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宋代说几句:
宋代分的不是科举和杂途,而是“有出身”和“杂出身(无出身、余人)”。
以文官而言,“有出身”与“杂出身(无出身、余人)”[1]这两者在可以出任的职务、升迁速度等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差别。部分时期,甚至连其所拥有的具体“本官/寄禄官”,都会有明显差别[2]。
指的是该名官员通过“获得进士或类似功名”的途径入仕,抑或在通过某种途径入仕后又获得了“进士或类似功名”,具体包括了:
(一)“通过进士科考试合格者”。即通过“发解试、省试、殿试”这三级考试考取进士者,以及南宋时通过“发解试、类省试[3]”这两级考试者。
(二)“特赐进士功名者”。即因种种原因,被特别赐予进士功名的人。他们包括“一部分特奏名[4]进士高名次者”“一部分考中童子举(童子科)者”“一部分上书献言献策者”“一部分怀才不遇的名士”“一部分杂出身(无出身)的宰执高官”“一部分归明、归正[5]的官员或士人”“一部分以身殉国官员的子弟”“一部分宰执大臣的子弟”“一部分外戚及子弟”“一部分先贤后代”等等……
(三)“通过制科(制举)考试合格者”。宋代的制科(制举)包括“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书判拔萃”“茂才异等”等科……制科的难度很大,且时行时罢。整个宋代,考中制科者仅有49人。
(四)“通过九经科考试合格者”。“九经”乃是“诸科”里最难的一科,其待遇与其他诸科不同,而与进士科相仿。在该科(于神宗朝)停罢前,曾考取者的人数相对很少。
(五)“通过明经科考试合格者”。唐代的“明经”是对“经”“礼”“传”诸科的总称。而宋代的“明经”[6]则是诸科以外的单独一科,创设于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
明经科,并试三经,谓大经、中经、小经各一也。以《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谷梁传》《公羊传》为小经。其习《礼记》为大经者,许以《周礼》《仪礼》为中小经;习《春秋左氏传》者,许以《谷梁传》《公羊传》为小经。每经试墨义、大义各十道,仍帖《论语》《孝经》十道,分八场,以六道为合格。又试时务策三道,以文词典雅者为通。其出身与进士同。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明经科与诸科一同被废罢。其存在不过14年,考取者的人数可想而知。
(六)“依太学三舍法考选合格者”。这是(神宗朝)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之一,是从太学里直接考选文官的途径,即依“三舍(外舍、内舍、上舍)法”考选太学上舍学生为官。在北宋神宗、哲宗等朝,以及南宋孝宗、光宗等朝时,通过该途径出仕的官员,普遍较受宠遇。“舍选(三舍考选)”第一名的待遇与地位,有时甚至比进士科的状元还要来得更高。但就人数上来看,除了(舍选完全取代科举取士的)徽宗朝部分时期外,大多数实行舍选的时期,经此途径入仕者往往相对很少。
(七)“通过词科考试合格者”。宋代的“词科”于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创设后,先后名为“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博学宏词科”“词学科”。该科地位更是特殊。只在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后至理宗朝之间,允许杂出身(无出身)者报考,其它时间则仅允许有出身者报考。考取者自然相对也很少。
不属于有出身者的,即为杂出身(无出身)者。其中入仕为文官的途径主要有:
(一)“恩荫(门荫)补官者”。根据文武官员、宗室、外戚的官职、地位,而为其子孙、亲属,乃至门客、仆从补授官职的“恩荫(门荫)”制度,在两宋时为宋朝的官僚体系提供了大量的官员。虽然宋代中、高级文官的位置,绝大多数都被“有出身者”,尤其是“进士出身者”占据了。但倘若单纯从人数占比上来看的话,基层文官里却是以恩荫出身的官员占比更高的。
(二)“通过(除“九经”外的)诸科考试合格者”。宋代的诸科包括“九经”“五经”“明法”“学究”“三史”“三传”“三礼”“开元礼”等科……其中考取“九经”以外科目者,属于杂出身者。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诸科废罢后,只有“明法科”改头换面成为了“新科明法科”,并存续了下去,直到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年)彻底废罢。
(三)“流外入仕者”。宋代各级衙门里的胥吏各有一套升迁系统。吏人在未犯过错的情况下,通过积累年资和功劳,便可“出职”,从流外入仕,成为流内官员。
(四)“摄官转正者”。主要推行于两广(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的“摄官”制度。宋代两广地区的多数地方,生产力有限、经济不发达、自然条件恶劣,因此导致了——一方面本地人很难考上科举,另一方面外地官员普遍不愿意到两广来出任基层职务。宋廷为了应对这种状况,便在两广地区于当地“因特恩补授无品散官之人”或“落第士子”中考选“摄官”。这些“摄官”,在基层任职3至6年后,才有机会转正,成为正式官员。
(五)“进纳(献纳、纳粟、纳赀)补官者”。即通过买官途径入仕者。两宋时,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买官的价码,以及能买到的官衔往往有很大不同。
宋代官员所谓“最高”,无非宰相了。
宋代的杂出身(无出身)者,想要做到宰相这样的位置,往往需要身处特殊的时期,或遭逢特殊的机缘。
两宋宰相里(严格意义上的)的杂出身(无出身)者,据我所知仅有以下6人:
魏仁浦,吏人流外入仕。其本为后周宰相,太祖初留用。
赵普、沈伦(沈义伦),皆是节镇幕府征辟入仕。后又同为赵匡胤幕府的僚佐,一起成为北宋开国功臣,并先后拜相。
吕端、陈执中、韩侂胄,都是恩荫出身。吕端因“大事不糊涂”,而受太宗重用;陈执中因“推动真宗立储”,而受仁宗重用;韩侂胄因参与“绍熙内禅”,拥立宁宗即位,而受宁宗重用[7]。
另,针对本问题下另几位的回答中,对某些宋代宰相或平章军国事的出身的误解,再多几句嘴:
富弼是制科出身(即有出身者中的第三类),朱胜非、万俟卨、陈康伯是太学上舍出身(即有出身者中的第六类),他们都是有出身者。
而贾似道,虽是恩荫入仕,但他很快就于嘉熙二年(1238年)中了进士,更是立派(りっぱ)的有出身者了……
还有,某些读史料不认真的学者老喜欢拿理宗朝的另一宰相赵葵说事儿。然而他于淳祐二年(1242年)二月当上执政(具体为“同知枢密院事”)时,已获赐进士出身了(即有出身者中的第二类)。