来更详细和准确的作战报告。

除了上述坦克，以及机械化第10军给我们补充的5辆补齐车组成员的T-28坦克外，我营已经没有其他可用坦克。
签字：重坦克第20旅布尔什维克党委书记、一级军事技术官阿列克谢耶夫
1939年12月18日02点30分

上图为德国将军对苏军政委的评价。

而在德国，军队政治工作出现了很有趣的发展，军队中的政治教育由“Nationalsozialistischer Führungsoffizier”民族社会主义军事督导官负责，负责向国防军灌输纳粹思想，很多督导官本身就是由国防军军官和部队主官担任（兼任）而不是派遣至军队的纳粹党官员，其职权范围除了政治灌输，在占领区进行战争犯罪之外还包括干涉军事作战行动，这也被认为是国防军纳粹化、战犯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而随着盟军和苏军顽强的进攻到了德国本土，早先德军采取的一系列“思想”措施，包括民族社会主义军事督导官、督战队和战地处决队都没什么效用之后。紧接着粉墨登场的就是各类狂热的国防军纳粹党棍、党卫军将领和地方纳粹党领导人。其中最为“出彩”者当属卡尔·汉克。（Karl Hanke）

卡尔·汉克，狂热的纳粹党棍，党卫军将军，得名“Hangman of Breslau”（布雷斯劳的刽子手），1928年加入纳粹党，此后一路青云直上，1939-1940年在第7装甲师服役，和隆美尔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1941年从国防军退役，此后任西里西亚的纳粹党长官，1945年受命守卫布雷斯劳。

就在这里，卡尔·汉克作为一个小皇帝残酷的行使自己的权力，在布雷斯劳战役及其围城阶段，大批士兵和平民被其处决。

对平民最残酷的暴行发生在1月20-21日，在苏军尚未围城时，汉克要求不能作战的居民离开城市，但火车只有数列，无法带走大部分人。此公拒不提供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也没有在沿途部署救护站和炊事点，就下令驱赶平民，寒冷与踩踏导致数千人死亡，大多是没有体力的儿童和老人。此事件被称为“黑色星期天”。

副市长Wolfgang Spielhagen在“黑色星期天”过后反对卡尔汉克的种种残暴行径和徒劳牺牲士兵、民众和城市为自己揽功的行为。在1945年1月28日被其枪决。

在汉克和党卫军、纳粹党严密监视下的布雷斯劳防御战，被当地的军事指挥官视为没有任何意义的徒劳之战。布雷斯劳并不具备特别的战略战术价值，这个城市并不像苏军宁肯付出巨大伤亡也要极力快速攻克的诸多“要塞城市”一样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和交通用途。其牵制的苏军力量也不过一个集团军（第6集团军）和7个步兵师，其中还有2-3个师调往他处作战，换言之苏军执行的是围而不打之策。这个城市的失守与否既不能改变东线德军的整体状况，也无法挽救第三帝国行将覆灭的命运。

军事上进行这样的死守没有意义，而苏军的空袭、炮轰、双方的交火，以及党卫军和纳粹党的非法行刑和爆破破坏行动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因此在局势无望并且平民蒙受大量伤亡的情况下，代表当地军方的军事指挥官赫曼·尼霍夫和代表布雷斯劳平民的2名牧师（分属天主教会和福音教会）向汉克请求允许投降，被汉克一口回绝——然后这个“死战不退”的“硬汉”早早的备好了一架Fi-156飞机，后来乘其逃之夭夭。

注意这里很有趣的一点，在战争末期，组织守城战斗的最高指挥官都是纳粹党官僚/党卫军将领，而军事将领们却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军事专家”、“军事副长”（苏军在1943年之后是政治副长），比当地纳粹党区领袖低半级的程度。

而且还有一点，此时各种纳粹党官僚手中掌握着一些正规、大量非正规武装力量和大量转为非正规武装部队但仍拥有镇压功能的治安部队。从而拥有了史无前例的，以党政领导人身份所专有的武装力量。

例如纳粹党组建并领导的人民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民族社会主义汽车团、托特（部分）、德意志（少）妇女团、党卫军（部分）、警察、消防、盖世太保、督战/行刑队、游动军事法庭还有一堆其他啥的。

即使在军事和作战行动中，这些部队也只效命于纳粹党官员而非军事指挥官。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身为军事指挥官的尼霍夫想要率军投降，还要拉上各界人士战战兢兢的哀求汉克。

汉克凭借布雷斯劳战役的“优异表现”最终被升为党卫军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总长官。

相关链接：

桜铃莉：二战时期苏联的政委同志是一种什么存在?

赵国星：二战时期苏联的政委同志是一种什么存在?

“我是政委，随我前进！”——女政委安娜·尼坎德罗娃小传

这才是真实的中共军队政委，《亮剑》纯属瞎扯淡。

吴节操：如果团长让你把凳子放屋外，政委让放屋内。你怎么办？

冲锋陷阵的罗斯科政委和他的68426号红星勋章

刘翔熙：本人目前大三党，想去美帝读研究生，然后参与参军入籍计划，请问有没有大神指导！？

刘翔熙：美国有随军牧师制度，是不是意味着军人都要信基督？

说在前面：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我在引用文段前后给的链接来查看我的引用来源，看我是否篡改了哪怕一个字。有需要进一步了解该方面知识的同志也可以点进去读材料。

正文：

实名反对@blachworrior 。

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从未提出推翻资产阶级，相反，在国共内战中，中国共产党一向提倡联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点我觉得某些人该去读一读《新民主主义论》，或者找几篇内战时期的毛选文章看看也好。

比如：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

另外，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绝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政党”。这个政党必须是共产主义政党。

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也是“社会主义政党”，但它们却是为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服务的。

甚至，“社会主义”还可以给比资产阶级还反动的势力服务。

关于这一点，我还是引用《共产党宣言》里面的一段话吧。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反动的社会主义
……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拋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论。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这种掌握，就象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僧侣们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对世俗的法国文献采取相反的作法。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
　　这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作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渐渐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象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的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式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拋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是一些行政上的改良，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

这些19世纪的文字，已经预言了20世纪的世界上出现的那些自称“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党”、“社会革命党”、“社会党”、“社会主义替代党”、“自由共产党”、“左翼民主党”、“左翼党”、“现实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家伙都是什么货色。

然后选举就变成了这样的结果：

真是笑死人，某些人难道比社革党那帮1905年就开始抄家伙干革命的更清楚对方的实力几何？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也不是没和社革党、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搞论战。某些人选择性贴材料很有趣吗？

论“擅自夺取”土地（“社会革命党人”的糟糕论据）（1917年5月20日〔6月2日〕）

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关于出版自由）（1917年9月12日〔25日〕以前）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

我不知道和德国人打仗什么时候成了如此重要的事情，事实上，沙俄的大多数民众对这一作战都不大满意，这一点即使在俄国自由派的著作，如索尔仁尼琴的《红轮》之中也有反映。

1917年克伦斯基攻势的失败， @傅友德 君提到的1918年在乌克兰的失利，都体现了德军此时是不可能被任何一支俄国力量所战胜的。继续对德作战的唯一结果就是1918年夏季德军就攻入莫斯科，然后扶植一个20世纪的伪季米特里。

