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1 世纪是生物的世纪」成了笑谈？ 第1页

“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这句话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陈章良说的。

陈章良于1983年、22岁时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留学，1987年、26岁时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北大直接给了他副教授。

现在的海归太多，圣路易斯华盛顿的博士想要在2018年当上北大的讲师，需要有很突出的论文水平，而且在入校后需要经过6年的考核、持续产出高水平文章，才能拿到终身教职。

而在1987年，一个美国名校博士，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么稀缺的一件事呢？

之前的一个回答说过：一直到1998年，北大教师的博士率也只有1/4，就更不用说海归博士了，一直到21世纪的头几年，澳洲/香港的博士都能比较容易的拿到国内顶级大学的教职。

而在1998年之前的10年，80年代的中国，刚打开国门没多久，国内外物质条件差距大到颠覆许多人的三观。《北京人在纽约》里，学医的、拉大提琴的，都愿意到美国当纺织工——当时在美国刷盘子也比在国内当高级知识分子赚得多得多。

而在1987年，陈章良、以及同年回国的林毅夫，显然不care这点收入差距，而是放眼于更大的目标——在高速发展的中国，以自己极其稀缺的美国博士海归的身份，搏一把大的，获得一个远高于美国中产阶级的物质、地位和影响力回报。

陈于26岁拿到北大副教授职位，28岁当上正教授，31岁出任生物系主任，34岁当上北大副校长。

这样的神速，在如今不可想象。

林毅夫的故事更是众所皆知，他不仅是1987年从美国回国，更是早在1979年就从金门抱着篮球游泳投奔大陆，足见他的进取心。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朝鲜今年宣布和美国建交，开始搞改革开放。那估计明年也会有一些朝鲜/韩国裔美国科学家突击回国，在10多年后成为朝鲜的副部级、部级干部。

陈章良是学基因技术的，回国后一边在学术界的地位飞速攀升，另一边创建了“未名生物集团公司”，后来又创建了“北大生物城”——在上地开发区圈了不小的一块地，如今周边房价10万一平。

陈后来当了农大校长、广西副主席、科协副主席、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可以说是很好的把个人努力放在了历史的进程当中，为生命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立下了汗马功劳。

再来看一个例子：

程京，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博后、讲师，其简历上还有一个“美国AVIVA公司技术总监”的title。

这样的简历，能在2000年时，给总理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做讲座。总理当场拍板给钱（据说是5亿，2000年的5亿）建设生物芯片公司。

2000年2月29日，在北京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第十次科技讲座”上，程京分析了生物芯片作为新世纪革命性技术的战略意义，建议尽快建立国家级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迅速研发出一批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专门技术，实施强强结合，打造中国的生物芯片产业，主动迎击国际竞争。此建议引起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高度重视，他当即拍板：“给你6个月时间准备……”正是这次讲座揭开了博奥生物乃至中国生物芯片产业发展的序幕。

2000年9月，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卫生部和教育部的支持下，以清华大学企业集团为投资主体的生物芯片研发企业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正式组建；并以博奥为依托，建立了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这样在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的阶级跨越，对于90年代的中国，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当时的海归博士实在是太稀缺了。

那么，为什么在90年代，生命科学的海归博士们在在舆论上那么红火，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呢？

答案也简单，因为“就业越惨的专业越先回国”。

从90年代到2010年代的海归回国浪潮来看，学科越基础、越不好就业的，越先出现名校海归大批回国的状况。

在美国不好就业 —> 就业了也赚不到大钱 —> 不如回国博一把大的。

最开始大规模回国的，在80、90年代就开始大规模产生影响力的，就是生物方向的博士。

因此生物方向的海归也就比其他学科更早在中国这个高速发展的列车上占了坑。

而那些热门领域的学者们，因为在美国很好就业，没必要回国，也就少有能赶上这趟车的。

于是，整个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在三观形成的90年代-21世纪初。电视、书本上都是铺天盖地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克隆”、“生物芯片”......以及陈的那句名言——“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

从而导致在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左右的高考填报中，生命科学成了热门专业，生科成了北大清华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之一。

那个年代没有自媒体，互联网也是稀罕事，考入名校的师兄师姐们基本就是一去不复返的传说，很难向下反馈。而等这波人毕业后，在互联网时代，就掀起了对生科的反攻倒算潮。

我的一位学长，是90年代末的理科状元，本科进入了生命科学学院。和程金一样，他后来也去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博后工作，现在已经快40，终于在今年找到了国内一家名校的教职。

如今，说起高考选专业，他的原话是：“不管怎样，不学生物就好”。

所以，“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这句话，能流行这么长时间、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对一代人的专业选择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是和历史进程是分不开的：

• 生科不好就业，大批生科博士在80、90年代就回国奔事业
• 中国在80、90年代极其缺乏海归人才，这些人获得了火箭般的事业爬升
• 21世纪初，一些华人顶级生命科学学者陆续回国，继续接棒这杆大旗

从陈章良到程京到施一公，在他们回国的时间点，其他热门专业的顶级华人学者极少见全职回国的，即使回国也主要混企业界而不是学术界/政界。

而生科的学者们回国后，主要就走上了从学术界到政界这条路，在顶级大学里扩张生命科学的招生规模，同时也大力宣传生命科学产业的重要性，从国家忽悠经费办企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产生了很大的舆论影响。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发展大时代下的种种机缘巧合，只是苦了一代高分考生。

除了学术界以外，许多领域都是如此，个人命运在时代大潮下沉沉浮浮：

比如当年《红楼梦》王熙凤的扮演者其实应该是乐韵，邓婕只是备胎。但乐韵想去香港，就放弃了，这让备胎邓婕一举成名。

而乐韵追随一名香港艺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他的第三者，后来被甩，穷困潦倒，还拍过三级片，最后在28岁时自杀。

上了贼船的生物博士们，对比下乐韵，可能就会好过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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