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名士名臣可以往来各国为官为政而不被认为是「叛国投敌」「不忠不义」？ 第1页

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是一种更接近夫妻、朋友的“义合”关系而非父子那样的“自然”关系，有“义合”自然就有“义绝”：

《论语·先进》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左传·襄公十四年》

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

这里的“道”和“义”，一方面指君主对臣子的态度：

《论语·八佾》

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

《孟子·离娄下》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另一方面则是君主的为政之道：

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

这就是“不君”。

而无论是“义合”还是“义绝”都是有一套仪式规范的。君臣关系的建立需要“策名委质”，策名就是登记入册，委贽就是献上礼物，这是“事君”之始。

古者始事，必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质于君，然后为臣。

而所谓“奉身而退”，也要做到仁至义尽：

臣之事君，三谏不从，有待放之礼。

当然，以上都是理论要求，其中不乏后世学者的主观解读，实际情况又要复杂一些，但是总的来说，当时的君臣关系绝非帝制时代那样天经地义、无远弗届，而是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选择性的。

题主所举的几个例子，又不尽相同：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楚太子建的太傅，则应该说他与楚平王一开始就不存在君臣关系，其效忠对象应该是太子建，自然谈不上不忠不义；即便存在君臣关系，当楚平王以不正当的理由杀掉其父兄之后，君臣之义也就终结了，而基于复仇的大义，事吴伐楚更是无可厚非。

吴起去鲁投魏，去魏投楚，都是由于受到了君主的无端猜忌，可能还有被杀的危险，但总不能与伍子胥面临的情况相提并论，而他又没有做到“仁至义尽”，因此他的名声多少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至于孟尝君，相秦倒没什么，基本可以认为是被迫，但是后来相魏伐齐就很过分了，他又没有伍子胥这样的深仇大恨。而且虽然“公子无去国之义”很大程度上是董仲舒的私货，但是总归要对祖宗基业承担更大的责任的。实际上他虽说位列战国四公子，但是这个人的评价似乎一向都不怎么高，荀子就说他“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

还要强调的是，君臣观念的变化，并非朝夕之功，非但先秦，即便是两汉的君臣关系，也不同于很多人的固有印象，比如东汉就有所谓“二重君臣观”：

景行止：东汉二重君主观（二元君主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性质？

朋友，我看你是把很多东西搞混了，搞得自己很困惑。

这里我说一句，每个人对自己祖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感情。先秦时也不例外。当然也有特殊情况。

你所说说的伍子胥等人，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情况。一、先在一国为官，再去另外一国为官。这个伍子胥、孟尝君、公孙衍都符合。二、直接去外国为官的。这个张仪符合。

我们先分析下前一种，前面那些人是什么心理？当时人怎么看他们？

先看下伍子胥，伍子胥背叛楚国是有原因的，就是父兄无辜被杀，伍子胥自己在楚国也是同样的下场。所以他辗转到了吴国，帮助吴国复仇。而且当时吴国和楚国一直是对立的。所以伍子胥攻打楚国，一是报家仇，二是为国效力。而且，我们看下伍子胥这个人，他也是很忠心的，多次苦谏夫差，最后不得善终。所以说，伍子胥背叛祖国，是情有可原的。而且伍子胥这个人没问题。但他“鞭尸雪耻”的行为，也是多为“忠义之士”所诟病的。所以说，伍子胥背叛楚国，情有可原。但也受过诟病的。

再看孟尝君，首先孟尝君和齐闵王有矛盾是双方都有责任。但明显齐闵王因为田甲劫王，已经怀疑孟尝君。所以孟尝君回去封邑，后来又做了魏相，做了伐齐的急先锋。相比伍子胥，孟尝君的理由就没有那么充分了。所以孟尝君受到的谴责也比较多。

“薛公〔背〕故主，轻忘其薛，不顾其先君之丘墓。”

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再看公孙衍。首先，我们要看到公孙衍是魏国阴晋人，阴晋在哪里呢？今天陕西华阴县，本是秦地，魏文侯时魏国夺取，到公孙衍任秦大良造之后，魏国干脆就把地方献给秦国了。所以，对于这个出身秦、魏边境的人，可能对于国籍、祖国什么的没有那么浓厚的情节。而且公孙衍离开秦国，入魏为官。很可能是因为张仪取代了公孙衍，公孙衍才入魏的。所以，间接的说，是秦惠王“背叛”了公孙衍，而非公孙衍背叛秦国。

最后是张仪，张仪是最后一种，他在魏国穷困潦倒，到了秦国才做上秦相。他之后做魏相是为推行他的连横策略。他是受秦惠王的大恩，他为秦惠王谋事也是应该的。而且，他并没有多么损害魏国的利益，他的目的是，秦国和魏国联合，对付齐、楚等国。在张仪时期，秦国攻打魏国，都是为了执行这“萝卜大棒”政策而已，对魏国的损害也是很有限的。所以魏惠王也会任用张仪为相，肯听张仪的。

最后说下，这些在外国做官的人，对于祖国的是什么感受。

陈轸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舄乎？”王曰：“不闻。”曰：“越人庄舄仕楚执珪，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珪，贵富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

对于“故主”的又是什么情感呢？

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戻，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

可以看出，人们对故土家园，不是没有情感。而是一个比较而已。不错，一边是生你养你的祖国，但你穷困潦倒没人鸟你（张仪），甚至还毒打你（范雎），更有甚者，无辜杀害你的家人（伍子胥）。而另一边，是对你推心置腹，重用你。相信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了。

至于于禁，这个的确被黑的比较惨。但于禁也的确有污点。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秦汉以后，人们对于投降，就已经有明显的不齿的看法了。比如李陵，汉武帝认为你就该自杀。这和春秋时期的很多情况不同的，比如春秋时很多大人物都做过俘虏，比如百里奚、孟明视（有观点认为父子二人为一人的分化）、智罃等等。这是因为春秋时，各国还有一些“贵族时代”的余风。投降、被俘虏不丢脸。而秦汉以后就不一样了。

再者，我们看下曹操是怎么对待于禁的，相当重用，相当厚待。但于禁投降了，相反庞德宁死不降。形成鲜明对比。所以说，不能把于禁的事情等同于伍子胥、张仪等人的情况。第一时代不同。第二他们个人的具体遭遇也不同。第三，就要对于禁“被人唾弃”表示遗憾了。

最后说一句，在战国时期，纵横家们出任他国的大官，很多时候是为推行自己的政策而已。比如秦臣张仪出任魏相，就是为了推行秦、魏连横。比如秦臣韩夤相齐，是为了齐、秦联合。再比如赵臣楼缓相秦，也是推行秦、赵联合。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当时时代的特殊现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