1918年1月7日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113]
　……
　　7．到现在，即到1918年1月7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已经充分说明，实质上已经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随时都应该预料到而且必须预料到这种最后通牒会正式提出）的主战派，在德国政府（它完全控制了四国同盟中其他几国的政府）内无疑占了上风。这个最后通牒就是或者继续进行战争，或者签订兼并性和约，也就是说和约的条件是我们放弃我们所占领的一切土地，德国人则继续保持他们占领的一切土地，并且要求我们赔款（名义上是支付俘虏的给养费），其数目大约为30亿卢布，分数年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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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在考察主张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理由时，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理由是，单独媾和目前在客观上就是同德国帝国主义者妥协，是“帝国主义的交易”等等，因此这种和约是完全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但是，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工人在罢工失败以后，同意不利于他们而有利于资本家的复工条件，这并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那些为了追求部分工人的利益而使资本家得到利益的人，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才是不能允许的。
　　谁把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的战争称作防御的正义的战争，而实际上却得到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并且对人民隐瞒同这些帝国主义者签订的秘密条约，谁才是背叛社会主义。谁一点也不向人民隐瞒，不同帝国主义签订任何秘密条约，只是由于当时没有力量继续作战，才同意签订不利于一个弱国而有利于某个集团的帝国主义者的和约，谁就丝毫没有背叛社会主义。
　　10．主张立刻进行战争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签订和约在客观上就成了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为这样不但使德国帝国主义能从我国战线上腾出军队，并且还能获得数百万名俘虏等等。但是，这个理由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现在进行革命战争，会帮助英法帝国主义达到自己的目的，使我们在客观上变成英法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英国人曾经直接向我军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建议，只要我们继续作战，他们每月可以发给我们每个士兵100卢布。即使我们不拿英法一文钱，但是，由于我们牵制了一部分德国军队，在客观上我们还是帮助了他们。
　　从这方面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完全摆脱同帝国主义的某种联系，并且很明显，不推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就不能完全摆脱这种联系。因此，正确的结论应当是：从社会主义政府在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的时候起，解决各种问题时就不能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较好这点出发，而只能从发展和巩固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有利的条件出发。
　　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策略的基础，不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现在帮助两个帝国主义中的哪一个较为有利，而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或者至少可以支持到其他国家也起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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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有人说：我们在党的许多声明中曾经公开“答应”要进行革命战争，因而签订单独和约就是违背我们的诺言。
　　这样说是不正确的。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政府在帝国主义时代必须“准备和进行”革命战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我们这样说是为了反对抽象的和平主义，反对在帝国主义时代完全否定“保卫祖国”的理论，最后，是为了反对一部分士兵的纯粹自私的本能，但是，我们并没有承担不顾时机是否成熟就发动革命战争的义务。
　　我们就是在今天也绝对必须准备革命战争。我们现在正象过去履行自己的一切诺言那样履行着自己的这项诺言，我们的诺言只要是能够立刻履行的，都已经履行了，例如，我们废除了各种秘密条约，向各国人民建议缔结公正的和约，屡次设法拖延和平谈判，以便使其他国家的人民有时间来响应。
　　但是，要解决现在能不能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就只能根据实现这一点的物质条件和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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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毫无疑问，我军在目前和在最近几个星期内（也许在最近几个月内）绝对不能击退德国的进攻，因为第一，大多数士兵疲惫不堪和精疲力竭，加之粮食方面遭到空前的破坏，过度疲劳的士兵无人替换，等等；第二，马匹完全无法使用，因而我们的炮兵必定会被歼灭；第三，我们根本不可能保卫从里加到雷瓦尔的海岸线，因此敌人完全可能占领里夫兰的其余部分，然后占领爱斯兰，并从后方包围我们很大一部分军队，最后占领彼得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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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1918年2月11日（24日）《真理报》第34号（无第22条）
全文载于1949冬《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43—252页

——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1918年1月7日〔20日〕-2月11日〔24日〕以前）（篇幅问题，不完全列出，如果谁需要看更多的原因，直接点链接进去看）

事实上，克伦斯基攻势恰恰就是临时政府向其后台英法银行资本家集团的表功工具而已。

另外，国内战争真的是可以避免的吗？

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有人用国内战争来吓唬人（1917年9月8日和9日〔21日和22日〕）这篇文章讲得已经很清楚了。

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
有人用国内战争来吓唬人
（1917年9月8日和9日〔21日和22日〕）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民主派也许会出色地组成一个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政府并且违反立宪民主党人的意愿来管理俄国，对此，资产阶级非常害怕，于是竭尽全力吓唬民主派。
　　尽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恐吓，这就是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口号。尽一切力量来进行恐吓！造谣，诽谤，只要能吓唬人就行！
　　《交易所小报》捏造布尔什维克将发起行动的消息来吓唬人。有人放出空气来吓唬人，说阿列克谢耶夫要辞职，彼得格勒有被德国人突破的危险。似乎事实还没有证明，正是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阿列克谢耶夫无疑也属于他们之列）才会对德国人开放加里西亚的和里加城下的战线，甚至彼得格勒城下的战线，正是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引起军队对大本营的切齿痛恨。
　　有人举出“国内战争”的危险性，借此尽量使这种恐吓民主派的说法显得最“确实”可信。在各种各样的恐吓中，用国内战争来恐吓也许是最流行的一种。人民自由党顿河畔罗斯托夫委员会在9月1日的决议中，把这种流行的即在庸人当中不胫而走的思想表述如下（《言语报》第210号）：
　　“……委员会深信，国内战争会毁掉革命的全部成果，会血流成河，吞没我们幼嫩的、尚未巩固的自由，因此委员会认为，为了拯救革命的成果，必须竭力反对在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空想驱使之下把革命引向深入……”

　　这段话用最明确、最缜密和最详尽的方式表述了在《言语报》社论、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的文章、孟什维克报纸的社论及其他文章中出现过无数次的一个基本思想。所以，较详细地谈谈这种思想不是没有好处的。
　　我们想根据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已有经验，尽可能具体地分析一下国内战争问题。
　　这种经验同18世纪末开始的所有欧洲革命的经验是完全一致的，它告诉我们：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一系列经济的和政治的冲突和搏斗经过不断的重复、积累、扩大和激化，最后就变成一个阶级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在一些稍微自由和先进的国家里，最常见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它们之间的对立是由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发展和全世界现代社会的全部历史造成和加深的，这两个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同样，在我国革命以来的半年内，我们经历了4月20—21日和7月3—4日这两次异常猛烈的自发的爆发，这种爆发已非常接近于无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而科尔尼洛夫叛乱则是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地主和资本家所支持的军事阴谋，这种军事阴谋事实上已经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
　　事实就是这样。我们自己革命的历史就是这样。而这段历史首先应当好好地加以学习，应当好好地考虑这段历史的进程和它的阶级意义。
　　对于无产阶级所发动的和资产阶级所发动的俄国国内战争的开端，我们试从下列几点来加以比较：（1）运动的自发性，（2）运动的目的，（3）参加运动的群众的觉悟性，（4）运动的力量，（5）运动的顽强性。我们认为，如果现在所有那些不加分析地“乱用”“国内战争”一词的政党都能这样提出问题，并试着实际研究一下国内战争的开端，那么整个俄国革命的觉悟性一定会大大提高。
　　先谈运动的自发性。关于7月3—4日事件，我们有孟什维克的《工人报》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人民事业报》这两个见证人的证词，他们都承认运动是自发兴起的事实。这些证词，我在《无产阶级事业报》上的一篇文章［注：见本卷第33—44页。——编者注］中曾经引证过，这篇文章还以《答复诽谤者》为题印成了单页传单。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为了替自己辩护，为了替自己参与迫害布尔什维克的行为辩护，还在郑重其事地继续否认7月3—4日事件是自发爆发的。
　　我们暂且抛开有争议的事实，就谈没有争议的事实。任何人也不否认4月20—21日运动的自发性。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参加这个自发的运动的。已故的林杰当时把3万名准备要去逮捕政府成员的武装士兵带上街头，他参加运动与我党毫无关系。（顺便指出，对于带出士兵这个事实还没作过调查研究。但是，如果深入地思考一下这个事实，把4月20日事件同事态发展历史地联系起来，即把它当作从2月28日到8月29日整个事态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那就可以清楚看出：布尔什维克的过错在于他们的策略不够革命，而决不象庸人们所指责的那样，在于他们的策略过分革命。）
　　总之，这个接近于无产阶级所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的运动具有自发性，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科尔尼洛夫叛乱连一点近似自发的迹象都没有，它完全是那些指望靠欺骗和命令来胁迫一部分军队的将军们策划的阴谋。
　　运动的自发性是运动深入群众、运动根深蒂固、运动不可避免的标志，这是不容怀疑的。从运动的自发性来看，事实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有根基，资产阶级反革命没有根基。
　　现在来看看运动的目的。4月20—21日事件最接近布尔什维克的口号，7月3—4日事件则是直接与这些口号有关，是在这些口号影响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进行国内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实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实现和平和立即提出缔结和约、没收地主土地，关于这一切布尔什维克党在自己的报纸上和口头鼓动中都是完全公开、肯定、明确、毫不隐讳地说出来的。
　　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民主派中谁也不否认，那就是实行地主和资产阶级专政、驱散苏维埃、准备恢复君主制。立宪民主党是主要的科尔尼洛夫式的政党（顺便讲一下，今后应当称它为科尔尼洛夫党），它拥有的报刊和鼓动人员比布尔什维克多，但是它从来不敢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驱散苏维埃以及科尔尼洛夫的全部目的公开告诉人民！
　　从运动的目的来看，事实表明，无产阶级进行的国内战争可以公开向人民说明自己的最终目的，以此赢得劳动人民的同情，而资产阶级进行的国内战争只有掩盖自己的目的才能设法抓住一部分群众；可见，在群众的觉悟性问题上存在很大差别。
　　在这个问题上的客观材料，大概全是同党派倾向和选举有关的。其他足以确切判断群众觉悟性的事实似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运动则是由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这是很清楚的，在有了半年的革命经验之后，未必还会引起争议。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根据事实作三个比较。把彼得格勒的区杜马的5月选举和中央杜马的8月选举作一比较，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人的票数减少了，而布尔什维克的票数大大增加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承认，哪里聚集着工人或士兵群众，哪里照例总会显示出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
　　其次，群众关心党的这种觉悟性，在有关党员人数变动以及出席会议人数等等的统计材料都没有的条件下，只能根据事实，根据已经公布的为党捐款的资料来判断。这些资料表明，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在为《真理报》和其他被封闭的报纸捐款方面表现了极大的群众性的英勇精神。捐款报表向来是公布的。我们没看到立宪民主党人有任何类似的做法，他们的党的工作显然是靠富人出钱来“维持”的。根本没有一点群众积极支援的影子。
　　最后，把4月20—21日的运动、7月3—4日的运动跟科尔尼洛夫叛乱作一比较，我们就会看出，布尔什维克总是向群众直接指出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的敌人是资产阶级，是地主和资本家。而科尔尼洛夫叛乱已经表明，跟着科尔尼洛夫走的军队是完全受骗了，当“野蛮师”和科尔尼洛夫的部队同彼得格勒人一接触，这一骗局就被揭穿了。
　　下面来谈谈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的力量的材料。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完全在于无产者的人数和觉悟性，在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和孟什维克的“下层”（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对布尔什维克口号的赞同，而实际上正是这些口号在4月26—21日、6月18日和7月3—4日吸引了彼得格勒大多数积极的革命群众，这是事实。
　　这样把“议会”选举的材料和上述群众运动的材料加以比较，就完全证实俄国也出现了西欧出现过多次的情况，就是从影响群众和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的角度来看，革命无产阶级在议会外斗争中的力量大大超过在议会斗争中的力量。这是在国内战争问题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为什么议会斗争和选举的一切条件和整个环境会使被压迫阶级的力量看起来不及他们在国内战争中实际上能发挥出来的力量，这是不难理解的。
　　立宪民主党人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力量在于财富。英法资本和帝国主义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这已经为许许多多政治行动和报刊所证实。大家知道，在8月12日召开的莫斯科会议上整个“右派”都疯狂地拥护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大家知道，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也“援助”科尔尼洛夫。还有材料说他得到银行的援助。
　　全部财富的力量都支持科尔尼洛夫，可是他垮得多么可悲而迅速！除富人外，科尔尼洛夫分子可以说只有两种社会力量：“野蛮师”和哥萨克。前者仅仅是一种无知和受骗的力量。报刊愈是被资产阶级把持，这种力量就愈可怕。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就会立刻彻底铲除这个“力量”源泉。
　　至于哥萨克，它是俄国一个边疆区的居民阶层，由富有者、中小土地占有者（平均占有土地约50俄亩）所构成，这个阶层保留着特别多的中世纪生活、经济和习俗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俄国旺代[77]的社会经济基础。但是，有关科尔尼洛夫—卡列金运动的事实表明了什么呢？甚至连卡列金这样一位为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所支持的“敬爱的领袖”，也还是没有把群众运动发动起来！！卡列金发动内战远比布尔什维克“直接”，即远比布尔什维克直截了当。卡列金直接“到顿河去发动”，可是，他在“自己”的边疆区，即在远离全俄民主派的哥萨克边疆区，也还是没有把任何群众运动发动起来！相反地，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们在反布尔什维克的全俄民主派影响和势力的中心，却看到运动多次自发地爆发起来。
　　现在还没有说明各个阶层和各个经济类别的哥萨克对民主派和对科尔尼洛夫叛乱采取什么态度的客观材料。现有的材料只能说明，大多数贫穷的和中等的哥萨克比较倾向于民主派，只有军官和富裕的哥萨克上层才是完全拥护科尔尼洛夫的。
　　无论如何，在有了8月26—31日的经验之后，历史已经证明，有利于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哥萨克群众运动是非常脆弱的。
　　剩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运动的顽强性问题。关于布尔什维克运动，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一个证实了的事实，就是在俄国建立共和国的半年来，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既在出版机构和鼓动人员占巨大优势的情况下对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了思想斗争（“姑妄”把诽谤运动也算作“思想”斗争），又对它使用了迫害手段，成百地逮捕人，捣毁了一个主要的印刷所，查封了一家主要的报纸和其他许多报纸。事实所证明的结果是：在彼得格勒的8月选举中布尔什维主义大大加强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中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主义派和“左派”也随之加强了。这就说明，在共和制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异常顽强的。事实表明，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再加上孟什维克的共同努力丝毫没有能削弱这个运动。相反，正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和“民主派”的联合加强了布尔什维主义。而除了思想影响和迫害手段之外，再不可能有其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段了。
　　目前还没有说明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运动的顽强性的材料。立宪民主党人没有遭到过任何迫害。连古契柯夫都被释放了，连马克拉柯夫和米留可夫都没有被逮捕。连《言语报》都没有被查封。立宪民主党人被宽恕了。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受到克伦斯基政府的照顾。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假设英法的和俄国的里亚布申斯基之流再成百万地资助立宪民主党人、《统一报》、《日报》等等参加彼得格勒的新的竞选运动，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的今天，他们得票会不会增加呢？从集会等等情况看来，恐怕不得不对这一问题作否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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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对俄国革命历史材料所作的比较综合起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显示出运动的力量、运动的觉悟性、运动的根基、运动的发展和运动的顽强性。而资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没有显示出任何力量、任何群众的觉悟性、任何根基、任何胜利的可能性。
　　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结成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即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联盟，已经经过了好几个月实践的考验，暂时隐蔽起来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民主派”的这个联盟，实际上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布尔什维克，使“联合”遭到了破产，也使孟什维克中“左的”反对派增强了力量。
　　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结成的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即反对资产阶级的联盟，还没有受到考验。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个联盟只在一条战线上，只在8月26—31日这5天里，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受到了考验，这个联盟当时最彻底地战胜了反革命，这样轻易地取得胜利是以前任何一次革命没有的，它给了资产阶级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和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以致命的镇压，使反革命方面所发动的国内战争彻底破产，使这种战争一开始就烟消云散，没有展开任何“战斗”就破灭了。
　　而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及其一切应声虫（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之流等等）面对这个历史事实竟拚命叫喊：正是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有“招致”国内战争惨祸的“危险”！……
　　这话令人可笑，更令人可悲。令人可悲的是，象这样公开、露骨、惊人的谬论，对事实的嘲弄，对我国整个革命历史的嘲弄，居然还能够找到听众……这表明资产阶级别有用心的谎话还在广泛流传（只要报刊还被资产阶级垄断着，这种谎话就必然要流传），它正在压倒和淹没绝对无可怀疑、显然无可争辩的革命教训。
　　如果说有一种绝对不容争辩、完全被事实证实了的革命教训，那就只有一个：唯有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结成联盟，唯有立即使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才能使俄国的国内战争不可能发生。因为面对这种联盟，面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发动的任何国内战争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战争”甚至连一仗都打不成，资产阶级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甚至连“野蛮师”、连原先那么几支哥萨克部队也无法再一次调来反对苏维埃政府了！
　　任何革命的和平发展，一般说来，都是一件非常罕见和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革命是最尖锐的阶级矛盾的极度激化；但是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能够给被非正义的万恶的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群众以和平，给农民以全部土地，那么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机，在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如果苏维埃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如果苏维埃屏弃对民主原则的“小偷”、“盗窃”行为，例如不再规定士兵每500人有1名代表，而工人选民每1000人才有1名代表，那么苏维埃内部各党派争取政权的斗争就可以和平地进行。在一个民主的共和国里，这种小偷行为是一定会消灭的。
　　苏维埃会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向各国人民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在这样的苏维埃面前，无论是英法和俄国资产阶级的联盟，还是科尔尼洛夫、布坎南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的联盟，米留可夫同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之流的联盟，都是完全不可怕的，完全没有力量的。
　　资产阶级会进行反抗，反对无偿地把土地交给农民，反对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实行类似的改革，反对公正的和约，反对同帝国主义决裂，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使这种反抗发展到国内战争的地步，那就多少要有一些能打仗并且能战胜苏维埃的群众。可是资产阶级没有这样的群众，而且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这样的群众。苏维埃愈迅速愈坚决地掌握全部政权，“野蛮师”以及哥萨克就会分裂得愈快，分裂成极少数自觉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绝大多数工农民主和社会主义（因为那时谈的正是社会主义）联盟的拥护者。
　　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反抗就会使每个资本家受到几十个几百个工人和农民的“照管”、监察、监督和计算，因为他们的利益要求对资本家欺骗人民的行为进行斗争。这种计算和监督的形式和方法正是由资本主义，正是由银行、大工厂、辛迪加、铁路、邮局、消费合作社和工会这些资本主义的产物制定出来的，而且变得简单易行了。苏维埃只要惩办那些逃避精细的计算或者欺骗人民的资本家，没收其全部财产并予以短期拘留，用这种不流血的办法就足以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因为正是通过国有化的银行，通过职员联合会、邮局、消费合作社和工会，监督和计算将包罗万象、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往不胜。
　　况且，俄国的苏维埃，即俄国工人和贫苦农民的联盟，在自己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道路上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假如我们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就不能彻底地而且是和平地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实质上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任务。但是我们有极其强大的后备军，即其他国家的更先进的工人大军，而且，俄国同帝国主义决裂，同帝国主义战争决裂，必然会加速这些国家日益成熟的工人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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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谈到国内战争会“血流成河”。上面引证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立宪民主党人的决议中就谈到了这一点。所有资产者和所有机会主义者都在用千百种不同的腔调重复着这种说法。所有觉悟的工人都在嘲笑这种说法，而且会一直嘲笑下去，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对这种说法是不能不加以嘲笑的。
　　但是，关于我们当前战争时期“血流成河”的问题，可以而且应当根据对力量的大致的估计，根据对影响和结果的估计来考察，并且要认真对待，而不能把它当作一句人云亦云的空话，不能把它仅仅当作立宪民主党人的一种假仁假义，诚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科尔尼洛夫能够得逞，使俄国“血流成河”，以达到恢复资产阶级专政、地主政权和君主制的目的。
　　既然有人对我们说到“血流成河”，我们也来分析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假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继续动摇不定，不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不推翻克伦斯基，而用稍微不同的形式（例如用“无党派的”科尔尼洛夫分子来代替立宪民主党人）恢复过去同资产阶级的腐败的妥协，不用苏维埃机关来代替国家政权机关，不提出缔结和约，不同帝国主义决裂，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假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目前动摇的结果就是这样，“9月12日”[78]的结果也正是这样。
　　我们俄国革命的经验最清楚地表明，这样做的后果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更加削弱，更加脱离群众，群众的愤怒和痛恨极度增长，群众对革命无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同情大大加强。
　　那时首都的无产阶级会比现在更接近于公社，接近于工人起义，接近于夺取政权，接近于更高形式的、更坚决的国内战争；在有了4月20—21日和7月3—4日的经验之后，应当承认这种结果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立宪民主党人在喊叫“血流成河”。但是，这种血流成河会使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取得胜利，而这种胜利又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带来和平，也就是说会保全目前正在为着资本家瓜分利润和赃物（兼并的土地）而流血的几十万人的生命。假如4月20—21日事件的结果是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而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的布尔什维克又在苏维埃内部取得了胜利，那么即使为此付出了“血流成河”的代价，但可以把显然死于6月18日战斗的50万俄国士兵的生命保全下来。
　　每个觉悟的俄国工人和士兵，只要权衡一下、考虑一下目前到处都提出的国内战争问题，现在和将来都会算这笔帐；当然，这种多少有些阅历、多少用过脑子的工人和士兵决不会被“血流成河”的哭叫声吓倒，因为这样哭叫的个人、政党和集团正打算为了君士坦丁堡、为了利沃夫、为了华沙、为了“战胜德国”而再葬送几百万俄国士兵的生命。
　　国内战争中不管怎样“血流成河”，远不能同俄国帝国主义者在6月19日以后所造成的血流成海相比（只要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这个惨剧本来是极有可能避免的）。
　　米留可夫、波特列索夫、普列汉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你们在战争时期提出论据来反对国内战争中的“血流成河”可得小心一些，因为士兵们都知道也看到过血流成海的情景。
　　在1917年的现在，在空前艰苦的、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万恶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的今天，俄国革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只要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能赢得停战，赢得和平，避免再流几个血海。
　　因为，互相敌对的英法帝国主义和德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英日美帝国主义要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也极难办到，并且单单由于俄国的地理位置，我们就丝毫也不怕这种联合。同时，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都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这是事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和必然性是不容置疑的，要认真支持这个革命，当然不能靠派遣代表团去跟外国的普列汉诺夫或策列铁里之流玩弄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把戏，而只能靠推进俄国革命。
　　资产者叫喊道，即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俄国公社的失败，即无产阶级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这是骗人的出于阶级私利的叫嚣。
　　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夺得政权，就完全有可能保持政权，并且使俄国一直坚持到西欧革命的胜利。
　　这是因为，第一，从巴黎公社那时以来，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我们不会重犯公社的致命错误，不会把银行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不会对我们的凡尔赛分子（即科尔尼洛夫分子）只取守势，而会转为攻势，消灭他们。
　　第二，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俄国带来和平。在各国人民经历了三年多的大厮杀惨祸之后，任何力量也推翻不了和平的政府，推翻不了提出缔结真诚的公正的和约的政府。
　　第三，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会立即无偿地给农民土地。被我们的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特别是克伦斯基政府玩弄的“与地主勾结的把戏”所折磨和激怒了的广大农民，会竭尽全力、全心全意、奋不顾身地支持胜利了的无产阶级。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你们总在谈论人民的“英勇努力”。就在最近几天，我在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社论上还看到这句话。对你们来说，这只是一句空话。但是，读到这句话的工人和农民却在考虑这句话，而且每一次的思考由于有了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经验、彼舍霍诺夫出任部长的“经验”、切尔诺夫出任部长的“经验”等等而更为深刻；每一次思考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英勇努力”只能是贫苦农民对城市工人，即对自己的最可靠的同盟者和领袖的信任。这种英勇努力只能是俄国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去战胜资产阶级，因为只有这种胜利才能消除折磨人的动摇，才能带来出路，带来土地，带来和平。
　　如果能通过立即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途径，实现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的联盟，这是最好的。布尔什维克会尽一切可能，使革命发展的这条和平道路得到保证。否则，单靠立宪会议本身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在立宪会议中，社会革命党人还是可以继续跟立宪民主党人，跟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克伦斯基（他们比立宪民主党人好在哪里呢？）等等搞妥协的“把戏”。
　　如果连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经验都没有使“民主派”学到什么东西，他们仍继续奉行有害的动摇妥协的政策，那我们就要说：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这种动摇更能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了。先生们，别用国内战争来吓唬人吧！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们不肯立即彻底清算科尔尼洛夫叛乱，清算“联合”的话，——而这场战争一定会战胜剥削者，给农民土地，给人民和平，开辟一条走向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道路。


载于1917年9月16日（29日）《工人之路报》第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14—228页

胜利者写历史的时候什么时候这些都不存在了？

只不过历史书篇幅不够罢了。如果把所有派系都介绍一遍，苏俄内战史就够出一本书。

布尔什维克本来就要掀桌子玩命的。是不是“掀桌子玩命”是区别共产主义政党和剥削阶级的、反动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唯一区别。而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掀桌子玩命”，傅友德君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就不再赘述。

另外，为什么不准粮食流出？

B君又陷入了只看结果，不看原因的怪圈了。

论饥荒（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1918年5月22日）

论饥荒（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148]
（1918年5月22日）


　　同志们！前几天你们的一位代表来我这里，他是位党员同志，是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这个同志把彼得格勒极端严重的饥荒情形详细地讲给我听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许多工业省份，粮食问题也同样尖锐，饥荒也同样无情地威胁着工人和所有贫苦农民。 同时我们看到在粮食和其他食品方面投机活动十分猖獗。饥荒的造成并不是由于俄国没有粮食，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在粮食这个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上，同劳动者的统治，同工人国家，同苏维埃政权作最后的斗争。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其中包括农村的财主，富农，破坏粮食垄断，破坏国家的粮食分配办法，这种办法是为了把粮食供给全体人民，首先是供给工人、劳动者和穷人。资产阶级破坏固定价格，进行粮食投机，每普特粮食赚一二百以至更多的卢布，破坏粮食垄断和合理分配粮食的办法，他们所用的破坏手段，就是贿赂、收买和恶意赞助一切危害工人政权的行为，这个工人政权正在力求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任何一个劳动者都懂得的。这是一切工人，一切贫苦农民以至中农，一切过过穷日子的人，一切靠自己的工资生活的人都同意的。十分之九的俄国居民赞成这个真理。这个简单的、十分简单和明显不过的真理，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泉源，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不可摧毁的保障。
　　但问题的实质在于：表示同意这个真理，发誓赞成这个真理，口头上承认这个真理，是一回事，而善于实现这个真理却是另一回事。在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中，当几十万以至几百万人忍饥挨饿（在彼得格勒，在非农业省份，在莫斯科），而财主、富农和投机商却把千百万普特粮食隐藏起来的时候，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应该认真而深入地思考一下。
　　怎样才能实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呢？非常清楚，要实现这个原则，第一，必须实行国家粮食垄断，即绝对禁止任何私人买卖粮食，全部余粮都必须按照固定价格交售给国家，绝对禁止任何人保存和隐藏余粮。第二，为此必须最严格地计算一切余粮，妥善地把粮食从余粮区运往缺粮区，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供消费、加工和播种用的储备。第三，为此必须在工人的即无产阶级的国家的监督下，公平合理地把粮食分配给全体公民，不给富人任何特权和优待。
　　只要把这些战胜饥荒的条件稍微想一想，就足以了解那些可鄙的无政府主义空谈家愚蠢到了何等的地步，他们竟否认国家政权（并且是一个对资产阶级极端严酷、对捣乱者铁面无情的政权）对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对于劳动者摆脱一切压迫和一切剥削的必要性。正是现在，当我国革命已经直接地、具体地、实际着手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这也正是这一革命的不可磨灭的功绩）的时候，并且恰恰是在主要问题即粮食问题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到，必须有钢铁般的革命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全国广大范围内组织食品的收集、运输和分配，同时要计算千千万万人的消费，要估计到今后一年以至许多年内的生产条件和成果（因为会有歉收的年份，为了增加粮食收成而常常要进行多年的工作来改良土壤，等等）。
　　罗曼诺夫和克伦斯基遗留给工人阶级的，是一个被他们所进行的掠夺的、罪恶的、非常痛苦的战争弄得完全破产的国家，是一个被俄国和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劫掠一空的国家。只有最严格地计算每一普特粮食，只有绝对平均地分配每一磅粮食，才能使粮食够一切人吃。机器的粮食即燃料也极端缺乏，如果不集中全力来严格无情地节省消费和实行合理分配，那么铁路和工厂就会停顿，全国人民就会遭受失业和饥荒的危害。灾难就在眼前，已经非常逼近了。在非常艰苦的5月之后，还有更艰苦的6月、7月和8月。
　　实行国家粮食垄断，在我国已由法律明文规定，可是实际上每走一步都遭到资产阶级的破坏。农村的财主，富农，土豪，鱼肉乡里几十年，现在宁愿靠投机、酿私酒来营利，因为这可以使他们发财，至于造成饥荒的罪过，他们就推到苏维埃政权身上。那些富农的政治上的辩护士——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是这样干的，他们公开地和秘密地“从事”反对粮食垄断，反对苏维埃政权。无气节者的党，即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这方面也是毫无气节：它为资产阶级的自私的叫喊号泣所迷惑，大叫反对粮食垄断，“抗议”粮食专卖，它被资产阶级弄得恐慌不安，害怕同富农作斗争，歇斯底里地东奔西窜，要求提高固定价格，允许私人买卖等等。
　　这个无气节者的党在政治上反映实际生活中常有的一种情况：当富农挑唆贫苦农民去反对苏维埃的时候，就收买贫苦农民，譬如给某个贫苦农民一普特粮食，不要他付6卢布，而只要他付3卢布，让这个被腐蚀的贫农也去“享受”投机的甜头，以150卢布的投机价格出卖这一普特粮食而“发发小财”，让他也变成大喊大叫的人，去反对禁止私人买卖粮食的苏维埃。
　　凡是能够思索的人，凡是愿意稍加思索的人，都会明白目前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
　　或者是觉悟的先进工人把贫苦农民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建立钢铁般的秩序，建立严厉无情的政权，即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获得胜利，强迫富农服从，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燃料；
　　或者是资产阶级在富农的帮助下，在无气节的和昏头昏脑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间接支持下，把苏维埃政权推翻，拥立一个亲德的或亲日的科尔尼洛夫，这个科尔尼洛夫就会强迫人民每日做工16小时，每星期只给八分之一磅的面包，枪杀工人群众，在审讯室里实行拷打，象在芬兰和乌克兰那样。
　　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国家的状况危急到了极点。
　　凡是细心思索政治生活的人都不会不看见，立宪民主党人正在设法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达成谅解：究竟是亲德的科尔尼洛夫还是亲日的科尔尼洛夫“更令人称心一些”，究竟是戴王冠的科尔尼洛夫还是实行共和的科尔尼洛夫对于镇压革命更好和更可靠一些。
　　现在是一切觉悟工人，一切先进工人达成谅解的时候了，是他们振奋起来并懂得每一分钟的迟延都有断送国家、断送革命的危险的时候了。
　　用治标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诉苦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企图为“自己”即为“自己的”工厂、“自己的”企业“零星”弄一点粮食和燃料的办法，只会助长混乱状态，只会方便投机商的自私自利的、黑暗龌龊的勾当。
　　彼得格勒的工人同志们！我之所以要写这封信给你们，原因就在这里。彼得格勒不是全俄国。彼得格勒的工人只是俄国工人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彼得格勒的工人是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中的一支优秀的、先进的、最觉悟、最革命、最坚决、最不容易受空话影响、最少受毫无气节的绝望情绪影响、最不怕资产阶级威吓的队伍。在各国人民的生活的危急关头，甚至先进阶级人数不多的先进队伍，也能把所有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燃起群众革命热情的火焰，完成伟大的历史功勋，这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
　　彼得格勒工人的代表向我说：在他们普梯洛夫工厂里原来有4万工人，但其中大多数都是“临时”工，不是无产者，而是些不可靠的、软弱的人。现在只剩下15000人了，但都是无产者，都是经过斗争考验和锻炼的人。
　　正是这样的革命先锋队——无论在彼得格勒还是在全国——应当大声号召，应当一致奋起，应当认清，国家命运就操在他们手中，他们必须表现出与1905年1月和10月、1917年2月和10月时同样的英勇精神，应当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粮食投机商，反对富农、土豪、捣乱者和受贿者，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在收集、运输和分配粮食和燃料方面破坏国家严格秩序的人。
　　只有先进工人普遍振奋起来，才能拯救国家和革命。需要有几万个先进工人，受过锻炼的无产者。他们要具有很高的觉悟，能够向全国各地千百万贫苦农民说明情况，并成为他们的领袖。他们要具有十分坚毅的精神，能够无情地屏弃和枪毙一切受投机利益“诱惑”（这是常有的事）、从为人民事业奋斗的战士堕落为掠夺者的人。他们要非常坚定和忠于革命，能够有组织地把在全国各地进行讨伐的一切重担挑起来，以便建立秩序，巩固各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在各地对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燃料进行监督。
　　这比在几天中表现英勇精神，既不离开久居之地，也不作长途讨伐，而只是举行突发性的起义去打倒恶魔和白痴罗曼诺夫或者傻瓜和吹牛大王克伦斯基要困难得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长期坚毅的组织工作上表现英勇精神，比在起义中表现英勇精神困难得多，同时也高得多。而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级之所以有力量，始终是由于它们能勇敢、直接、公开地正视危险，不害怕承认危险，能清醒地估量哪些势力是站在“自己”营垒方面，哪些势力是站在“外人”即剥削者的营垒方面。革命在前进、发展和增长。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也在增长。斗争的广度和深度在增长。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燃料，努力获得粮食和燃料，由工人在全国范围内对此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主要的前阶。这已经不是“一般革命的”任务，而正是共产主义的任务，正是劳动者和贫苦农民应当向资本主义进行决战的任务。
　　在这个战斗上值得献出一切力量。这个
战斗的困难是很大的，然而我们为之奋斗的消灭压迫和剥削的事业也是伟大的。
　　当人民在挨饿，当失业现象日益严重的时候，凡是隐藏一普特余粮的人，凡是使国家损失一普特燃料的人，都是最大的罪犯。
　　在这样的时候（而对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永远如此），每一普特粮食和燃料都是真正的圣物，比神父们用来愚弄蠢人的圣物要高尚得多，因为神父们不过是以升天堂来安慰在地上过着奴隶生活的人们罢了。为了从这种真正的圣物上扫除一切神父式的“神圣性”，就必须实际掌握这种圣物，必须做到在实际上合理分配这些圣物，必须把所有一切余粮彻底地搜集起来，作为国家的存粮，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肃清隐藏余粮或尚未收集余粮的现象，必须通过工人的坚决有力的手做到竭力增产燃料，大大节省燃料，在燃料运输和消费方面建立极严格的秩序。
　　需要先进工人到所有生产粮食和燃料的地区，到所有运输和分配粮食和燃料的重要地区，去进行大规模的“十字军讨伐”，以便加强工作，十倍地加强工作，以便帮助各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实行计算和监督，以便用武力消灭投机活动、受贿和懒散现象。这个任务并不是新任务。老实说，历史并没有提出新任务，只是随着革命规模的扩大、革命困难的增加及其全世界历史任务的意义的增高，而扩大旧任务的范围和规模。
　　十月革命的、苏维埃革命的最伟大而不可破灭的成就之一，就是先进工人以贫苦农民领导者的资格、以农村劳动群众领袖的资格、以劳动国家建设者的资格“到民间去”。彼得格勒派出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工人到农村去，其他的无产阶级中心也派出了优秀工人到那里去。同卡列金之流和杜托夫之流作斗争的战斗队，征粮队，都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了。任务只是在于，由于灾难逼近，情况艰难，我们必须去做比以前多十倍的工作。
　　工人成了贫苦农民的先进的领袖，并不就成了圣人。他领导人民前进，可是他也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工人队伍中最有组织、最有觉悟、最守纪律和最坚决的工人愈少，这些队伍就愈容易涣散，代表过去的小私有者自发势力战胜代表未来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觉悟的情况也就愈多。
　　工人阶级开创了共产主义革命，并不能一下子就丢掉自己身上的弱点和毛病。这些东西都是从地主资本家社会，从剥削者和土豪的社会，从少数人卑鄙地钻营财富而多数人遭受贫困的社会继承下来的。可是工人阶级能够战胜并且归根到底肯定必然会战胜旧世界，能够战胜它的毛病和弱点，只要不断有一批又一批人数更多、经验更丰富、在困难斗争中受到更多锻炼的工人队伍去同敌人作斗争就能做到这一点。
　　现在俄国的情形正是这样。个人行动，分散作战，决不能战胜饥荒和失业。需要先进工人到幅员广大的全国各地去进行大规模的“十字军讨伐”。需要派出人数多十倍的由觉悟的、无限忠于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所组成的钢铁般的队伍。那时我们就能战胜饥荒和失业。那时我们就能使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前阶。那时我们也就能够进行胜利的防御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强盗。

尼·列宁
1918年5月22日

载于1918年5月24日《真理报》第10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57—364页

来源：《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

在战时状态下，严格地执行配给是必然。难道这有什么可责备的吗？同时俄国出现的其他几个政权难道不是如此吗？除了不搞储备，走到哪里吃哪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安纳奇主义者马赫诺。

这种焦土战术并不少见嘛。库图佐夫当年就是靠这样的办法磨死了拿破仑。至于合约的事情上面讲了，不再赘述。

看起来很波澜壮阔，反对派实力强大，布尔什维克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对吧？

事实上这一伙可怜货色不比中国内战中的民盟、民革、民建、农工之流强多少。基本没几个有兵的，除了少数几个人拉起了一小支民兵游击队，然后迅速被红军、白军夹击干烂之外，基本没有什么作用。

至于跟着白军的那些人呢？

根据维基：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

Many SRs fought for the Whites or Greens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alongside some Mensheviks and other banned moderate socialist elements. The Tambov Rebellion against the Bolsheviks was led by an SR, Aleksandr Antonov. However, after Admiral Kolchak was installed as "Supreme Leader," of the White Movement in November 1918, he expelled all Marxists from the ranks. As a result, many SRs placed their organization behind White lines at the service of the Red Guards and the CHEKA. Later, many Left SRs became Communists.
Following Lenin's instructions, a trial of SRs was held in Moscow in 1922, which led to protests by, among others, Eugene Debs, Karl Kautsky, and Albert Einstein. Most of the defendants were found guilty, but did not plead guilty.

可怜社革党为高尔察克抬轿子，落得一个被扫地出门的悲惨结局，最后居然又回去跟着布尔什维克干活。当然你们也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最后一个社革党也没杀。更有不少左翼社革党在布尔什维克那里继续干活。

至于那个什么坦波夫抵抗军，社革党成员唯一拉出来的武装力量：

就这点兵力也好意思说你是俄国内战前第一大党？

更悲惨的是：

这支军队事实上是一支安纳奇主义的绿军！安东诺夫事实上也只不过是一个给安纳奇主义者打下手的可怜角色而已！

就连唯一一支由自己成员指挥的部队也不是自己的部队，求社会革命党人们的心理阴影面积。

相比起高尔察克SM社革党，邓尼金SM彼得留拉更带劲。

彼得留拉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首脑，原本也是社民工党系统内的，但是1905年革命中，他带着整个乌克兰的社民工党系统脱离了，事实上和毕苏斯基的波兰社会党一样整体脱党了。

在内战中，他和社革党在乌克兰的分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联合作战，当邓尼金向红军进攻时，他们站在了邓尼金一边，而等待他们和乌克兰人民的结局是：

乌克兰地缘、历史、与现状报告（六）

1919年8月30日，彼得留拉趁乌克兰苏维埃军队无法招架邓尼金之机，攻克基辅；但随即邓尼金驱逐了彼得留拉的军队。邓尼金认为乌克兰必须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他本人也是帝俄的旧军官。他统治下的乌克兰没有丝毫独立的可能，完全回到了沙俄时代。他恢复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动用军队强行收回农民已分得的土地与农具。1919年当年收获粮食的三分之一、草的一半、蔬菜的六分之一，农民均应无偿交还给地主或土地出租者。此外，一次性交纳邓尼金军队军需费按每俄亩五普特粮食上交。不按时上交者将受到强制加倍征收。①另外他还禁止用乌克兰语教学和乌克兰语报纸。这点引起了乌克兰人的极度仇视。对乌克兰农民来说，恰如全球通史中所叙述的：“我们不喜欢委员，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不懂乡下的事情；但我们又不想回到革命之前，因为是革命分给了我们土地（大意）⑤”。乌克兰农民自然宁可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也不愿意屈服邓尼金。邓尼金脚下的乌克兰在颤动，在反抗。
彼得留拉被驱逐出基辅后随即率领部队对邓尼金发动了进攻，企图夺回基辅。但这是以卵击石--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已经被波兰吞并，他军中疫病横行，到10月底5万彼得留拉军队只剩下4000人；其中还有一半人即加利西亚军不是他的嫡系。于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其它领导人认为，与邓尼金合作是唯一的出路。对此彼得留拉只好选择通电下野，指示残部进行游击战。（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彼得留拉被苏俄乃至苏联称为“彼得留拉匪帮“）自己去华沙争取波兰人的援助。在他看来，西乌克兰一直不和东乌克兰即乌克兰民族共和国走一条路；更何况西乌克兰已经被波兰占领，波兰又有从海到海的野心，因而反对邓尼金；这么说来，民族主义的波兰算是可用之力。他抛弃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而剩下的残部只能在邓尼金背后打游击；这支部队比乌克兰苏维埃的游击队更惨（好歹人家还是有苏俄支援的），但后世乌克兰独立后为了宣扬这个不屈的精神，故而命名为”冬征“。

我真的很想笑，虽然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关于傅友德君为什么关评论，他之前就明确说过了。

至于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取缔媒体呢？

这一点我们还是让列宁先生自己来回答吧。

列宁：论“民主”与专政（1918年12月23日）

论“民主”与专政
列宁
（1918年12月23日）
　　莫斯科收到的几期柏林出版的《红旗报》和维也纳出版的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吶喊报》（Weckruf）向我们表明，拥护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社会主义叛徒谢德曼和艾柏特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遭到了德奥革命无产者的真正代表的应有的反击。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两个标志着第三国际的活力和成长的机关报。
　　显然，现在不论在德国或奥地利，革命的主要问题都是这个问题：是立宪会议呢，还是苏维埃政权？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的所有代表人物，从谢德曼到考茨基，都拥护立宪会议，并称自己的观点是捍卫“民主”（考茨基甚至说到“纯粹民主”）反对专政的。对于考茨基的观点，我已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刚出版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小册子中做了详尽的分析。现在我想把这个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简要地阐述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已实际地提到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程上了。
　　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高谈“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来欺骗群众，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让资产阶级继续掌握整个国家权力机关吧！让一小撮剥削者继续利用旧有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吧！很明显，资产阶级总是喜欢把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选举叫做“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全民的”选举，用这些字眼掩盖真相，掩盖这样的事实：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权掌握在剥削者的手里，所以根本谈不上被剥削者即极大多数居民的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对资产阶级来说，向人民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把它说成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是有好处和有必要的；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重复这个论调，实际上是拋弃无产阶级观点，转到资产阶级那边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后一次合写《共产党宣言》序言时（这是在1872年），认为必须使工人特别注意，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即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该摧毁和打碎这个机器。叛徒考茨基写了一本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于，对工人隐瞒这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根本歪曲马克思主义，当然，谢德曼之流的先生们对这本书赞扬备至是完全应该的，正如资产阶级代理人赞扬跑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人是完全应该的一样。
　　工人和一切劳动者被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和四年掠夺战争弄得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资本家和投机商却继续掌握掠夺来的“财产”和“现成的”国家权力机关，在这种时候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平等、自由、全民性，就是嘲笑被剥削劳动者，就是侮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说：你们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利用这个在历史上比封建制度前进了一大步的民主，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它的历史条件性和局限性，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国家在君主制度和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都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资产阶级不得不说假话，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说成“全民政权”或一般民主和纯粹民主；但实际上，这种民主共和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可惜现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在帮他们的忙）支持这种谎言、这种假话。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则揭穿这种假话，直接而公开地向工人和劳动群众说明真相：民主共和制、立宪会议、全民选举等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要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种专政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的压迫，摆脱资产阶级民主即富人的民主的骗局、虚假和伪善，才能实行穷人的民主，使工人和贫农事实上享受到民主的好处，而现在（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下）绝大多数劳动者事实上是享受不到民主的好处的。
　　例如拿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来说。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硬要工人相信，目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民主”的。这是撒谎，因为实际上资本家、剥削者、地主、投机商掌握着十分之九可供开会的最好的建筑，十分之九的纸张，印刷所等等。城市的工人、农村的长工和短工实际上被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考茨基和伦纳之流先生们就是在捍卫这种权利，可惜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投向他们了）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机关即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法官等等摈弃于民主之外。目前德意志“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集会和出版自由”，就是撒谎，就是骗人，实际上这是富人收买和贿赂报刊的自由，是富人用资产阶级报纸谎言这样的劣等烧酒来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保持自己的地主宅第和最好的建筑等等的“所有权”的自由。无产阶级专政则要从资本家手里把地主宅第、高楼大厦、印刷所、纸库拿过来供劳动者使用。
　　于是，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和他们一道的还有外国同路人如龚帕斯、韩德逊、列诺得尔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大吼大叫，说这是用“一个阶级的专政”代替“全民的”、“纯粹的”民主！
　　我们的回答是：胡说。这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以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形式伪装起来的专政）。这是用穷人的民主代替富人的民主。这是用大多数居民即劳动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代替少数剥削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这是民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大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因为资本歪曲和缩小了一切民主，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制的资产阶级民主。这是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这种代替是使国家根本消亡的唯一道路。
　　资产阶级的伪善的朋友们或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天真的小资产者和庸人们问道：为什么不实行一个阶级的专政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到“纯粹”民主呢？
　　我们回答说，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而小业主必然是动摇的、软弱的，必然是空喊“纯粹”民主即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民主的愚蠢幻想家。要摆脱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除了被压迫阶级的专政而外设有别的出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被资本主义联合起来和“训练”出来、能够率领那些过着小资产阶级生活而摇摆不定的劳动群众前进（带领他们前进或至少使他们“中立”）的唯一阶级。只有甜蜜蜜的市侩和庸人才会幻想不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就可以推翻资本的压迫，并用这种幻想欺骗自己和工人。目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这种反抗还没有公然展开，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始剥夺剥夺者。剥夺一经开始，反抗就会是激烈的、疯狂的。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对自己和工人隐瞒这一点，出卖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在最紧要的关头离开了阶级斗争和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立场，而走上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走上了“社会和平”或剥削者同被剥削者调和的立场。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在迅速地教导人们。德奥的城市工人和农村雇农很快就会明白，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一定会唾弃这些“社会叛徒”，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主义叛徒，正象俄国无产阶级唾弃了同样是一些小资产者和庸人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样。无产阶级一定会看出，——上述这些“领袖”的统治愈厉害就会愈快地看出，——只有用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关于这种国家，马克思谈得很多，但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歪曲和背叛了马克思）或苏维埃式的国家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才能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枷锁和战争。
1918年12月23日于莫斯科
《列宁选集》第3卷第710页　

另外，前面那篇关于国内战争的文章，也提到临时政府也是查禁布尔什维克的媒体的，所以临时政府没资格嘲笑布尔什维克。

至于列宁在此文中提到的那一篇《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篇幅原因，我就不贴出来了，在这里大家可以读到：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

这篇文章是很有意义的。这篇文章是对第二国际分子的总揭露、总批判，我认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无论你是第三国际派、第四国际派、偏本土化的毛派、霍查派，还是其他别的什么派系，只要你是支持以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革命来摧毁反动势力和剥削阶级的经济统治、政治统治的，就应该读一读，学习学习这篇文献。

最后，对某些“社会主义者”，我们只有拿这句话送给他们：

小资产阶级当权，大资产阶级就要上台。

——1967年8月《关于军队支左问题的指示》

补充一下英国在二战的情况。

1984年前英军机关的三个分支称为G（general，司令部）、A（adjutant，人事部）、Q（quartermaster，后勤部）。

司令部参谋分三级，GSO1（上校中校），GSO2（少校），GSO3（上尉）。上校军衔以上的司令部参谋不再分级，直接以军衔+任职部门称，司令部大校是BGS（brigadier, general staff）,司令部少将就是MGGS（major general, general staff）

司令部的部门长，同时负责协调机关的全面工作和司令部的本职工作，但是主要精力依然会放在司令部工作上。

人事部和后勤部的参谋分四级，以职位前缀来区分，从上到下是deputy（大校）, assistant（上校中校）, deputy assistant（少校）和staff captain（上尉）。比如少校后勤参谋是deputy assistant quartermaster general。

英军在war office以下各兵团和部队，人事部和后勤部合署办公，称为A/Q staff或administrative staff（行政部），所以部门长的职务就是adjutant and quartermaster general，根据级别不同再加上上面的前缀。比如旅一级的行政部部门长是deputy assistant adjutant and quartermaster general。

具体到楼主问题，英国陆军在二次大战期间部队和兵团机关里职权类似政委的职务就是行政部的部门长和他之下具体负责人事工作的副手。

以下是人事部分管的专业兵种：

Judge Advocate Staff（军法）

Medical Service（军医）

Graves Registration（丧葬）

Chaplains（牧师）

Welfare Activities（福利）

Pay Service（工资）

Provost Service（军警、纠察）

可以看出，除了军医在我国军队由机关里后勤部管理，其余的基本和政治部的职能相当。

但是应注意，英军强调一长制，除了装甲部队外，各级部队编制内不设副职，不设参谋长，机关参谋的级别无一例外都低于下属部队或者分队主官的级别。上述所谓行政部的部门长和人事参谋连苏军取消政委后各级部队的政治副职的地位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